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主義」與工農社會黨》

「托洛茨基主義」與工農社會黨

（1939年7月15日）

本文發表於1939年十月的《新世界》雜誌。托洛茨基將本文的一份副本寄給了工農社會黨的刊物《三六年六月》（Juin 36）的編輯委員會，隨信寄去的還有下面這封日期為1939年7月23日的信；這封信是由拉塞爾·布洛克（Russell Block）根據達尼埃爾·蓋朗的《人民陣線—錯失革命》一書翻譯成英文的（達尼埃爾·蓋朗，《人民陣線—錯失革命》[Front Populaire, Révolution Manquée]，第2版，巴黎，馬斯佩洛[Maspero]，1970年）。

親愛的同志們：

當第四國際比利時支部的報紙《工人鬥爭》（Lutte ouvrière）沒有發表——或沒有立即發表——維克托·塞爾日[1]的無數更正之一的時候，你們的刊物認為應當就「他們的道德和我們的道德」發表一些評論；換句話說，它指責一家工人報紙作出了不應有的行為。我並不認為這個指責是正當的。

當然，任何一家誠實的報紙，都有責任糾正自己確實犯過的錯誤，特別是當這個錯誤涉及到第三方的利益的時候。但是任何一家刊物，都不應該開設專欄，大肆傳播已經被它判定為錯誤的觀點。維克托·塞爾日只是在以「更正」為借口，詳細解釋自己的觀點，不管怎麼看，這些觀點都已經給他惹出了太多的麻煩。

一份馬克思主義的刊物，會遭到許多敵人和對手的攻擊。如果它們全都要在工人報紙上開專欄，為自己的主張辯護的話，工人就沒有新聞可看了。維克托·塞爾日有很多機會，可以在支持他的刊物上為自己的觀點辯護。

但是，如果你們對於工人刊物的道德觀念，能夠得到你們自己的認真對待的話，我希望你們能把我對皮維爾那篇論「托洛茨基主義」的文章的反駁給發表出來。我的答覆寫得很長，因為比起攪亂一個問題，把被攪亂的問題給重新整理清楚要困難得多。不過，既然道德義務不能用專欄的版面來衡量，那麼文章的長度自然也不應該成為障礙。這篇長文可以分成幾期連載，這主要是因為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攻擊仍在繼續。

為了著重強調我有權要求發表自己的反駁，我必須指出：維克托·塞爾日是在為純粹個人的、反覆無常的思想進行辯護，而我則不同，我是在為一個國際組織的綱領進行辯護，這個國際組織具有革命的傳統、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隨者、並且在蘇聯國內已經有數千人殉難。

致以布爾什維克的問候

列昂·托洛茨基

1939年6月9日，工農社會黨的報紙發表了馬索·皮維爾的文章《工農社會黨與托洛茨基主義》，我懷著真實的興趣，拜讀了那篇文章。我原本還以為，皮維爾終於要對那些導致他與第四國際不和的分歧，進行一番具體的分析了。可惜剛剛讀了頭幾行，我就大失所望。皮維爾根本不敢進入馬克思主義理論與階級政治的領域。他對「托洛茨基主義」的全部批評仍沒有超出心理學、道德與禮節的層面。皮維爾顯然是在迴避對工人運動的各種關鍵問題進行嚴肅的討論。我將耐心地分析皮維爾的文章，對每一個綱領性的要點——甚至是概念上的細微差別——進行分析，從而揭示這一點。

「對領導權的要求」

皮維爾願意同「托洛茨基主義」合作，但是後者必須放棄對「領導權」（hegemony）的要求，並走上「與一切已經勇敢地同社會愛國主義和民族共產主義決裂的分子進行開誠布公的合作」的道路。把合作同「對領導權的要求」如此對立起來，已經足夠讓人產生懷疑了。各種不同的派別要想共存於一個黨內，必須要有一個前提：各個派別都相信，說服其他派別、向其他派別學習是有可能的。每當出現分歧的時候，每個對自己的觀點有信心的派別，都會去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這才是黨內民主的機制。要想在一個民主的政黨內部樹立「領導權」，除了爭取大多數人支持自己的觀點之外，還能有別的方法嗎？說到底，在工農社會黨的上一次代表大會（1939年五月）上，難道皮維爾和他的夥伴沒有去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嗎？難道他們沒有得到嗎？難道他們在黨內的「領導權」不是通過這種方法來確立的嗎？這敗壞了他們的名聲嗎？皮維爾的辯解，暴露出他把自己那個派別的「領導權」當成了金科玉律，其他派別要想爭取大多數人的支持，就是壞了規矩，就是在犯罪，說得更嚇人一點——就是托洛茨基主義。那到底什麼才是民主？

「派別手段」

皮維爾先是宣稱「領導權」就是他對黨的個人壟斷，隨後便要求托洛茨基派「停止使用派別手段」。這個要求居然出自一個反覆強調他的組織的民主性質的政治家筆下（而且還多次重複了這個要求），實在是讓人覺得匪夷所思。什麼是派別（faction）？就是由黨內的一批思想最為接近的人自願組成的臨時性的、沒有具體規定的集團，它的目標是在儘可能短的時間內，讓全黨相信它的觀點是正確的[2]。即使是在最成熟、最和睦的政黨內部，也會由於自己的影響力已經達到了新的階層、突然出現的新問題、形勢的急劇轉折、領導層的錯誤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現各種派別。從鐵板一塊的觀點來看，派別鬥爭是一件「壞事」；但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壞事，而且，無論是在任何情況下，它的危害都遠遠小于禁止一切派別而造成的危害。當然，在缺乏足夠的原則基礎的情況下，由於政治上的不成熟、個人的野心、企圖升官發財等原因而嘗試建立派別的情況也是很常見的，這種情況在年輕的政黨內部特別常見。在所有此類事例中，黨的領導層的任務就是要揭露（但不能動用警察手段）這些人的野心的空洞性，讓他們在全黨面前名聲掃地。只有這樣做，才能培養出對黨的深切忠誠，這樣一來，無論發生多麼激烈的短暫爭執，都不會動搖黨的團結。派別的存在，天生就會造成摩擦，會消耗人們的精力，但這就是民主制度必須付出的代價。一個能幹的、有威信的領導層，會盡量把派別摩擦減小到最低限度。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有一個經受了集體經驗的考驗的正確政策；要用誠摯的態度去對待反對派；要逐漸加強領導層的威信；但是，禁止一切派別，卻永遠做不到這一點，反而會使鬥爭染上虛偽的和有害的性質。禁止派別就等於取消了黨內民主，並向建立極權統治邁出了第一步。

建立「組織」

皮維爾隨即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們必須放棄「建立由外界遙控的組織」。他居然會提出這樣的「要求」，可見他的思想是何等的混亂。皮維爾自己肯定認為，在工會內部建立組織，爭取大多數工人的支持，是每個工農社會黨黨員的義務。由於遭到了茹奧集團、斯大林的間諜和國家警察的攻擊，這些組織不得不隱姓埋名，秘密活動。我相信，工農社會黨作為一個政黨，仍在通過「從外界遙控」的方式，領導著這些組織。工農社會黨如果放棄了這種在工會、布魯姆的黨和斯大林的黨內開展工作的方法，它就等於放棄了爭奪工人階級的「領導權」的鬥爭，也就等於拋棄了自己的革命任務。這種情況千萬不要發生！既然如此，那雙方的做法還不都是一樣？皮維爾把布爾什維克開展「組織」活動的辦法說成洪水猛獸，不過是用來嚇唬自己，嚇唬全黨，這根本沒有反映出問題的實質。

不過，也許問題完全與這些無關，而只跟工農社會黨內的「托洛茨基派」組織有關呢？如果是這樣，那這無非是在再次指控我們搞派別活動。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指責我們建立組織，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涉及到了公開的政治合作，以及兩個流派之間的平等、公開的思想鬥爭。假如用官僚鎮壓來代替思想鬥爭，那我敢斷言：「托洛茨基派」不但有權利使用建立秘密組織的方法，更有這麼做的義務。à la guerre comme à la guerre!（非常時期就要使用非常手段！）[3]但在這種情況下，存在秘密組織的責任，應當完全由極權官僚來承擔。

「由外界遙控」

「由外界遙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皮維爾還是沒有舉出任何人、任何情況、任何事例來說明（顯然是為了不違反禮節）。不過我們可以猜出他的意思是說「由托洛茨基指揮」。有許多人由於拿不出可靠的論據，最後只能作出這樣的含沙射影。但是「指揮」這個詞在這裡又是什麼意思呢？斯大林官僚階層利用權力和金錢進行指揮。布魯姆的機關通過它與資產階級的關係進行指揮。托洛茨基派既沒有錢，也沒有格伯烏[4]，跟資產階級更沒有關係。他們怎麼能「指揮」得動別人呢？關鍵在於他們在重大問題上的立場與其他人是一致的。那為什麼還要進行這樣的含沙射影呢？

無論從哪一方面來看，「由外界遙控」這個說法都是令人不快的。這是在暗示黨外有人在發號施令嗎？還是指外國人？這些外國人又犯了什麼罪呢？難道發表自己的意見、提供建議都成了犯罪嗎？當革命黨內發生嚴肅的鬥爭時，一定會在國際上引發反響。某個流派的代表肯定會向其他國家的同一流派求助。難道這有什麼不對嗎？難道這是在犯罪嗎？恰恰相反，這是國際主義的體現。應該向「托洛茨基派」學習，而不是去痛罵他們！

「同志式的」語氣的一個範例

皮維爾接下來又向托洛茨基派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他們必須放棄「高壓（？）、腐化（？）、或系統地進行詆毀等手段……」。「高壓手段」是什麼意思呀？黨的機關掌握在皮維爾手裡，皮維爾肯定非常熟悉通過機關施壓的手段。反對派除了自己的主張之外，什麼都沒有。難道皮維爾想連思想上的施壓都加以禁止嗎？「腐化」這個詞，在政治語言中具有特殊的含義：行賄受賄、升官發財等等。我認為第四國際是最不可能發生這種罪行的組織。然後就剩「系統地進行詆毀」了。經驗表明：一個政治家的視野越是模糊，他經受的批評越少，他就會更容易把尖銳的爭論當成是對他的「詆毀」。過於敏感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作為黨的領袖，皮維爾本應樹立起「開誠布公地合作」的榜樣，但他卻指責別人「腐化」。希望皮維爾能放下他的筆，這樣他才能有機會改正錯誤。

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派別

皮維爾否認反對派有權爭取黨內多數派的支持（「領導權」），並因此禁止了派別——也就是踐踏了民主制度最基本的原則——然後他又魯莽地把工農社會黨的民主，同布爾什維克的集中制對立了起來。這樣的對立是有害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整個歷史，就是一部各個思想流派與派別組織自由鬥爭的歷史。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不同時期，曾發生過支持抵制選舉派與反對抵制選舉派的鬥爭；曾有過「召回派」、最高綱領派、調和派、「無產階級文化」的支持者；曾經為了十月起義的問題分成對立的兩派，圍繞著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合約又分成了對立的兩派；有過「左派共產主義者」；圍繞著要不要建立正式的軍事政策也發生過派別對立；等等等等。假如反對派認為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的政策是錯誤的，中央委員會絕不會要求他「停止使用派別手段」。列寧的領導藝術中最重要的特徵，就是耐心而誠摯地對待反對派。

當然，在形勢萬分危急的1921年三月，布爾什維克黨確實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禁止了派別[5]。對於這個決定是對是錯，可以進行討論。無論如何，後續的發展已經證明：禁止派別活動，是黨的墮落的起點之一。官僚把「派別」的概念說得跟洪水猛獸一般可怕，是為了扼殺黨，不讓黨思考，甚至不讓黨呼吸。於是，極權統治就建立起來了，它殺害了布爾什維克主義。皮維爾嘴上總是不離民主和批評的自由，年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民主，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沛的精力和豐富的創造力，他本來應該向年輕的布爾什維克主義學習，可他卻從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故鄉（布爾什維克主義在那裡已被摧殘殆盡）那裡學來了官僚式的對派別的恐懼，這豈不令人莫名驚詫嗎？

行動中的紀律

派別鬥爭可以用行動中的紀律來加以彌補。黨不是社交俱樂部，而是戰鬥團體。如果皮維爾能指出「托洛茨基派」在行動中違反了紀律，這會是一個重要的論據。但皮維爾並沒有做出這樣的指控，也就是說沒有發生過這種情況。

皮維爾的派別

由於皮維爾自己完全掌握著「領導權」，並完全控制著他自己的派別，還能召開自己的秘密會議（比如說在同托洛茨基主義鬥爭的時候）等原因，「停止使用派別手段」的要求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雙方唯一的區別在於：「托洛茨基主義」要打擊右派，而皮維爾要打擊左派。

第四國際與派別

皮維爾完全罔顧現實，把第四國際的制度說成是一種鐵板一塊、盲目服從的體制。這是徹頭徹尾的胡言亂語。第四國際從未禁止過派別，也根本不打算禁止派別。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我們當中都有派別存在。圍繞著各個派別的主張，論戰無時無刻不在進行，但從來沒有人質疑過派別有存在的權利。當出現反對派的時候，僅僅因為這個反對派處於少數地位，便指責它使用「派別」手段，而不去同它討論問題的實質，我認為，從布爾什維克關於黨內民主的立場來看，這種做法是極其可恥的。假如雙方的分歧十分嚴重，那麼使用派別手段就是正確的。假如分歧並不嚴重，那麼對方的聲譽就會下降。迄今為止，派別鬥爭都只會引發原則立場上的更進一步的融合或分裂，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可能——如果不算極權體制的話。

用具體問題來進行驗證

舉個例子：在打入工農社會黨的問題上，「托洛茨基派」中間的「鐵板一塊」和「盲目服從」是最少的。我們的法國同志為這個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激烈爭論，最後他們分裂了。我本人對這件事怎麼看呢？老實說——我猶豫了。幾個月以前我寫過一封私人信件，對這件事態度非常消極。可是，法國支部里有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派別，他們並沒有顧忌這麼多，在魯[6]同志率領下，他們參加了工農社會黨。我相信他們已經被證明是正確的。

在我們的法國支部當中，有一部分人已經明顯暴露出了他們在組織問題上的保守主義與宗派主義立場。在目前的政治形勢下，具有這些傾向的人居然沒有把自己打扮成飽受追捕迫害的極左派，真是令人驚訝。事實無可辯駁地證明：第四國際在同宗派主義鬥爭，並在不斷地取得勝利。分裂當然是一個令人遺憾的插曲，但也僅僅只是插曲。如果工農社會黨能沿著革命的方向繼續演化（我們衷心希望它能這麼做），它就會把「托洛茨基派」中的異議部分給吸收進自己的隊伍。如果工農社會黨在資產階級、社會愛國主義者和斯大林派的壓力下，將「托洛茨基派」開除的話，那麼團結將會在工農社會黨之外重建起來。

「領袖黨」

皮維爾將他關於黨的觀點概括為：「領袖黨（leader-party），就是一種為了所謂的（？）革命行動，而進行密謀活動的、集中化的參謀部，比起這種領袖黨，我們更喜歡這樣的黨：它會向真正的群眾運動敞開大門，並會儘可能地創造機遇，使革命先鋒隊能夠直接接觸到工業與農業無產階級中最廣泛的階層。」皮維爾總是擺脫不了抽象的概念與模糊不清的公式，這次也不例外。他說的「領袖黨」到底是什麼意思？是指老布爾什維克黨嗎？如果是的話，為什麼不講清楚呢？怎麼能用含沙射影來教育工人呢？更何況這都沒影射到點子上。在黨內民主這方面，史上還沒有哪個黨能做得跟布爾什維克黨一樣徹底；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內民主的獨特之處，便是它對接近群眾表現出的高度關注、大膽無畏與靈活機動。皮維爾只能許諾「同最廣泛的階層」建立聯繫；可是布爾什維克黨已經在行動中把成百上千萬的群眾團結了起來，並率領他們贏得了勝利。順便問一句，皮維爾對「密謀活動」如此輕蔑，他所謂的「密謀活動」究竟是指什麼呢？難道是指十月起義的準備活動？果真如此，那他就只是在重複自由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已經講了幾十年的話。

只有用布爾什維克主義才能建成革命黨

組織上的概念當然沒有獨立性質。但是，綱領與策略上的立場，只有通過組織上的概念，才能得到徹底的表達。有一批革命玩票者曾在巴黎辦過一份叫《群眾》（Masses）的雜誌，對這類人而言，所謂組織問題，就是要保住他們對這家小小的雜誌的「領導權」，並使他們免遭不同意見的批評——超出了這個範圍，他們連一根手指頭都不肯動。社會民主黨的組織過去是、現在也還是完全為了選舉任務服務的。迄今為止，只有布爾什維克主義能夠為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找到適當的組織形式。想用陳腔濫調來擺脫布爾什維克主義，卻沒有另外的革命經驗來撐腰，這樣做是輕率的、無恥的，而且是沒有人會接受的。不能用這樣的方法來教育工人！

羅莎·盧森堡

為了支持自己在組織上的觀點（說得更確切一些，他在組織上根本沒有觀點），皮維爾自然要引用盧森堡的話。但這對我們毫無影響。羅莎自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她在組織問題上的觀點，卻是她的整個立場中最差的部分，因為這些觀點集中反映了她在理論和政治活動領域中的錯誤。羅莎沒能在德國建成一個革命黨或革命派別，這是導致1918—1919年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關於這一點，請參閱瓦爾特·赫爾德[7]在《我們的話》[Unser Wort]上發表的文章）。至於羅莎·盧森堡的波蘭黨[8]，它在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影響下，不得不按照布爾什維克的模式，對自己進行了重組。這些歷史事實，要比她說過什麼話更為重要！

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義」

我在1904年寫了一本小冊子，叫《我們的政治任務》，在這本小冊子里，我提出了很接近羅莎·盧森堡的組織觀點（蘇瓦林[9]在他那本斯大林傳記中，曾懷著同情引用過那本小冊子里的話）。但是，後來的一切經驗都向我表明：在這個問題上，列寧是對的，而羅莎·盧森堡和我是錯的。馬索·皮維爾抬出了1904年的「托洛茨基主義」，用來反對1939年的「托洛茨基主義」。可是，從1904年到現在，光是俄國就已經發生了三次革命。在這三十五年里，我們就真的一點東西都沒學到嗎？

「自由派」[10]的許諾

為了更好地推銷他的民主精神，皮維爾保證他「會用自由的方法來建設社會主義，而不是獨裁的方法」。對於這句自大而又曖昧的話，只要苦笑便好。這個「自由」社會主義的公式，難道不就意味著無政府嗎？難道不就是要拋棄無產階級專政嗎？可是皮維爾還認為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不是普魯東主義者或巴庫寧主義者。就其本質而言，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獨裁」，否則它就不成其為專政了。這並不是說無產階級專政與「獨裁專制」是沒有區別的，換句話說，儘管同屬於獨裁體制，但它們並不一樣。如果皮維爾的意思是說，他要力爭成立蘇維埃，以蘇維埃作為專政的機關，同時儘可能地保留內部民主，那他的意思，跟「托洛茨基派」從1923年起就在奮力爭取的東西並沒有什麼不同。可是，皮維爾要想讓自己的許諾更有可信度，就不應該用萊昂·布魯姆和保爾·弗爾的方式來踐踏黨內民主，不應該否認少數派擁有最合法的權利，不應該禁止反對派的派別活動，不應該把「領導權」當成是他自己的派別的禁臠；相反，他應該建立起一種民主制度，哪怕這種制度的民主程度只有沙皇統治下的非法時期和蘇維埃政權成立之初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十分之一。只要他不肯這麼做，在不確定的未來，他對於「自由」的許諾都不會給他帶來多少好處。這個許諾，有點像是世間一切苦難都能在死後獲得補償的許諾。

這就是皮維爾對組織問題的觀點。他的觀點實際上就是要消滅黨內民主，並用官僚集中制來取代民主集中制，也就是要用機關來領導思想。我們現在應該看出來：無論是在學說、綱領還是政治活動等方面，事情都不會好轉。

一個單方面的要求

前面講過，皮維爾要求我們與一切已經「勇敢地」同社會愛國主義和民族共產主義決裂的分子進行「開誠布公」的合作。我們原則上準備接受這個要求。遺憾的是，皮維爾自己已經大張旗鼓地違反了這一點。布爾什維克主義早就同形形色色的愛國主義決裂了，這比工農社會黨還要早二十五年。可是皮維爾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卻沒有顯示出一絲一毫的「開誠布公」。在漫長的鬥爭中，在無數人殉難後，展示出了它的國際主義的革命性的托洛茨基派，必須義不容辭地信任皮維爾；然而皮維爾卻根本沒有信任托洛茨基派的義務。皮維爾的規矩是：信任右派——威脅和壓制左派。但這正是萊昂·布魯姆的規矩，只不過偏了幾度而已。

與社會愛國主義決裂

合作必須以國際主義為基本前提。對於工農社會黨同萊昂·布魯姆的社會愛國主義政黨決裂一事，我們的法國同志是非常重視的；若非如此，他們就不會參加工農社會黨了。但是，如果把這件事，說成只要同已經墮落的黨決裂，就能自動解決一切問題，那這是不正確的。在決裂之後，還要提出革命的綱領，並正確地判斷誰是朋友、誰又是敵人。然而工農社會黨的領導層並沒有做到這一點。這絕非偶然。它還遠遠沒有徹底剪斷自己同母體之間的臍帶。

共濟會

不幸的是，工農社會黨的領袖並沒有「勇敢地」同社會愛國主義決裂，因為他們並沒有同共濟會——帝國主義愛國主義的重要貯藏庫——決裂。有一天我收到了皮埃爾·貝伊（Pierre Bailly）的小冊子《共濟會確實是一個威脅》，這本小冊子寫得非常好。作者沒有理睬所有心理學和哲學方面的廢話（這些東西毫無價值，因為共濟會在自己的整個發展過程中，沒有對科學和哲學做出過半點貢獻），而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式來分析這個問題，也就是說，從階級立場出發，來分析這個問題。在分析了共濟會自己的文件之後，他無可辯駁地指出：共濟會的作用就是為帝國主義和反動勢力效勞，為它們四處腐蝕人心[11]。

與其他所有派別和集團相比，我們的同志是最了解無產階級革命派應該怎樣分析複雜問題的，貝伊的這本小冊子，正好為這個事實提供了絕佳的證據。尼科利奇（Nikolitch）的小冊子雖然空洞無物，充斥著資產階級的無病呻吟，卻印刷得非常精美；而貝伊這篇嚴肅的作品卻是用油印機印的；就連這件小事，也都足以體現出中派主義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社會地位。

社會愛國主義

不，皮維爾根本沒有「勇敢地」同社會愛國主義及其變種社會和平主義決裂，否則，他就不會同英國獨立工黨的領袖麥克斯頓結盟，來反對我們了。在革命馬克思主義，與麥克斯頓的帝國主義和平主義之間，隔著一道鴻溝。芬納·布洛奎要比麥克斯頓稍微左一點。但是，獨立工黨的全部經驗表明，每到關鍵時刻，麥克斯頓就會以辭職相要挾，而芬納·布洛奎就會立刻向麥克斯頓匍匐下跪。有人會對這件事視而不見。但視而不見並不能改變事實。還是讓皮維爾去向工人解釋他同麥克斯頓相勾結、反對第四國際的原因吧。「你先告訴我，你的朋友都是些什麼人，我就能說出你是什麼人。/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斯內夫利特

皮維爾跟斯內夫利特攜手並進，而在過去幾年裡，斯內夫利特的全部政治活動就是——老天保佑！——不去觸怒荷蘭政府，保住他那個宗派主義工會組織的政府補助金。我們曾多次要求斯內夫利特的黨拿出一個政綱來，要求他作為議員，要提出戰鬥的口號，要求他按照革命精神在群眾中開展鼓動活動。斯內夫利特系統地閃爍其詞，不肯跟保守的荷蘭政府決裂。至於這個民主派分子在同青年同志爭論時使用的「語氣」，還是不提為妙。當第四國際終於召開會議，討論荷蘭支部的問題時，斯內夫利特退出了我們的組織，然後他自然就開始抱怨我們的無恥「方法」。毫無疑問，皮維爾的方法要好得多：他對斯內夫利特的政治投降保持沉默，集中打擊「托洛茨基派」。

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

在各種下流的誹謗面前，皮維爾力圖維護安德烈烏·寧的個人形象，這種做法自然是十分高貴的。但他卻把寧的政治活動給吹成革命者的楷模，這就是不可容忍的了，只能說是對無產階級的犯罪。當階級之間的革命戰爭達到白熱化的時候，寧參加了資產階級政府，而這個政府的目標，就是摧毀無產階級政府的基礎——工人委員會。這個目標實現後，寧就被資產階級政府掃地出門。此後，寧的黨不但沒有承認自己犯下了大錯，反而還要求同資產階級重新結盟。難道皮維爾敢否認這一切嗎？關鍵不在於言論，而在於事實。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政治活動，就應該按照這個事實來評價：每到緊急關頭，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總是會向資產階級屈膝投降；而不應該用寧的發言或文章里的某句話來評價。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同資產階級結盟就是最大的罪過。

皮維爾不但沒有無情揭露這種致命的政策，反而為了給這種政策辯護，而翻印了庫爾特·蘭道[12]的所有舊文章。蘭道跟寧一樣，都是被格伯烏殺害的。但是，儘管他們都是被斯大林的劊子手殺害的殉難者，儘管他們應當獲得最強烈的同情，但這並不能使他們免去告訴工人真相的義務。蘭道跟寧一樣，代表著左翼孟什維克主義的一種變種，他們不是列寧的門徒，而是馬爾托夫的門徒。蘭道支持了寧的錯誤，而沒有支持我們對這些錯誤的批判，他就像維克托·塞爾日、斯內夫利特和皮維爾本人一樣，在西班牙革命中扮演了一個可悲的角色。在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內，有一個左翼反對派正在開始成長（何塞·雷布爾[José Rebull ]和他的朋友們）。馬克思主義者有義務去幫助他們，使他們從自己的批評中得出最終的結論。而皮維爾卻在支持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內最糟糕的保守派，也就是戈爾金[13]之流。不，皮維爾雖然同布魯姆決裂了，但他並沒有從中得出結論！

「實際成果」

皮維爾傲慢無禮地宣稱：托洛茨基主義所取得的「實際成果」實在微不足道，不足以使他改變觀點。但在我們這個全面反動的時期，一個革命黨怎樣才能成為群眾運動呢？目前，由於現有的兩個國際的公開破產，形勢已經開始變得對革命者有利起來。工農社會黨從布魯姆的黨分裂出來，便是這方面的一個徵兆。但是，在這之前，我們很早就開始了鬥爭。皮維爾只要用批判的態度來想一想，他就會明白：如果沒有「托洛茨基派」的長期準備工作，他很有可能到現在都不會跟布魯姆決裂。從長遠的歷史前景來看，整個工農社會黨只不過是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的副產品。難道皮維爾會以為這個「實際成果」是微不足道的嗎？

反動勢力與「托洛茨基主義」

斯大林派和資產階級警察，給每個左傾的流派都扣上托洛茨基主義的帽子，歸根結底，這個事實表明全世界反動勢力正在全力鎮壓第四國際。格伯烏豢養了一大群特務，他們的用處就是刺探情報、陷害無辜與暗殺，在我們的隊伍中挑起衝突與分裂也是他們的任務。我們所遭受的迫害之重，史上沒有一個革命流派能與我們相比。反動勢力非常清楚，第四國際對它們構成了何等的威脅。只是在第四國際的無情批判與宣傳之下，中派主義者才開始振作起來，左翼中派主義者才同右翼中派主義者決裂，而右翼中派主義者又同公然的社會愛國主義者劃清了界限。皮維爾在幾年前曾正確地指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是明顯的反動信號。遺憾的是，現在反動勢力正在把他拉過去。

第四國際的內部力量

布蘭德勒、洛夫斯東[14]等人的國際組織[15]，以前看似要比我們組織強大許多倍，如今它已被徹底打垮。瓦爾赫爾、挪威工黨和皮維爾本人組成的聯盟已經瓦解。倫敦局已經變成了一個鬼魂。然而第四國際卻克服了重重困難險阻，不斷成長起來，它已在十多個國家建立了自己的支部，並能在最艱難的條件下——格伯烏的恐怖（克萊門特[16]的遇害！）——召開了世界代表大會，提出了自己的綱領，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提出可與之相提並論的綱領。皮維爾不如列舉一下，有哪些馬克思主義刊物，在理論水平上能與《新國際》、《鑰匙》[17]、《我們的話》和第四國際的其他機關刊物相比的。

所有被倫敦局或類似的組織吸引過去的左派團體，都代表著來自過去的各種各樣的碎片，它們沒有共同的綱領，只會死抱著老一套不放，都患有不治的痼疾。正在不斷進步的第四國際是由新鮮而活潑的分子組成的，把這些分子凝聚起來的，是一個共同的綱領，這個綱領是以過去的全部經驗為基礎而制定的，它不斷地經受考驗，並磨鍊得越來越準確。在幹部的選擇上，第四國際有一些遠遠勝過第三國際的優點。這些優點，正是由於反動時期艱難的鬥爭條件而產生的。第三國際能很快成立的原因，正是因為許多「左派」見到革命勝利了，就欣然向革命靠攏的緣故。第四國際是在失敗與迫害的接連打擊下成立的。在這種條件下，思想紐帶被鍛造得極其牢固。但是，不管怎麼說，它在草創時期的發展速度還是比較慢的。

一個革命玩票者的批評標準

維克托·塞爾日說：「一個名副其實的工人國際，不是你想要，就能創造出來的。」這句話是何其自大，而又何其空洞！衡量一個國際的尺子，說不定就放在塞爾日的口袋裡，需要的時候就拿出來，像量褲子一樣量國際。我想問一句：一個「名副其實」的一國範圍內的黨，是因為「想要」就能建立的嗎？比方說，工農社會黨是否符合塞爾日的標準？用如此膚淺的標準來研究這個問題的人，只會暴露出：在他們看來，國際就是一個莊嚴、壯麗的機構，還得帶點神殿的性質。等到這棟宏偉的建築建好（誰來建造？如何建造？）之後，他們才會走進它的拱門。我們是用另一種方法來研究這個問題的。在我們看來，國際就跟一國黨一樣，是無產階級必不可少的工具。必須製造這件工具，再加以改進和磨礪。我們正在這麼做。我們不會坐等別人來幫我們做這項工作。我們號召所有革命者都來參加這項工作——馬上、立刻，一個小時都不能浪費。當第四國際在諸位文人、革命玩票者和懷疑論者先生眼裡都已經「名副其實」的時候，選擇追隨第四國際就不那麼困難了。到時某位維克托·塞爾日（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就會寫一本書，（滿懷激情、熱淚盈眶地！）證明第四國際最美好、最英勇的歲月，就是它在虛弱無力的情況下，依然向包括小資產階級懷疑論者在內的無數敵人發動了鬥爭的那個時期。

我們的美國支部

皮維爾不該妄下斷言！工農社會黨還遠遠不是群眾黨，它甚至還沒有得到過讓它在帝國主義的壓力下，測試它的反抗能力的機會。與之相反，我們有好幾個支部不但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生命力，而且還進入了群眾鬥爭的競技場。在美國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多年來都是一個宣傳性小團體的社會主義工人黨，正在我們眼前轉變為工人階級政治活動的一個積極因素。反法西斯鬥爭和反戰鬥爭，是由第四國際美國支部領導的。科林神父[18]，法西斯煽動家頭目之一，最近不得不在廣播講話中提到了我們的美國支部，以及它的建設工人自衛隊的鬥爭。社會主義工人黨已經參加了工會的重要工作，它辦有一份非常優秀的半月報紙，一份嚴肅的月刊，一份青年報紙（每兩月出一期），並在思想上和物質上給其他支部提供了非常寶貴的幫助。

在比利時

我們的比利時支部幾乎完全由無產者組成，在上次大選中贏得了約7000張選票。在目前的反動與沙文主義的背景下，我們獲得的每一張選票，都頂得上改良主義政黨所獲得的一百張選票。皮維爾不該草率做出結論的！我們的比利時同志在弗雷尼（Flénu）當選時發表的宣言，應該讓皮維爾好好讀一讀。可惜啊！皮維爾沒有同比利時革命社會主義黨建立聯繫，反而去傾聽那些已經破產的宗派主義者的聲音。難道費雷肯、斯內夫利特和維克托·塞爾日在一起就能開闢出一條通往群眾的康庄大道嗎？

來自西貢的聲音

（印度支那）西貢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給我寫信，報告了今年四月三十日的殖民地議會選舉的情況：「儘管斯大林派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結成了臭名昭著的聯盟，我們仍然贏得了輝煌的勝利。由於一個叫『十月』的中派主義組織在前幾個月里一直在進行模糊的宣傳，攪亂選民的腦袋，這個勝利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我們堂而皇之地打出了第四國際的旗幟，在這面旗幟下我們勇敢地進行了鬥爭……」這封信還寫道：「我們不僅認識到了第四國際的綱領的重要意義，也認識到了1925年、1926年、1927年和1928年的反對一國社會主義的鬥爭的重要意義，反對反帝聯盟（Anti-Imperialist League)及其他徒有其表的遊行委員會（比如阿姆斯特丹—普萊耶爾運動[19]之流）的鬥爭的重要意義，對於這些鬥爭的重要意義，我們現在比以前認識得更加清楚了。」

來自西貢的革命工人的聲音，絕對要比倫敦局和冒牌的「馬克思主義中心」的所有聲音都要重要得多。被壓迫國家的先進工人，正在向被迫害的國際集結。他們從自己的鬥爭經驗出發，已經理解了我們的綱領，他們還將學會如何發揚這個綱領。這封信表明，左翼反對派在1925年至1928年間的鬥爭的意義，已經為西貢的先進工人所掌握，這是非常寶貴而重要的。只有思想上的延續，才能創造出革命的傳統，沒有革命的傳統，政黨就會像風中的蘆葦一樣搖來搖去。

在英國和法國

在英法這兩個老牌殖民國家，由於工人官僚直接受益於殖民所得的超額利潤，所以他們要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工人官僚都更為強大、更為保守，因此革命群眾會發現自己很難抬起頭來。這就是這兩個國家的第四國際支部發展得特別緩慢的原因。在未來的幾個月里，這兩個國家的革命者能否在這面背信棄義之牆上打出重大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工農社會黨的演化。但是，無論這方面的結果如何，總的發展過程都不會有太大變化。當英法兩國受壓迫最重的階層揭竿而起的時候，他們不會在半路上停下來，而是會採納那個對社會矛盾的深刻性與尖銳性做出了回答的綱領。

「教條」

皮維爾不願或不能理解：我們無敵的力量，源自我們在理論上的徹底性與堅定性。皮維爾寫道：「在托洛茨基的組織里，只有那些把共產國際頭四次代表大會上提出的各項原則，當作教條（？）來對待，從而不加討論地（？）加以接受的成員，才能獲得托洛茨基的允許，系統地引用這些原則。而我們關於黨的概念則完全不同。」在各種可疑的影響下，皮維爾企圖把第四國際的運動變成一個人的運動：「在托洛茨基的組織里……托洛茨基的允許……」皮維爾不可能不知道這個事實：左翼反對派在成立之初，就包含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精華——在非法時期經受過鍛煉的革命者、內戰時期的英雄、青年一代最優秀的代表——成百上千的模範馬克思主義者，這些人無論參加哪一個黨，都會給這個黨增添光彩。成千上萬的「托洛茨基派」在漫長的痛苦中死去了。難道這都是因為「托洛茨基的允許」或不允許嗎？這種胡言亂語應該留給布蘭德勒、瓦爾赫爾、洛夫斯東、斯內夫利特和其他犬儒分子……不過還是讓我們回到「教條」上來吧。

在共產國際的頭四次代表大會上，後來的「左翼反對派」的領袖最直接地參與了各項決策的制定，在這四次代表大會閉幕後，布爾什維克黨內都會發生分歧。而第五次代表大會通過了急劇轉向機會主義的政策。儘管我們並沒有拋棄這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傳統，但我們只把頭四次代表大會當成是自己的起點，並沒有讓自己局限於這四次代表大會而止步不前。我們觀察、研究、探討、批判，提出口號，然後邁步前進。我們在過去十五年里出版的各種理論刊物、內部公報、大量的綱領性文件和小冊子，我都可以拿來做證據。或許我們的反對者也出過重要的著作，卻被我們忽略了，不知皮維爾能否略舉一二？或許皮維爾本人和他的夥伴曾對頭四次代表大會的決定有過批評意見，卻沒有被我們注意到呢？那這些批評意見都藏哪裡去了呢？

皮維爾在同一篇文章里對托洛茨基派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必須接受（工農社會黨的）黨章、體制、條例與多數派的決議，並且必須一絲不苟地貫徹執行。」這個要求本身是合理的，可這難道就等於說工農社會黨的黨章、體制、條例什麼的都是「教條」嗎？還是說，只有頭四次代表大會的綱領性決議才是「教條」？

站不住腳的理由

皮維爾的理由是：經典布爾什維克主義中有一些特點、特徵和缺點，遭到了斯大林主義的利用，所以我們必須把它們找出來，再把它們給剔除掉。這是一個形式主義的、毫無生命力的理由。斯大林主義根本沒有在形式上利用布爾什維克主義最糟糕的特徵。自我犧牲是革命者的一項偉大的品質。莫斯科審判中的一些被告人肯定是受到了自我犧牲精神的引導：為了「保衛蘇聯」，必須犧牲他們的生命，甚至名譽。難道說必須灌輸利己主義，用它來代替自我犧牲嗎？也許有人會回答說：「必須培養批判性的洞察力」。可這已是陳腔濫調。布爾什維克在自我批評方面，絲毫不亞於後來那些批評他們的人。但是客觀的歷史條件要比主觀條件更為有力。在一個遭到孤立的落後國家裡，新官僚在騎到革命階級頭上、並扼制住革命階級的先鋒隊的時候，它必然會利用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公式與傳統，並利用布爾什維克主義培養出來的各種優秀品質與方法，但它把完全相反的社會內容給偷換了進去。馬克思和列寧都曾教導我們：在社會主義的初期階段，各種不平等的因素會不可避免地繼續存在。而官僚階層卻利用這個觀點，來為自己私黨的特權辯護。馬克思的這個觀點是正確的，但官僚卻濫用了這個觀點，難道就因為它被濫用了，我們就要無條件地拋棄這個觀點嗎？

貫穿於整個歷史的階級鬥爭的辯證法，它也經歷過同樣的轉變、置換與變貌的過程。這就是基督教、新教與民主主義的命運。這也正是共濟會的命運。在十七世紀，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侵蝕了道德，引起了小資產階級的反對，他們企圖用理想化的行會組織「兄弟會」來恢復道德，共濟會便應運而生了。後來，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共濟會變成了大資產階級控制、操縱小資產階級，使之為自己所用的工具。要談原則，就不能脫離社會現實，不能脫離社會基礎。

皮維爾跟在維克托·塞爾日等人的屁股後面，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作出的批評沒有一絲一毫的馬克思主義。他把唯物主義的分析給偷換成了虛偽的把戲。

爭取科學思想的領導權

一個嚴肅的革命者會預見到黨必須在關鍵時刻作出至關重要的決定，他會敏銳地覺察到自己在準備時期所肩負的責任，並會不辭辛勞、一絲不苟地分析每一個事實、每一個思想、每一種傾向。在這方面，革命者就像外科醫生一樣：外科醫生不能滿足於解剖學的常識，還必須仔細了解各種骨頭、肌肉、神經、肌腱及其連接方式，這樣他在做手術時才會分毫不差。如果有人建議科學的概念與公式不必精益求精；如果有人建議力學、生理學或化學的法則不應該擁有「領導權」，而應該向其他觀點（不論有多少錯誤）妥協，那麼這種建議一定會遭到建築師、內科醫生與化學家的強烈反對。然而這正是皮維爾的立場。皮維爾不但沒有深入研究導致綱領性分歧的緣由，反而一再重複任何流派都「不能自命完全正確」的陳詞濫調。所以呢？應該讓自己活，也讓別人活。這類格言不能讓任何一個先進工人學會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它們培養不出勇氣與責任感，只能造成冷漠與軟弱。第四國際發起了反對偽科學的鬥爭——力爭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無產階級政治的問題。在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產生的革命激情，與追尋真理的鬥爭中所產生的求知激情是密不可分的。

是要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要孟什維克主義？

在皮維爾看來，我們是教條主義與墨守成規的代表，而他則是批判性思維的提倡者。事實上，他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批判，只是在照搬孟什維克那些老掉牙的公式，裡面沒有一個字是他原創的。但是，孟什維克主義也接受過考驗，而且是重大的考驗。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了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並贏得了勝利。布爾什維克黨在發現自己遭到孤立後，沒能承受住敵對的歷史勢力的壓力。換句話說，俄國布爾什維克主義發現：要用它自己來替代國際工人階級，這超出了它的能力。孟什維克主義正好相反，除了跪地投降和背信棄義之外，它沒有對革命作出任何貢獻。左翼孟什維克主義的困惑混亂與虛弱無力，在它的化身——馬爾托夫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由十月革命提出的歷史任務至今還沒有得到解決。參加鬥爭的各種基本力量仍未改變。問題不在於選擇「托洛茨基主義」還是工農社會黨，而在於選擇布爾什維克主義還是孟什維克主義。我們已經做好了從布爾什維克主義出發、向前邁進的準備。我們絕不會後退半步。

第四國際的綱領

皮維爾在1939年六月發現，必須回到「頭四次代表大會」，可我們都已經走出大老遠了。就在一年前，也就是去年秋天的時候，我們已經召開了國際會議，根據我們這個時代的任務，通過了過渡要求的綱領。皮維爾知不知道這個綱領呢？他對這個綱領是怎麼看的呢？對於任何批評，我們都十分歡迎。你們用什麼「語氣」都可以，但請務必觸及到問題核心！

我冒昧地提出一個「來自外界的」具體建議：立即開始討論，提出一個國際無產階級的綱領，並專門發行一份刊物，就這個問題進行國際討論。我建議，以第四國際的綱領《資本主義的垂死痛苦與第四國際的任務》作為這次討論的基礎。不過，如果有人能提出另外的草案，我們國際自然也願意將其作為討論的基礎。這個建議，皮維爾和他的夥伴或許會接受吧？果真如此，那將是一大進步！ 我已經仔仔細細地分析了皮維爾的文章，有些讀者可能會覺得我的分析過於冗長繁雜。也有些人可能會覺得我的「語氣」還是過於尖銳。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細緻入微、入木三分的解釋，要比伴以威脅與暗諷的曖昧模糊的外交辭令，更能表現出合作的誠意。如果馬索·皮維爾和達尼埃爾·蓋朗都能夠認真考慮這一點，我將會很欣慰。空洞的舊公式不應該再唱下去了。必須對新國際的綱領和戰略，進行嚴肅而真誠的探討。

[1]維克托·塞爾日（Victor Serge，1890年12月30日——1947年11月17日），本名維克托·利沃維奇·奇巴爾契奇（Виктор Львович Кибальчич），生於布魯塞爾，父母都是俄國流亡者。早年曾是無政府主義者，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後嚮往革命，1918年年底前往俄國，1919年1月參加布爾什維克黨，後來被派往柏林，1923年11月被迫離開德國，同年開始與俄國左翼反對派建立聯繫。1928年被開除出黨，1933年被捕，1936年獲釋。離開蘇聯，定居法國。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但並未參加第四國際。納粹德國入侵法國後，流亡墨西哥。1947年病逝於墨西哥城。——中譯者注

[2]儘管faction一般指的是成員較為固定、具有較強的組織性、一定程度上還具有自己的紀律的「派別組織」，但作者在這裡說的派別，其實是指比較鬆散、僅僅是由在某一問題或某一事件上持有相同看法的人組成的「思想流派」，而這種「思想流派」在英語中一般用tendency表示，希望讀者能夠注意。——中譯者注

[3]這句話直譯為「戰爭期間就要使用戰爭手段」，引申為「戰爭中一切手段都是正當的」之意。——中譯者注

[4]格伯烏（ГПУ）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縮寫，它是斯大林的主要特務機關，1923年由肅反委員會改組而來。——中譯者注

[5]俄共（布）十大禁止的只是「派別組織」（faction），但沒有禁止「思想流派」（tendency）。——中譯者注

[6]讓·魯（Jean Rous，1908年11月24日——1985年2月21日）,1928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4年參加共產主義者同盟（第四國際法國支部的前身），同年八月隨共產主義者同盟打入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35年被工人國際法國支部開除。1936年參與創立國際主義工人黨。1939年初率領國際主義工人黨少數派打入工農社會黨。二戰期間積極組織地下抵抗運動，並逐步脫離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44年重新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中譯者注

[7]瓦爾特·赫爾德（Walter Held，1910年12月26日——1942年10月28日），大學期間參加共產主義運動，參加了德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大學生協會（Kostrufa），1932年因支持左翼反對派而被開除，參加了德國共產黨左翼反對派。1933年納粹黨上台後流亡國外。與托洛茨基密切合作，成為德國流亡托派的主要活動家之一。納粹德國佔領挪威後逃往瑞典，1941年他在試圖經過蘇聯領土逃往美國途中被蘇聯秘密警察逮捕，1942年10月28日遇害。1989年平反。——中譯者注

[8]指羅莎·盧森堡與列奧·約吉希斯（Leo Jogiches）等人共同創立的波蘭王國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Socjaldemokracja Królestwa Polskiego i Litwy，SDKPiL）。——中譯者注

[9]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鮑里斯·康斯坦丁諾維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於基輔一個猶太家庭，1897年隨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916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參與成立法國共產黨。後曾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之後同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均保持合作。——中譯者注

[10]這裡的「自由派」，原文為libertarian，請勿同liberal混淆。南歐與拉美的無政府主義者常常標榜自己是「自由社會主義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簡稱libertarian，所以左翼範圍內的libertarian，往往指無政府主義者，或各種半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義流派。——中譯者注

[11]為了避免誤會，我們必須指出：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時期，共濟會曾發揮過不同的政治作用。但我們這裡講的是當代法國，它的資本主義、它的民主都正在腐朽；當代的法國共濟會發揮著完全反動的作用。——原注

[12]庫爾特·蘭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參加奧地利共產黨，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出黨。1929年在柏林參加了列寧同盟（Leninbund）。他曾為托洛茨基工作過，但很快又與托洛茨基疏遠。1936年前往巴塞羅那參加西班牙革命，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蹤，據猜測他可能是被格伯烏綁架殺害的。——中譯者注

[13]胡利安?戈爾金（Julián Gorkin，1901—1987），本名胡利安?戈麥斯?加西亞—里維拉（Julián Gómez García-Ribera），1921年參與成立列萬特共產主義者聯盟（Federación Comunista de Levante），1929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1933年與毛林一起領導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工農同盟。1934年10月起義失敗後再次流亡法國，1935年返回西班牙，參與創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內戰爆發後前往巴塞羅那，領導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機關報《戰鬥報》（La Batalla）的編輯工作。1939年在反動軍隊攻佔巴塞羅那前逃往巴黎，隨後流亡墨西哥。四十年代末逐步墮落為反共分子，從1953年起參加反共組織「文化自由大會」，積極為反動陣營效勞。——中譯者注

[14]傑伊·洛夫斯通（Jay Lovestone，1897年12月15日——1990年3月7日），本名雅可布·利布施泰因（Jacob Liebstein），出身於一個立陶宛猶太人家庭，幼年時移民美國。少年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曾參加過社會黨。十月革命後投身於共產主義運動，參與了美國共產黨的成立活動。1928年曾把左翼反對派開除出美共，1929年他也被開除出黨，此後他領導了一個組織上獨立的小集團，直到1941年他的小集團解散為止。1941年後賣身投靠反共陣營，積極為反共活動效勞。——中譯者注

[15]指國際右翼反對派。——中譯者注

[16]1938年7月13日，就在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召開前夕，托洛茨基的親密助手、大會組織書記魯道夫·克萊門特（Rudolf Klement，1908—1938）在巴黎慘遭斯大林的特務綁架殺害。——中譯者注

[17]《鑰匙》（Clave）是一份西班牙語的托派月刊，1938年10月在墨西哥由迭戈·里維拉（Diego Rivera）、阿道爾佛·薩莫拉（Adolfo Zamora）和奧克塔維奧·費爾南德斯（Octavio Fernández）創辦。這份雜誌的創辦曾得到了托洛茨基的大力支持。——中譯者注

[18]查爾斯·愛德華·科林（Charles Edward Coughlin，1891年10月25日——1979年10月27日），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父母是愛爾蘭移民。大學畢業後開始傳教，二十年代中期前往底特律，1926年開始通過WJR電台傳道。他在1932年大選中支持羅斯福，但在羅斯福宣布「新政」後轉而反對羅斯福，並鼓吹法西斯主義。——中譯者注

[19]阿姆斯特丹—普萊耶爾運動（Mouvement Amsterdam-Pleyel）是由昂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和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兩位作家在1932年發起的國際反戰運動。——中譯者注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