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都勇於特立獨行，獨自說出真相

文 / 徐賁

托尼·朱特有兩個不同的知識者身份：「歷史學家」（historian）和「公共批評者」（public critic）。這兩個身份有區別，但也相互聯繫，因為它們背後還有另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學者」(scholar)。

朱特因他的《未竟的往昔》（Past Imperfect, 1992，以下簡稱《往昔》）在美國成為一個有爭議的學者，也因此成名。在這之前，他是一個以研究法國社會主義史為專業的歷史學家。在《往昔》里，他回到了對法國左派知識分子的批判。但是，正如他自己在序言里所說明的，這不是一本專業學科意義上的歷史書，它「既非一部觀念史，亦非一部有關法國知識分子生活的社會史。它期望涉及上述二者共同的研究範圍，但在某個簡單的意義上，也能夠被當作一種對話史來理解：整整一代法國知識分子通過對話進行交流，並在其中探討關於『介入』『責任』『選擇』等問題」。

朱特是這個對話中的一員，而不是置身事外的歷史學家。他不只是以史學陳述者，而且更是以歷史批判者的角色來反思戰後歲月的法國知識分子及其政治道德。這個反思的重要議題之一就是，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回顧和回憶自己的往昔。如果說《往昔》是朱特對戰後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往昔的批判性回顧，那麼《思慮20世紀》（以下簡稱《思慮》）便是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對自己的往昔所做的總結性回顧。

不懼獨自說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在托尼·朱特生命的終點時刻，定位知識分子的那些具有普遍意義的重要因素——思想、歷史、政治、道德、責任，而不是他的人生細節——幾乎佔據了他的全部回憶。

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和倫理困境一直是朱特思考歷史和現實問題的一個中心問題，在《思慮》里也是如此。這部混合了他自身經歷和對20世紀歐洲和美國思想事件的對話錄——與他對話的是另一位東歐問題史學家斯奈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自傳」，而是朱特自己不斷形成、調整和改變知識分子定位的往昔歷程，是他認為最值得回憶的往昔。

朱特一生都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思想者，用他自己在《思慮》里的話來說，是一位「圈外人」。圈外人也稱「局外人」，這個「局外」不是指置身事外，而是指勇於特立獨行，是在「圈內人」幾乎一致排斥「異見」的時候，不懼獨自說出不快真相的思想者。

圈外人或局外人思想者不受歡迎，是因為他們拒絕投身於一種非黑即白、陣營化的文化對立，支持一方或另一方。在《往昔》中，朱特把捍衛人權當作知識分子的首要政治責任。他認為，人權是歐洲自由傳統的核心，而法國左派知識分子因為受意識形態對立的束縛，把人權與「資產階級」聯繫在一起，以此迴避斯大林主義極權統治的反人權問題。正如批評家薩繆爾·莫因（Samuel Moyn）在紀念朱特的《知識分子、理性與歷史》（Intellectuals， Reason， and History: In Memory of Tony Judt）中所說，朱特捍衛人權的立場形成了他「反極權知識分子理念」(antitotalitarian intellectualism)的基調。

朱特對圈外人的關注，與他自己的知識和政治成長有關，他幾乎一直在扮演著一個難以成為某群體「自家人」的局外人角色。1948年，他出生於倫敦的一個東歐猶太移民家庭。不過，在他很小的時候，他們一家便搬到了倫敦南部鮮有猶太人居住的普特尼區。這是一個有意離棄自身族群的舉動。朱特的父母沒有打算按一般的猶太人那樣來培養他，他從小接受的是傳統的英式教育。然而，他在同齡人那裡得到的敵意始終在提醒他是一個外來人。在中學時，他成為一名社會主義猶太復國主義者，數度前往以色列，在基布茲當水果採摘工。生活在以色列讓他開始對那裡僵化的意識形態感到不自在。他漸漸覺得，以色列是一個好鬥的且渴望侵略鄰國的中東國家。他懷著沮喪和厭惡之情離開了以色列。30年後，他在美國批評以色列，主張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共同建國，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異見者。

朱特一生信奉社會民主主義，這既是受家庭的影響，也是他同時批判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結果。他的祖父早年是沙俄的社會主義政黨「崩得」的支持者，他的父親則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或者說是個對斯大林主義持有異議的馬克思主義者。父親送他的第一套大部頭著作便是多伊徹的三卷本《托洛茨基傳》。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很早便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但是，他鄙視法國的馬克思主義和親共知識分子。他欣賞的是像喬治·奧威爾和阿瑟·庫斯勒這樣的左翼不同政見者。他雖然是一名左派知識分子，但與共產主義保持了明顯的距離。正如他在《思慮》中所言，吸引他的始終是那個作為政治評論家的馬克思，而非作為革命預言家的馬克思。

1968年法國「68風暴」爆發時，他剛好是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的本科生，他也參與了發生在劍橋大學的反越戰大遊行，並於1968年春前往巴黎。但他早年接受的馬克思主義熏陶使他對巴黎流行的觀念——學生將取代無產階級，成為唯一的革命階級——本能地感到懷疑。同一個原因也使他對20世紀70年代風行一時的文化研究予以蔑視，因為這種文化研究一邊宣稱拒斥了馬克思主義，一邊卻又依賴於馬克思主義，只不過將工人階級換成了學生、黑人、女性、同性戀者和一切對既有權力與權威配置感到不滿的群體。正是在這個時候，已是中年的朱特自學了捷克語，去了東歐，結識了那裡的作家、哲學家和思想家。

在西方知識分子中，這是一個非常另類的「局外人」的行動和政治選擇。

對另一半歐洲的認知

在朱特對20世紀三四十年代至冷戰後的知識分子政治回顧中，馬克思主義佔有重要的位置。他認為，左派知識分子對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革命的迷戀，之所以是政治和道德的不負責任，是因為他們崇尚革命的暴力手段，並對暴力手段的恐怖統治表示理解和接受。這種趨向由來已久。朱特指出，1917年之後，歐洲共產黨知識分子與法西斯知識分子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對世俗鬥爭及其有益的社會或美學後果的深切迷戀。……他們將死亡同時作為戰爭和國內暴力的正當理由和魅力所在：從這樣的混亂中將誕生一種更好的人類和一個更好的世界」。

從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對共產主義幻滅的左翼知識分子，如奧威爾、庫斯勒，已經對此有所覺醒和反思。在朱特的同時代人中，那些深刻思考自己幻滅經歷並寫成各種著作的有許多是東歐人，包括波蘭哲學家和思想家萊謝克·柯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尤其是他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潮流》（Main Currents of Marxism，1979）。

左派知識分子的通常觀點是，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而蘇聯的極權統治是歪嘴和尚念歪了馬克思主義的好經。朱特認為，歪嘴和尚念的是歪經，不是好經，這是一種對馬克思主義信仰本身的深刻危機。

朱特了解東歐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滅，因為他自己有過類似的幻滅。對東歐人來說，公開表現這種幻滅是要付出代價的，「我們都經歷了幻滅：我打消了自己的猶太復國主義夢想，而他們則放棄了殘存的改良主義馬克思主義。但我的幻想所浪費的不過是時間，而我的波蘭同輩則為他們的幻想付出了實質的代價：在大街上，在監獄裡和最終在被迫的流亡中。」在東歐，這種幻滅是清醒認識的結果，也是那裡知識分子成熟的標誌。

朱特坦然承認，在接觸東歐知識分子之前，他自己也有那種西方人「對另一半歐洲歷史的無知」。他能理解二戰後法國知識分子的「左傾」，但是，1968年東歐發生變化後，這種「左傾」的不負責任和政治危害讓朱特覺得再不能坐視不理，這是他後來寫作《往昔》的動機。

學會譴責，學會讚美

朱特是一位歷史學家，法國社會主義歷史是他的專業，但是，正如他在《思慮》中所回顧的，「20世紀90年代，我逐步拓寬了自己公共寫作的範圍：從法國史中撤出，進入政治哲學、社會理論、東歐的政治和歷史，進而進入歐美的外交政策問題」。

朱特的這一知識和寫作變化緣起於偶然的原因，是《紐約書評》的主編羅伯特·西爾弗斯(Robert Silvers)要他打消一個學者的顧慮，開始一種他本不熟悉的寫作。這使朱特有機會去思考和評論一些與他的史學研究相去甚遠的話題。朱特在美國公共媒體上發表的評論後來收入了他的《重估價值》一書——這本書的文章讓他「有意識努力，辨別和拯救20世紀好的智識生活的精髓」。在《思慮》中，他對西爾弗斯為他創造的機會充滿了感激。

同時從事兩種不同寫作的朱特，一面撰寫《戰後歐洲史》和其他著作，一面給《紐約書評》和其他刊物定期寫稿。朱特享有很高的學術聲譽，於1996年當選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於2007年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但是，他並不願意做一個「純粹的歷史學家」，「我決不願耗費時間單單去創建一條歷史學家的職業道路」。他覺得自己「從不是純粹歷史學家的工作中受益匪淺」。

朱特在《思慮》中給自己的定位是「政治知識分子」，一個不是投身於「某種宏大政治真理或敘事真理」，而是「貼近更小的真相或真實性」的知識分子。作為一位公共寫作的知識分子，朱特說，「我學會了譴責，也學會了讚美。這很可能是（思想）成熟的自然作用。」並且，由於這樣的公共寫作，「我毫不懷疑，我的工作因此大有長進」。

在公共寫作中，他對許多20世紀在思想界有影響的人物——漢娜·阿倫特，庫斯勒、柯拉科夫斯基、普里莫·萊維、馬內·施佩貝爾和卡羅爾·沃伊蒂瓦、阿爾都塞、馬丁·艾米斯、呂西安·戈德曼……貶褒分明，寫作風格迥異於歷史學的專業寫作風範。

朱特重視史學的公共意義，認為史學的職業倫理是與史學的公共意義聯繫在一起的。他認為，史學倫理最重要的是「真實」和「真相」。史學不能拿過去來遷就今天的目的需要。「今天的許多歷史學家事實上都將歷史視為實際政治論辯的一次演練。其要義是要揭示某些為傳統敘事所遮蔽的過去：糾正對過去的某種誤讀，通常是為了迎合當前的偏見。這麼做的人對之毫無羞恥之心，我覺得這種行為很令人失望。它如此明顯地背叛了歷史的目的，即理解過去。」但朱特也承認，他自己的《往昔》就有這樣對待歷史的嫌疑。

朱特自己是帶著當代問題意識去寫歷史的，因此，他特別意識到史學家必須面對的方法論困境，那就是，帶著當代問題去論述歷史，這可以是史學家帶著今天的有色眼鏡去看待歷史和敘述歷史，也可以是史學家戴著今天的問題意識去整理或思考歷史，這裡面的界限到底在哪裡？解答也許並不在於史學家是否應該有當代問題意識，而在於他對歷史的論述是否真實，是否掩蓋過去的真相。這就需要史學家有個人的專業素養，也需要歷史學家們能一起維護集體的專業正直。

儘管如此，歷史並不只是為學術「圈內人」而寫的，其他的人文學科也不應該只是以少數越劃越小的「圈內」人為讀者。好的歷史著作應該在學術圈子之外的公共社會裡也有讀者。善於公共寫作（如通俗讀物、報刊寫作、時評和時論）的史學家比純粹學院派的史學家有著明顯的優勢，但大多數專業的歷史學家根本無法滿足公共寫作的要求。好的歷史著作需要運用普通讀者喜聞樂見的明快語言和清晰邏輯，而不是奧澀的專業語言和似是而非的「辯證」邏輯。

在這一點上，朱特的主張和實踐與喬治·奧威爾相似。史學家必須重視自己的語言，他們有責任為公眾寫作，「對一個開放社會來說，熟知其過去是極為重要的。操控歷史是20世紀的『封閉社會-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的一個共同特徵。操縱過去是最古老的知識控制形式：如果你掌控著對過去發生之事的解釋（或純粹是欺騙）權，那麼現在和將來便任憑你擺布了。所以，確保國民對歷史的了解，純屬民主的審慎。」朱特稱史學家的這種責任為「公民責任」，「我們不只是歷史學家，還是且始終是公民，我們有責任將我們的技能用於公共利益」。

朱特常被視為愛德華·薩義德之後美國最優秀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他們不是一些自以為是在「捍衛和推進宏大抽象理念」或對事事都急於表態的知識分子，而是一些在學術活動之外，意識到並行使自己民主公民責任的知識分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是任何一個民主社會所必不可少的。

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朱特一生中學術方向不止一次發生變化，但對專制暴力之惡的憎恨、對人權道德價值的肯定卻是一以貫之。今天，在史學的成就之外，人們記得他，是因為他曾經致力於用公共寫作來防止民主因自身的墮落而被毀掉。而這又正是為了不讓對專制的抵禦和對人權的捍衛失去最佳的也是最後的屏障。

本文原載於2016年6月25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2-B03版。撰文：徐賁；編輯：一一，孔雪。

題圖 | Credit René Burri/Magnum Pho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