李培根在劍橋大學演講：今天的中國呼喚理性

?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

導言：

近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受邀在英國劍橋大學做了一場主題為「呼喚理性」的演講。

李培根院士，1983年赴美留學，1987年在威斯康辛—麥迪遜大學獲得博士學位。2003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曾任華中科技大學校長（2005—2014），現為中國機械工程學會副理事長、教育部機械工程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本文據李培根現場演講實錄整理，小標題為編者所加，並經本人審定。

演講 | 李培根（中國工程院院士）

責編 | 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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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士們、先生們：

下午好！非常榮幸能夠有機會在劍橋跟諸位劍橋的高材生們交流，我感到很高興。

當得知我能夠在這裡做一場演講的時候，我在想講什麼內容，考慮大家總歸還是會關心國內很多事情，如祖國的發展，工業的進步、技術的進步，也會有人關心教育以及其他等等內容。但是，我發現國內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現在國內方方面面的事情似乎缺少一個東西，很重要的東西，那就是理性。所以，我就決定選擇這麼一個話題：《呼喚理性》。

最近幾年國內非理性的聲音在變大，我不知道諸位是不是有這樣的感覺？這些聲音存在於方方面面，可以說充斥於經濟生活、政治生活中間乃至於最近在網路上看到的與南海有關的一些言論。這些非理性的聲音當然不代表政府、不代表官方的觀點，但是這種非理性的聲音變大肯定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覺得海外的華人學子也需要去關注這一問題，尤其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更需要理性。

西方的理性主義與東方的理性主義

人們一般認為，西方文化中似乎更強調理性，實際上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講，「人是有理性的動物。」換句話說，人和其他動物最重要的區別是什麼？理性。啟蒙運動時期就更強調理性。康德有一句話講得非常好，「這一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還確乎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這裡關鍵是什麼？是理性，以及可以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講到西方理性，我們學校（編者註：華中科技大學）有一位哲學家叫鄧曉芒，他對德國的古典哲學，尤其是康德的哲學有非常深的研究。 他說到西方理性的內涵，主要是兩大原則。一是邏各斯原則，強調邏輯的規範性。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里這點的確欠缺一些，為什麼咱們自然科學落後，肯定和這點是有關係的。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則，就是強調自由意志的超越。仔細想想這兩大原則其實都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相對來講比較欠缺的。當然不是說我們中國傳統文化一點理性沒有，但理性表現不足應是事實。

德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馬克斯·韋伯，有人甚至稱其為「現代化之父」，可見他對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是非常有貢獻的。他曾做過世界宗教的比較研究。他在比較儒教和基督教尤其是新教之後講到，他不否認儒家倫理也包含一些理性的因素，但主要是強調世人的生活之道，這個我們大家都有體會。韋伯認為，儒教儘管包含了理性主義的因素，但還是很難擺脫傳統的束縛，缺乏進步和發展。對此，我們國內也有人批評，說他有些說法不太嚴密，這點我也相信。

有人（編者註：何愛國）比較東方的理性主義和西方的理性主義，尤其是新教的理性主義後，談到一個重要的區別，就是東方的理性主義主要強調「理性的適應」，即怎麼去適應這個社會。我覺得說得還是有道理的。幾千年來，中國多數讀書人的行為似乎都是如此，「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西方理性對社會強調的是「理性的征服」，始終和社會保持一種緊張狀態——就是對社會採取批判的態度。想一想理性的這兩種形式，「征服」和「適應」，顯然「理性的征服」總體來講對推動社會進步更有意義。

理性看待「中國夢」

下面回到今天的中國社會，首先從「中國夢」講起。今天這個時代， 中國官方也好，民間也好，大家都關注「中國夢」。但我發現，在解讀「中國夢」的時候，有一些人不是很理性。我認為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夢」是很理性的，大家看一看他講的：「生活在我們偉大祖國和偉大時代的中國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這在強調什麼呢？強調每個老百姓的夢。但是，實際上很多人，包括在主流媒體上講話的重要人士，在解讀「中國夢」的時候，主要把它說成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國家崛起的夢。不能說「中國夢」不關乎民族復興、國家崛起，但是最重要、最主要、最核心的東西應該是什麼？應該是每個老百姓的夢。應該是老百姓的夢在前面，其次才是國家崛起、民族復興，這個次序是不能夠顛倒的。我覺得主流媒體上宣傳的多是把這些東西給顛倒了。

我舉一個例子，有一位先生叫朱繼東，他寫過一篇文章，講 「中國夢」和「美國夢」有七大方面的差異，其中最根本的是什麼呢？第三個差異——根本價值觀不同。他認為「美國夢」是強調個人價值，體現的是美國人的個人主義價值觀。「中國夢」強調什麼呢？集體主義。這個好像令我們很自豪。的的確確，我們有很多人，學者也好，老百姓也好，還是有一種「國家主義」的情懷的。我這個年紀小時候受的教育就是這樣，國家好了你才好，所謂「大河不滿小河干」之類的話。其實理性地想一想，這種話是有問題的。「中國夢」的理性首先表現在是老百姓的夢，所以我說習近平總書記講得是很好的，每個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這才是最重要的。

回頭再看看習近平 2013年6月的講話（與奧巴馬共同會見記者時）。朱繼東那篇文章是在習近平這一講話之前。習近平同志強調什麼？我不妨一個字一個字地念：「中國夢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夢，與包括美國夢在內的世界各國人民的美好夢想相通。」他強調中國夢和美國夢實際上是相通的，我覺得總書記的這些話是非常有理性的，並非如朱繼東所言「中國夢」表現出與「美國夢」在根本價值觀上的區別。

再看看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應該講也是理性的。這裡頭包括24個字、12個詞，每一個詞表現的都是好東西。但是問題是什麼？我們怎麼實現？實現的途徑是什麼，卻需要中國人進行理性的思考。

發展呼喚理性：「人的意義」才是硬道理

說一說發展的理性。大概是前年還是大前年，我在人大會上有一個發言，說的是「別把發展的道理說得太硬」。因為長期以來我們就講「發展是硬道理」，當然我認為鄧小平當年講「發展是硬道理」這句話是有積極作用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太落後了。但是隨著我們持續地發展了很多年， 而且後來這個「發展是硬道理」在實踐中變成了「GDP是硬道理」。 近年來霧霾給中國人民一個很大的警醒。然而，保護環境這些話，包括「綠色經濟」 、 「循環經濟」 、 「低碳經濟」等等這些話沒少說，不是這幾年才說的， 早就說過了，那麼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因為那是軟道理。我們講優先發展教育，這些很有道理的話不是沒講，但是那些個道理，在「GDP是硬道理」的實質下都變成了軟道理，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因此發展呼喚理性。

霧霾是不是罩住了中國的美麗，遮蔽了人們棲居的詩意？順便說一下，這裡講棲居的詩意是引用德國詩人荷爾德林的一首詩 「人，詩意地棲居」中的話。他講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當然不是講住房，而是關乎人的存在、生存。德國偉大的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引用了荷爾德林詩中的話，所以《人，詩意地棲居》這首詩變得很有名。霧霾使我們的生活還有多少詩意？詩意沒有了。 其實現在發展的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們理性思考。前年我退下來之後當一個班的班主任，帶一個普通的學生班。 有一次我帶他們到農村去看，主要看兩個內容，一是部分貧窮農民的生活狀況，另外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社會主義新農村展現的是高樓大廈，但實際上這裡頭也有問題，農民有些也有抱怨。為什麼？我們自己想一想，如果這裡有在農村生活過的人比較容易明白，以前鄉間的池塘、菜園、豬圈等等那些東西，突然消失在水泥的森林中，鄉村的美麗、棲居的詩意在哪裡？我們想過沒有？所以，實際上未來的城鎮化，我覺得有些東西也需要我們理性地思考。

一個星期前，我們來的前幾天，武漢（武漢是我生活、工作的地方）大水圍城。如果純粹只是老天爺的問題的話也就罷了，但是這裡頭的確存在著城市建設的非理性成分。當城市建設的理性被淹沒的時候，暴雨導致的城市被淹沒就絕對不是稀罕的事情了。

這兩幅圖是武漢的沙湖，左邊地圖是2000年的時候，右邊地圖是2016年的時候。大家對比一下，面積小了許多，就是填湖所致。新華社也報道了，據說剛解放的時候，武漢的湖是127 個，目前武漢城區的湖泊有38個，減少了多少？順帶說一下，如果怪罪武漢市現在的領導，那就太不公平了。這是長期以來所存在的發展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導致的結果。類似的非理性因素的例子，太多了，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認為這是值得我們反思的。

我們不能不承認近30年來中國的確發展得非常快，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我們思考：不是說不愁吃、不愁穿，我們的生活就有詩意。其實人在社會中的存在感是很重要的。我們的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制等，不能夠僅僅是紙上的宣示，應該如何？應該讓核心價值觀中間的那些美麗、理性浸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間，這才是主要的。

我講那麼多，說發展的理性最關鍵的是什麼？很簡單，人的意義。發展的真正硬道理應該是基於「人的意義」的，這才是發展的理性所在。

工業的理性：「善」

說到發展，自然首先想到工業，我就說說工業的理性。馬克斯·韋伯，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德國社會學家，他有一本書叫《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我認為他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認為對財富的貪慾根本不等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馬克思以前看到了早期資本主義有野蠻的一面。我們不是資本主義，我們是社會主義，但是這些年我們的經濟活動中對財富的貪慾是不是更甚？在整個社會中非理性的逐利表現得是不是更充分？另外，工業為滿足某些人過度的慾望掠奪了多少資源，這是值得全社會去理性思考的。當然這個問題不是中國獨有的，值得全世界思考，只是中國的問題表現得更嚴重。

我們的工業為窮人、弱勢群體做了多少？按道理講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應該更多地去考慮窮人、弱勢人群，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D. Light，美國幾個年輕人發起的做LED的公司。但他們做的LED 光源之特別在於為窮人的照明考慮，讓窮人能夠用得起，要知道世界好多地方甚至連電燈都沒有。我們國家的企業家們考慮這類的事情還是少了一些。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文明、一種理性。

工業理性當然要體現在對人的關懷上。對人的關懷一方面體現在對客戶、對顧客的關懷，另一方面體現在對員工的關懷。這裡說一個對員工關懷的例子。在德國德累斯頓，大眾在那裡建了一個汽車廠。這個廠所表現出的環保、人文關懷令人驚嘆。車間里可以模擬9種鳥的叫聲，晚上是黃色系的燈光，據說黃色系的燈光可以避免昆蟲在夜間被侵擾，真的很佩服他們能想到這一點。更有意思的，他們的車間里有劇院級的音響，專業級的樂團甚至可以在車間表演，工人可以在身旁是汽車流水線的環境里聽演奏。當然，我們跟國外的確有發達程度上的差異，也不是說我們要馬上學著這樣做，但是對員工關懷的意識要有。只要我們的意識跟上，具體水平達不到他們的高度是沒有關係的。

講到工業理性，其實很簡單就是一個「善」。我這裡特別把百度和谷歌拿來說一說。大家可能知道百度去年底發生了一個百度貼吧事件，今年則是魏則西事件，後來遭到很多網民的吐槽，覺得百度太不負責。

不妨比較一下百度和谷歌。這兩家公司的歷史差不多，谷歌成立比百度早一年，上市也是谷歌比百度早一年。我們看看今天的谷歌，我真的是由衷佩服他們，這的確是一家偉大的公司。看看他們現在在科技上對人類所做的貢獻：人工智慧「阿爾法狗」戰勝李世石、無人駕駛汽車，以及生命科技方面的科技成果……他們的確做了很多很超前的事情。反觀我們的百度，不知道他們做出了什麼驚人的事情。沒有驚人的事情也沒關係，但是你別做那些噁心的事情，魏則西事件就是很噁心的。

要追根溯源的話，我認為還是價值觀上的問題。谷歌他們有一個「不作惡」的宣言，大家不要小看這一點。當然不會有哪個公司宣言作惡，但是能夠真正把不作惡、做善事這根弦始終繃緊可是不容易的。谷歌講了，他們作為一個為世界做好事的公司，即使放棄一些短期的利益，從長遠來講他們會得到更好的回饋。所以你不得不佩服谷歌這方面真的是做得不錯的。百度呢？ 百度的核心價值觀是「簡單可依賴」，所以有人說百度的價值觀基本上還是停留在技術的層面。

谷歌在北京的研發中心總經理曾經說過，谷歌擅長用科技手段解決人類社會的問題，而且是一些大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不能夠通過所謂的小快或者是微創的方式，而是敢做大事、敢做大項目。像他們的無人駕駛汽車技術，Loon氣球這種事情，我們很少有企業家有這麼大的氣魄。如果只基於贏利的考慮，是斷然不敢做這樣的事情的。還有如美國的馬斯克所從事的火箭回收，這類事不僅涉及前沿高技術，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種情懷。

技術理性：關注人的存在

由工業理性很自然地會想到技術，技術這方面也需要理性。我想到一位德國的哲學家胡塞爾，他是現象學派的哲學家。胡塞爾提出一個「生活世界」的概念，說的是本來科學也好、技術也好，都要基於「事實」。這個也沒錯，但問題是什麼？問題是搞科技的人容易一頭扎進「事實」里拔不出來，忘記了人的意義，這個就有問題了。胡塞爾提醒我們的正是這點，我覺得這是對的。當技術真正致力於人的生存、作用於人的存在的時候，它是特別美麗的。所以我認為技術的理性其實就要歸結到人的意義。人的意義的具體體現則是人的存在。仔細想一想，搞技術的人如果總是關注人的存在，所研發的技術或產品總能夠讓客戶有很好的存在感，這樣的技術或產品一定是特別受歡迎的。我舉一個例子，華中科技大學的校友張小龍開發的微信就是如此。大家在微信里是不是可以獲得很好的存在感？

我去年訪問德國Bosch，這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大公司。他們介紹自己的產品，令我們頗有些奇怪，因為他們感到很驕傲的東西是一些小東西。Bosch 有這樣一句話：Technology to enhance quality of life，就是用技術改善人的生活品質，他們非常強調這個。這就是和人的生存、人的存在聯繫得很緊密。實際上我們仔細想一想，包括前些時候媒體關注的中國人大量到日本去買馬桶蓋、電飯煲那些東西，這恰恰說明他們那些搞工業、搞技術的人就是比我們更關注人的生存質量。這是技術理性的一部分，也是我們或多或少有一點欠缺的。

技術理性還表現在什麼方面呢？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其實涉及技術倫理。舉個例子，現在很多科學家希望破解生命的奧秘，甚至有的人想扮演上帝，像基因編輯、嬰兒定製什麼的。還有一位中科院研究人員預言，在第六次科技革命中，會發生一些標誌性的事情，比如說以後女人不要生孩子了，兩性智能機器人，似乎以後人可以找機器人作為性伴侶等等。但我感覺，當機器人甚至扮演人的異性夥伴的時候，我們這個生活還詩意嗎？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想，反正我是懷疑這種技術的意義的。

這是很嚴肅的話題，技術的發展的確是日新月異，越是在這種時候，胡塞爾的提醒就越不應該被忘記，就是說不能完全陷入科技所基於的事實中拔不出來，忘記了人的意義，如果那樣的話就是非理性的。

創新的理性：增加對面向居前的、想像的需求的支持；遠離某種「創新」

由技術很容易聯想到創新，我就說說創新的理性。目前，我們國家的科技支持過於強調滿足國家重大需求、現實需求。像國家重大專項，上一個五年計劃中間就支持了很多，這都應該。但問題是若把一個東西推到極端，可能就是「問題」了。我們恰恰就忽略了那種超前的、 想像的需求。

不妨看看中國現在的創新狀況，我們也有不少創新，但更多的是什麼？我把它們叫作「增量創新」，也就是說在別人基礎上有所改進。雖然這種「增量創新」也有意義，但是最偉大的創新顯然不是這種。我們國家真正的引領性的東西、也就是原始創新太少。而一些超前的、想像的需求就可能引發出一些真正原始的創新、顛覆性的創新，也就是前人完全沒做過的偉大的事情。比如說以前沒有個人電腦的時候，微軟打算推出個人電腦，他們面向的不是現實需求，因為那個時候絕大多數人都不敢想像電腦怎麼能進入家庭。還有，谷歌正在做的Loon氣球等，很可能也是偉大的創新。因此，國家應該有相應的政策、資源激勵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去面向超前的、想像的需求而進行創新活動。這裡所揭示的理性是：在科技創新活動中，政府和科技工作者都不能太實用主義。

說說創新理性的另外一方面。我先舉一個例子，智利有一位建築學家叫阿拉維拉，今年他獲得了普利茲克獎，這是建築界最高的獎。有意思的是他的代表性作品！看看這個——「半成品的好房子」。這在中國絕對得不到獎，他卻得了世界最高的獎。大家不要以為這個人的建築設計水平低，其實他是很高水平的建築設計家。「半成品的好房子」是什麼意思？就是為窮人設計的住房。他設計的這個房子是半成品的，沒有完全裝修好，裡面需要住戶自己做一些裝修，成為自己個性化的房子。

我當時看了這則消息的時候很感慨：他們這些人心中在想什麼？他們關注什麼？按道理講，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我們應該更關注這些，似乎又不是。阿拉維拉思考的是，怎麼讓建築儘可能地遠離「建築」。這個話大家可能覺得很奇怪，什麼意思？他說的前一個建築是他自己心目中本質的建築，是真正的美的建築，是真正地充分考慮人的意義的建築。這種建築應該遠離後面的那個「建築」—— 我理解就是那種唯美主義的、為了美而美的、遠離了人的意義的建築。我覺得這種境界是值得我們學習的。借用阿拉維拉的思想，是否可以說：讓真正的創新遠離某種「創新」！我覺得這也應該是創新理性的一部分。

教育的理性：為了人的自由發展

還有一個話題我相信大家是關注的：教育。我是這個圈子裡頭的人，我都不大願意談教育，因為說教育太沉重。我們很多人講中國教育這個問題、那個問題，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很多人沒說到點子上去。我有一個觀點，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是什麼？人被遮蔽了。何謂人被遮蔽呢？先看一看我們的教育宗旨。我從小念書的時候就知道，我們的教育方針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得到全面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有文化的勞動者，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一直到今天，只有細微的變化，沒有實質性的變化，就是怎麼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我也主張我們的學生畢業後能夠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但是這不能夠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我們忘記了教育的最根本的東西——很簡單，其實還是關乎人的意義。

我們現在對教育的理解是工具意義上的，希望學生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儘管說我們需要人們更好地建設社會主義，但是最高的目的應該是「人的自由發展」！只有人自由發展了，他才能夠更好地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而不是反過來，只有他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接班人之後他才能自由發展，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就有點類似中國夢，你不能說我們國家崛起了，然後再講個人目的。一定是個人的發展在前。所以在現在這種理念下，實際上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至少是不自覺地把學生當成了生產線上的產品。

剛才講的關鍵是人的自由發展，也就是說學生的自由發展。有人或許會問，這只是你的看法，有沒有根據？我的理性思考一方面來自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就是孔老夫子。孔夫子曾經講過：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坦率地講，我也是若干年前才真正理解這句話的意思。孔子說的是今不如昔，他覺得以前讀書人讀書是為了自己，不斷地完善自己，更好地成為自己。那麼現在的讀書人是為了誰呢？是為了實現別人的預期和目的，為了顯示給別人看。所以孔子是主張「為己之學」的，也就是說更好地成為自己。他這個思想真是閃耀著人性的光芒，遺憾的是我們把傳統文化里精髓的東西扔掉了，拋棄了。

我關於教育的理性思考，另外一方面來自於我們奉為經典的、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說，「…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所以馬克思不僅僅強調人的自由發展，而且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同樣地，我們很多共產黨員恐怕都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應該說，馬克思主義里的確有非常豐富的人本思想。他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里說，「一個種的全部特性、種的類特性就在於生命活動的性質，而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你看，馬克思強調自由自覺的活動，可我們的教育強調的不是自由自覺的活動，我們強調聽話。

還有一個話題也和教育有關：意識形態也需要理性。我當然能夠理解需要重視意識形態，這有它的合理性。因為咱們國家如果不穩定，甚至受到顛覆的話，後果是很可怕的。但是我說過，在大學裡意識形態不能夠泛化，更不能夠偏執。2014年，《遼寧日報》有一個調查， 他們組織了一些人暗中到 20 多所高校去，調查老師在課堂上發牢騷、泄怨氣、甚至抹黑中國等內容。調查報告發表後在網上引起很大反響，很多人強烈質疑、批評這種做法。我認為，其動機和做法都是錯誤的，效果是有害的。當然，也有人為之辯護，甚至揚言要在高校拔釘子。

今天的中國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時期，也是一個矛盾凸顯期，這是多年前在胡錦濤時代的黨中央就認識到的問題。社會中存在的矛盾其實是需要我們用理性來緩解和紓化的，不能去激化。

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一個時代政治是否寬鬆的主要標誌。文化革命、反右等等，歷史上這方面的沉痛教訓太多了。其實總體來講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是最聽話的。現在有一個事實上似乎成為貶義的詞叫「公知」，是某些人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蔑稱。其實一個健康的社會是絕對需要公共知識分子的存在的，把公共知識分子整體污名化是有問題的。不排除公共知識分子中間有人對社會主義、對共產黨有敵視態度，但是不能當成是公共知識分子的主體。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公共知識分子其實還是認同、擁護共產黨的領導，而且深愛這個國家的。當然，他們可能對社會中存在的問題要看得多一些，批評和指出問題多一些，但不能把批評都等同於抹黑。

去年南開大學校長龔克有幾句話講得很好：在網上看到有人講要全面清理、純潔、整頓教師隊伍，這個不能同意。這是1957年的做法、文革的思維。他的話是對的。其實，要實現中國夢，就應該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那些對現實不滿意、甚至常常批評政府的人中， 絕大多數都是可以團結的力量，絕不是敵人。總之，理性處理矛盾。

怎麼理性看今天的中國？

怎麼看今天的中國？部分人群中的觀點的確是撕裂的。還是得理性看中國。大家不妨看一看狄更斯在《雙城記》前頭的一段話：「那是最美好的時代，那是最糟糕的時代…」把這段話用到中國也差不多。一方面我們要看到, 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社會的確是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國家的實力與國際的地位在大大提升。我經歷過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年代，年輕的你們都不知道。這個變化的的確確是了不起的，不管從哪個角度講，我們都應該承認。儘管前面我也講到發展中存在的非理性一面，但那是另外一回事，總體上取得的偉大成績還是要肯定的。另外一面，如果因為許多偉大的成績，不看到問題的另一面也不對。所謂理性地看中國，就是說成績和問題都要正視。

共產黨也表現出很大的理性，如反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等。畢竟自由、民主等這些東西都在核心價值觀裡頭，並沒有否定自由、民主這些在西方社會也非常強調的東西。但是在現實中又的確存在不足，即實現的途徑到底應該是怎樣的，似乎還沒有弄清楚。核心價值觀是理性的，但如何讓國民真正對核心價值觀的理性有正確的理解，尤其是眾多的領導幹部對其理性真正有準確的把握，這本身也需要理性。

海外華人學子都愛國，所以還想說說理性愛國。國內有些人表現得很愛國，但存在一些非理性的聲音。我這裡舉兩個例子。習近平和安倍會面之後，有網民羞辱安倍，說安倍「不遠千里來丟人」。我也不喜歡安倍，但那樣說有意思嗎？不光羞辱安倍，對奧巴馬也一樣。說奧巴馬成了典型的跛腳鴨總統，聊度餘下700天的白宮歲月；說習近平總書記上台700天，APEC 舞台上以天朝大國姿態接見各國領導人來京。我可以想像某些「愛國者」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痛快。雖然此類言論完全只是某些網民所為，絲毫不代表官方，但我們需要警惕這種非理性的聲音在民間蔓延。

社會中也有很著名的人士，其言論卻頗令人費解。比如其中一位在7月12號的言論，即針對美國最近在韓國布置薩德導彈的事，是這麼說的：「中國應效仿當初美國對待前蘇聯的方式，即：在朝鮮半島劃立紅線，並宣布一旦美國裝有薩德系統的飛機或船隻駛入紅線範圍，中國就會堅決將其擊沉！並且還將同時把美國布置在日本、韓國以及菲律賓的軍事基地一併摧毀，寸瓦不留。」我也強烈反對美國部署薩德，但我完全沒有他那個豪氣。不得不佩服他的豪氣啊！

我們的「愛國者」很多。台灣大選前，一位少將王洪光說，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徹底解決台灣問題的時機正在成熟，地動山搖是怎麼回事，島內民眾不親自體驗一下是不會覺悟的。我不知道台灣的同胞們看了這個話是什麼感受，我看了都覺得蠻嚇人的。還說，沒有「九二共識」的蔡英文一旦上台，絕沒有什麼聽其言、觀其行的緩衝期。整個的意思是什麼？馬上解放台灣，也不多評論了，只是不知道他的言論為蔡英文拉了多少選票！

人的理性之要：獨立之精神

最後我要說的就是人的理性之要。講了這麼半天，談到發展的理性、工業理性、技術的、創新的、教育的理性等等，人的理性之要是什麼？我認為是獨立精神。

這裡說一說日本的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跟張之洞是同時代的，比張之洞大三歲。不同的是福澤沒做過官，就是平民一個。大家看一萬日元（相當於一百元人民幣）上的頭像就是福澤諭吉，可見福澤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很有意思的是，福澤跟張之洞兩個人都有一本同名的書，叫《勸學篇》。福澤的書中強調「人人獨立國家才能獨立」，這個意思就是說不是先有國家獨立，然後才是我們個人的獨立。也跟我前面講的對中國夢的理解差不多，就是強調每個人的獨立。張之洞強調什麼？「人人與國為體」，呼籲「同心」 、「教忠」 、「明綱」。同心就是與朝廷同心。的確，張之洞跟福澤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福澤實際上受到西方啟蒙思想家的影響。張之洞強調的還是儒家那一套。

陳寅恪是非常強調獨立精神的：「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節自《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獨立精神表現在社會生活中就是獨立人格，是非常重要的。中國可能因為以前幾十年特殊的歷史時期，社會中存在一個很大的、比較普遍的問題，就是很多人缺乏獨立的人格，包括某些大知識分子。如果在讀書人身上普遍存在依附人格，這是不利於社會進步的。

現在大學中很強調意識形態教育。我有一個觀點，至少意識形態不應該突破基本的人格底線。現在有些學校動員一些學生在網路上監督言論。如果是違法的言論，那當然應該監督，但如果不違法、只是不符合主流的觀點，通過監控封殺，我不太贊成。還有的人去告密，這實在是不應該的。鼓勵、放縱此類行為真的是對學生的毒害。令我感到很高興的是去年元月份《人民日報》登了一篇好文章，我當時很興奮。《人民日報》那篇文章強調不告密、不揭發是道德底線：不告密、不揭發與其說是一種可貴的品質，不如說是一條道德底線，告密成風的社會是人人自危的社會，告密使人與人之間失去基本信任甚至相互侵害，衝擊人們的價值判斷，這條底線在大學裡首先應該明確、清晰起來。

我們社會中還有一個非理性的重要表現就是犬儒主義：對公民行動缺少熱情，對社會很多事情都不關心，袖手旁觀。其實一些人能看到很多問題，不是沒看到，但就是採取犬儒主義的方式。「不能夠表達良心，人便漸漸變得了沒有良心，在有的環境里，良心被降低到了不能夠活躍的狀態。許多人碰到與善惡、是非有關的事情不敢管，也不願管，甚至連議論都不敢或懶得麻煩，他們獨自躲在一旁，失去了彼此的道德聯繫。」 「當大多數人從懷疑轉變為否定和拒絕良心的時候，社會便陷入了犬儒主義。」（徐賁：《當代犬儒主義的良心與希望》）

今天講這麼多，就是呼喚理性。我的視野有限，國家諸多大事、生活中眾多小事，都需要理性，絕大部分我都沒談到。但講這麼一點點，希望引發更多的人思考。海外的學人尤其要有責任，不管你今後在哪裡，哪怕你在國外定居，我覺得大家還是有一份責任去關注祖國的事情。

這裡引用蕭伯納的一段話：「我相信大學代表著未來和過去…大學代表著熱戰中被忘卻的東西，代表著匆忙的日常生活中被放到一邊的東西，代表著我們應該而沒有思考的目標，代表著我們不願面對的現實和我們缺乏勇氣去提出的問題。」

「在一個充斥著犬儒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年代，大學必須高揚啟蒙主義的大旗。在一個家庭分裂、信仰萎縮和道德衰敗的社會裡，我們的國家極力希望一個新的社會模型的建立，它擁有知識和善良、批判和關愛、懷疑而堅定。這將極大滿足我們這個已經支離破碎的社會的需要，也是我們內心深處的渴望。」(弗蘭克·H.T.·羅德 斯：《創造未來：美國大學的作用》)這可是一個美國人針對美國社會說的話，我覺得可以拿來問問我們自己。

最後我想再一次強調，需要呼喚理性。實際上從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能夠找到理性的成分，馬克思主義中的人本思想更是富有理性，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也是理性的，在西方的一些啟蒙思想家那裡也可以找到理性。應該在理性中尋找我們的道德良心，在理性中尋找我們被忘卻的責任，在理性中去尋求共識，也希望讓理性伴隨著我們自己成長，也讓理性使我們通向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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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部分問答：

?提問1：是公民自發地產生這種理性思想，還是說通過教育機構、科研機構去推廣這種思想？

李培根：大家都有責任。首先我們自己有責任，理性不是一定要靠學校老師在課堂上面去講，當然教育確有責任。由於受到大環境的影響，我們教育中的確存在一些非理性的因素，有時候甚至一個校長也很難去改變某些東西。對我們每一個人，每一個教師，每一個學生，自己都有責任，需要我們自己獨立思考。有人講中國還需要某種意義上的啟蒙，我覺得這個話是對的。但是有一些人批判說，是有些公共知識分子居高臨下地要啟蒙老百姓，這是很大的誤解。其實啟蒙是什麼？重要的是要我們自己來啟蒙自己，不是說由少數幾個思想家來啟蒙大眾，首先是我們自己要覺悟。對於我們年輕的學者、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講，更有責任去啟蒙自己，更有責任去獨立思考， 其實就是通過自己的理性思維而達到啟蒙。

?提問2：現在高校有這種情況，比如說發表論文就是硬道理，搞好教學可能就是軟道理。另外，高校教師的自由度似乎變小了，你覺得什麼時候這些情況能有所改觀，使我們能看到希望。

李培根：現在已經有所改觀，絕大多數大學校長都能意識到教學的重要性。個人的作用都是渺小的，一個校長也很難改變一些事情。但是儘管個人作用很渺小，我覺得每一個人還是應該有自己獨立的思想，儘可能地以某種形式有自己的表達。哪怕是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不能夠完全地做到自由表達（我也沒有完全做到自由表達），但是至少不要做一些非理性的事，不要說那些非理性的話。哪怕某種理性的聲音你不敢說出來的時候，非理性的話至少可以不說。每一個人可以從自己做起，我們自己都有一份責任。我相信我們這個社會、時代還是在不斷進步的，共產黨也在不斷地改善自己，這一點我抱有信心、抱有希望。

?提問3：網上會有很多非理性的言論，我特別關注的就是大學生或者受教育程度比較高的這個群體，您認為在他們獲取信息不全面的情況下，是否還應該對一些可能並不完全了解的事情發表一些自認為是理性、而有可能是非理性的言論？

李培根：限於自己了解的事情真相的程度，限於自己的視野，限於自己的知識背景等等，導致自己有些看法不正確甚至非理性，這個不奇怪，我們不可能要求社會上的每一個人的聲音都是非常理性的。問題是，尤其對於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來講，自己要有獨立的判斷，我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是不是對真相清楚了，這是正確判斷的前提。另外，不要讓自己不知不覺地依附在別人的權威里，完全受人役使。始終要清醒地使自己能有獨立的思考，具有獨立的人格。

還有一個，要尊重別人的表達，你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是現在網上有些言論看著都難受，非常沒有理性，缺乏起碼的對別人的尊重，這一點是需要年輕人把握的。

?提問4：當我們在探討理性與否的時候，很多時候我們都會把中國的制度和西方制度相比較，某一些可能完善一點，另一邊可能不那麼完善。從長遠講，最終會不會出現一個趨於大同的情況，就是說向人類的本性趨同，而不是說限制於某種社會形態。

李培根：坦率地講，東方也好、西方也好，有些東西會慢慢地趨同的，當然這個時間可能會很長。舉一個例子，比如說講民主，西方民主也有很多問題。中國有一些人說你看西方民主不是問題很大嗎？所以民主不能當飯吃，當然不能當飯吃！所以有些人就認為民主在中國不是一個問題。但是實際上我們仔細地想一想，西方的主要問題是民主可能太多了，中國的民主也存在問題，就是民主太少了。所以，對於中國來講我們要認識到不能夠因為西方民主存在問題，我們就說中國不需要民主。對於西方來講，不能說因為中國民主太少了，應該像他們一樣，那也不行。其實我相信有朝一日，東方民主、西方民主慢慢地就會更趨同，要過多少年我也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