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手事件：知識分子的「魯迅模仿秀綜合征」

01-26

文/楊時暘

如今這個時代，一款互聯網應用產品，如何進入大眾視野，真是各有各的命數。原本安之若素的「快手」莫名地火了——這款原本看重娛樂性和分享生活的小產品意外變身成為了洞察「中國底層的窗口」。

姑且拋開聯手炒作的微小可能，其實人們也能夠理解最初那篇文章中原作者的觀點。他無非在贅述一個古老的命題——中國底層人的荒蠻、愚昧和晦暗的精神領域。這種觀點的提出沒有問題，而問題在於，在一款互聯網應用上努力用極端方式進行表演、希望被他人發現的人們是否能代表「底層」。那些原作者所言的「愚昧與荒蠻」在真實的底層中確實存在，但它並不能被一個軟體所印證。

剔除這些是非和口水，這一次爭論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議題被重新審視——底層和農村。

長久以來，中國底層都是沉默的、被動的，一直被書寫和被打扮，而直到當下這個互聯網時代，才會出現這一次如此戲劇化的翻轉局面，讓那些故作悲憫的、有著凝重表情的書寫者被反向解構。這一次對於快手上那些表演者的社會學分析，只不過是長期以來「中國底層敘述史」的一部分。當我們粗略地回顧一下這段歷史，就會發現，對於中國「底層和農村」的敘述，一直充滿目的與策略性。

1949年以前，中國底層的無知、自私、荒蠻和愚昧，被作家們痛心疾首地敘述過。日後的很多代學生通過教科書熟稔地掌握了那種敘述模型。1949年以後，那些敘述被巧妙而策略性的用作證據，以證明革命的必要和反襯當下洗心革面後的美好結果。而從此之後，關乎底層和農村的言辭，幾乎再未能呈現出清晰審慎的評判，而充滿誇張和變形。

通常，底層被與「勞動者」聯繫捆綁在一起，塑造為支撐革命的重要基礎、充滿變革精神的大眾、一系列運動中需要被解放、也主動要求被解放的對象，以及最值得信賴和依靠的人群。他們從整體意義上具備樸實、進步的紅光亮特徵。而進入1980年代以後，一切又出現了一次奇妙的反轉，在新的話語系統中，對於底層的敘述也同樣被撥亂反正。最無私，最熱切，最淳樸的想像共同體，瞬間被打碎，中國農村和底層世界回歸為最荒蠻的所在。無論莫言、賈平凹還是李銳，早期被批評界和市場普遍接納的經典文學作家都描述了苦難、不堪的農村和底層人。繼而，電影導演們開始跟進，貴族化以前的張藝謀們，進一步用圖像闡述了底層中的中國式奇觀。乃至於從彼時到現在，總有人聲情並茂地怒斥他們「故意暴露陰暗面賣給外國觀眾嘩眾取寵。」

但無論如何，1980年代之後對於中國底層和農村世界的重新描述，被普遍接受了。除了這些描述更切近部分現實，更具備藝術感染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心理機制，就是對於曾經矯飾的紅光亮的厭惡與反制。加之那些創作者都有深厚的鄉土生存經驗，他們的底層敘述，混雜著自身體驗、勇敢剖析和自我審判，顯得莊嚴而準確。

從此之後，我們的底層世界就在被美化和被黑化之間首鼠兩端。人們樂於相信某種奇觀化、極端化的敘述和提煉，而不願意去探求那些更加真實的、反戲劇性的「底層」。如果說，文學敘述中的奇觀化無可厚非，那麼這種敘述方式也感染了眾多非虛構性的寫作與分析文章。

更晚近以來，對於中國底層的敘述，混入了更加複雜的心態。農村和底層變成了一種無法描述的混亂形象，有時，它是人們奔向城市之後遺棄的空殼，滯留著老弱病殘和滿地污穢，有時，它又是人們趨之若鶩的田園牧歌，變身療愈都市病灶的安慰劑。這一切在自媒體時代中，被更加靈動地接續。「春節回鄉體」猶如1980年代的「紐約瑣記」一類的東西——有一種文化休克之後的悲憫，混雜著巨大的失落與震撼，飽蘸著表演性的關懷。

如果說，學者黃燈最初的那篇春節回鄉記是一種本分的記錄，一種學者的省察，那麼日後某些記者的模仿之作就開始露出了馬腳。那是一種標準的預設想像之後的填空寫作。日後被證偽，就已經泄露了一些知識分子的問題。很多知識分子都患有「魯迅模仿秀綜合征」。希望能處在一種安全距離之外，對底層進行嚴肅而動情的審視和批判，目的是喚醒與拯救。這一次的「快手事件」，也同樣可以納入這種模仿秀的譜系。

由此看來，在中國的敘述史中，底層和農村一直是被利用的角色，極少被本分地看待。

底層是客觀存在的，只要社會分層存在，這就無需辯駁。但問題在於，看到真實底層和沉溺於自己構建出的「表演型底層」是兩回事。

長期以來，中國都處於農村和城市二元隔絕的局面。這樣的結果就是二者都變成彼此的審視對象和想像對象，而無法真的了解彼此。二者互相仰望、鄙視和調侃，就是無法平視和溝通。客觀地講，我們當下既沒有處於完整意義上的都市文明中，又早就廢棄了鄉村文明，我們就是處在一種惶恐的「城鄉結合部」精神狀態中。所以，對於農村或者都市的描述都是失真的。只不過呈現方式不同罷了。快手上的「自我輕賤」和朋友圈裡的「自我美化」有什麼區別？前者是移動互聯時代的胸口碎大石，和後者矯情的詩和遠方，健身房裡的卡路里計數器，毫無差池

從這個意義上看，直播生吃蟲子和在朋友圈炫耀牛油果配紐西蘭嫩羊排的慵懶午餐都是同構的。無非都是把生活中某些非常態的內容銳化，拙劣的表演之後企圖引發關注。那些軟體中的鄉村景象是被篩選過的——用一種極端化的標準，這一切就猶如城市人觀看的《歡樂頌》中塑料感的生活畫面一樣，也是被修飾過的。

真正令人慨嘆的在於，我們習慣於通過簡單地觀察和提煉，導向一方攻陷和嘲諷另一方，最終對更普遍的真相視而不見。某種程度上說，可以被敘述的和可以被大規模敞視的「底層」都不是真正的底層。真正的底層灰暗而沉悶，那些人根本不可能把自己的日常上傳至一款軟體應用上。悲哀的是，我們總是大規模討論那些「看得見的底層「，而對於真實的底層缺乏探究的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