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易斯·芒福德：特大城市的命運

編者按：本文節選自劉易斯·芒福德的《城市發展史》，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宋俊嶺譯；慧田君刊載此文僅用做學習交流分享，轉載者請註明來自經典哲學公眾號「zhexue-ht」。

劉易斯·芒福德簡介：美國社會哲學家。寫過很多建築和城市規劃方面的著作。極力主張科技社會同個人發展及地區文化上的企望必須協調一致。1943年受封為英帝國爵士，獲英帝國勳章。1964年獲美國自由勳章。主要作品有《枝條與石頭》(1924)、《科技與文明》(1934)、《生存的價值》(1946)等。1961年出版的《歷史名城》一書獲國家出版獎。

在觀察特大城市的文化起源、發展和結尾時，我們獲得了一整套有關這個進程的情況，如果我們相信它能無限止的繼續存在下去，那就未免太天真簡單了。

一種生命，如果除了維持呼吸和吞咽等機制外，再無任何其他意義、價值和目的，那它比靠鐵肺生活的生命好不了多少，後者由於病人仍懷有恢復健康和逃避死亡的希望才維持下來的。

現在大都市的社會狀況預示著一種凶兆，它將在一場毫無意義的戰爭中達到高潮，這將是一場滅絕一切的戰爭，它的惟一目的是要解除焦慮和恐懼，這種焦慮和恐懼是由於城堡內人們（作者指五角大樓和克里姆林宮）全都信奉大規模屠殺和滅絕武器而產生的。

這樣，專制權力事實上變成了徹底的破壞主義。

科學和技術上過分的精緻，絲毫不考慮人類的價值和目的，結果使美國和蘇聯等這些國家，竟相發展大規模的破壞機器，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除非完全拆除，否則就無法控制。

在這個制度里，即使是動物天生的智力也不能發揮，由於它把一切都交託給機器：關於生命的一切保護措施，包括自衛本能這一古老的規律，全都被推翻了。

為了交通上快速，在美國，我們每年整整有4萬人喪生，另有幾萬人終生殘廢。

為了絕對的核力量，我們的領導人正厚顏無恥地準備在一場全面核戰爭的第一天犧牲他們自己的5000萬到7000萬公民，並使人類殘廢或者甚至最終消滅全人類。

幻想家們用「國家安全」甚至更加荒謬的「國家生存」等這些詞藻來掩蓋這些精神病狂的計劃。

現在在每一個有機體中，組成代謝過程與分解代謝過程、創造力量與破壞力量，兩者都一直在起作用。

生命和生長發展不取決於沒有不利因素，而取決於有足夠程度的平衡，以及有足夠多餘的建設性力量去不斷地糾正、恢復，去吸收新鮮事物，去調節數量，去與所有別的需要維持平衡的有機物體和社區建立平等交換的關係。

大都市生存中的不利因素，假如在城市擴展中不讓它們佔優勢，並且不讓它們在破壞過程中所佔的支配地位永久化，那麼，它們也許可以為更高的發展提供條件。

當我在20世紀30年代寫《城市文化》一書時，威脅大都市文明的外部力量是清楚地可以看得見的：它們是如此清楚以致我在當時以「地獄簡況」（Brief Outline of Hell）為題來論述了這些力量。

為了進一步說明情況，我又把帕特里克?格迪斯關於城市生長發展的循環周期的闡述，從村莊（原始城市）到特大城市到大墓地，作了概要敘述。

那個生長發展的循環周期描寫了全部歷史上大都市的進程，包括那些從它們自己的廢墟上或墓地上重新興起的大都市。

即使在1938年該書出版時，這種描繪似乎是過分悲觀，有意誇張，極不真實，簡直是病態心理。

那時候許多人認為，「一直威脅著西方世界的最大的危險是長期失業問題」，特別是，他們肯定戰爭和大城市的全部破壞兩者都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一切都來得太快了，1939年華沙遭受大規模破壞，1940年鹿特丹市中心也遭到了破壞。

在5年之內，從倫敦到東京，從漢堡到廣島，大批的城市地區被完全毀滅，大量人口遭到屠殺。

除了幾百萬人——僅猶太人就有600萬——被德國人燒死餓死在他們郊外死亡營中外，整個整個的城市被喪盡天良的民主主義的戰略家變為死亡營，隨意殺人和無窮盡的死亡在特大城市式擴張這一現實上留下了它們最後的烙印。

雖然遭到破壞的地區範圍是廣泛的，但仍然存留著大片完好地區。

由於集中了大量的資源，許多國家又受到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George Catleet Marshall，1880－1959年，美國將軍及外交家，曾於二次大戰後提出歐洲復興計劃，由美國給予物力財力支援，該歐洲復興計劃於1952年結束，通稱馬歇爾計劃——譯者注）慷慨積極支援，重建城市和交通系統的巨大任務成功地開始了。

這種重建城市的工作，有時候，成了一種完全依照過去式樣的建設（Bider aus der Vergangenheit）像德國許多城鎮那樣；有時候，大膽地合理改建老的式樣，如法國瑟堡（Cherbourg）的重建；有時候，像鹿特丹和考文垂那樣，努力改建城市中心，使它們具有新的形式，在完全現代化建築的條件下充分發揮19世紀中被忽視的傳統價值。

瑞典和英國這兩個國家下了極大的努力去構想新的城市形式，這種城市形式既能擺脫大城市的自動集中，又能避免自動蔓延鋪開。英國的新鎮充分顯示了：

把城市的發展引導並控制在一個健全的工業基礎、比較獨立自足而平衡的城鎮里，是可行的。

值得注意的是，歐洲的一些城市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竟整個修復了，並且建得比它們過去達到的水平還高。這種對人力物力幾乎是超人的動員證明了：

假如經濟被引導到面向人類的需要，假如國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被撥作故意的消費性的浪費消耗（慧田哲學註：像擴張中的大都市經濟所要求的那樣），尤其是，不撥作無止境的集體滅絕和自殺的準備之用，那末，在一個世代的時間內是有可能在更大規模上使城市重建和更新的。

不幸的是，一旦經濟恢復，又去尋求他原先的目標，它的一切不合理的、無理性的特點也隨著捲土重來：為了維持這種經濟，它的力量中與過去相比，有更大的一部分要用作為累積利潤而連續投機。

在發展核、細菌、化學等大規模殺人的這類所謂「絕對」武器方面，當今大都市神話的荒謬性暴露得最為充分。

「核大國」之間競相研製這些武器，給了希望別人死亡的願望一種合法地位，成為固定的國家政策，並把全球變成滅絕人類的死亡營作為整個文明的理想歸宿。

即使一些國家及時採取措施來消滅儲存的這類武器，但這種政策所造成的罪惡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影響，還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消除，成年人犯罪，不僅經過苦思冥想，而且經過周詳準備，其影響之深，可能需要整整一個世紀的糾正和治療，才能看到積極的效果。這是城堡留給城市文化的最後的也是最壞的遺產。

在短短的幾年中，我們的文明達到了亨利?亞當斯在半個多世紀以前的預言，他具有驚人的神奇的預見。

「依照1600年來的情況看，像目前這樣的速度的進程」他寫道，「要不了一個世紀或半個世紀，思想就會被徹底搞亂。在那種情況下，法律將如同理論或原則一樣消失，並讓位於武力。道德將由警察來維持。炸藥將達到宇宙級威力。崩潰瓦解的勢頭將壓到凝聚統一的力量。」

這段預言的每一部分都已實現；大規模滅絕種族的力量現在幾乎是自動地、比以往更迅速地在把世界推向滅亡，在我們認真考慮對付這些力量之前去推測城市的未來，那是徒勞的。

這樣，大都市的文明包含著尖銳的矛盾，我們已經看到，這種矛盾在城市剛一創立之時就埋入它的生命進程之中，並且將一直伴隨到它的終結。這種矛盾來自城市的雙重淵源，以及它對它的目標產生的無休止的衝突。

城市從村莊獲得具有照料、保護並促進生命的環境這一特性，穩定而安全，根源在於人與別的有機物和社區之間的相互互惠關係。

同樣，城市也從村莊獲得了沒有等級觀念的民主的方法和價值觀念，在這種沒有等級觀念的民主中，每個成員在他生命周期的各個階段起到了他就有的作用。

另一方面，城市得以生存甚至擴大是於由強烈地企圖控制別人。並以集體力量支配整個環境。

這樣，城市成了調節權力的閥門，它是由皇室代理人設計的，把分散的小社區的能量彙集到一個強大的儲存庫里，集體調節它們的集聚和流放，引導它們到新的渠道中去——現在不那麼粗暴地改造地形，以有利於較小的單位，但終究要猛烈爆發出它的能量，向別的城市進行破壞性襲擊。

城市文化從一開始就出現了釋放與奴役，自由與強制。

從這種內部的緊張關係中出現了一些城市生活的創造性的表現：然而只有在分散在偶然的情況下我們發現政治力量在小的社區里分布很好，像在17世紀時的荷蘭和瑞士，或者生活的理想不斷地調節著權力的偏執的表現。

我們現在的文明是一輛巨大的汽車在單向交通的路上以越來越快的速度前進著。

不幸的是，像現在製造的這種汽車，既無方向盤，也沒有剎車，開車人能行施的惟一控制方式只有把汽車開得更快，他對汽車著了迷，也要儘可能的開得快，可是他忘掉了開往的目的地。

現代人創造的這種對經濟和技術機器束手無策的投降卻奇怪地被偽裝進步、自由，說成是人征服了自然。其結果是現代人控制了所有的的病毒和細菌以上的動物，但就是沒有掌握住自己。

「城堡」過去從未對這樣多的人類施加過殘暴的權力。在過去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內，村莊和鄉村一直是清楚生活的儲存庫，受祖先行為模式的約束，使人們保持人性、通人情，但又對人類的局限性和人類的可能性兩者都有自知之明。

不論城市的統一治者們有多大的錯誤和過失，仍然是可以糾正的。即使全部城市人口都被毀滅了，人類9/10以上的人口仍然在毀滅圈以外活著。

今天這種安全因素沒有了，大都市迅速而猛烈地擴展，把它思想上的毒素和化學上的毒素兩者都擴散到全球各處，它造成的破壞恐怕是無法挽救的。

我再重複一遍，使用核武器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並不是開始時就能看得清的，但對機敏和有才智的人，如19世紀60年代的伯克哈特和這個世紀初的亨利?亞當斯，他們是清楚的。

亞當斯的同時代人亨利?詹姆斯為人類的處境所做的一個比喻，仍然適用於今天，它講的是一個快樂家庭和惡魔機器，這個機器安裝得非常堅固，不能移動，這個家庭仍然對它不注意，它繼續進行著這個家庭的買進賣出的生意，聊天跳舞，一直把這個家庭帶到爆炸完蛋的危險邊緣。

詹姆斯說的這個機器是指費城的政治機器，那個政府當時是貪污腐化和罪行的典型化身，但是，大家都能看到，它也同樣適用於我們大都市文明中別的道德敗壞的機器。

犯罪和喪失理性，過去曾是局部的表現，現在威脅著整個世界，它們體面而堂皇地偽裝成健全的商業企業，技術進步，或民族主義的政治家風度和才能。

無怪乎流行的存在主義者們，在反映我們時代時，把「現實」與「荒謬」划上等號。

過去一個世代中很大一部分的油畫和雕刻象徵著我們這個面向死亡的文化的災難性結局：「支離破碎，失去人性，沒有生命，一片空虛」。

這些藝術中一些最好的作品，如亨利?穆爾（Henry Moore）的古代的像針頭樣的圖像，預示著一個新的開始，它在如此原始水平上以致心靈還沒有開始活動。

我之所以充分強調大都市階段的崩潰瓦解，只是為了一個緣故：只有那些意識到這種危險的人才能把我們集體的力量引導到更有建設性的過程中去。是誰建立了一個新的文明，這個文明最終超過了羅馬全盛時期的成就，甚至在工程和政府制度方面？

不是那些公元5世紀時頑固的羅馬人，他們仍然誇耀羅馬的成就，並期望再維持一千年，正相反，是那些拋棄了羅馬基本原則的人，他們在新的基礎上安排生活。

今天也是這樣：那些在大都市神話里工作的人們，他們把惡性腫瘤誤認為生長發展的正常現象，他們將繼續用藥膏、奴隸、廣告咒語、公共關係魔術和江湖郎中的機械治療法，直等到病人在他們眼前死去。

在過去一個世紀的年代裡，特別在過去三十年間，相當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糾正工作——清除貧民窟，建立示範住房，城市建築裝飾，郊區的擴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換上一種新的形式，實際上繼續進行著同樣無目的的集中並破壞有機機能，結果又需治療挽救。

然而，在所有這些崩潰瓦解之中，出現了清新的幼苗，更有意義的是，開始呈現了新的生活模式，這個模式的基礎必然是古代城堡建設者或現代城堡建設者，火箭建造者和核毀滅者這些人的基礎根本不同。

如果我們能識別出這個多元的，面向生命的經濟制度的主要輪廓，我們也就應當能夠描寫出湧現中的城市的性質和功能以及人類居住的未來形式。

尤其是，如果人類能逃脫由於我們盲目信奉片面的，追求權力的，反有機物的技術而造成的死亡陷阱，我們應當在人類的戲劇中期望下一場戲。

今日「慧田哲學人公號」的題圖為：「馬來西亞軍艦島」。整座島嶼外形像一艘軍艦，因此有了軍艦島這個名字。島上無人居住，景色絕美。岸上椰林搖曳，潔白的沙灘緩緩深入湛藍的海水，水中生活著色彩斑斕的魚類。為了保護當地環境，政府規定島上不可以住人，所有遊客來此游完後都需要當天返回。

Via：慧田君編｜有異議請私信其微信「cc2c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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