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特權
（一）「公平」的界定
文章的題目叫做「精英的特權」，那麼如何界定這個所謂的「特權」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按照我們這個社會的普遍認知和道德上的公序良俗，一個人付出的多，就應該得到更多的回報；一個人在某些方面更優秀，理應得到多於其他普通人的回饋。對於「精英」來說，能在某些領域成為翹楚，或有超世之才，或有堅韌不拔之志，那麼所謂的「特權」一說，是不是應該改成精英們應得的權利呢？然而許多普通人都有一個模模糊糊不太清楚的主觀感知，就是精英階層所得到的，比他們「應得」的，要更多，他們會舉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兩極分化愈演愈烈等社會現象用以證明「特權」的存在，但是依然很難量化。
我來舉一個例子，2007年，美國各大企業CEO們的平均工資是普通工人平均工資的344倍，注意這僅僅是工資，不包括獎金和股息收入等（David R Francis，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y 9,2009）。這個如果要真說也說得通，畢竟CEO是一個企業運行的絕對核心、重中之重，其地位的重要性和可能給企業帶來的收益，我說三百倍於一個普通工人，並不能有有力的反證來反駁。那麼我再說一個數據，1980年，CEO們的平均工資僅僅是工人們的42倍（來源同上）。那麼是不是說明了短短的三十年里，CEO給一個公司的效益提升、其地位重要性增長了近9倍呢？很明顯無法得出這個結論。橫向去對比CEO們的工資，美國CEO是其歐洲同行的2倍、日本同行的9倍（Kenji Hall，BusinessWeek，February 10,2009），那麼就意味著美國的CEO更加重要、乾的活更多，或者美國企業的效益普遍更好嗎？同樣不是。
首席執行官對工人的工資比由42倍飆升到344倍，熟讀我文章的朋友應該知道這其中的歷史背景，七十年代末隨著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全世界左翼運動陷入了最低谷，以里根、撒切爾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府在歐美紛紛上台，他們削減工人福利、鐵腕鎮壓工人運動，反而對上層資本大開綠燈。同樣的，整個20世紀歐美對富人的邊際稅率，基本都是隨著革命波動而變動，共產革命高潮期，對資產威脅大了，立刻提升最高邊際稅率，革命一停滯，立刻降低。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依然是某種程度的叢林法則，所謂利益的分配更多的是多派鬥爭較量的結果。
1970－2013年美國個人所得稅邊際稅率變化（可以看到，普遍適用的最低稅率基本不變，而針對最富階層的最高稅率有一個大幅的下滑）
數據來源：Dooley C. M. Brian. International Taxation in America[M].North Charleston: Createspace, 2012: 135.
那麼真的沒有量化標準來界定「公平」、「特權」了么，從心理學上講，還是有的。美國心理學家約翰·斯塔希·亞當斯（John Stacy Adams）於1965年提出了「公平理論」(Equity Theory)，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研究人怎樣會感到公平/不公平。亞當斯提出了著名的公平公式「Op/Ip=Oa/Ia」也就出自於此（Op——對自己報酬的感覺；Ip——對自己投入的感覺；Oa——對他人報酬的感覺；Ia——對他人投入的感覺）。簡而言之，我努力之後所獲得的成果，比起精英付出同樣努力所獲得的成果，小很多，所以我會感到不公、感到精英有特權。因為這個社會是人組成的，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有了同樣的感受，那麼就不需要證明這種感覺是對是錯，這就成為了一種客觀存在。這說白了就是一個人心向背的問題，整個人類世界也就要在追求更美好的未來路上，去重視這個問題。
（二）無效的規則
我們就來展開說一說可以主觀感受到不公平的「精英的特權」有哪些。
個人所得稅是各國調節貧富差距的重要手段，而歐美國家動輒對最高層富人的超高稅率也一直被人所讚許，可以說稅收手段是維繫社會公平的重要方式之一。然而我們也很悲觀的看到，種種的稅收規則在精英階層面前不堪一擊。
首先在精英制定的制度下，玩了一個很巧妙地概念偷換，個稅的高稅率是針對於工資的，而資本的收入如股息、投資收益、資本資產收益、股票買賣收益等都不計算其中，而最富階層的主要收入毫無疑問主要是後者。這樣一方面能夠給普通民眾展現一個高稅收的假象，另一方面精英階層們又會在背後偷偷發笑悶聲發財。2011年巴菲特就在《紐約時報》發表文章，吐槽自己交的稅比自己秘書還少，號召對富裕階層加大稅收。
當然，像巴菲特這樣「高風亮節」的精英階層畢竟是少數，絕大多數富豪都在想破頭怎樣能從骨頭上扣下每一星肉。投資公司、理財公司、各大銀行必備的一個職位都是對稅收、法律精通的專門人士，為富豪們制定專門的避稅方案，這就是精英「特權」的體現，他們可以制定規則、最大化的利用規則、動用各方的資源找到規則的漏洞，然而普通人只能牢牢遵守這一規則了。
避稅天堂是富人們的首選。像開曼群島、巴拿馬、百慕大這些小島，還有一些諸如列支敦斯登、盧森堡、冰島、梵蒂岡這樣的小國，舉國就是只有一個支柱產業——金融，確切的說就是幫富人避稅。據估計，超過一半的國際金融交易都要經過避稅天堂，在這些小國中可以突破財務系統限制，方便洗錢、暗箱操作，更重要的是，各國司法部門無力管轄。根據聯合國毒品控制和犯罪預防辦公室（ODCCP）在2000年的報告，1999年世界犯罪活動所產生的48000億法郎的贓款中，超過一半都在避稅天堂被「漂白」。
發展中國家每年因為逃稅行為損失高達50億美元，相當於經合組織（OCDE）的所有國家每年官方發展援助（APD）的資金總數。發達國家對此也深受其害，以法國為例，2002年到2012年逃稅損失約達250億歐元，相當於2015年法國財政收入的10%，法國最富有人群和企業約有2200億資產隱藏在瑞士和其他避稅天堂，每年瑞士銀行約將平均8500萬歐元的法國應得稅收收入轉入私人腰包（Christian Chavagneux，Ces 600 milliards， qui manquent a la france，2012）。也就是因為此，各國政府頻繁給予瑞士銀行壓力，主要還是瑞士是發達國家的主要避稅點，那些發展中國家富豪熱愛的各種小島國目前依然逍遙自在。
西方發達國家就是典型的精英體制，我們國家因為經過了革命的蕩滌沒過多久，在有些領域看起來要比西方「善良」得多。比如西方的政治獻金制度，這說難聽點就是行賄受賄、官商勾結，然而這就是精英制度下「合法的腐敗」，就拿今年美國大選來說，希拉里政治獻金來源：第一名的薩班資本集團1000萬美元，第二名對沖大佬西蒙斯的文藝復興950萬美元，索羅斯以790萬美元排在第三。商人嘛，從來是不見兔子不撒鷹，肯花這麼多錢肯定是謀利的，你收了我的錢，肯定不會實行損害我利益的政策，這也就保證了政界、商界精英利益一體化。
政治獻金圖 (來源：http://Fundrace.org)
再比如西方學校里的推薦信制度，留過學的朋友都知道，一個好的推薦信是你申請到好學校、找到好工作的重中之重，很多時候分數差點不要緊，只要推薦人過硬一樣錄取。其實這就是我們國內的「找關係」、「批條子」。這就保證了精英階層的地位傳承，父母如果是混高階圈子的人，肯定能給子女找到一個地位高、有實力的人給我寫推薦信，就給子女上好大學、找好工作降低了相當大的難度。
同樣保證精英階層地位傳承的還有校友制和贊助金制。如果父母是某所名校畢業的，那麼子女再考取這所學校可以降低相當幅度的分數，怎麼看怎麼像「老子英雄兒好漢」的味道在裡面。當然就算你是土包子，如果你有錢，給學校捐足夠的錢，孩子一樣能被錄取。在中國初中、高中如果分數不夠有擇校費，但是大學要這麼搞恐怕誰也無法接受，當然中國大學也有少數的「特權專業」，比如人大的（敏感詞）史和（敏感詞）史，對口政界子女；北二外的小語種，對口商界、教育界子女；北郵的某些專業，對口某些國企的子女。當然這些都是要偷偷滴進村，打槍滴不要，沒西方那麼光明正大。當然，無論是學歷高子女的優待，還是有錢人子女的優待，都是精英階層的「特權」，這裡對普通人民的剝奪感，你知我知大家知。
制度、規則的制定，有多少是依據科學和客觀現實，有多少是利益博弈的結果，我們很難得知。黃曲霉素（aflatoxine），一種致癌物質，是牛奶、花生、杏仁等食品因貯藏在不良條件下滋生的黴菌，在歐盟委員會CE認證中，食品中黃曲霉素合格標準是4微克/公斤以下，然而在2008年頒布的歐盟食品法典中規定，最大比率為10微克/公斤。法國《費加羅報》（Le Figaro）撰文，指責某大型跨國食品公司主導了這項變動，因為歐盟標準影響了該公司向歐洲的出口，所以該食品公司動用大量資金進行遊說，最終將杏仁、榛子、開心果的黃黴素標準提高了2.5倍。對比一下，我國堅果類食物中，黃曲霉素要求在5微克/公斤以下，嬰兒代乳食品不得檢出，而世界衛生組織推薦食品、飼料中黃曲霉毒素最高允許量標準為15微克/公斤，30～50微克/公斤就為低毒。
事實上，在農藥、化肥對環境的污染廣為人知之前，跨國農業公司在公關上沒少下文章，不但買通科學家在媒體發表「科普文」舉證，還大舉行賄發展中國家農業官員，力圖提高在該國允許使用化肥、農藥的標準。當然，最臭名昭著的當屬當年煙草公司對「香煙無害論」的宣傳。還有當今石油公司，花了大價錢請學者和媒體力圖證明全球變暖是自然規律，跟大規模使用化石燃料沒有關係，雖然聯合國和環保組織一而再再而三地反駁這種觀點。
既然規則大多是精英制定、或多或少能使精英享受特權的，那麼作為社會底線的法律呢？能否保障中下層人民的權益呢？
（三）脆弱的法律
法律，是維繫社會規則穩定的最後底線，自近代以來，人類也建立起引以為傲的法律文明。不過，沒有什麼事情是完美的，人類社會在追求更優秀、更公平、更高效的法律制度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以西方的法律制度為例，他們津津樂道的是法律體系中對「程序正義」的最大保證，比如轟動全美的「辛普森殺妻案」，基本上我奶奶看了這個案子始末都能斷定辛普森就是兇手，然而因為警方辦案過程中的幾個失誤，被辛普森的天價律師團窮追猛打，最終陪審團判決辛普森無罪釋放。當然這是一個英美法系程序正義得以彰顯的經典案例，不過美國人民對於這個案子的評價也是兩極分化的：一部分認為這是美國法律史上的恥辱，讓殺人犯逍遙法外我們必須反思自己的制度了；另一部分認為這個反而是我們法律體系的優越性，能做到「放過一千個壞人，也不會冤枉一個好人」。
這裡我們不要忽略辛普森能夠翻案的關鍵：他的「夢幻律師團」——薩皮羅，大名鼎鼎的猶太裔律師，曾出任好萊塢影星馬龍·白蘭度的律師；柯克倫，著名黑人律師，在70年代出任過洛杉磯市副檢察長，後來下海經商，成為法律界聲望極高的大律師，曾幫助音樂巨星邁克爾·傑克遜打過官司；李貝利，著名刑事律師，此公被譽為美國律師界最拔尖的盤詰高手之一；舍克，刑事案中應用DNA證據的頭號權威；貝登，法醫專家，曾在肯尼迪總統被刺案中擔任首席法醫；烏爾曼，加州法律專家、加州大學聖塔克拉拉校區法學院院長，曾為"五角大樓文件泄密案"的主角艾爾斯伯格擔任過辯護律師。據檢方統計，檢方為了與「夢幻律師團」過招，至少消耗了納稅人800多萬美元巨款。
（來源：http://news.mtime.com/2016/01/26/1551898.html）
對比一下辛普森夢幻律師團的驚艷表演，再看看盼著當事人去死的免費律師，我們不由得感慨，程序正義，有時候也是要靠金錢買的。確實，即便是看起來像我們保護傘的法律制度，有時候也分三六九等的，我們離一個理性、完善、正義的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更為悲哀的是，很多情況下，有「特權」（金錢）才會有「正義」。
法國左翼學者蒂埃里·布魯克文就憤怒地指出，底層人盜竊、搶劫，會受到刑事處罰；然而精英階層通過複雜的金融工具，巧取豪奪他人財富、肆意攻擊他國貨幣，甚至通過製造市場恐慌、金融危機斂財，缺絕少有人收到過懲罰，正所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這也是歐美司法體系的一貫邏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這位精英學者在其著作《規訓與懲罰》中提出，應當區分兩類非法活動——「財產的非法佔有」和「權利的非法使用」，第一種像盜竊、搶劫，是對私有權不可饒恕的侵犯，應當受到刑事法庭的審判；第二種像偷稅、不正當商業活動、金融詐騙，應當由專門的法律機構來調節，處罰方式盡量為罰款……看這種赤裸裸的嘴臉啊，下層人就丟進牢里吧，我們「精英內部矛盾」沒啥話不好說的，吐出點錢來以後還是好同志。
有一個不爭的事實就是，如果是一個大型安全生產事故、或食品安全事故，毫無疑問責任人會受到刑事上的懲罰，然而一個讓眾多人事業、破產、流離失所、半生積蓄化為烏有的經濟危機，卻沒有人為最初的製造風險所買單。
2008年的金融海嘯，美國家庭損失的財富總和達到110000億美元，相當於德國、日本和英國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Mitra Kalita，Americans Sees 18% of Wealth Vanish,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3,2009）。隨即，布希總統動用7000億美元作為金融救助計劃基金來拯救這些「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金融公司，公眾對此感到憤怒，因為在正常年份，華爾街賺的盆滿缽滿，然而遇到了危機——危機的源頭還是華爾街出於貪婪濫發金融衍生品導致——卻要用財政收入、也就是納稅人的錢給他們擦屁股。
然而讓公眾出離憤怒的，是之後爆出的獎金事件：美國保險業巨頭美國國際集團（A.I.G），因為被公司旗下高風險金融衍生品拖垮，獲得了1730億美元的金融援助基金，然而，公司缺將1.65億美元作為獎金髮放了出去，其中73名高管獲得了超過100萬美元的獎金，其中大多數人都是要為其把公司、國家拖入深淵的高風險金融衍生品負責的（Jackie Calmes,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09; Bill Saporito, Time, March 30, 2009）。在公眾的怒火下，這些華爾街高管們甚至感覺非常委屈，美國政府擁有A.I.G 80%的股份（相當於是個國有公司），當財政部部長要求CEO取消獎金髮放時，CEO拒絕了，表示「需要獎金留住高水平的員工，以便讓他們來擺脫這些不良資產」。一位華爾街交易員在接受《名利場》採訪時表示無法理解公眾對他們的憤怒之情，因為他們也是金融海嘯的受害者（比如他們的獎金跟去年和前年相比減少了一半），一位投資公司的CEO這樣來形容金融海嘯「就像農業會遇到氣候好的年份和災荒年份」一樣，經濟危機不過是自然規律就像會天氣也會颳風下雨。這種不是壞就是傻的說法完全規避了人為的貪婪和高風險所導致的金融崩盤，他還能夠或恬不知恥或堂而皇之自己都信了說出來——可見，精英們已經被「特權」慣壞了。2008年，金融海嘯吞噬一切的年份，華爾街的各大公司總共發放了160億美元的獎金（Shnayerson，Wall Streets $16 Billion Bonus, Vanity Fair, 2009）。「獎金門」事件也成為了佔領華爾街的導火索之一——既然精英階層是這樣給我們詮釋法律和規則的，那我們底層人民就用叢林法則的力量展示給他們看看。
如果說，金融危機的爆發真的是那些風投人士、基金經理、大資本家們的「無心之舉」，那麼歷史上那麼多為了盈利而刻意製造的「危機」呢？美國學者、《滾石》雜誌專欄作家馬特·泰比（Matt Taibbi）在其著作《大型美國泡沫危機》中，曆數了高盛集團在1930年至2008年的世界金融大動蕩中所扮演的角色，向我們揭示了世界最頂尖的銀行家們如何利用複雜的金融機制導演危機、或利用他們制定的「規則」在危機中獲利，讓整個社會承受損失，銀行家和金融機構從中獲利。
再比如，國際資本大鱷為牟取暴利對其他國家的金融攻擊。例如1992年的英鎊危機，1994年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等國的拉美貨幣危機，還有著名的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當年泰國總理就指責索羅斯是「罪犯」「強盜」，讓泰國人民二十年積攢的財富一夜之間化為烏有。然而這種符合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合法合理的「搶劫」，至今沒有人提出去制裁這些無法無天的國際資本。
有時候，這些大資本家瘋起來，連自己國家都不放過。1893年美國銀行家摩根暗中釋放出虛假消息，引發市場恐慌，華爾街面臨崩盤的危險，兩年之後摩根以美國財政部救世主的身份亮相，他向政府提供6200萬美元的貸款用來救市，而這筆錢的利息是1億美元（Frederik Allen，Life Magazine，1907）。之後的威爾遜總統吐槽說，危機「像數學公式一樣製造出來並設計走向」 。
（四）精英權力網
有人的地方，就會有組織，精英們自然也不會例外。雖然這麼多年來網上關於共濟會、耶魯骷髏會、兄弟會等各種陰謀論和誇大其實的言論讓人不勝其煩，但是精英互助組織確實是存在的。像我們進了大學還知道加個老鄉會、興趣社團，更何況人中龍鳳呢。比如中國的長江商學院，就有穩定的聯誼會、校友會，正和島這樣的就不說了。當年蒙牛跟摩根士丹利、高盛對賭，因為三聚氰胺突發事件失敗，蒙牛老總牛根生在面臨公司大量股份將流失國外的局面，揮淚給中國企業傢俱樂部理事及長江商學院同學寫了一份萬言書萬言書，然後柳傳志、俞敏洪等大佬紛紛出手相救，動用的資金都是億元級別起。
1972年，美國成立了商業圓桌會議，隨即成為了全球最大的遊說團之一，到2014年為止，全世界超過2萬餘家跨國公司的老闆加入其中。這個遊說團體最突出的成就就是在2013年成功遊說美國與歐盟開啟會談，創建跨大西洋市場，簽訂「誇大西洋自由貿易協定」（TAFTA）。
我記得在我還上初中的時候，父母同學聚會，有一個廳級幹部的伯父對我們這些孩子們說，你們一定要好好學習，考上好的大學，好學校的意義遠不在於好工作，而在於你那些好學校的同學，你像村裡面鄰里感情質樸吧，他們之間的互惠頂多就是我給你個家裡剛下的雞蛋、你給我個今天剛摘的柿子；你們要是上了最頂尖的大學，同學出來都是各行各業的拔尖人才，這時候你們的「互惠」可能就是多少多少的股份，多少多少的年化收益，多少多少的獨董位置。這話讓我至今記憶猶新。這就是問題所在，普通人間的互幫互助可能產生10的效益，而精英之間互惠的效益可是10的N次方，當這些精英相互照應、互為犄角，產生了誇行業、誇領域的利益聯合體，形成了穩固的權力網路，他們就成了難以撼動的既得利益者，而後來者很難再步入這些既得利益階層、很難再分的一塊蛋糕，這就形成了階級固化。
在北京這邊認識不少標準的「二代」，從小就送到英國貴族學校學習，但是成年後還是選擇回國發展的居多，跟他們交流，聽到最多的情況就是雖然同學很nice很友善很尊重你，但是你永遠融不進他們的圈子裡，永遠無法加入貴族二代們的「男孩社團」，永遠無法進入當地的上流社會。於是就回來咯，回來我還是個最頂層的既得利益者，在歐美頂多是有錢的二等公民。可見美國國家內都分階級，擴展到整個世界上整個階級劃分又被大大的擴展了，發展中國家的上等人去了發達國家也得管人叫爸爸，要怪只怪祖國不強大啊（手動滑稽）。
宗教，一直以來是特權的保護傘。第二部分提到過梵蒂岡的避稅洗錢生意，金融狀況在梵蒂岡從來秘而不宣，無論是歐盟還是國際組織，都從無調查教會44000名賬戶的持有人和信息，這其中有多少黑幫、洗錢、逃稅、甚至恐怖主義者們的賬戶就不得而知了。教會銀行一直以來被指責為黑手黨洗錢進行服務，像教皇保羅六世的代理人米歇爾·辛多納，安保信銀行行長羅伯托·卡爾維，都與黑手黨有著千絲萬縷的糾葛。
對於天主教頻繁出現的性侵醜聞，教會也是選擇用權力盡量下壓，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十年里，當時還是保羅二世為教皇的梵蒂岡總教廷最高法院，總共秘而不宣了數十起世界各地對神職人員性侵的指控。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原創劇本的獲獎者紀錄片《聚焦》，講述的就是《波士頓環球報》幾位記者報道美國神職人員姦汙和猥褻兒童醜聞過程中的艱辛歷程。一個小小的教區，兒童時代遭到教職人員性侵的受害者多達幾百名，記者在調查中遭到了了當地官員們的掣肘、教會內外的勢力的施壓。可以想像，全世界還有千千萬萬像波士頓這樣的小教區，讓人不寒而慄。
其他宗教也是如此，在泰國，佛教的僧侶一直能夠凌駕於法律之上，然而長時間來寺院關於挪用善款、洗錢、僧侶盜用公關的醜聞從未斷絕。泰國法律規定，禁止警察逮捕穿著僧袍的僧侶，僧侶們的紀律問題由最高僧伽委員會處理，完全獨立於司法體系之外。然而我們的經驗告訴我們，監守自盜永遠不會有任何監督作用，就在去年，最高僧伽委員會剛剛宣布被指控貪污2800萬美元善款的法身寺住持法勝無罪。難怪泰國著名佛學家西瓦拉克要說：「如果你穿著黃色僧袍，它就能掩蓋任何罪行。」
還有一種特權網的方式是「政商旋轉門」，列寧對此有一個很生動地形容：「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有興趣的可以隨手查一查美國財長有多少是金融機構的高管，還有多少高級官員和議員退休後都在大型跨國公司謀到了「閑職」，這個例子實在是茫茫多我就不舉了。現在的「政商旋轉門」還多了一個「教」，即大資本家和政客擔任高校教職（不管是名譽博士還是名譽教授什麼的），宣傳自己價值觀，培養後備精英勢力接班人（就跟為什麼封建時代的官員都喜歡當科舉的主考官一樣，這一屆錄取的所有人就跟我有「門生之約」了）。所以這個權利網就一片和諧，今天你上台，明天我下野，後天我們一起去學校教書，整個的上升渠道就這樣被壟斷了。
（五）「精英」國家
社會金字塔頂層的精英會享有或多或少的「特權」，世界最頂層的國家也不遑多讓。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國際政治經濟學家，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研究代表性人物，和大衛·哈維一起代表了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最高水平。沃勒斯坦提出了著名的「世界體系理論」，他認為，應當把整個世界當成一個整體來看，我們這個世界也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也存在著等級金字塔（即「中心―――半邊緣―――邊緣」的說法），那麼我們這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體系呢：第一階級的美國、英國、瑞士負責金融、文化意識形態輸出——第二階級的日德法負責高端技術製造業和奢侈品產業——第三階級的中國、東亞四小龍從事中低端奴工工作，就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生產——底層階級的亞非拉其他地區就是原材料產地、生物化學試驗場和人體器官提供方。不只是經濟如此，政治、文化同樣會有這樣的高低之分，全世界就是一個龐大的金字塔，特權永遠只屬於塔尖的那一小撮人。
國際貿易中的剪刀差價就是發達國家「剝削」發展中國家最重要的手段。簡單說來就是抬高製成品價格，壓低原材料、半成品價格，一個國際大品牌在中國的生產，下游加工產業只能獲取利益的極少部分，僅僅負責品牌維護和設計的「貼牌費」佔據了絕對多數，這是與馬克思主義價值規律相悖的。發達國家能夠獲利因為貿易規則是他們制定的，定價權是他們一口說了算的。還記得我們政治課本上的漫畫么？
（六）「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之爭
一直以來，整個世界就是在不斷的上層與下層的較量、鬥爭中跌跌撞撞前進的。在學術界，不同於我們日常的語境，精英主義（Elitism）和民粹主義(Populism)，其實都沒有明確的褒貶含義，都是中性詞，代表了兩種不同的政治觀、價值觀。
幾千年以來，人類社會一直是精英主義為主導的，最早的指導思想從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時期的「四層階級論」和「目的論」就開始了（亞里士多德：最好的笛子給最好的笛手）。很明顯，精英有學識、有眼界、有判斷力、有執行力，能夠引領我們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精英主義者們主張一種「慈父理論」（也叫嚴父理論），就是說我對你好，比如說讓你交稅啊、讓你受教育啊、讓你系安全帶啊、讓你服兵役啊，你別管為什麼，聽我就行了，你只要明白這是對你好、對我們國家好就行了。然而，精英主義的弊端，就是我們本篇文章所論證的種種「特權」，一直都沒有消除，如何能保證精英們在扮演「父親」的角色中不損害兒子們的利益（終究不是親生的），是近代以來各種法律、規則、制度的終極命題之一。畢竟「肉食者謀之，肉食者肥之」，隨著社會不斷進步、人民自主意識不斷提高，餓了幾千年下層人民也想吃肉了。
「民粹主義」是一種極端化的民主，不僅僅是簡單粗暴的「少數決定多數」，還夾雜著諸如民眾運動、暴力鬥爭、反精英等意味在其中。民粹主義從法國大革命開始初現端倪，在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革命中展現的淋漓盡致，沉重地打擊了統治階級，為我們建立起一個更平等、更公平、更美好的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民粹主義的弊端同樣很明顯，群眾的盲目性、野蠻性在多次政治運動中頻繁地造成了諸多的災難。以至於讓領導人兩相比較說出了「要防左，也要防右，但主要還是防左」的話來。
近年來，西方學者提出了一個民主的終極命題：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統一。力圖再讓精英知道我們社會、科技、文化方方面面的同時，保證所有人的利益不受侵犯，建立一個平等正義和諧的新世界。這些西方學者們討論來討論去，提出了一個短期改善方案和終極根本的解決方法，這個短期方案是——教育，增加教育的公平性，給窮人、少數族裔的子女更多的是教育機會，增加普通民眾的平均素質；這個終極解決辦法是——扶貧，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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