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陽生平漫話（三）弘治君臣 上篇

本回的回目叫做「弘治君臣」，取自明史紀事本末，因為想寫的內容比較多，故分為上下兩篇，今天發布的乃是上篇。至於下篇嘛……讓我再跳會兒票……

弘治皇帝即位，李東陽的春天終於到來了，他之前被選為東宮講讀，雖說只是醬油，好歹也算是太子的人，如今太子即位，他當然就有了「從龍之功」。更幸運的是，當年在講讀過程中的幾位主力，像什麼萬安、劉吉、彭華，都是出了名的庸臣：萬安給憲宗皇帝送小黃書；劉吉是不怕彈的劉棉花；彭華「深刻多計數，善陰伺人短」。於是論資排輩下來，正好就輪到李東陽出頭了。弘治改元之後，他歷任左春坊左庶子、太常寺少卿，並於弘治七年升為禮部右侍郎，到內閣去幫著寫誥敕，這個「誥敕」是什麼呢？也就是給各官員的父母老婆封官的誥命文書（如紅樓夢中的賈母就是國公的誥命夫人，所謂「老封君」），工作量比較大，但其實算不得什麼重任，與朝中的大事無涉，不過能進入內閣幫忙，已經是挺有前途的委任了。

弘治八年二月，因為內閣缺員，弘治皇帝下令廷推，六部都察院等部門推出了六個人，最終，朱祐樘只從中挑出了兩個：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李東陽，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謝遷。雖然此時的內閣並不像後世那樣充滿存在感，但無論如何，李東陽總算是半隻腳跨進了決策圈。

內閣這個機構，設在宮中的文淵閣，與大明其他部門相比，辦公條件實在有些寒酸，最開始的時候，只有些「小杌子」、小板凳，連一把帶靠背的交椅都沒有，正中是一尊孔子銅像，而辦公的閣老們則分坐兩旁。到了成化年間，朱見深賜內閣「兩連椅」、「漆床」以及被褥之類，閣老們才過的稍稍舒服了些。

如今不少人，對「內閣」的職能似乎有些誤解。在知乎上，就看見有人提「為什麼王守仁不能入閣」、「為什麼于謙不能入閣」之類問題。實際上，其一，明朝一直有「非翰林（庶吉士）不得入閣」的傳統，因為內閣的工作，對寫作水平的要求是比較高的，反倒並不需要你有多麼高超的處理實際政事的能力。王守仁和于謙都不是翰林出身，入閣的可能本就極小，而王陽明得封伯爵，成了勛貴，就更不可能入閣了；其二，內閣的地位是在不斷變化的，于謙那個時代，內閣並不是什麼好去處，遠不如六部權重。明朝，特別是中前期，皇帝更多是把內閣當作一個傳聲筒，一個代筆群體——至多再加上議政顧問的職能，在人事等問題上有發言權，真正的軍國大事，他們是沒有決策權的。當年「三楊」輔政，乃是其三人的聲望和皇帝的信任使然，而非憑藉內閣本身的職權。後世內閣雖屢屢侵奪六部的權力，但那雖是常態，卻並非常理矣。李東陽由翰林入閣，也不是因為他有為政的才幹，而是因為他精於文翰，「學術純正」，最適合草擬誥敕，這一點，李東陽自己心裡也明白。他與謝遷一樣，都是文學之士而非經濟之才，內閣三人組中唯劉健相對幹練，那就無怪乎朱祐樘在三人中特別倚重劉健，而忽視李謝了。

朱祐樘的性格，大概是非常溫和的，張延齡（張皇后的兄弟）在皇宮裡玩他的帽子，他不追究；大臣們請他查一查萬貴妃到底有沒有殺害他生母紀氏，他也不嚴查；某些大臣上朝缺席，他依然「多從寬宥」——成化年間李東陽在翰林院打醬油的時候，翰林官們上朝遲到，竟被罰去搬運灰炭，可謂悲劇；弘治十一年十月，因為清寧宮失火，弘治徹夜未眠不想早朝，都要事先問內閣是否同意。《明朝小史》里甚至說了這麼個段子：

【帝嘗引青宮夜出宮間行，至六科廊，青宮大聲言：「此何所？」帝搖手曰：「若無嘩，此六科所居。」太子曰：「六科非上臣乎？」帝曰：「祖宗設六科，糾君德闕違，脫有聞，糾劾疏立至矣。」】

堂堂皇帝。帶著太子摸黑出去瞎逛，路過大臣上班的地方，竟然因為怕大臣糾劾而不敢出聲，這皇帝當的似乎是窩囊了點兒。

正因為此，在許多人眼中，朱祐樘毫無主見，什麼事都全憑大臣主張。從表面來看確實沒錯，翻翻實錄，無論大臣提什麼意見，孝宗的反應大抵都是「嘉納之」。彭韶說應當清理鹽政，他嘉納；楊守陳請開午朝，他嘉納；教坊司送歌伎進宮講了點兒葷段子，馬文升說應該趕走她們，他也嘉納；馬文升說皇上應該節省開支，他還是嘉納；乃至於李東陽在奏疏里給《孟子》作註解，洋洋洒洒寫了幾千字的廢話遞上去，他都通篇看完然後「稱善」。想當年，朱元璋可是因為茹太素奏疏字太多就打他屁股的，像朱祐樘這麼和善好說話的皇帝，在明朝真是難得一見。

但朱祐樘心中對眾大臣未必沒有意見，只是不太發作罷了，他對李東陽說的「先生輩言文職官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雖是讀書明理，亦盡有不守法度者。」，其實與其子朱厚照那句著名的「天下事豈只役幾個內官壞了？譬知十個人也，只有三四個好，便有六七個壞事的人，先生輩亦自知道。」正是一脈相承。他對大臣的優容，一方面是因為他非常重視自己的名聲，不願意留下「覽疏大怒」之類的不光彩記錄；另一方面他平庸的能力也使得他不足以解決大臣們提到的問題，甚至不足以把問題壓下去，那麼，自然不得不「嘉納」了。所謂「沒有主見」，實在是一種無奈之舉，其實他何嘗不想像先祖一樣乾綱獨斷、以一己之力扭轉乾坤呢？但他的能力不夠，大明的國力更不夠。初登大寶的朱祐樘，還以為只要一朝振作求治，就能挽回這個老大帝國的頹勢，但他很快發現，那些層層累疊的東西不是自己單憑人事就能撼動的。如今身邊都是忠直之士，他自己也勤勉用心，虛心納諫，可是為什麼大明依然江河日下呢？北方的小王子從不消停，他甚至不能像乃父朱見深一樣，用強硬的軍事手段解決外患，因為劉大夏告訴他「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其人，軍士玩於法令，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物，有損無益」。國內的情況亦不容樂觀，為了賑濟水災，他甚至拿出了內庫的銀子，但明朝依舊是「各邊啟釁，四方薦災」，全無振興氣象，這番情景，如何對得起「中興」二字？

恐怕，這就是在早年振作有為、裁撤弊政的雞血期過後，朱祐樘對國事逐漸怠惰的原因吧。中後期的朱祐樘，在某些方面甚至連朱見深都不如，朱見深至少常朝、經筵一個不落——雖然因為口吃的緣故，經筵只聽不說，朱祐樘晚年【說晚年好像不太對，畢竟他四十不到就掛了】呢，上朝越來越少，經筵一年也才幾次（理論上說，經筵一個月就要舉行三次），基本等於廢了。大臣們的奏章，「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皇上他老人家，已經懶待動了。

李東陽入閣的時候，差不多已過了那段勵精圖治的雞血期，朱祐樘的怠惰初露端倪，而且，相比內閣，朱祐樘本來就更信任劉大夏、馬文升、戴珊等部院大臣，他曾經公開宣稱「朕有大政事，當召府部大臣面議」，甚至說過「內閣亦豈盡可托」這種話，由此看來，他是傾心於六部，而對內閣的態度，實在是若即若離的。

對部院及內閣二者態度的反差，從他召見大臣時的情態也可得管窺。召見劉大夏，是高呼一聲「兵部來！」，然後「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上前，語移時」；召見左都御史戴珊亦是如此，總是單獨詳談，「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連上朝都要搞一對一ＶＩＰ式陪聊，這種景況，當然令滿朝大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也人人羨慕了。

而弘治召見內閣時是什麼表現呢？ 按照李東陽的回憶，弘治召見他們時，並非是持一種與三人商量討論的態度，而是自說自話，講個不停，李東陽等人都插不上嘴（蓋上既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句，臣下雖欲盡一二語，至無間可入），僅能幹站著聽罷了。這等看來，弘治對內閣的意見其實並不太重視，他與內閣那為數不多的幾次見面，連個討論的氛圍都沒建立起來，更別說徵詢內閣意見了。總而言之，孝宗皇帝對內閣的定義，「是輔導之職」，與翰林院是一個級別的，以備顧問而已，大事還是要找六部商量。

既然弘治不鳥內閣，那麼李東陽見孝宗的機會當然不多。他是弘治八年入閣，弘治十年才第一次被召見，那次宣召，他還滿懷期望，誇讚弘治皇上是多麼多麼「天質明睿，廟算周詳」，以為「且自是若將以為常」，結果萬萬沒想到，下一次召見就得等到三年之後了。

三年才等到一回召見，內閣三人組的內心當然是崩潰的（「意不無怏怏」），野史上說李東陽感嘆「臣已七年不得見皇上矣！」倒也並非野史家空穴來風。但事實上，弘治十年、十三年、十七年，李東陽都曾蒙宣召，雖然頻率很低，不過，總還不夠七年嘛~~

弘治畢竟厚道，雖不甚信任內閣，但給予內閣的待遇，依然還是不錯的，弘治十五年，內閣三人組各得賜大紅蟒衣，「內閣之賜蟒衣自此始」。在物質條件方面也不含糊，李東陽得到皇上賜第，終於搬離舊居，住上了新屋。

李東陽原籍湖廣，但他的曾祖父輩就以衛籍（金吾左衛）遷入京師，祖居在「西涯」的邊上，已經住了好幾代人，這也正是他別號「李西涯」的來歷。這個西涯，據李東陽的腦殘粉法式善考證，就是今天的積水潭，嗯積水潭大爺李東陽~~這個別號很雅緻嘛~~

新的賜第則在皇城西邊長安門外的灰廠小巷，人稱李閣老衚衕，據說此前這裡是李賢的住處，兩位李閣老，竟成了跨越時空的鄰居。這新房子「地甚寬敞」，地段也不錯，非常宜居，不過，當年李東陽在翰林時，也是個敢寫「狂過相府慵通刺，貧住京華亦愛山」的疏狂青年，如今進了內閣，又得皇上賜第，自個兒豈不也算是住在「相府」了？不知他回頭翻閱早年的詩歌時，心裡作何感想啊。

嗯好的本篇就到此為止【這個結尾是不是不太像結尾】，敬請期待下集，雖然具體播出時間我自己都不知道……手動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