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難民安置所的斗膽一問：等戰亂結束了，你們還回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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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說徐和謙
發 自 德 國 漢 堡
在想像中，難民營應該是個什麼樣子？
黃沙滾滾、塵土飛揚？鐵絲網、大帳篷、一箱箱的堆在烈日下的食藥物資，和漆著紅十字標制開來開去的草綠色吉普車？
至少，在德國，大多數的難民收留中心早已和上述景象大相徑庭。
日前，在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 (Robert Bosch Stiftung) 和德國西南部工業貿易城市斯圖加特市政府的安排下，我走訪了斯圖加特全市124個難民安置所的其中一個。
這個安置所位於斯圖加特城區內的奧爾嘉街上的一棟大樓內，與尋常的民宅、商業大樓、餐館等比鄰，從外觀上看不出任何特別。走進其中，安置所的環境猶如在德國常見的大學生宿舍——色彩略顯鮮艷的裝修、挑高的採光大廳，尋階梯拾級而上，首先看到的是一個擁有茶水吧台和幾張小方桌的交誼廳，再往裡走，則是一間間宿舍的房門。據悉，這裡在被用作難民安置所之前，是一所養老院。現在，這裡住著298位來自不同國家的難民。
而所謂的難民們，也早已脫離了衣衫襤褸的狀態，在我們抵達後，陸續從宿舍迴廊走進會客廳。他們大多穿著T恤、襯衫，也有人著傳統民族婦女服裝，神色放鬆、言談坦然，即便每個人的德語水平不同，也有人基本不會德語；但從表面上看，大致已經褪去了客居異鄉、受人安頓的局促感；而安置中心內，也鼓勵語言學習和社會融入能力更佳的部分難民，承擔起群體自治和住地管理的角色。其中，有位名叫巴哈?巴格達迪的年輕哥們，他身著一襲白色西裝，在來訪的記者、來探視的官員和棲居此地的難民中間說著阿拉伯語、德語和英語，來回傳譯，十分顯眼。
在我們一行中國記者抵達後，一位約40開外、身姿富態的中年人站在吧台後，殷勤地一一問我們欲喝咖啡還是茶水。待到大家紛紛落座，開始問答互動時，我們才知道，原來這名叫錫多?巴德馬南的男子並非咖啡吧的老闆，而是難民的一員，來自敘利亞的庫德族聚落。
在我們到訪這一難民安置中心之際，我們一行八個中國記者已經在德國訪問五天了。行程中，不論走到哪裡，難民問題總是我們和接待方討論的熱點：德國如何處理不斷流入的難民、德國人為何願意在接受上百名名難民的道路上決意前進、難民安置責任如何在聯邦和地方政府之間分配、難民落地後，如何幫助他們融合、一切需耗多少成本，融合到什麼程度才算融入……每一個問題都是沉甸甸的。
不過，直到來到這所難民安置中心，我才真正從寫滿了政策論述的新聞紙和法律文件背後探出頭來，仔細地觀察這群從烽火下逃出來的面孔。
敘利亞語文老師蘇麗亞的逃亡故事頗具典型。戴著黑白花紋頭巾的她在會客廳講述了自己的故事：
在敘利亞內戰中，她所任教的學校遭到政府軍的炮火炸毀，多名學生傷亡，自己的兒子右眼和腿腳也都受到重創。「 (敘利亞總統) 阿薩德要為這一切負責」，蘇麗亞一邊流淚，一邊訴說她們一家的逃難歷程：首先，先走十天的路、翻過沙漠地帶，來到敘利亞和土耳其的邊界。然後再乘船入海，逃至希臘登岸，又途經馬其頓，最後才輾轉到達德國。如今，她的兒子預計在本周於德國接受手術治療。
和蘇麗亞一樣被迫出逃的，還有原本做進出口貿易的商人哈默德。哈默德說，自己原本在敘利亞的事業上軌道、家庭很美滿，然而，越演越烈的敘利亞內戰摧毀了他的生活。與蘇麗亞控訴政府軍不同，哈默德更反感意圖推翻阿薩德家族體制的民兵武裝。他宣稱，「我的家就是被他們毀的，我自己還被他們綁架過」。在我問及敘利亞人民對於立場和西方國家不同的中國、俄國政府怎麼想的時候，哈默德對我們說，他很感謝中國、俄國對阿薩德政權的力挺。
在他看來，掀起戰火的主要責任者是民兵武裝，在戰火陰影下，哈默德同樣選擇出逃。
雖然政見不同、切身遭遇相異，在談及敘利亞國內形勢時，兩人還不無激動地爭論起來。但此刻在德國，卻同屬天涯淪落。
哈默德不比蘇麗亞一家幸運，到達德國的，只有他一個人。他才三歲和五歲的小女兒，還有雙親都仍留在敘利亞。如今，哈默德雖然開始學習德語、還在花店找到了一份工作，然而，在面對同場蒞會的德國斯圖加特市社會局官員時，哈默德卻不無激動地一次次詰問：「我非常謝謝你們的幫助，我也知道你們想讓我趕緊安定下來，好好工作，我自己也想好好工作。可是，我的家人現在不在我的身邊，他們天天面對生命的威脅。這樣子我又怎麼好好工作。到底我什麼時候能夠把我的家人接過來？他們如果來了，能夠留在德國嗎？」
△ 孤身逃出的哈默德，向德國官員拋出一連串問題
面對哈默德連珠炮似的問題，陪同我們的斯圖加特市社會局難民科科長盧茲一時之間也答不全，只能略帶支吾地解釋，「這得要走程序，還要看具體審查的情況……現在，排隊的人也非常多。」
消化難民的是一個龐大的系統
按照德國現行的難民政策，難民一旦抵達德國國境後，若明確表示出申請庇護的意圖，則將依據所在地，先被送到德國16個州市各有一個的難民接待中心。
在那裡，難民的身份會先經過一連串的審核，其中包括確認本人身份、確認其所來自國家/地區情況是否急迫等等，如果一切審核均符合條件，才會被列入由德國政府支持的安置名單，每家按口分配可供基本衣食所需的津貼、兌換券，以及安置處所等等。
目前棲居在德國的難民們，最主要的來源地，是已經打了四五年內戰的敘利亞，接下來是伊朗，其後還有東非的厄利垂亞、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來自西巴爾幹半島國家的經濟難民等等。
而在德國聯邦政府承諾接收難民後，經審核進入德國接待名冊上的難民，又會依據德國各地的經濟水平、稅收情況、人口、工作機會等指標，分配接待的數量。如我們之前拜訪的斯圖加特，由於工業蓬勃，是賓士、保時捷和博世等製造企業的聚集地，人口近60萬，因此這個城市便被分配了接待9000人左右的難民。
聯邦政府依據各地接受的難民數量，給予財政上的額外轉移支付；各州州政府則統籌居住安排和公屋調配、建設；各地的市政府則負責後續的治安、教育銜接、安排工作機會、語言學習及社會融入課程等等……而在德國西北部的港城漢堡，由於當地經濟發達、生活水準高、人口繁多(近180萬市民)，因此責任比斯圖加特更大。目前，漢堡已接收了約20000多名難民，相當於全國接收難民總數的2%以上。
據官方概算，光是為了去年湧入漢堡的6000多名難民，各類開銷就達到6.5億歐元，平均接收一個難民的公共開支成本大約是10萬歐元。
除了已經註冊、進入難民庇護機制的合法難民外，另一大批不知去向、淪為「黑數」的難民，則是另一層隱憂。
去年，在估計已進入德國的110萬難民中，其實只有47.6萬人正式向德國政府提出了庇護申請。其餘未排上德國政府照顧名冊的，生活恐無法以正常方式為繼。而根據從政府內部向媒體泄漏的信息，在47.6萬向德國政府申請庇護的難民中，被拒絕者當中的將近一半，在庇護被拒兩年後，也仍然沒有離開德國。
在漢堡市政府辦公廳負責國際合作工作的處長Uwe Ram告訴我們，在實務上，處理難民問題最大的麻煩，在於甄別身份的真實性。「每一個人都可以告訴你，我來自敘利亞，但是我的護照和身份證明文件弄丟了。但他有可能其實是從約旦跑過來，想要待下來的，怎麼辦呢？他們都說得一口完美的阿拉伯語啊，我們該怎麼分辨？」
Ram 接著說，當我們強烈質疑某人其實不是敘利亞人，是約旦或其他不符合庇護條件國家的人跑來的之後，下一步，就是要聯絡該國的使領館，讓他們把人給帶回去。但是那些國家的使領館一般態度也非常消極，「你說他不是敘利亞人，是我們國家的人。好啊，那你拿出證明來呀，我怎麼知道這個人是不是我們國家的呢？」 這是德國官方最常從其他國家使領館得到的回復。一來二往、互踢皮球之下，身份不明的難民往往就這樣在德國待了下來。
在去年流入的110萬人之中，德國政府真正遣返的只有20888人；而前年2014年這個數字更少，只有10844人。時序進入2016年之後，德國政府加強了邊境的控管力度，僅今年上半年就有13324人被攔截在德國邊境之外，另有13743名已經進入德國的難民被遣返。
雖說從2016年開始，進入德國邊境的難民數量比起2015年的各月均已顯著下降；且根據民調，2/3的德國人也並不把七月間發生的一系列平民襲擊事件，和難民群體的大規模流入聯繫起來。然而，七月間發生的意外，仍使高舉接收難民政策的德國總理默克爾民望為之下挫。而下一輪民意的大檢驗，將是明年九月的德國大選。截至目前，已經連任三屆總理默克爾尚未決定是否出馬，尋求自己的第四個任期。
據德國最大公共廣播電視機構ARD公布的民調顯示，在七月間的系列攻擊事件發生後，默克爾的民望下滑到47%，比此前流失了12個百分點。
德國為何決意要接收難民？
問題來了：即使如此，德國政府為什麼還敢於接收難民、提供社會融入措施，且在起初，還能獲得較大的民意支持呢？
一路走訪下來，常見的理由通常可以歸類為如下幾種：
第一，是歷史教訓論。不少德國人提到，在1960、1970年代，工業正在蓬勃發展勞動力卻頗為缺乏的西德，曾經從義大利、希臘、土耳其等地引進不少「客工」(guest workers)作為補充勞動力。當時，對這些東南歐的工人，德國社會基本採取了忽略的態度，假定他們在工廠幹活五六年之後，就會回到自己的國家。然而，這批「客工」最後多數卻都爭取留了下來，但在社會融入措施缺位的情況下，許多人與德國社會的整合程度並不高，說不了德語、在高齡後缺乏穩定的經濟支持，成為德國社會的一塊短板。因此，現在既然難民來了，汲取經驗，做好融合幫扶是很必要的。根據德國政府公布的數據，2017年，德國聯邦政府將額外編列60億歐元的預算，投入到難民所需的住房、醫療、教育及其他資源之中。
第二，是勞動力補充論。德國是西歐目前老齡化速度最快的國家。在德國8160萬人口中，目前已經有1700萬是老齡人口。若當前趨勢不變，預計到2060年，全德國將有三分之一人口達65歲以上，整個社會的工作年齡人口將萎縮到只剩3400萬人。相對而言，來自中東各國的難民人口結構年齡偏輕，目前屬中年者，不少人曾是在原住國擁有穩定工作的專技階層，甚至中產；而目前占難民數量約半數的青少年和兒童，如果在德國社會融入得當，不無可能成為德國下一世代勞動力的重要補充。不過，經濟理性的計算是一面，外來移民融入後，德國人是否願意接受社會面貌的變遷和國家特徵的多元化、國民面孔的多族裔化，又是另一個不是用理性就可以處理的問題。
第三，是蘊含於德國憲政精神中的政治原則。在納粹餘燼中起草的德國基本法，開篇第一條談的不是德國的政體、國體、德國主權歸誰所有、德國人是一個怎麼樣的民族，而是談「人」本身——其言道：「人之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及保護此項尊嚴為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基本法第一條的第二項接著說，「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認不可侵犯與不可讓與之人權，為一切人類社會以及世界和平與正義之基礎」。而在德國基本法第十六條中，也規定「受政治迫害者，享有庇護權。」
從德國政治文化的角度檢視，使內戰戰火中的敘利亞等國之人，免受於生命被剝奪的威脅，當然是保衛「人之尊嚴」之舉；生命權和免受迫害之權，亦為不可侵犯與讓與之人權的核心部分。故此，回到第一條第一項所言，這個任務，當屬「所有國家機關之義務」─即使其所捍衛的，不只是德國人。
我們中國記者們到訪的第二站漢堡，是聯邦十六州市之一，當地長期由社會民主黨的市長執政。我問市政府辦公廳的國際合作處長Uwe Ram說，到目前為止，有任何一個聯邦州市向中央提出異議，拒絕攤派接收任何的難民嗎？「沒有」，Ram說，「各個州市對於聯邦政府決定接收難民的做法，基本上都沒有異議，不論地方上是哪個黨派執政，大體都是贊同的。但中央和地方要協調的是，每個地方接收多少難民、接收難民之後相關的財政成本怎麼分攤、中央、州、城市分別應該出哪些錢……等等具體的操作問題。」
Ram 也說，「我們還記得如果難民沒有地方去，會變成多嚴重的人道災難。」 站在漢堡市政廳正中的廂房內，Ram對著圍站成一圈的我們說，在二戰期間，就曾有一艘載滿德裔猶太難民的船，先是逃往古巴、被拒後又逃往美國，又被拒再轉往英國，沒有人願意接受這批難民，最後他們迫於在海上實在維持不下生活，只能在丹麥登岸。俟丹麥被納粹佔領後，這批原本已經逃出去的人，最後仍免不了被處決的結局。Ram說，德國人民仍然記得這些教訓。
在此行中，不只一位德國民眾告訴我們，「如果把他們送回去，豈不是要把他們再一次推回戰火之中，看他們送死嗎？」，還有人提及，在納粹執政期間，也曾有不少德國裔猶太人逃往其他國家並獲得庇護，「特別是上海，二戰期間的中國上海，是全世界對猶太難民最寬容的城市之一。現在，是我們回饋其他國家的時候了」。
還有人認為，中東如今的亂局，和歐洲強權在戰後撤出時留下的政治格局脫不了干係；因此，歐洲各國對中東因戰亂溢出的難民，亦應有道義責任。
陪同我們一起去探訪難民安置中心的盧茲更告訴我，當年，他們自己就是難民。1945年，盧茲的爺爺從捷克斯洛伐克逃來德國，並被西德政府接受安置，此後才有盧茲一家在德國的後續。
當我問盧茲，當看到第一批你處理的中東難民時，心情是怎麼樣的？他告訴我：「他們看起來真的非常累、非常需要幫助……我想，我應該像當年德國幫住我爺爺一樣，盡我所能地幫住他們」。但我再接著問盧茲，德國對難民的接受和融合工作，要做到什麼程度才算是融合工作的終點？更直白的問，現在有110萬難民來到你們這個有8160萬人口的國家了。他們當中的百分之多少，最後有機會拿到德國國籍呢，你們政府內部曾經測算過相關的成本嗎？
△ 斯圖加特社會局難民科科長盧茲的祖上也曾是難民
盧茲說，關於什麼時候才是終點，他現在也沒法說。「畢竟難民的情況一直在變化，敘利亞的戰局也在變化；每個月會流入多少人、下一個月戰況會變得更好還是更壞……這些，我們都還不知道。我們只能做眼前我們能做的，例如，明年在斯圖加特給現在還排不上安置住所的難民，建新的安置房等等。」
我又問盧茲，像剛才哈默德所說的，已經享受到庇護待遇的難民，能不能把自己的女兒和雙親也接來德國？接來德國之後，他們能不能順利也進入庇護範圍？面對不斷變化的政策環境，盧茲也無法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若戰火不再，你們要回去嗎？今年21歲的夏巴克，原本已經考上了大學，應該在敘利亞開展他的大學生涯。然而，內戰軍興，徵兵令至。原本應該入學的夏巴克被政府軍徵招入伍。但投筆從戎、將槍口對準同胞，卻遠非夏巴克所願。為了逃避參軍，他只好和在學校教阿拉伯文的哥哥一起出逃。現在，他正在努力學德語，準備在德國繼續上大學，讀他原本最有興趣的經濟學。
面對滿座年齡、性別和政治立場各異的難民，聽著德國政府介紹的一套套安置、融合措施，我忽然想問他們一個問題，但又怕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略顯不敬。心理拉鋸之後，我還是請能通多種語言的巴格達迪幫忙把問題翻譯成阿拉伯語：「如果，你們的國家─敘利亞，或是其他戰亂中的國家，在下個星期就能獲得和平了，局勢終於穩定下來了，你們可以和留在祖國的親人重新聯繫上了。但同時，你們現在已經到了德國，合法地被庇護在這裡。有些人已經找到了工作─薪水和在祖國比還相對不錯；受傷的親人受到了良好的醫療照顧；孩子們已經擁有了穩定的受教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恢復和平了，你們是願意馬上就回到祖國，還是願意在德國多待一陣子？」
一聽完我的問題，一個昔日的敘利亞中年女警察馬上接話，「回去」；已經找到一份花店工作、支持政府軍、但仍想把女兒和雙親接過來的哈默德想了一想說，要看狀況……「我可能回會去，也可能再待一陣，或者，我會常常回去敘利亞探望他們」；年紀較輕、想在德國學經濟學的夏巴克則站起來說，「當年，你們德國進軍俄羅斯，結果慘敗……二次大戰後，德國變成一片廢墟，但仍有很多在戰時逃到各地的德國人回到德國，把你們自己的國家重新建設起來。而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
在斯圖加特的市中心，當地市政府聘了十一二個人，開設了一間佔地約三四間教室大的「歡迎中心」專門處理新移入者的接待問題。歡迎中心就設在街邊的一樓，屋宇明亮，落地大窗通透內外。中心的一邊是辦公場所，另一邊則被開闢為顏色斑斕鮮艷的「世界咖啡館」，引入各地的點心，並供新移民聚會之用。在60萬人口的斯圖加特，由於工業發達、早年「客工」聚集者眾，竟有43%的人口本人或其家庭都具有移民背景。
這個「歡迎中心」的主任蘇珊納?霍夫曼自己本來也不是德國人，「我來自一個現在已經不存在的國家─南斯拉夫。我的家鄉，馬其頓─現在很有名啦，就是大批難名來德國前會經過的地方」29年前，在前南斯拉夫學習社會學的霍夫曼來到西德，但當時的西德尚不具備一個移民國家的意識。西德當局不承認她在南斯拉夫的學歷、也沒有如今這種可以讓新移民免費學習德語的地方，她想要在這裡安頓下來，只能重新再讀一個學位、自己掏錢到培訓機構學德語……
如今，以一個昔日的移民之姿，成為一座城市「歡迎中心」的主任，蘇珊納?霍夫曼說，自己特別看重每一次自己和難民們的對話，「因為我自己曾知道，這些話，和我們承諾能給的幫助，能夠給漂泊中的人多大的鼓舞」。
我問霍夫曼，「如今你已經來德國29年了，在德國的生活時間已經超過了你在南斯拉夫的日子，你覺得，做為一個「新德國人」，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霍夫曼想了想說，「是機會」。她說，如果我沒有來德國，我不會有機會去到全世界那麼多的地方、見到那麼多的人，甚至能在自己景仰的社會學泰斗身邊學習，「如果我留在馬其頓，這些都不會發生」。霍夫曼解釋，德國一直到2005年通過移民法之後，移民工作才成為政府架構中有專門部門負責的工作，而不只是社會邊緣救濟工作的一個環節。身為一個老移民，她對於德國現今能以更多的資源、更寬廣的社會空間接納新移民感到昂揚，「等到今年九月份，新的《融合法》(Integration Law)上路後，我們會有更多的資源和法律來保障這些事」。
坐在半開放式的「歡迎中心」里，大家都在問霍夫曼：你們每天的工作是跟難民打交道，會不會有點擔心安全？特別是，如果有恐怖主義份子混入難民群體的話怎麼辦？她坦言，在七月中發生在慕尼黑、造成9人死亡的平民攻擊事件發生後，中心是曾開會討論過加強安保的問題。
就在慕尼黑攻擊事件發生後的下一個上班日，有個敘利亞男子推開了「歡迎中心」的大門。有的工作人員認出來，這個人兩周前也曾在中心尋求過幫助。這一次，他雙手手臂環抱，但依然說不了德語。霍夫曼只好打電話向通譯求助。翻譯在電話的另一頭翻譯說，「他說……他說，在事件發生後，他特別想謝謝你們的幫忙，所以帶來了這些東西」。他環抱的手臂里，抱來了20朵玫瑰。
（本文首發於財新博客，圖片除標註外來自於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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