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政治史研究的新趨向 ——讀肖恩·威蘭茨的《美國民主的興起》

《美國民主的興起：從傑弗遜到林肯》[i]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肖恩·威蘭茨2005年的最新力作。這部過千頁的鴻篇巨製一出版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高度重視，並被授予當年美國史學最高獎——「班克羅夫特獎」。評審委員會的評語是：「《美國民主的興起》是一部從美國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的編年史，集中向人們展示了在此歷史大舞台中政治、社會的巨變，具有史詩般意義。」

本書深深紮根於一個多世紀美國史學的土壤之中。早在美國史學專業化之前，以班克羅夫特為代表的浪漫主義史學家就熱情洋溢地歌頌過美國的民主。美國史學完成專業化之後，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家們用不同的理論、不同的方法繼續詮釋著美國的民主。經過一百多年的史學積澱，《美國民主的興起》是新時代對這個古老題目的重新闡釋。無論是對美國民主特性的把握，還是對研究方法的應用，威蘭茨都表現出對美國史學傳統的繼承和創新。

一、 一部以民主為核心的政治編年史

1、什麼是民主的興起？

書名告訴我們，本書闡述的是美國民主興起的歷史。這裡的「民主」是有特定含義的，是用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為衡量尺度。

美國剛成立的時候雖然有民主的因素，但並不是一個民主國家，而是一個精英統治的共和國。國父們精心設計的制度雖然在本質上是人民主權的，但是在實際的權力運作方面卻儘可能地遠離普通民眾。僅僅半個世紀之後，普通人在政府中就佔據了主導地位。大批之前沒有選舉權的普通人不僅擁有了選舉政府官員的權力，而且擁有擔任公職和監督政府的權力。在這個時候，威蘭茨所說的「民主」就出現了。[ii]因此，美國的民主是逐漸興起的。威蘭茨要闡述的實際上是普通人在政府中地位不斷上升的過程，也就是美國政治不斷民主化的過程。

威蘭茨為這個歷史過程限定了一個時間段，大約是1800-1860年。他抓住了三個關鍵人物：傑弗遜、傑克遜、林肯，勾勒出美國民主從起步到鼎盛到走向危機的整個過程。

傑弗遜時期是第一階段。以傑弗遜為首的反對派打出反對聯邦主義者「精英統治」的旗號，呼籲讓獨立的、有美德的自耕農參與政治。在傑弗遜的兩屆任期內，部分州取消或降低了選舉和任職限制，選民範圍得以擴大，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大增長，政府公職向更多的普通人開放。[iii]因此，威蘭茨將1800年傑弗遜當選總統視為美國民主興起的起點，視為一個 「新秩序」的開端。

傑克遜時期是第二階段。傑克遜推行官職輪換制，打破了由社會上層精英壟斷政府的局面，使政府職位進一步向普通民眾開放；為了反對經濟特權、實現經濟平等，傑克遜否決了第二合眾國銀行；各州的民主改革進一步深化，大部分州初步實現了白人男性的普選權，議會席位的重新分配增加了普通民眾在政府中的影響力。威蘭茨熱情洋溢地讚頌了傑克遜的改革，認為它「實現了大多數人的統治」，「標誌著美國民主三十多年發展的頂峰」。[iv]

第三階段是民主走向危機的階段。美國的民主經過傑弗遜和傑克遜時期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同時內部的危機也逐漸地顯現出來。1840-1860年間奴隸制問題的不斷深化使北方和南方發展出兩種截然對立的民主：北方是「自由勞動的民主」，「將奴隸制視為國家的禍害，認為如果任其蔓延將會阻礙自由勞動的發展，將會毀了美國的繁榮」[v]；南方是「種族奴隸制的民主」，「將奴隸製作為白人政治平等的基礎。」[vi]這就是「民主的危機」。這種危機隨著林肯的當選最終化為了一場戰爭。

2、民主是如何興起的？

威蘭茨解釋了什麼是民主的興起，勾勒了民主興起的幾個歷史階段，更重要的是，他富有創見地回答了「民主是如何興起的？」這個問題。

他指出，從美國立國之初開始，在聯邦、州和地方的各個層面，民主就不是一個既定的概念，而是多種不同定義之間的激烈競爭。美國民主的興起是斷斷續續、點點滴滴的，是歷經坎坷的、無法預知結果的。[vii]概括的說，他強調民主概念的不確定性和競爭性，民主發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這是整本書的理論基礎。

（1）民主概念的不確定性和競爭性

在給「民主」下定義時，威蘭茨從政治視角出發，以普通人在政府中的地位作為衡量尺度。為了論證他的民主理論，他再一次選擇了政治的角度。之所以如此重視政治，是因為威蘭茨認為，「政治是當時人認識世界、解釋世界的方式。19世紀早期的美國人繼承了革命時代的共和主義觀點，認為政治制度是社會和經濟關係的基礎。如果社會安定、繁榮，他們認為是因為政治制度的優越和政治家的美德；如果社會混亂、經濟蕭條，他們認為是源於制度的不完善和野心家的腐敗。」[viii] 19世紀早期美國的社會變遷給各個地區、各個階層、各個職業的人都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在他們眼中，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所有政治問題最後都指向民主。他們從這樣或那樣的方面去理解民主，將自己的利益、需要、恐懼和希望用民主的話語表達出來，並通過各種黨派和社會團體來爭取政治權力。對他們來說，民主不是抽象的名詞，而是他們自己的切實利益和追求，是他們訴諸政治行動的有力武器。每個人、每個黨派、每個社會團體爭取政治權力都是為了捍衛他們心中對民主的理解。

傑克遜認為，1824年昆西·亞當斯的當選是骯髒的政治交易，是違背人民意願的，他領導的政府浪費並侵吞國家財產，自己作為人民的代表因而有責任站出來挽救民主。第二合眾國銀行擁有的權力過大，形成了一個金融貴族的帝國，是對人民主權的威脅，因此必須摧毀。在戰爭期間紙幣和信貸體系獲得的權力凌駕於人民主權之上，因此必須加以改革和規範。「國會法令廢止權」是一部分陰謀家企圖以反對關稅為借口，濫用憲法賦予人民代表的權力，企圖分裂聯邦，必須予以制止。廢奴主義者是受了蠱惑的慈善家，是被北方的銀行貴族和南方的州權派欺騙了的，他們的目的是利用廢奴運動轉移視線、製造政治分裂、摧毀民主事業。因此，廢奴主義者也是民主的敵人。[ix]對傑克遜來說，他的參選以及當政期間的所有政策無疑都是在捍衛民主。

「國會法令廢止權」是南卡羅來納州為了反對1828年關稅法而提出的，其理論核心是卡爾霍恩的州權理論。他認為，「出台保護性關稅是北方利用多數統治的原則對南方少數州的剝削和壓迫，是違背憲法的。糾正這種多數暴政的唯一方法就是承認每個州的主權先於聯邦而存在，每個州有權判定聯邦的某項法令是否違憲，並終止其在本州內的執行」。[x]對於南方的州權派來說，「國會法令廢止權」是為了反抗暴政，維護南方人的平等權利，也是為了捍衛民主。

威廉·勞埃德·加里森領導的廢奴主義者認為黑人擁有和其他美國人一樣的權利，不僅呼籲根除奴隸制的罪惡，而且要消除所有形式的種族壓迫和不平等。他們認為自己才是「唯一的、真正的民主派。」[xi]

在輝格黨人眼中，以傑克遜為首的民主黨打著民主的旗號，實際上都是自私自利之徒，他們企圖將政府變為個人的私有，剝奪人民的財產和權力。民主黨的經濟政策只是個託辭，實際上他們是想通過臭名昭著的「寵物銀行」將人民的財產侵吞進自己的腰包。傑克遜擴大總統和行政機構的權力是為了實現行政專權，從而為他個人、他的幕僚和代理人謀取私利[xii]。對輝格黨人來說，他們反對傑克遜是為了樹立真正的民主。

同傑克遜及其反對者一樣，「反共濟會派」認為東北部的商業化導致了道德敗壞和貴族制，因此他們呼籲維護傳統的平等原則和美德是在捍衛美國的民主。「自由土壤黨」認為奴隸制度的不斷擴展會威脅西進的北方小農的利益，會摧毀北方的民主制度，因此他們提出「自由土壤、自由勞動、自由言論、自由的人」是為了捍衛民主。「一無所知黨」認為美國的文化正在被天主教徒和其他異質文化侵蝕，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正在受到新移民廉價勞動力的威脅，因此自己歧視外來移民，厲行排外主義也是為了捍衛美國民主。在北方激進的勞工組織眼中，美國的民主正在遭到破壞，因為大多數創造價值的勞工正在受到不創造價值的少數商人和高利貸者的剝削，因此他們主張取消資本主義工資勞動制度同樣是為了捍衛民主。

一樣的民主話語，但是卻有不同的含義。一旦化為切身利益和政治鬥爭，民主的概念就具有了不確定性和競爭性。

（2）民主發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

在美國這樣一個利益多元化、黨派林立的國家，儘可能地團結各種利益群體、建立一個多黨派聯盟的政黨對於取得政治鬥爭的勝利至關重要。政黨聯盟的形成、發展、分裂和衰落是各種政治力量分化組合的過程，也是各種民主概念衝突和融合的過程。民主的發展方向取決於政治鬥爭的結果，因此充滿了未知性和曲折性。

從傑弗遜到林肯是美國政黨制建立並日趨成熟的時期。這一時期美國經歷了第一個和第二個政黨體系的形成和瓦解，先後出現了以傑弗遜為首的民主共和黨、以傑克遜為首的民主黨、輝格黨和以林肯為首的共和黨四個政黨聯盟。

民主共和黨是對聯邦主義者「精英統治」秩序和重視工商業、與英國交好等一系列政策不滿的各派政治力量的聯盟，包括南部種植園主、自耕農、城市手工業者等。他們的利益不同，對民主的理解也不同，只是為了反對共同的敵人而求同存異，統一到傑弗遜旗下。當在大選中擊敗聯邦主義者之後，他們之間原先隱藏的分歧就逐漸顯露出來。民主共和黨內部逐漸分為溫和派、激進派和所謂「老共和黨」三個派別，隨著國內國際局勢的日趨緊張，它們之間的分歧和爭論也日益尖銳起來。1812年戰爭使以亨利·克萊和卡爾霍恩為首的國民共和派主導了政壇。他們的國家主義的方針和「美國體系」的政策進一步加劇了民主共和黨內部的分裂。全國政治力量開始重新整合。擔心州權被侵犯的南部中小種植園主、反對政府扶植東北部和限制西部移民任意佔地的西部小農、反對第二合眾國銀行的地方銀行家等，還包括北部的自耕農、小手工業者等成為傑克遜的民主黨聯盟的基礎。然而，傑克遜的民主黨也是因為共同反對國民共和黨人而結成的政治聯盟，聯盟內部各個派別有著深刻的矛盾。傑克遜的關稅政策和針對「國會法令廢止權」的鬥爭獲得了北方的支持，卻加深了與南部種植園主的矛盾；反銀行鬥爭獲得了南部、西部和東部的工人、小產業經營者的擁護，但疏遠了北部商業利益集團和南部種植園主；印第安人遷徙政策加強了與南部小農和種植園主的聯合，但引起了北部的猜疑；對極端廢奴派的不友好態度雖然安撫了南部奴隸主的憤怒，但得罪了北部的反奴隸制勢力。傑克遜小心翼翼地在北部、南部和西部之間維繫著平衡。但是，不斷的領土擴張使奴隸制的擴張問題逐漸政治化，地域對立越來越尖銳。全國政治力量再次重組。以反對傑克遜「行政專權」為名建立的輝格黨團結了一部分政治力量，但是，由於奴隸制的尖銳化，它再也無力在一個地域對立日益嚴重的時代維持一個跨地域的政黨聯盟。全國政治力量再次重組。民主黨、輝格黨相繼分裂。民主黨成為南方奴隸主勢力的代言人，而北方各種反奴隸制的政治勢力組成了新的共和黨。美國政治鬥爭的結果是以地理為界劃分為兩大對立陣營，因此，民主也發展成為兩種對立的概念：北方的「自由勞動的民主」和南方「種族奴隸制的民主」。

威蘭茨把自己的作品概括為：「從革命到內戰期間美國政治的編年史，核心是民主的歷史，或者說核心是解釋民主是如何在時代的語境中興起的，以及興起的結果。」[xiii]威蘭茨突出強調了民主概念的不確定性和競爭性，民主發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並用這個理論框架重新詮釋了從傑弗遜到林肯時期各個地域、各個黨派和社會團體在聯邦、州和地方等不同層面的政治鬥爭。全書正文800頁，注釋近200頁，是近幾十年來罕見的鴻篇巨製。

二、探索新的宏觀敘事

本書的主題是民主，強調民主概念的不確定性和競爭性，以及民主發展道路的未知性和曲折性；角度是政治，即用政治史來展現美國民主的興起。回顧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史學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威蘭茨對民主特性的把握和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既反映了近年來美國史學研究的新趨勢，也探索了美國史學進一步發展的道路。

1、傳統史學

作為美國傳統史學中最古老的題目，對民主的研究有著深厚的學術傳統。從19世紀末美國史學完成專業化以來，一代又一代的史學大師們殫精竭慮，試圖用民主的框架對美國歷史進行整體解釋。

第一種是 「進步學派」的解釋框架，其理論基礎是二元對立的衝突史觀和進步主義的觀念。他們認為，美國歷史充滿了兩種對立勢力之間的衝突——在特納眼中是邊疆與已定居地區之間的地域衝突；在比爾德眼中是對立的經濟集團之間的衝突；在弗農·帕靈頓眼中是特權與自由的思想鬥爭；在小施萊辛格眼中是商業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之間的階級鬥爭。持續不斷的鬥爭和衝突是美國歷史進步的動力，民主的逐漸展開和實現是美國歷史發展的主線。根據「進步學派」的解釋框架，美國歷史的發展是朝向一個既定終點的旅程，雖然路途艱辛、充滿波折，但前途是光明的。

第二種是 「共識學派」的解釋框架。與「進步學派」的衝突史觀不同，「共識學派」聲稱，美國歷史的主要特徵不是衝突，而是無所不在的連續性和一致性。歷史上的衝突只是人們在具體政策上的分歧，在對憲法以及自由、民主等美國核心價值的認同上，美國社會是和諧的、一致的。正如該學派的旗手霍夫斯塔特所說：「美國文明建築在一個共同基礎之上，建築在一個文化和政治傳統的統一體上。它超越了各種暫時和局部的衝突。」[xiv]「共識學派」否定「進步學派」的衝突史觀，但是默認並繼承了其進步主義和歷史目的論的觀念。

對於試圖構建一個宏觀敘事的傳統史學家們來說，政治是他們最好的分析角度。因為變化是人類歷史的主要特徵，是宏觀敘事的核心內容。只有政治史才最精確地關心時間的流逝和事實的變化。宏觀敘事必須要有一個運動著的時間結構，只有政治史才能提供這個結構。政治史的特徵和宏觀敘事的本質要求決定了政治在傳統史學中的主導地位，正如一句名言概括的那樣：「歷史是過去的政治，政治是現在的歷史。」[xv]無論「進步學派」和「共識學派」對美國民主的發展過程的看法有多麼不同，他們的民主框架最終都落實在政治層面上。政治是他們構建美國民主的宏觀敘事的基石，民主是他們解釋政治的理論指向，那些最能推動美國民主化進程的政治因素——政治制度、社會運動、政黨、選舉、精英人物等——是他們關注的主要內容。

2、新史學

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社會動蕩和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促進了新史學的勃興。與傳統史學相比，新史學在研究主題、研究對象、寫作方式等各個方面發生了根本變化。

新史學的突出特點之一是歷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合，或者說是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新史學顛覆了以往以時間為軸線的歷史敘述，轉而大量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專註於對歷史中的某一方面提出問題，並用相關學科的概念和方法加以分析和解答。傳統史學研究流動的歷史過程，而新史學研究在某一點上的靜止狀態；傳統史學尋求對美國歷史進行整體解釋，而新史學的志向僅在於站在獨特的角度，用獨特的技術方法分析具體的問題；傳統史學著作是以「民主」或「自由」等終極價值為框架建構起來的宏偉史詩，而新史學著作則是大量數據、圖標、模型堆積出來的分析報告。總之，過度的社會科學化導致了史學的嚴重「碎化」。歷史學家們研究的課題越來越狹窄，越來越封閉，史學家們糾纏於分析各種各樣的專門問題甚至細枝末節的問題，對敘述美國歷史的整體演變漠不關心。在新史學興盛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民主的宏大主題遭到冷遇，綜合敘事的寫作方式被拋棄。

新史學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擯棄了研究制度、政黨和精英人物的傳統視角，轉而研究政府之外的更廣泛的社會以及普通人的生活。正如美國史學家希梅爾法布的概括：在舊史學涉獵於整體和政府，法律和政策，外交和對外政策，戰爭與革命的地方，新史學聚焦於階級和族群，社會問題和公共機構，城市和共同體，工作與娛樂，家庭與性，出生與死亡，童年與老年，犯罪與瘋癲。在國王、總統、政治家、領袖、政治理論這些舊史學特徵之外，新史學把「無名大眾」當作它的主題。舊史學是「自上而下的歷史」「精英史學」；新史學是「自下而上的歷史」，「大眾史學」。[xvi]

將新史學的研究方法、研究視角應用到政治研究中就誕生了新政治史。與傳統政治史的主導地位不同，新政治史僅僅是新史學眾多領域中的一個，是一種社會科學化的、研究具體問題的政治史。它依賴計量方法和政治學、行為科學的理論，研究某一特定地區或基層普通民眾的選舉動機和投票行為，建立了「政治重新組合模式」和「種族文化模式」等一系列解釋政治行為的模式。新政治史突破了傳統政治史的研究範圍，幾乎包括了社會的各個方面，同時也放棄了傳統政治史的研究方法。新政治史同勞工史、婦女史、家庭史等領域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其獨特性也越來越模糊。實際上，新政治史中沒有「政治」，只有「社會」。新政治史使自身喪失了獨立地位，淪為了社會史的一個分支。

3、重建宏觀敘事

新史學經過了六七十年代的鼎盛後，八十年代以來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和反思。如何在吸收社會科學的理論方法的基礎上克服過度社會科學化帶來的「學科危機」？如何既不失新史學的精確性又能把握歷史的流動和整體趨勢？圍繞這兩個核心問題，美國史學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重建宏觀敘事的呼聲日益強烈。

重建宏觀敘事首先意味著要關注美國歷史的重大主題，構建一個整體解釋框架，正如「進步學派」、「共識學派」所做的那樣。但是，60年代激烈的社會動蕩徹底粉碎了美國歷史的「和諧」神話。新史學揭示了美國歷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徹底動搖了進步主義和歷史目的論的觀念。因此，美國史學界需要重建的宏觀敘事是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綜合，既整體解釋美國歷史，又摒棄進步主義和歷史目的論，把握歷史發展中的複雜性。

作為美國新一代史學家的代表人物，埃里克·方納在這方面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他提出了一種新的宏觀敘事模式——「質疑性敘事體」（contested narrative），即一種不確定的、無預設限制的敘事性歷史。在這種歷史敘事模式中，歷史的發展總是既有前進，也有倒退，並非只是遵循一條永恆向前的直線，因此歷史敘事沒有一個事先決定的開始、中間和結尾，也不只是敘述美國歷史上的進步和成就，而是要說明，在美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內，許多的事物和觀念總是處在不斷地被人們質疑和辯論的狀態之中。[xvii]在《美國自由的故事》中，方納用「質疑性敘事體」的模式，以自由為中心構建了美國歷史發展的總體脈絡，展現了美國歷史的不同時期「自由」是如何引起爭議、受到質疑和被重新界定的。[xviii]

《美國民主的興起》可以看作是「質疑性敘事體」的另一次嘗試。與方納一樣，威蘭茨也試圖找到一個宏觀框架構築一個綜合性的歷史敘事。方納找到的是「自由」，威蘭茨找到的是「民主」。《美國民主的興起》以「民主」為中心構築了從革命到內戰期間的美國歷史發展。威蘭茨告訴我們：民主概念從來不是一致的，而是始終處於爭論之中，各個黨派團體出於各自的利益要求，對民主的概念做出了不同的理解；民主的發展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進步與倒退並存，民主在北方發展為「自由勞動的民主」，但是在南方卻成為「種族奴隸制的民主」；民主的實現不是命定的結果，歷史的發展是不可預知的，誰也沒有想到民主的發展最後會導致戰爭。在《美國民主的興起》中，我們看到了在美國史學中闊別已久的宏觀敘事，看到了一個多元社會中不同利益、不同地域之間的激烈衝突，看到了歷史發展的複雜性和不可預知性。繼方納之後，威蘭茨再次證明了「質疑性敘事體」作為新的宏觀敘事模式的可行性。

作為宏觀敘事的強大工具，政治史的復興正在起步。同樣，復興不是回歸傳統史學，而是要把新史學與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和領域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大的綜合。[xix]

這個綜合，首先是政治史內部的綜合。學者們普遍認識到，「政治史」是一個廣泛的概念。它研究的是權力的結構、使用和在社會中的擴散，旨在從權力的角度對任何特定的單位，包括市鎮、地區、民族、國家或者國際團體的行為進行解釋。傳統政治史「從上而下」，新政治史「從下而上」的研究角度都是片面的。政治史研究既要關注選民個人的選舉動機和投票行為，也要研究政府、制度和精英人物的影響力，也就是要有「上下結合」的眼光。

其次是政治史和社會史、文化史、思想史等其他領域的綜合。學者們認為，所謂政治史、社會史、經濟史、教會史、思想史實際上都是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在同一些人身上發生的史實，任何想分割它們的意圖必然是人為的。這些學科之間的劃分只是史學家在研究興趣上的不同，而不是任何史料上的客觀區別。因此，必須把政治史和其他領域的研究結合起來，把政治放到整個社會變遷中去考察。

上世紀九十年代，政治史大綜合的代表作當屬查爾斯·塞勒斯的《市場革命》[xx]。該書問世之後立即引起強烈反響，被公認為實現了美國史學界多年的呼籲。學者們認為，該書不僅是對新社會史研究成果「碎化」的綜合，還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史敘事，即將傑克遜時代高層政治和底層政治結合了起來，既強調了精英人物的領袖作用，也展現了普通人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同時，該書也代表了政治史和社會史結合的最高水平。[xxi]

「市場革命」是塞勒斯用來解釋1815-1846年美國歷史變遷的模式。他認為，「市場革命建立了資本主義對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統治，從而創造了我們和我們所知的世界。」[xxii]在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被市場革命改變了。市場革命首先帶來了經濟上的變化——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逐漸讓位於新型的商業經濟。市場革命也帶來了全面的社會和文化變革——為了緩解市場革命給傳統文化和社會秩序帶來的危機，美國人積極投身於社會改革和宗教運動中。市場革命反映到政治中是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受到市場革命衝擊的北方工匠、移民勞工和自耕農，以及南部的種植園主們與安德魯·傑克遜結成民主黨同盟，竭力抵制市場革命的發展，斬斷政治特權與資本主義之間的紐帶。因此，「市場革命」是一個無所不包的模式，可以解釋這一時期美國社會生活的所有變化。在塞勒斯看來，1815-1846年美國的政治是市場革命的結果，是美國整體社會變遷的一部分。政治史和社會史結合的結果是政治融入了社會，政治只是一個被動的、附屬的角色。

4、威蘭茨的修正

塞勒斯對於政治地位的界定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佔據主導地位。研究十九世紀美國史的學者們充分肯定了市場革命的核心地位和巨大影響力。[xxiii]當時，威蘭茨也是其中之一。在《社會、政治和市場革命：1815-1848》一文中，威蘭茨提出，用市場革命的理論能夠復興傳統政治史的研究對象，能夠整合新史學的研究碎片，能夠將政治史和社會史結合起來。市場革命在1815-1848年美國歷史中佔有中心地位，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影響了所有美國人的生活。這一時期的社會生活、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變遷都是市場革命的結果。[xxiv]從這篇文章來看，威蘭茨同塞勒斯一樣，都是將政治作為社會史的一個部分來考察的。

然而，十多年後，威蘭茨的觀點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為19世紀上半葉美國歷史的史詩般巨著，全書只有兩處提到了「市場革命」，而且都是作為批判而提出的。威蘭茨指出，塞勒斯將傑克遜主義描述為農民和城市工人抵抗資本主義侵蝕的運動，這種觀點輕視了民主興起和發展的動態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徵。塞勒斯將政治史融入了社會變遷的歷史之中，將政治和民主降低為各種社會力量的副產品，忽視了政治的重要作用。[xxv]這兩點正是威蘭茨在《美國民主的興起》中的理論基礎。傑克遜時代政治的本質特徵並不是塞勒斯所說的「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對抗」。實際上，民主的概念是多樣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對立物。威蘭茨竭力證明了民主作為一個開放的話語系統是如何被各個社會階層的人利用的，支持美國進一步商業化的人高呼民主，反對商業化的人也援引民主。因此，根本不存在「民主與資本主義的對抗」，存在的只是對民主的不同理解之間的鬥爭。市場革命也不是影響這一時期政治變遷的唯一原因。為了劃清與塞勒斯模式的界限，威蘭茨反覆強調當時美國人是用政治的角度看待世界，竭力抬高政治的獨立地位和重要性，強調傑克遜主義和美國的兩黨制是政治、經濟、文化因素共同塑造的，其中政治是中心。[xxvi]

可以說，《美國民主的興起》是對塞勒斯的政治史研究方法的重大修正。在這本書中，威蘭茨一改政治史之前的淪陷狀態，樹立了政治在社會變遷中的核心地位，並且賦予政治鬥爭以民主的含義，從而在新的理論基點上構建起宏觀敘事。

《美國民主的興起》問世後引起美國史學界的新一輪爭論。除了對一些具體問題的不同觀點以外，威蘭茨對政治史研究的修正是學者們共同關注的。綜合學者們的評論和威蘭茨所做的回應來看，他們爭論的問題主要是：《美國民主的興起》是否過於抬高了政治的地位，過於強調精英人物在歷史中的作用？如果說之前的政治史是社會史的附庸，是普通民眾的歷史，那麼現在威蘭茨是否矯枉過正了，使社會史成為了政治史的附庸，使政治史走上了回歸精英史學的道路？[xxvii]也就是說，在構建一個宏觀敘事時，應該如何處理政治史和社會史的關係，以及精英人物與普通民眾的關係？這兩個問題自新史學興起以來一直是學者們反覆詢問的。對這兩個問題的不同答案指導著美國史學一步步地向前發展。如今，威蘭茨重新提出了這個問題，並試圖在全面總結傳統史學、新史學和政治史復興的得失基礎上為美國史學糾正航道。《美國民主的興起》引發的史學爭論仍在繼續，美國史學的發展也在繼續。

肖恩·威蘭茨

參考文獻：

[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 London:W.W.Norton&Company, 2005.

[ii] Sean Wilentz,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reface.

[iii] Sean Wilentz,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138

[iv]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309

[v]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703

[v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791

[vi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reface

[vii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reface

[ix]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513-514, p.409

[x]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319-320

[x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403-404

[xi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486

[xii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reface.

[xiv]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美國政治傳統及其締造者》，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序言。

[xv] Mark H. Leff, 「RevisioningU.S.Politic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0,No.3. (Jun., 1995), p.830.

[xvi] Gertrude Himmelfarb, The NewHistory and the Old,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7, p.32

[xvii]王希：《近30年美國史學的新變化——埃里克·方納教授訪談錄》，《史學理論研究》2000年第3期

[xviii]埃里克·方納：《美國自由的故事》，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

[xix]學者們呼籲政治史的大綜合，參見：《歷史分支學科論壇》，《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86年第8期，第34頁；Mark Leff, 「Revisioning U.S. Political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100,No.3.(Jun., 1995), pp.829-853; Paul F. Bourke, Donald A. DeBats, 「RestoringPolitics to Political History」, Journal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5, No.3, (Winter, 1985), pp.459-466；Thomas Bender, 「Venturesome andCaution: American History in the 1990s」, Th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1, No.3.(Dec., 1994), pp.992-1003；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Pertinence of Political History」, The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73, No.3. (Dec.,1986), pp.585-600; J.Morgan Kousser, Toward 「Total Political History」: A Rational-Choice ResearchProgram,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History, Vol.20, No.4. (Spring, 1990), pp.521-560; Peter N. Stearns, 「Socialand Political History」, Journal of SocialHistory, Vol.16, No.3. (Spring, 1983), pp.3-5

[xx] 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Revolution: Jackson American 1815-1846,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xxi] Reeve Huston, 「The 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Nation: A Tale ofTwo Synthesis」, Reviews in AmericanHistory, Vol.23, No.3 (Sep. 1995), pp.413-420; Stephen E. Maizlish, 「Review,Charles Jr., The Market Revolution, Jackson America, 1815-1846」, AmericanHistorical Review, Vol.98, No.1, pp.242-243

[xxii] Charles Sellers, The MarketRevolution: Jackson American 1815-1846, p.5

[xxiii] Melvyn Stokes and Stephen Conway, eds., The Market Revolution inAmerica:Social,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Expression, 1800-1880, Charlottesville: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1996.

[xxiv] Sean Wilentz, 「Society, Politics, and the Market Revolution, 1815-1848」, Eric Foner, ed., The American New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University Press, 1990, p.52.

[xxv]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509, preface

[xxvi] Sean Wilentz, The Rise ofAmerican Democracy, pp.511-513.

[xxvii]對《美國民主的興起》的評論主要有：Gordon Wood, 「A Constant Struggl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Nov. 13, 2005, pp.10-11; Michael. F.Holt,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Sep. 2006, Vol.93, Issue. 2, pp.491-493；Joel. H. Silbey, The Journal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Dec. 2006, Vol.6, Issue.4, pp.521-525；Michael Knox Beran, National Review, Nov.7, 2005, pp.51-53；Colonel Matthew Moten, Parameters (Carlisle Barracks, Pa.) 37,No.1, Spr. 2007, pp.144-146；Richard E. Nicholls, TheAmerican Scholar, Aug. 2005, Vol.74, No.4, pp.134-137；Vanessa Bush, The Booklist, Sep.15, 2005; 102, 2, p.23；Henry L. Watson, The Historian, 69, Spr. 2007, No.1,pp.129-130；Max M.Edling, The Historian, 69, Sum. 2007,No.2, pp.361-362

威蘭茨對部分評論的回應，見Sean Wilentz,「Politics, Irony, and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TheJournal of The Historical Society, Dec. 2006, Vol.6, Issue.4, pp.537-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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