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桑德爾——《理論的藝術》採訪 | 城與邦

邁克爾·桑德爾，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著名的哈佛大學《公正》課主講，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論家之一。來自《理論的藝術》政治哲學期刊的Jonathan Bruno和Jason Swadley近期對桑德爾就政治哲學問題進行了採訪。

採訪者：Art of Theory

編譯：@先鋒谷

1. 從踏上旅途到開啟辯論

理論的藝術： 一開始是什麼讓你對政治理論產生了興趣？

桑德爾：開始的時候，我對政治興趣很濃厚。我小時候就是一個政治愛好者，當然現在也是。但其實是到了研究生的時候，我才對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哲學有關注——那時候我第一次讀了康德，當時我覺得康德的作品即琢磨不透，又令人著迷。我是在1975年開始讀研究生的。那時候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剛剛出版才四年時間，所以我也是在在讀研究生的時候第一次看《正義論》。

其實，我在牛津讀研究生時候的第一個寒假——牛津學制里每個短學期中間有大概六周的假期，我和幾個朋友帶著一堆書跑去了西班牙南部一邊度假一邊看書。我們帶了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羅爾斯的《正義論》，諾齊克的《無政府，國家，烏托邦》，以及阿倫特的《人的境況》。更加溫暖乾燥的西班牙貌似比牛津來說更適合讀書。

理論的藝術： 能談談1980年時你到哈佛的時候嗎？

桑德爾：在哈佛，政治理論有悠久的傳統。當時政治系裡有三位理論大家坐鎮，Judith Shklar, Harvey Mansfield, and Michael Walzer，哲學系裡則有羅爾斯和諾齊克。所以當時所有人都對政治理論和哲學的熱情高漲。

我是通過JudithShklar認識羅爾斯的。Shklar是羅爾斯的朋友。她告訴羅爾斯說我的博士論文跟他的作品很有關聯，而且我要來政治系以政治理論助理教授的身份任教。於是，等我到了哈佛沒多久，我在辦公室接到了一個電話，話筒另一頭的聲音說：「你好，我是約翰·羅爾斯；羅——爾——斯…」（「Thisis John Rawls; R-A-W-L-S…」）搞得我好像會沒聽說過他似的［笑］他邀請我一起吃午餐，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非常的熱情友好。諾齊克和我也不時有交道，我們關係也不錯。

理論的藝術：你剛剛提到了你的博士畢業論文。這篇論文後來成為了《自由主義和正義的局限》。這本書引發了後來在世界各地的哲學課上的標準話題，即所謂的「自由主義－社群主義」辯論。如今的你如何看待這場爭辯？

桑德爾：我認為這場辯論有兩個版本。其中一種停滯不前，已經沒什麼意思了，而另外一種則還很有潛力。第一種把辯論看作是個人權利和社群之間不可協調的價值衝突。這個版本雖然被廣泛採納，卻不是很有意思。它錯誤地將康德／羅爾斯的批評者解讀成反對權利的立場，或者說是認為集體價值必然高於個人權利的立場。我認為這個對立誤讀了社群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並導致一場非常狹隘的關於權利和社群的辯論。不管怎麼說，我認為今天這個對立解讀已經不再流行，也不該再流行了。但是另外一個在我看來更有趣的問題範式在哲學層面上更廣。我們應該要問的是：在沒有確立一種「好的人生」（the good life）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能真正的辯護個人權利？

所以關於權利和善的辯論有兩種解讀方式。第一種是個人權利與社群之間的衝突（這種方式在我看來比較無趣）。第二種是如何在不偏袒某一種價值觀的情況下為權利辯護，對正義做定義。在第二種框架下的辯論更加重要。而「社群主義」這一名稱並不能很好的表達這個框架的意圖。問題的關鍵並不是在社群和個人權利之間有著非此即彼的矛盾，而在於多種在道德和精神層面上對「善的生活」的不同刻畫之間存在衝突的情況下，關於正義的理論是否單獨成立。後一種問題意識受到了學界的廣泛關注，而且對公共政治生活有密切的關係，也產出了大量有趣的理論成果。

2. 「公正」課與公共生活

理論的藝術：能談談你的「公正」課嗎？這門課早已在哈佛成為了一個傳統，而且現在通過網路和電視的幫助下有了上百萬人的受眾。

桑德爾：我第一次教授「公正」課還是在1980年，也就是我到哈佛的第一年的時候。最初，課程更加註重於當代思想家。之後我漸漸的引入了更多的經典作品，但是課程總是在能帶來哲學思考的當代社會，法律，政治問題與經典著作本身之間穿插。

我努力地向「蘇格拉底」教學法靠近，因為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我還對學生時代印象很深刻。這一點對我的教學幫助很大。我本科的時候對政治理論並不太感興趣。我當時覺得理論抽象，脫離現實，而且看著就覺得非常艱深。我可能當時還沒有準備好。所以我開始教書的時候，我總是時常提醒我自己：如何才能使當年學生時代的我對理論產生興趣？這個問題是我課程設計的關鍵。

我記得第一年大概有100個學生，然後第二年大概有300個，然後400個，最後漸漸增加到800到1000個學生左右。

理論的藝術：現在你通過電視和互聯網甚至能達到了一個更廣的受眾，你對政治理論家和普羅大眾的世界的關係有什麼看法？這種關係有什麼相應的責任？

桑德爾：我一直認為政治理論和政治哲學是一種幫助我們了解關於政治和公共生活的辯論的方式。而且我總有把哲學思考和現實中公共辯論聯繫起來的想法。「公正」課就是把這個想法付諸實踐的一個試驗。我們決定把它放到電視和網路上讓大家免費觀看，看看反響如何。

這個試驗的結果太令人興奮了。而其中最讓我著迷的是這們課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的受歡迎程度。我常常想「公正」課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與文化之間的差異。自從我因推廣《公正》一書在世界各地奔走，發現世界各地，尤其是東亞國家，對西方政治理論以及西方傳統看待和思考問題的方式有著巨大的興趣。我對如何在跨文化的角度下思考理論問題並緣此發現異同非常感興趣。

各地民眾和學者對理論政治問題展現出的興趣，甚至可以說是渴望，令我感到震撼。我猜想，也許在許多社會中都存在著對公共生活和公共話語的貧瘠的遺憾，以及對政治辯論流於表面，不觸及深層次的正義，權利，以及共同利益的不滿。在世界各地都渴望能在公共生活中用更直接的方式來思辨這些基本的問題。

3. 當代政治生活的泥沼

理論的藝術：我們政治生活中的哪裡方面最讓你感到不解？

桑德爾：最令我不解的方面是在主要的民主國家裡政治話語中維度的匱乏和公共話語的淺薄。這是最令人吃驚且擔憂的一點，沒有之一。這個問題一方面是因為在過去的三十年中經濟漸漸地排擠掉了政治。這個時代是市場優勝主義的時代。人們漸漸假定了市場是達到公共利益最有效的工具。我認為這個看法是錯誤的。也慢慢有人開始質疑這個假定。

市場優勝主義同時還導致了政治話語集中在技術官僚式的，管理邏輯下的經濟問題。更廣層面上的公共問題和道德問題被推到了一邊。

我認為有一種對於「寬容」作為政治概念的理解加重了這個趨勢。寬容是一個出於好意的原則：「既然我們對道德和精神問題有不同的看法，那我們就盡量在避免指涉他們的條件下討論政治問題。」我認為這個做法也造成了政治中道德話語的空洞化，並也同時讓一部分人去尋找能填上這個中空的內核。

這個空洞現象常常事後帶來激烈的反應。所以我們看到很多狹隘，偏執，甚至原教旨主義的思潮填上了那個中空。如果原本的公共話語允許道德觀點之間公開，直接的對撞，這些思潮就不會有這麼強勢的影響。

理論的藝術：有什麼可以挽救政治話語的淺薄化的措施嗎？

桑德爾：有兩個層面上的補救措施。在政治理論的層面上（這也是我一部分作品的目標），我們需要改變某些關於多元社會的看法，即一個以相互尊重為根基的社會必須要避免對道德和精神問題以及善的生活進行充分探討。另外，還是在政治理論的層面上，我認為應該挑戰對經濟式的民主生活願景。

在政治實踐的層面上，我認為我們應該培養公民更直接地參與以道德問題為根基的政治話語的能力。培養這種能力所需要的公民教育我們目前的政黨和媒體都無法勝任。我還認為教育機構可以成為公民教育的基點。大學校園有責任教會學生如何參與公共話語以及道德和政治爭論。

理論的藝術：你在你的作品中為宗教在那種話語中的位置作了辯護，為什麼呢？

桑德爾：比起某一些自由主義政治理論，我更支持一種信仰友好的公共話語和公共理性。

比方說，一種刻畫公共理性的方式在羅爾斯和哈貝馬斯那裡得到不同的闡述。儘管存在著意見不同，兩人都認為公共理性不應該試圖說服其他公民採取我們對善的生活的看法。我認為那種公共理性太狹隘了，因為它要求公民在進入公共領域的時候把精神信念或者是道德信念留在一邊。

這在我看來是錯誤的。我會更傾向於一個更加廣闊的，更加來者不拒的公共理性。這不意味著每一個人都可以隨便發號施令。但我不同意一刀切排除信仰傳統的觀點。人們通常認為這會把教條主義帶入政治，而因此要將宗教思想排除在公共話語之外。我同意教條式的論斷通常對民主討論沒有價值，但我不認為教條主義僅僅局限於宗教社群之中。世俗傳統也有大量的教條論斷被帶入了政治生活中。所以我支持理性的公共話語，但我不會提前排除任何一種帶有信仰色彩或者偏好一種善的生活的政治理由(reasons)。我們無法提前判斷應該接受哪種論點。

這可能是我與羅爾斯和哈貝馬斯的不同之處。我們無法在不深入探討道德爭執的前提下直接決定政治觀點的接受標準。我不會用這樣一種標準來將某些理由和觀點排除出政治生活。

4. 政治理論的治學與未來

理論的藝術：在你的工作中，你會經常回到經典哲人那裡，不管是現代還是古代，尋找靈感嗎？

桑德爾：一直如此。我經常發現當代辯論的哲學母體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那裡就的得到了體現。這也是政治理論的一個迷人之處：對世界各地的公共議題保持敏感，一邊讀報紙，一邊讀古籍。

理論的藝術：對你來說，什麼才是傑出的政治理論？它們和平庸的作品有什麼不同？

桑德爾：政治理論是否優秀取決於它所問的問題。這麼多年來，我發現在讀博士畢業論文的時候最靠譜的指標是這篇論文想要解決什麼問題。比起其他的學術領域，政治理論的學術成果的有趣程度更加取決於作者是否能到找到有意思且重要的問題。如果你的方向錯誤了，即使你很聰明，有條理，而且有強大的研究能力，你也不會產出一個令人兩眼一亮的作品。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找到正確的問題，或者一組正確的問題。

如果我們把博士論文放到一邊，而看看政治思想史中流傳下來的典籍。這些作品都大膽地對宏大，有趣的問題作出了挑戰。而這才是將優秀的，甚至是偉大的理論從平庸的作品中區別開來的因素。

一旦問題決定好了，我是一個方法論多元主義者——一個激進方法論多元主義者——以至於我認為不存任何有意義的判定研究方式好壞的標準。這點也許在政治科學其他子學科有所不同（我對此表示懷疑），但是選擇正確的問題比選擇正確的方法論要重要的多。我認為在政治科學裡，可能在政治理論中沒那麼嚴重，經常出現本末倒置的情況：讓研究方法來決定主題。我的確認為這一點錯的離譜，而且很多政治科學裡的成果都因此走歪了。

理論的藝術：你對政治理論作為一門學科的未來感到樂觀嗎？

桑德爾：我認為一直是樂觀的，至少在過去的四十年左右是如此。一直有一些政治科學家聲稱有關政治的探討可以科學化和嚴格化到不需要政治理論的程度。那些主張遠遠沒有成功，而且我認為這些主張永遠不會成功。把政治問題的探討建立在科學的模型下是一定會失敗的。因此我對政治理論的學術前景感到有信心。而給我帶來那種信心的，除了從學理上來說對於應然問題的必然性的信念，是學生們必然對應然領域感到興趣。

學習政治的學生，不管是本科還是研究生階段，之所以對這個領域感興趣（通常）並不因為他們對某種研究方法論感興趣，而是因為他們對政治問題本身感到興奮，憂慮，緊張以及熱情：關於國家之間如何交往，關於戰爭與和平，關於全球化，關於市場的角色，關於平等以及不平等，關於什麼是民主成功的關鍵，或者關於多元文化民族背景的人民如何和平相處或陷入矛盾。

為了探討這些問題，不深入思考政治理論是萬萬不可能的。大學和學術群體內充滿好奇的能量，探索的精神，以及思考的熱情，其關鍵源頭來自於學生對於政治問題本身的熱情。這意味著，對他們來說，政治理論是不可或缺的。

本文經授權編譯自《理論的藝術》（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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