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聯中東夢的不正確打開方式

上世紀美蘇爭霸時期，冷戰體系作為全球層面最重要的政治結構，其結構性作用在中東卻如同失效了一般。

正如英國國際政治學者弗雷德?哈利迪（Fred Halliday）所說的那樣，「冷戰自身對中東的影響有限，在許多方面，儘管蘇聯近在咫尺，但對中東的影響卻遠小於其他第三世界地區。」

在朝鮮半島，美蘇的對立在三八線固定了下來，而中東地區卻找不出這樣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中東地區也不像歐洲那樣被明顯的分割為兩個對立的陣營，而是保持了高度的流動性和碎片化，使得中東國家的外交政策更靈活多樣，既不受制於蘇聯，亦不為美國所全盤掌控。

這一局面所導致的結果是，美蘇兩國在中東常有無力之感：既無法阻止第三次中東戰爭在1967年的爆發，也無法制止伊拉克在1980年對伊朗的進攻。這種無力感始終籠罩在美蘇兩國的頭上，其中，蘇聯尤甚。

蘇聯的中東夢

二戰後，蘇聯憑藉打敗德意志第三帝國位居世界霸權之一，與美國分庭抗禮，這在歐洲表現得最為明顯。而在中東，蘇聯並沒有繼承沙俄的遺產，反而在一開始就面臨西方陣營的封鎖。同時，民族意識覺醒的土耳其與伊朗更是成為了美軍遏制蘇聯在中東滲透的前哨基地。

對於剛經歷過二戰的蘇聯來說，中東貌似鐵板一塊，針插不進，水也潑不進。但看似最堅固的堡壘往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蘇聯需要一支第五縱隊。這支縱隊並不是從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存在的阿拉伯共產黨支部，而是以色列。

以色列的建國，不僅美國支持，蘇聯亦表贊同。蘇聯在聯合國上看起來輕而易舉的一票，徹底得改變了中東的地緣政治格局。不管蘇聯是否有意為之，以色列建國所導致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對立，給了蘇聯建立統一戰線的機會。面對西方陣營所武裝起來的以色列，阿拉伯國家很自然得就將目光鎖定在了蘇聯的身上。

1955年後，蘇聯向以埃及為首的阿拉伯聯軍陣營提供了大量的軍事裝備與援助。雖然西方陣營欲以《巴格達條約》來構建一個反對蘇聯的「鐵幕」，但卻被蘇聯所煽動的阿拉伯民族主義思潮從內部絞殺。1958年的自由軍官派的政變，更是將伊拉克變為了蘇聯陣營中強有力的一員。

《巴格達條約》涉及的國家

然而，蘇聯對中東表面看似順風順水的滲透，背後卻也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首先便是要容忍納賽爾等阿拉伯民族主義者對阿拉伯共產黨的絞殺，蘇聯眼睜睜地看著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的共產黨組織被圍剿、驅逐；其次，還要容忍泛阿拉伯主義對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侵蝕。

事實上，蘇共中央很清楚，蘇聯能在中東立足，其根本點有二：第一，阿以矛盾；第二，阿拉伯民族主義反殖民的努力。這使得蘇聯在中東的政策必須「以戰養戰」，阿以要矛盾要持續，但強度要可控。

同時，要聯合阿拉伯的民族主義者，有時候甚至要容忍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上台，因為他們最反對西方。而蘇聯也非常清楚，與激進的民族主義者打交道是一件多麼難的事情。

特別是1978年薩達姆上台之後，這位極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便絞殺了蘇共在伊拉克殘存的最後力量，放逐了阿拉伯共產黨的黨員。他還不滿1972年的《蘇伊友好合作條約》，將手伸向了美國。

而這些都還不是最為痛苦的，最痛心疾首的莫過於1978年戴維營和談。

1978年，埃及總統薩達特放棄了與以色列的對立，轉而求和。在戴維營，以色列總理貝京與美國總統卡特簽署了《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綱要》，一時激起軒然大波。且不論阿拉伯國家內部「統一戰線」的土崩瓦解，亦標誌著蘇聯在中東外交基礎的奔潰。阿以衝突一直是蘇聯操縱中東國家的基本點，而且埃及一直以來也是蘇聯在中東最重要的盟友，此時卻徹底倒向了美國。

就在蘇聯的中東戰略行將「崩潰」之際，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又給了蘇聯重振中東戰略的希望。

當夢想照進現實

自美國在1953年推翻摩薩台政權，扶植巴列維上台後，伊朗一直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重要的盟友，沒有之一。美國向巴列維提供了不計其數的經濟、軍事援助，將伊朗軍隊打造成了中東地區最強大的軍事力量。

伊朗伊斯蘭革命

而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發生，一度使蘇聯喜出望外。這意味著美國喪失了最重要的盟友，同時也給了蘇聯結交伊朗的機會，期待正被西方陣營孤立的伊朗能向蘇聯靠攏。

在蘇聯共產黨代表大會上，勃列日涅夫更是讚許伊朗伊斯蘭革命為「近年來國際社會中的一大盛事，這是一場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並表態「支持伊朗在沒有外國干涉的情況下決定自身事務，這是伊朗人民不可分割的權力。」特別是在1979年底，伊朗人質危機的爆發，美伊關係降至冰點，更使莫斯科「心花怒放」，不斷向德黑蘭示好。

1979年11月23日，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Andrei Gromyko）在波恩就伊朗人質危機發表談話，「我期待此事能在各方參與的前提下得到妥善解決。

但是，對於任何一方來說，包括美國在內，都必須表現出克制與智慧，不要感情用事。」這段話的潛台詞就是警告美國：要談判，不要動武，切忌用軍事手段來解決人質危機。反過來，這也暗示了蘇聯支持伊朗的態度。

然而蘇聯討好伊朗的努力，在其入侵阿富汗後便化為泡影。霍梅尼對蘇聯的入侵表示非常憤慨，伊朗外交部長Sadegh Ghotbzadeh以強烈的措辭譴責蘇聯，「伊朗伊斯蘭政府絕不認可任何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武裝入侵，特別是超級大國的武裝入侵……這種敵對行為不僅是與阿富汗人民為敵，亦是與全世界的穆斯林為敵。」而蘇聯對此反應冷淡，以這是蘇聯內政，不容他國干涉為由，打發了伊朗外交官。

翌年，蘇聯與伊朗的外交衝突表面化。1980年6月30日，伊朗當局驅逐了蘇聯外交官，關閉駐伊朗領事館。

伊朗外交部長Ghotbzadeh繼續譴責莫斯科對阿富汗的干預，並指責伊朗人民黨是蘇聯在伊朗培植的代理人。這也為兩年後伊朗人民黨的悲劇埋下了伏筆。

雖然，蘇聯與伊朗因阿富汗問題踟躕不斷，但此時的蘇聯並未完全放棄對伊朗的外交努力。在蘇聯看來，即便不能拉攏伊朗，亦不可將伊朗推向美國。為此，如何對待自身的准盟友伊拉克就顯得極為重要了。

1980年9月22日兩伊戰爭爆發，薩達姆的不宣而戰，令蘇聯大為震驚。伊拉克代表團在戰爭爆發的當天9月22日就到訪蘇聯，要求蘇聯依據1972年《蘇伊友好合作條約》向伊拉克提供必要援助。

但是，由於蘇聯方面反應冷淡，伊拉克代表團第二天就離開了莫斯科。與此同時，伊朗亦提出「希望蘇聯暫停向伊拉克交付軍事裝備」，蘇聯亦拒絕了。對此，伊朗大使向莫斯科當局表示抗議，批評蘇聯公然武裝伊拉克。

其實，蘇聯是欲借消極的態度來遏制戰爭的升級。對於陷入阿富汗戰爭的蘇聯來說，伊朗的戰事並不是好消息，極有可能變成負擔。更重要的是，戰爭是不可預測的，蘇聯是希望維持兩伊關係穩定的。在蘇聯眼中，無論是伊拉克還是伊朗都是「極端激進派」

在兩伊戰爭伊始，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就明確表明了中立的態度。隨後，勃列日涅夫亦呼籲雙方保持克制，儘快停火。勃列日涅夫擔心的是，戰爭會給美國軍事介入伊朗的借口，美國或趁機向海灣國家示好以控制海灣石油。

事實上，蘇聯的擔心是有道理的，而且美國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在戰爭開始後，美國強化了與沙特的關係，並部署軍機與艦隊，屯兵波斯灣。對於蘇聯的反應，美國的理解是：「可以預計，蘇聯將繼續借譴責美國來避免自己被兩伊當成敵人。蘇聯並不想在作為盟友的伊拉克與目前正在極力拉攏的伊朗之間選邊站。」

1981年1月20日，美國與伊朗就人質危機問題達成協議。蘇聯為之一驚，亦感失落。這既標誌著444天危機的終結，也標誌著伊朗境內反美熱潮的暫時平息。美國可以將注意力從伊朗轉向阿富汗了。對蘇聯來說，此時極其要慎重，如果貿然幫助薩達姆則極有可能導致伊朗重回美國的懷抱。

然而，蘇聯的剋制並沒有換來伊朗當局的信任。對霍梅尼來說，蘇聯作為邊境上最強大的國家本身就值得警惕。其次，歷史上的長期欺壓，亦使蘇聯在伊朗人心中素無好感。最重要的是，蘇聯入侵了伊朗北方鄰國阿富汗，正陳兵數十萬壓迫著穆斯林的兄弟。無論蘇聯如何示好，基本的地緣政治處境都不會扭轉。

同時，蘇聯在1981年亦逐漸感到伊朗難以相處，特別是在1982年伊朗逐漸掌握了戰場的主動權，開始反擊伊拉克之後，霍梅尼的反蘇態度變得更為露骨和徹底。1982年初，霍梅尼就公開指責伊朗人民黨，稱其若建立親蘇的傀儡政權，便是最危險和最狡猾的反對派。隨後便對伊朗人民黨展開彈劾，迫使大批人民黨黨員流亡海外。到1983年，霍梅尼最終徹底取締了伊朗人民黨。

蘇聯一直將伊朗伊斯蘭革命視為反帝的壯舉，卻忽視了伊斯蘭革命本身的意識形態將會摧毀共產主義理想在當地的根基。霍梅尼的神權理念容不下身邊的共產黨員，同時，他對伊斯蘭革命的輸出亦威脅著蘇聯政府對境內穆斯林的統治。這就超越了地緣政治，是意識形態的鬥爭。而意識形態鬥爭的本質是領導權的鬥爭，這就演變為了你死我活的戲碼，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蘇聯會在1982年恢復對伊拉克的軍事援助而孤立伊朗。

夢醒時分

1980年10月，印度出版的《經濟與政治周刊》（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曾做了一個「還算靠譜」的預測。預測認為，「蘇聯可能不得不做出選擇，選擇究竟去支持哪一方，而美國將保持中立。」理由很簡單，因為蘇聯在80年代「手伸得太多了」，長期的戰事對蘇聯是個負擔。

這個判斷並無大錯，1980年是蘇聯極盛的時期，以至於其可以毫不畏懼的干涉阿富汗內政併入侵之。同時，蘇聯還在中南半島扶植越南，在拉美扶植古巴，在非洲介入安哥拉、索馬利亞。

然而，盛極必衰。世間無永遠強大的國家，就像美國在1975年代輸掉了越南戰爭，在1988年蘇聯也終將撤軍。只是，美國撤走之後還能捲土重來，而蘇聯則只能抱著「新思維」走向解體。

如果說，美帝國主義展示了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那麼蘇聯的帝國主義則展現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下不正確的力量使用方式。

蘇聯入侵阿富汗戰略圖

蘇聯外交的長處在於務實，不禁錮於意識形態而著眼於地緣政治，這是斯大林留下的最有力的政治遺產。但在中東錯綜複雜的形勢變化下，既然不能找到堅定的盟友，就應保持觀望，等待機會，保證靈活，伺機而動。

當蘇聯陷入了阿富汗戰爭時，便使其喪失了外交的靈活性。而當蘇聯不能再以地緣政治為核心看問題時，僵化便不可避免的到來。不過，等到蘇聯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一切都已經太晚了，覆水難收。

最後，套用一句網路用語：no zuo no die，why蘇聯要try？

今日話題：如何評估前蘇聯在中東的政策？今日的俄羅斯在中東影響力又如何？歡迎在留言區進行討論！

註：本文首發於頭條號中東研究通訊，中東研究通訊系今日頭條簽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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