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中央委員會的兩封信》

致中央委員會（1923年10月8日）

英文版編者註：1923年秋季，經濟危機達到了頂點，而「剪刀差」——高價的工業產品與低價的農業產品之間的差價——也在十月初達到了最大值。為了迫使工業產品降價，政府停止了向國有企業發放貸款。失業與絕望立刻在城市中蔓延，在八月和九月里，大規模的罷工浪潮席捲各地，黨內的兩個極左集團——「工人集團」與「工人真理」——也參加了工潮。黨中央委員會在九月召開會議，討論了國家面臨的問題，並制定了一系列扶助農民的措施，還進一步削減了對工業的投資，並對參加罷工的黨員進行了處罰。負責領導關於政治形勢的小組的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就罷工浪潮和參加罷工的黨員的集團做了彙報。捷爾任斯基是政治警察機關——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首腦，在過去這個機構是用來保衛蘇維埃政權的，而由他來做這個報告，這一點具有特殊的意義。就在不久之前，他剛剛改組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而這次改組引發了爭論：是否應該授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插手黨內事務、打擊那些反對黨的領導層的路線的黨員的權力。

捷爾任斯基的報告促使托洛茨基於10月8日上書中央委員會。托洛茨基在信中概述了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並提出了為了減輕危機所應採取的措施，還委婉地提到了列寧的《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而政治局是拒絕公開發表列寧的這封信的。中央委員會一方面動用組織手段來壓制黨員隊伍中的不滿聲音，一方面又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消除造成這些不滿的根源，這種做法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對。托洛茨基還發出號召：為了使黨能夠完成自己面臨的任務，應該恢復黨內民主。這是托洛茨基首次在中央委員會之外發起討論。此前他一直在剋制自己，只在個別問題上發起爭論。現在他宣稱要履行自己的權利，讓全體黨員都了解自己的不同意見。

這封信從未在蘇聯報刊上發表，但孟什維克流亡者的報紙《社會主義信使報》（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曾於1924年5月28日發表了這封信，發表時部分是引用原文，部分是轉述，部分是概括。本書收錄的這封信的英文版由瑪麗琳·沃格特（Marilyn Vogt）根據《社會主義信使報》上刊登的文本翻譯，不過其中部分加重號是《社會主義信使報》加上的，而不是托洛茨基加上的。

致中央委員會、中央監察委員會：

1、「捷爾任斯基同志的小組（負責罷工及其他事務）提出了一個建議，要求我們規定，黨員有義務向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舉報黨內的派別活動。十月革命已經過去六年了，把黨內有敵對分子在活動的情況向黨組織舉報，本來就是每個黨員的基本義務，似乎不必特意通過一道決議加以規定。可是現在卻出現了對這種決議的需求，這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危險的徵兆，此外還有許多徵兆，雖然沒有這麼明顯，但也令人擔憂。」

托洛茨基在信的開頭就發起了最近的討論，他繼續寫道：「對這種決議的需求意味著：（1）黨內形成了非法的反對派集團，這可能會對革命造成危險；（2）黨內存在這樣一種情緒，它使那些知道這種集團存在的同志們隱瞞不報。

「這兩個事實表明，十二大之後，黨內形勢已嚴重惡化……在十二大的準備工作中使用的方法和措施，讓許許多多的黨員感到了最嚴重的威脅，而他們絕不是最壞的那一部分……」然而，半年以來，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卻像是在進一步強化那些曾在十二大的準備工作中使用過的方法和伎倆；結果，黨內形成了公開表示敵對和怨恨的集團，以及大量明知這種集團的存在代表著什麼樣的危險、卻仍然知情不報的人……

2、黨內形勢之顯著惡化，原因有兩個：（1）原則上的錯誤與不健康的黨內體制；（2）工農群眾對糟糕的經濟形勢的不滿，造成這般局面的，不僅是客觀的困難，也有經濟政策上的極其嚴重的錯誤。

3、「十二大是在смычка[1]的口號下召開的。作為工業提綱的作者，我曾在十二大召開前向中央委員會指出，當經濟任務要求把『黨的注意力與決心』轉向那些用於降低國家生產的產品的最初成本的具體的、有生命力的企業時，如果用抽象而又富於煽動性的方式，向十二大介紹我們的經濟任務的話，會造成何等的危險。」

4、關於工業的決議，要求鞏固和加強國家計劃委員會，為此要把它建設為制定計劃的領導機關。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在十二大之後，中央委員會得到了列寧同志在生病期間寫的一份備忘錄，該備忘錄認為必須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權力（更確切地說，應該是把立法權和行政權一起給它）。在十二大之後，國家計劃委員會實際上已經進一步退居幕後……「政治局不經過事先的準備，也沒有參照總體計劃，就草率地對最重大的經濟問題作出決定，這種情況在十二大之後更為嚴重……」

托洛茨基還指出，在（1923年）9月19日，李可夫和皮亞塔科夫提交了一份備忘錄，其中寫道「政治局的一些決定使我們發現，在目前形勢下，我們肩負的管理國有工業的任務，已經變得極其困難。」托洛茨基對此總結道：「對經濟根本談不上領導。從上到下一團糟。」

5、托洛茨基在這一段里，指出目前的商業與工業危機的原因之一是「我們的財政政策的專斷性質，也就是說，它並不服從於經濟的總體計劃。」他還寫道：「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的差價，已經漲到了驚人的程度，這就是最好的例證，這實際上等於取消了新經濟政策，因為在農民——新經濟政策的基礎——看來，既然他們買不到東西，那麼有沒有新經濟政策都一樣，不管這是因為法律禁止了私人貿易，還是因為一普特糧食才能換來兩盒火柴。」托洛茨基指出，鞏固工業的動機處處都與「政治」考慮相抵觸，他覺得必須集中關注這個問題的一個小方面，在他看來，指出黨對經濟的領導是如何變成了「沒有計劃，沒有體系，黨的政策也沒有正確的路線」的，這樣才能清楚地解釋整個問題。

托洛茨基寫道，「在十二大上，某些黨組織在有關貿易和工業的廣告中出現的驚人的弊端，被揭露了出來。這些弊端都有哪些呢？本質上來說，這些黨組織原本應該指導各家經濟企業，把它們培養得更認真、更嚴格、更經濟、更負責，然而，這些黨組織實際上卻教壞了它們，利用最粗暴、最浪費的方法來欺騙國家。為了這些黨組織的利益，原本只需要向一家企業徵收工業稅，這樣雖然不合法，但至少能產生真正的效果，可它們卻做了強行推銷但又毫無意義的廣告，為此浪費了紙張和印刷工人的勞動。最可恥的是，管理人員根本不打算反抗這種貪婪和墮落之舉；相反，他們對省委書記的命令唯唯諾諾，花了大錢在《共產主義者的伴侶》（Спу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а）之類的報刊上用半個版面或一個版面來做廣告。要是有哪個管理人員膽敢反對這種做法，體現出對黨的義務的真正理解，他馬上就會登上不承認『黨的領導』的名單，並遭受隨之而來的一切後果……在這種『經濟領導』面前，只有完全不懂得正確的經濟管理為何物的人、完全缺乏責任感的人，才會視而不見……」

7[2]、中央委員會在上一次召開全體會議時，成立了一個專項委員會，負責削減管理費用和降低物價。「但是，顯而易見，國有企業在政治壓力下機械地降低價格，在大多數情況下只是讓中間商發了財，對農民市場幾乎毫無影響……負責降價的專項委員會的成立，本身就是一個雄辯而又諷刺的證據，它證明了忽視計劃與靈活調節的政策，是如何被它自身的力量驅使，不可避免地變為以戰時共產主義的方式來指揮物價的嘗試。上樑不正下樑歪，導致了經濟的破壞，而不是經濟的正常化。

8、「驚人的剪刀差——此外還要加上沉重的單一稅，稅務負擔如此之重，主要是因為這種稅制並不符合現存的經濟關係——再次激起了農民的深刻的不滿。這個政策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工人的態度。最後，工人中的態度的變化，也傳染到了了黨內。各種反對派集團重新出現並壯大。他們的不滿與日俱增。因此，對我們而言，工農聯盟是反著進行的：從農民開始——經過工人階級——然後才到黨。此前沒有預料到這一點的人，或是不久之前仍在閉目塞聽的人，都好好地上了一堂實物教學課……」托洛茨基指出，在政治局內和代表大會前夕發生的激烈衝突，源自對待核心問題的不同態度，而這個核心問題就是：國有工業的合理化與縮小剪刀差。

9、十二大指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的最重要的任務之一，是仔細地選擇各級管理人員。但是，組織局在挑選人員的時候，看重的卻完全是另外的品質。在做出任命、撤職和調職的決定時，在對黨員的評價中，最看重的是他會在多大程度上支持或反對維持黨內體制，這個體制是通過組織局和中央委員會書記處實行的，儘管這樣做是秘密的、非正式的，但卻更為實在。十二大曾指出，中央委員會的人要有「獨立性」。今天這句話已經不再需要任何評語。十二大之後，總書記處在任命省委書記時運用了「獨立性」的標準；上行下效，「獨立性」的標準被一直運用到了最低一級黨支部的任命上。書記處就按照上面對「獨立性」的理解，把它認為「獨立」的同志挑選出來，安插到各級組織里去，這種做法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10、「即使是在戰時共產主義最嚴酷的時期，黨內的任命制都不及現在的十分之一。省委書記由任命產生，這種做法現在已經成了規定。這樣一來，書記基本上是獨立於當地組織的。在面臨反對、批評和抗議的時候，書記在中央的幫助下，可以簡單地把反對者調走。政治局在一次會議上非常滿意發表了這樣一個聲明：當省與省合併時，受其影響的組織唯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合併後的省委書記的人選。書記是由中央任命的，他實際上獨立於當地組織，他也就享有在自己的省內對下級組織的人員進行任命和撤職的權力。各級書記組成的機關是自上而下地組織起來的，他們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並開始『把所有工作都抓在手裡。』由基層黨員參與決定黨組織的具體組成的做法，已經越來越像是一個幻覺。在過去一年、或一年半里，已經出現了一種特殊的黨書記心理，它的主要特徵是深信書記可以決定一切大小問題，而不用熟悉相關的具體事務。我們經常發現這樣的情況：某些在領導蘇維埃機關時並未表現出組織、行政或其他方面的才幹的同志，一旦坐上了書記的位子，就馬上開始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對經濟和其他問題發號施令了。這種做法是最有害的，因為它徹底毀滅了責任感。

11、「黨的十二大是在民主的庇護下召開的。當時有許多捍衛工人民主的發言，在我看來都是過於誇大了，考慮到充分發展的工人民主與專政體制是不相容的，那些話在相當程度上就像是在蠱惑人心了。但是，高度集中、緊抓一切，這是戰時共產主義時期的特徵，它顯然應該退位，讓更活潑、更廣泛的黨來負責。可是，在十二大以前已經基本定型的那種體制，在十二大之後已經完全鞏固，並發展到了最終的形態，與戰時共產主義最熾烈的時期的那種體制相比，它與工人民主的距離更遠。隨著書記任命制的實行，黨機關的官僚化已經達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即使是在內戰最艱苦的日子裡，我們還在黨組織內和報刊上，就是否錄用軍事專家、要建立游擊型的軍隊還是正規軍隊、要不要紀律等問題進行爭論；到了現在，當各種問題困擾著黨的時候，卻根本沒有人對這些問題進行這樣的公開探討。這導致了在黨的機關和國家機關當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黨務工作者，完全沒有政治主見，至少是沒有公開表達出自己的主見，就好像他們相信，各級書記處就應該是擬定黨的意見、制定黨的決議的合適的機關似的。在這部分沒有主見的人的下面，是廣大的基層黨員群眾，在他們看來，黨的每一個決議，不是號召他們做什麼，就是命令他們做什麼。不滿的情緒在黨的基層中特彆強烈，這些不滿情緒中，一些是完全合理的，一些是由偶然因素激發的。這種不滿情緒不會因為黨的會議上的公開探討而減弱，也不會因為群眾（在黨委會和書記的選舉中）對黨組織的影響而減弱，而是會秘密地繼續滋長，假以時日，會變成黨內的膿瘡。」

12、十二大正式通過了有利於「老布爾什維克」的政策方針。托洛茨基在這一段里強調指出，這些老布爾什維克幹部是「黨的革命酵素與黨組織的脊梁骨，」他同意這些人應該佔據黨的所有領導職位。但是，他們得以上任的這種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卻代表著一種極其可怕的威脅，這是因為在任命書記時，「獨立性」實際上仍是首先要考慮的因素。由各級書記組成的這種機關，是獨立的和自給自足的，以「老布爾什維克主義」自命的它，將來會把老布爾什維克在黨的地下時期所擁有的意識形態領導權維持下去，這會造成嚴重後果，對它的不滿正在不斷增長。

13、「政治局企圖根據伏特加等商品的銷售額來編列預算，也就是要讓工人政府的收入不受經濟建設的成敗影響，這是一種不祥之兆。只是由於它在中央委員會內外都遭到了堅決的抗議，這種可能會給我們的經濟工作和黨本身造成沉重打擊的魯莽之舉才被阻止。可是中央委員會至今都沒有駁回在未來讓伏特加合法化的提議。各級書記處形成的組織——它越來越獨立於黨——的獨立性與自給自足性，與編列盡量不受黨的集體建設工作的成敗影響的預算的傾向之間，肯定存在著某種內部聯繫。把任何不贊成伏特加合法化的態度，都給打成反黨罪行；把一位要求自由地討論這個災難性的計劃的同志從中央機關報編輯部中撤職，這將永遠是黨的歷史上最可恥的時刻之一。」

托洛茨基在第14點和第15點中批評了政治局對軍隊和負責軍隊的高級機關——革命軍事委員會——所採取的決議和措施。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們不打算深入探究這些批評的細節（有時過於豐富了），但我們應該注意，托洛茨基寫了這幾句話：「最近的全會試圖把以斯大林為首的一批中央委員會委員塞進革命軍事委員會。只是因為我進行了最堅決的抗議，全會才立即撤回了這個決議。」托洛茨基還重提舊事，回顧了拉舍維奇與伏羅希洛夫以前是怎樣利用了不光彩的手段，才能不顧烏克蘭人民委員會的的反對，當上了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的，還把他們用過的不光彩手段同這次進行了對比。

第15點是以下面這幾行說明性的話結束的：「在我批評古比雪夫，說他提議改組革命軍事委員會背後的真實動機，與他正式宣稱的動機毫不相干之後，他向我做了答覆，毫不出奇地，他無法否認這兩種動機確實不一致——他怎麼可能否認得了呢？——而且他還坦率地向我承認：『我們認為必須同你作鬥爭，但我們又不能宣稱你是敵人；所以我們只能採取這樣的辦法。』」

第16點和第17點是這封信的最後兩點。「黨可能正在進入最關鍵的歷史時期，而它身上還背負著領導機關造成的大量錯誤。在十月革命六周年之際，在德國革命的前夜，政治局有義務對那份要求所有黨員都要向黨組織和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舉報黨內的非法派別活動的決議草案進行討論。十分明顯的是，一旦德國發生革命，這樣的體制、這種對待黨中之黨的態度，都會使黨無法完成它可能會面臨的任務，而一切跡象都表明黨將要面臨這些任務。必須結束書記處的官僚主義。黨內民主必須享有其應有的地位——起碼要達到足以阻止黨的僵化與墮落的程度。基層黨員應該在黨的原則與黨員的責任感所允許的範圍內，表達自己的不滿。必須給黨一個真正的機會，按照黨章來建設黨組織的機關，最重要的是黨組織的機關要符合我們黨的整個目的……

「中央委員會委員與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都知道，我在中央委員會內堅定而毫不含糊地同這種錯誤政策作鬥爭的同時，又慎重地避免了將中央委員會內的這種鬥爭變成了對極個別同志的評判：確切地說，那些同志的黨內升遷經歷如果全都合理的話，也許已經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內坐擁重要職位了。我不得不指出，我在過去一年半里做出的努力沒有收到任何效果。這產生了一種危險：黨可能會被極其嚴重的危機打個措手不及；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覺察到了這種危險，卻沒能公開指出這種危險的同志，都應該遭到黨的正確的批評，因為他們把形式看得高於內容。

「考慮到形勢已發展至此，我認為：我既有權利、也有義務讓每個黨員都了解事情的真相，我認為他們已經做好了準備、足夠成熟和自我剋制，因此，他們可以幫助黨找到一條不必經過派別衝突和動蕩，也能擺脫目前的困境的出路。」

[1]意為聯合或團結，指工人與農民的聯盟，工業與農業的結合。

[2]原文如此，並無第6點。——中譯者注

致中央委員會（1923年10月24日）

英文版編者註：托洛茨基於10月8日上書中央，在政治局對此作出答覆之前，又有四十六名重要黨員於10月15日發表聲明，支持托洛茨基的批評，號召中央委員會與那些反對中央委員會的方針政策的「最著名與最活躍的黨務工作者」共同召開會議。本書附錄部分收錄了這個《四十六人聲明》（第397頁）。

政治局在答覆托洛茨基的信中，指責他「挑唆反對中央委員會的鬥爭」，並指控他犯下了一系列可能會「引發真正的黨內危機、在黨和工人階級之間製造隔閡」的錯誤。複信中沒有對他的主張做出任何正面的答覆，而是指控他的經濟方面的建議背後包藏著當上「經濟與軍事事務的獨裁者」的野心。最後，政治局含沙射影地提起了列寧以前同托洛茨基的分歧，沒有對托洛茨基的任何建議作出正面答覆，反而對他的過去進行污衊，抹黑他的觀點，這是出於派別鬥爭的需要而歪曲歷史的一次初步嘗試。

托洛茨基在答覆政治局時，對他個人遭受的誹謗不屑一顧，並直接引用了列寧的觀點。《社會主義信使報》在1924年5月28日發表了政治局的這封信與托洛茨基在1923年10月24日給中央委員會寫的第二封信的部分內容。本書中收錄的英文版仍是由瑪麗琳·沃格特根據《社會主義信使報》上的文本翻譯而成的。

我們這裡引用的，是托洛茨基寫給中央委員會與中央監察委員會的第二封信中最關鍵的部分。

……2、「關於把列寧的名字拉進我們的分歧中的企圖。」「政治局委員的信，企圖把列寧的名字拉進目前的爭論，這種做法企圖讓人們以為，一方代表著列寧同志的政策的延續，而另一方代表著反對這些政策的鬥爭。把這種爭論打扮成這種形式的伎倆早就用過不止一次了，雖然以前做得更謹慎、更隱蔽一些——就在第十二次代表大會之前的準備期間，特別是在十二大之後，都用過這種伎倆。由於這些伎倆採用了含沙射影和陰險狡詐的形式，對它們做出正面回應是不可能的。他們之所以含沙射影，正是因為他們算準了這樣做是不會得到答覆的。政治局委員目前的『答覆』，企圖把這種含沙射影做得更具體一點，但是，同樣的特徵暴露了它，我們將會看到，這些含沙射影是如何的毫無根據，同時這也給了我們一個機會，讓我們得以明確而毫不含糊地駁斥它。我將逐條分析爭論中的各種問題，引用的每一句話和每一本書，都會給出具體出處，以供查對。

「（1）與經濟有關的核心問題之一，過去是、現在仍是這個問題：所謂制定計劃，就是在調整國營經濟、使其適應市場的增長的過程中，對其基本要素進行系統的協調，而總體指導應該在計劃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呢？我過去堅持認為、現在還是認為：缺少正確的、統一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正是經濟危機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當然，在關於指導制定計劃的組織這個問題上，我確實與列寧同志有分歧。列寧在我心目中的威望，就和他在其他中央委員會委員心目中的威望一樣巨大。但我過去認為、現在也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黨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委員，都應該明白，在中央委員會裡，如果他們認為自己的意見是正確的，就該堅持自己的意見。

「但在列寧自己的構想中，他自己是如何解決這個問題的呢？1923年7月2日，列寧把一份特別的備忘錄通過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轉交給了政治局，這是他在1922年12月27日那天口授的《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列寧在這份文件里寫道：『這個思想是托洛茨基同志提出來的，大概已經很久了。我當時反對這個思想，因為我認為，這樣一來，在我們的立法機關係統中獎出現嚴重的不協調現象。但是經過仔細研究，我發現這裡實質上有合理的思想，即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個彙集了內行、專家、科技界人士的機關，雖然實質上掌握著正確判斷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卻有點被置於我們的立法機關之外。……我想， 可以而且應該贊同托洛茨基同志的是這一方面， 而不是下述方面：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職，或者由我們政治領袖中的某人擔任，或者由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主席擔任， 等等[1]。』最後，列寧表示反對把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任務變成臨時的和緊急的個別任務，並主張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應該是那種通過它就可以『經常地……解決歸國家計劃委員會處理的全部問題』[2]的任務。正如我們所見的，這裡提出的這個問題是十分鮮明而完整的。

「（2）在十二大之前，在中央委員會全會上發生分歧、並讓列寧也卷了進去的另一個經濟問題，是關於壟斷外貿的問題，我在十二大上提到過這個問題（而且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並將它當作是處於資本主義包圍中的社會主義專政的重要支柱之一。我這裡有一篇列寧針對這個問題而寫的很長的信。我下面要全文引用列寧在1922年12月13日的這份信。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3]。」

（3）在這一段中，托洛茨基提起了一件事：列寧曾委託他在黨中央委員會上，對喬治亞事件進行辯護[4]。

「（4）有一個中心問題是由列寧提出的，即關於改組工農檢查院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問題。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題過去曾被、現在還是被當成我和列寧爭論的一個話題，然而這個問題其實就像民族問題一樣，極其清楚地反映了政治局內的派別組成。當然，我對舊的工農檢查院的態度確實很差。但列寧在《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對工農檢查院的評價要比我要刻薄得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現在沒有絲毫威信。大家都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院這個機關辦得更糟的機關了，在目前情況下，對這個人民委員部沒有什麼可要求的了[5]。」如果大家還記得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這個職務誰當得最久，就不難明白列寧說的是誰[6]，在關於民族問題的那篇文章里也是一樣。

「可是，對於列寧提出的改組工農檢查院的建議，政治局作何反應呢？儘管列寧堅持要求立即發表這篇文章，布哈林還是扣下不發。娜傑日達·康斯坦丁諾芙娜·克魯普斯卡婭給我打電話，把這篇文章的事告訴了我，請求我想辦法儘快讓這篇文章發表出來。在我的要求下，政治局召開了會議，除我之外的所有出席者——斯大林、莫洛托夫、古比雪夫、李可夫、加里寧和布哈林——不僅反對列寧的計劃，還反對發表這篇文章。反對得最激烈和最堅決的是書記處的人。考慮到列寧一再要求看到這篇文章付印，未來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古比雪夫同志在這次會議上向政治局建議：為了安撫列寧，專門為他印刷一份印有這篇文章的特殊的《真理報》，同時壓下這篇文章，不讓全黨知道。曾任書記處書記的古比雪夫同志後來被任命為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在反對列寧的改組工農檢查院的計劃的鬥爭中，通過了一個計劃，讓列寧的計劃「變得無害」。（在古比雪夫領導下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因此就變成了一個獨立、公正的黨的機關，堅持和維護了黨的合法性與黨的團結的根基，使之免受遭到濫用的黨的行政權力之害了嗎？我在這裡不打算對此深入討論，因為我覺得答案已經十分清楚了。

「這些就是最近關於我反對列寧的政策的『鬥爭』的最有教育意義的插曲。」

[1]《關於賦予國家計劃委員會以立法職能》，《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44—345頁。

[2]同上，第348頁。

[3]《社會主義信使報》沒有引用這封信。這段引文為：「托洛茨基同志：……我覺得我和您的意見完全一致，……不管怎樣，懇請您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出面維護我們的共同觀點，即保留和加強對外貿易壟斷是絕對必要的。」（《致列·達·托洛茨基》，《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52卷，第548頁。）

[4]參見《致列·達·托洛茨基》，《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52卷，第554頁。——中譯者注

[5]《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版，第43卷，第381頁。

[6]指斯大林。——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