並不理所當然的世界:「00後」時代的技術背景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在武東路參加團委的活動。因為這裡算是我真正的大學母校。1998年我在這個武東路100號院讀大一,前幾年武東路校區才賣給上海財大。在座各位現在的年紀,差不多就是我大一在這個教室上化學課的年紀。
2016-1998=18,我和各位的年齡差距大概是18年。我1981年生人,在座各位應該是90年代後期到21世紀初出生。中國現在平均生育年齡是28歲,換句話說,我和你們之間的年齡差距還沒有到一代人的地步。我最小的兩個表妹也和你們年齡差不多,按照中國人的傳統來說,咱們還勉強能算是一輩人,還沒有資格給你們講歷史和社會變遷。
但是呢,過去幾十年中國的進步速度實在是太大,我在這裡讀書的時候,門口的文化花園3000多塊一平米賣不動,現在二手房5萬多買不著。當時這一帶還有縱橫交錯的鐵路專用線,上面跑著蒸汽火車,入學的時候全學校只有幾部公用電話,每天我的舍友都要半夜出去排隊打電話,打10分鐘電話要排隊一個小時。1999年上半年宿舍裝了電話,下半年換了有浴室、衛生間和電扇的宿舍,住宿水平在全國大學生的宿舍樓裡面都能排到前10。大學四年從來就沒想過要住空調房的問題。整個國家都以這個速度變化,結果就是你們讀大學時看到的世界和我當年看到的世界已經完全不同,我經常要給年輕的上海同事講過去的上海是什麼樣,今天也可以給大家略談一下過去的中國是什麼樣。
另外,過去幾十年,我個人的生活經歷是從農村到一線城市,從貧困山區來到發達地區,我80年代看到的日常生活比當時全國的平均水平更落後,小學的時候還見過天旱的時候農民抬著豬肉去泉眼求雨;現在我是一個媒體人,經常要處理一些科技新聞,到中國最先進的工廠和科研機構去參觀,所以看到的中國要比全國的平均水平更發達一點。中國的巨大的地域差別把我的人生經歷拉長了,所以能以30多歲的年齡,對各位倚老賣老,談談中國當代史,實際上就是講一些我經歷過的社會細節。。
人是一種感性動物。天生是沒有「歷史」這個概念的,或者說,我們的潛意識不相信世界在變化,只有我們親眼看到世界變化了,大腦才會相信變化的存在。結果就是我們會默認自己出生前出現的東西都非常古老,都是很久之前就存在的。
比如說鏢局這種東西,在大多數影視作品尤其是武俠電影中,是古代社會必不可少的一個機構。實際上呢,紅樓夢已經是清朝中期小說了,裡面完全沒有提到鏢局的存在。直到19世紀鴉片戰爭之後,一方面長途貿易越來越發達,另一方面中央政府還能大體上維持和平,才有了鏢局的出現。最早的幾個鏢局創建的時候,已經是19世紀60年代了。你們記得孫中山是哪年出生的嗎?1866年,換句話說,孫中山和鏢局是同一個時代出現的事物。而且鏢局的主要武器也不是刀劍,而是現代的手槍步槍,我們印象中靠武功吃飯的的江湖豪傑從來就沒出現過。河北涿州高家鏢局當時很出名,靠的不是內力或者刀法,而是20支走私的美國海軍左輪手槍。
為什麼鏢局被我們認為很古老呢?因為鏢局的出現恰好比中國現代媒體早一點點。前面我們說鏢局是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中國第一份中文報紙是1872年的申報。中國平民開始看新聞的時候就知道有鏢局,所以覺得鏢局是一種古代就有的東西。20世紀鏢局開始消失的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古代社會結束的一個標誌。
這種現象在個人記憶中也存在。比如說我就認為解放牌卡車是很古老的東西,是一種可以說得上是文物的東西,因為我從記事起,就看到這東西在路上跑。實際上,解放卡車是1956年出現的,在縣一級出現已經是70年代,我見到的解放卡車大多是1982年後生產的ca15型,比我年齡還小,完全是因為在我記事的時候看到他們,所以覺得這東西屬於一個遙遠的時代。
實際上呢,對於比我稍大一點的中國人來說,我覺得古老的解放卡車、圓凳也是非常新鮮的東西。現在我比你們大了一二十歲,也說一些你們眼中看起來很古老,在我看來算是新鮮事的東西。
首先我談談中國人關車門聲音的問題:大家覺得中國人關車門用力是偏大的多呢,還是偏小多呢?
參考:哪些有趣的細節可以從側面反映 1949 年後中國社會的變遷? - 馬前卒的回答
當代中國人關車門的力度普遍比真正需要的力度大。因為早期國產車的鋼板材質差,加工精度不過關,使用年限過長,為了保證車門密封性,必需用一點力氣把車門「嵌入」門框。所以那時常坐車的人都習慣重重摔門,即「摔車門」是熟悉工業化生活的標誌,甚至可以說是一種時髦。倒是不常坐車的人往往會關不緊車門,開車後被司機聽聲音發現門沒有關緊,要大聲招呼重新關一下。
直至今日,雖然大多數新車只需輕輕推一下就能關緊,但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摔門」。中年以上的人是習慣難改,但20歲以下的人,雖然小學時接觸的轎車已經質量不錯了,卻也喜歡下重手,只能解釋為他們耳濡目染,從父輩那裡學到了「先進」的關門方式。
還有打電話的聲音問題。在電話普及的早期,線路質量差,聲音大小不可調,所以慣用電話的人會對著話筒大聲說話。怯生生對著電話小聲說話,生怕弄壞機器的新手才顯得「土氣」呢。直到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包括我)打電話的聲音遠遠超出實際需要,這估計也要再過上20年才能改觀。
其次,現代漢語有幾個動詞很有意思:拉燈 搖車窗 撥電話,你們知道這幾個動詞的來歷嗎?
參見:有哪些東西是 1949 年後才有的,卻常被我們當做傳統文化? - 馬前卒的回答在林區之外的絕大多數北方平民家庭,冬天生爐子,把整個房間烘暖並不是傳統生活的一部分。一般的日子只是借做飯的熱量燒土炕,加熱床鋪的同時順便改善一下氣溫;過年前後才會特意延長燒炕時間,但也很難把氣溫加熱到脫下棉衣的程度。白天取暖主要靠是「火盆」,實際上就是用一點煙氣少的柴炭放在瓦盆里悶燒,保證室內有熱源。實際上火盆對房屋整體氣溫的改善聊勝於無,只能給大家烘烘手。提供的心理安慰遠大於物理上的熱量,還經常帶來煤氣中毒。
為什麼不燒爐子呢?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沒有燃料。1949年,全國耕地面積只有14億畝,人口已經5億多了,人均兩三畝地,人均糧食200公斤出頭。從寬估算,人均秸稈乾重也就是七八百公斤的樣子,即每人每天2公斤秸稈,五口之家每天可燒秸稈10公斤。20斤秸稈,一個人就可以輕鬆提起來。用我小時候常用的計量單位來衡量,差不多是「一抱」玉米秸。燒過風箱大灶的人都知道,這點「軟柴」就算已經晒乾,也不太夠煮一(大)鍋湯的,肯定不可能有剩餘的燃料拿來燒爐子提高室溫了,畢竟吃飯要緊。(以當時的交通水平,不可能從氣候溫暖的地方運出秸稈,北方人只能指望自己的人均秸稈)當然,能燒的不止是秸稈。乾草、木材、干牛糞都可以燒。但中國人已經把大多數平地都開成了耕地(否則怎麼養活5億多人),順便砍光了所有靠近農業區的山地林帶。燕山地區算是人口稀疏的農業區,森林覆蓋率已經被砍到了6%。草皮灌木更是基本剝光,導致土地沙化、風沙漫天。北京西門外幾里路就是沙丘,南面的大興縣甚至有平原沙漠。這意味著從太平天國戰亂中恢復的中國人口又達到了環境極限,導致大半個國家生態崩潰。20世紀中葉的中國如果保持農業社會不變,即便沒有日本入侵,也會因為全面的水土流失和泥石流導致另一次損失人口上億的戰亂。非此不能解決農業社會的生態危機。
從我家族記憶看,20世紀初,我曾祖父早晨出去十幾里打柴,為了能減少競爭者,他經常在零下幾度的天氣踩碎冰碴趟水過河。(溫度再高一點不會結冰,再低就全凍上)因為河對岸那片山附近的居民比較稀疏,這種天氣不會有多少人去打柴。不過,所謂打柴,也就是搞一些小枝葉和很短的青草,回來晒乾再用,因為樹已經砍光了,灌木也不可能長到很高才被拔走。我父親60年代每天都在日出前起床,去撿牛糞和「摟」草,村裡還有不少人和他「搶」。80年代之後,我和我父親每次爬山,他看到路邊長到一兩尺的草都手癢: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農村的燒柴問題已經緩解多了,但窮困兼生態緊張的地方依然相當依賴植物燃料。這時我爹把我扔到一個山村學校去讀書,冬天每個教室每天只有一鐵盆煤,不足的部分要靠「砟子」來解決。
秋天,地里的秸稈被割走了,貼地面的一小段秸稈連同玉米根留在土裡,用鏟子挖一下,連土一起拔出來,形成的塊狀物就是「砟子」。兩個「砟子」拿在手裡對撞,把土打掉,留下可燒的部分,這個工作叫「打砟子」。我們有些老師家裡的玉米地比較多,就和學校商量好,由學生去老師的地里「打砟子」,得到的燒柴一半歸班級,一半送到老師家裡。這才保證爐子有燃料。1990年的秋天,下午第六節課就是我固定的「打砟子」時間。
那,後來為什麼能生爐子呢?。
1949年中國煤炭產量只有3000多萬噸,60年代也只有兩億噸,還不如糧食產量高。就算不給工業用,也只能用一斤煤去煮熟一斤糧食和相配的蔬菜。考慮到一斤糧食往往要做出2斤多飯,農村還有煮豬食、燒水的需求,就算當時的煤炭全用來給中國人做飯,也剩不下多少用來取暖。(實際上大多數煤炭用於工業積累)
60年代後期,煤炭產量開始迅速攀升,1980年已經超過6億噸,其中有2億噸左右是縣鄉地方煤礦的產能,在工業用途之外,可以供給給農民燒柴取暖。即縣鄉的煤炭產量已經接近於能滿足基本的做飯需求,從此,秸稈加上煤炭,不用破壞植被就可以勉強滿足農民的爐灶,增量則可以用於燒爐子。
所以70年代的農村開始有少數平民家庭開始買煤取暖,80年代中後期,據我觀察大概有60%以上的農村家庭在主卧室普及了煤爐。再加上玻璃窗帶來的陽光,北方農民坐在炕上聊天再也不用把手縮進袖筒了。90年代煤炭產量穩定在十億噸以後,我印象中幾乎再找不到燒火盆取暖的家庭。許多家庭出於習慣,還會經常上山打柴(比此前容易的多)。院子里放不下、用不掉,還要專門搞一個儲藏室裝這些晒乾的柴草。90年代農村翻蓋房子,許多家庭都丟掉了成噸的陳年柴草。
另一個次要因素是鋼鐵產量的增加。取暖的爐子和做飯的鍋灶不同,鍋灶要保溫,燒熱上面的鐵鍋就行;爐子要全面散熱,把熱量盡量散給空氣。所以鍋灶可以用磚石甚至夯土製作,爐子和煙囪必須用金屬材料,才能把屋子燒熱。鑄鐵爐子、火箱和鐵皮煙囪今天看起來不值錢,放在50年代的農村是一筆大財產。1950年,人均鋼鐵產量是1.1公斤,一個金屬爐子加上配套的火箱、煙囪起碼要幾十公斤,配上土暖氣要上百公斤,顯然超出了普通農戶的負擔能力。就算當時有足夠的煤,普通中國人也只能用火塘或者火盆取暖。(現在只有西南落後少數民族村落還有)
到1966年,人均鋼鐵產量增加到20公斤,扣除工業內部投資循環,怎麼也能留下幾公斤用來消費。從這時起,一個家庭攢幾年的收入,給卧室都裝上爐子成為可能(北方一般意味著東西兩個卧室)。鋼鐵的供應節點和煤炭增產相結合,給中國北方的農村帶來了溫暖。此後,隨著技術進步,鑄鐵煙囪逐步換成鐵皮煙囪、鍍鋅鐵皮煙囪、暖氣片。溫暖的空氣和我們熟悉的鐵皮青蛙玩具都是中國鋼鐵工業進步的標誌。
接下來我談談「方便」問題。我最早熟悉的廁所都是旱廁,也就是在糞坑上面修一個房子。90年代我到上海讀書,在許多城區還能看到馬桶站和倒馬桶的人。
為什麼過去沒有抽水馬桶呢?這也是一個技術問題:施洋:從細微處體會新中國——這個國慶不用倒馬桶
抽水馬桶與洗手間瓷磚、浴缸、臉盆等陶瓷製品統稱衛生陶瓷。既然是陶瓷,就逃不過淘泥、印模、燒窯、成瓷等幾道工序。作為一個有著悠久陶瓷生產史的國家,製造這樣一種1883年就開始推廣的抽水馬桶似乎並非難事。
但國產抽水馬桶的濫觴不在景德鎮,而要從河北唐山的兩家工廠說起。1914年,唐山啟新瓷廠開始生產中國第一批衛生瓷器,新中國成立前,同屬唐山的德勝窯業股份有限公司和啟新瓷廠是國內最大的衛生瓷器生產商。
與普通陶瓷不同,抽水馬桶的陶瓷需要長時間浸泡在水甚至污水中,同時還要承受巨大的重量和應力。這要求此類陶瓷有很低的吸水率和吸附性,同時還具有可觀的強度。在陶瓷中,只有在1200攝氏度以上燒制的高溫瓷才符合這些要求。這不僅要求使用高能量的燃料,也要有與之配套的專門窯爐及控制設備。
在美國和德國這些二戰之前就普及了抽水馬桶的國家,衛生陶瓷的生產早已實現了徹底工業化,不但原料開採製取使用成套機械,生產工序也高度機械化,注漿用壓縮空氣加壓、乾燥用電動風筒加速、燒制的窯爐則使用燃油和燃氣作為燃料,並用先進的溫控系統。一系列工序以生產線的形式安排——可以說正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才保障了抽水馬桶的廉價推廣。
相比之下,中國當時的生產水準遠遠不達標:民間傳統的木柴燃料根本無法加熱到所需溫度,使用木材做燃料的大量龍窯、階級窯、景德鎮窯因而都用不上;燃煤由於熱值較高,往往被用於更為急需的工業用途;至於燃油燃氣燒窯,在油荒的50年代根本沒有操作性。
在歷經35年的發展改進之後,1949年全國衛生陶瓷產量,算上陶瓷洗面盆和洗滌槽等也只有6000件,考慮到一個抽水馬桶需要3件陶瓷(即坐便器、水箱和反水彎),在中國找一件國產抽水馬桶比找一個進口貨還要難。
而且國產馬桶的質量完全不符合要求。與窯爐類似的工藝問題在建國初期的抽水馬桶生產中比比皆是——當時中國半手工業作坊式的陶瓷製造業依舊承襲了上千年來的工藝傳統,在工業時代顯得落後不堪。陶瓷原料都是在礦山中直接開採的大塊石料,再運到陶瓷廠靠人工破碎,然後用水碓或者地碾子磨碎瓷土,不僅效率低下,細膩程度也不足;注漿採用簡單的人工抱桶方式,即由工人向石膏模型內逐個注槳,待其自然乾燥,不僅效率低產量少,注漿時帶入的空氣還容易形成氣孔和針眼,導致馬桶在受力情況下開裂甚至破碎。
這一時期,只有唐山兩家工廠能產出質量較好的抽水馬桶,靠的就是當時中國最高水平的生產工藝——德國和日本引進或者唐山仿製的球磨機等簡單機械,以及相對先進的燃煤倒焰窯。不過對於全新的人民共和國,唐山生產的抽水馬桶有著更加重要的使命——1955年以後,兩家工廠就承擔了生產出口衛生陶瓷的任務,而當時他們的產量佔國內衛生陶瓷的1/3。
到了1973年,中國的衛生陶瓷產量突然「暴增」50%,達到105萬件,此後更是迅速突破200萬件大關。那是許多中國人心目中第一次「抽水馬桶大擴散」時代。筆者的祖父一家就是1974年搬進了新建的單位宿舍,擺脫了幾十年的木質馬桶。當然,對於當時近10億人口的中國而言,一年幾十萬件抽水馬桶(一個抽水馬桶由3件衛生陶瓷產品組成)依然是杯水車薪。筆者祖父的宿舍,正是浙江某縣縣委機關新建的,而那個抽水馬桶則成了許多串門親友眼中的「時髦物件」。
這一突如其來的「抽水馬桶大擴散」,除了當年召開的全國建築衛生陶瓷生產會議,還源於一件中國工業極其關鍵的大事——上世紀60年代,大慶油田建成投產,1963年,全國原油產量達648萬噸,石油基本自給,徹底甩掉了貧油國的帽子。20世紀60年代中期勝利油田投產,同時期,一系列石化生產新技術和新工藝也大大增加了中國成品油自給率。
在滿足重工業和國防需求的前提下,中國的陶瓷工業也開始用上原油產品中的重油或者殘渣油作為燒窯燃料。1965年,我國第一座重油隧道窯在湖南建成,隨後在全國推廣。
相比木柴或者燃煤,石油不僅成本更加低廉,而且更容易達到燒制高溫瓷所需的溫度,也更能準確地控制溫度。70年代初,石油自產引發的能源革命終於燒到了抽水馬桶上:1971年,唐山陶瓷廠、中國建筑西北設計院和中國建築材料科學研究院研製成功衛生瓷重油隔焰隧道窯;1972年,瀋陽陶瓷廠建成燒殘渣油小型隧道窯;伴隨著這一時期煤燒明焰匣缽隧道窯和油燒隧道窯的普及,中國抽水馬桶的加工質量大大提高,廢品減少,產量也提升了。
與此同時,困擾中國幾十年的注漿技術也取得了突破。此前,坐便器需要分體注漿成形,再粘接組合,費時費力。中國在70年代開發了壓力罐式和高位槽式管道壓力注漿及與之配套的管道真空回漿系統。不僅減輕了注漿工作強度,還加快了注漿速度。隨後在70年代中期,唐山陶瓷廠和瀋陽陶瓷廠開發了蹲便器一次成型工藝,1978年,咸陽陶瓷研究設計院和唐山陶瓷廠開發出坐便器一次成型新工藝並向全國推廣。中國的衛生陶瓷產量也在1981年首次突破400萬件,達到476.8萬件的新高峰。這才造就了我小時候那個抽水馬桶逐步取代旱廁的時代:
馬桶這個問題還是略有尷尬,接下來我談談吃的問題。竇農:從細微處體會新中國——這個國慶有魚吃
1949年全國水產總產量只有45萬噸,當時全國人口達「四萬萬五千萬」,也就是每年人均吃魚2斤,考慮到當時的保鮮條件和交通運輸條件,中位數是極低的。
大多數集中在少數只能吃魚的漁民身上,
以「四大家魚」為例,青草鰱鱅現在幾乎隨便走進一家飯館都可以點到,但在1957年以前,要在水產市場買到四大家魚談何容易?這巨大變化離不開兩位學者的汗水和智慧,他們是譚玉鈞和鍾麟先生。
當時四大家魚的養殖技術也有,但仍基本延續唐朝的傳統——從自然江河裡捕捉幼魚,再實行人工養殖。千百年來,我國淡水養殖的鱅、鰱、青、草、鯪等主要養殖魚類的魚苗都是從長江、西江等河川裝撈的,漁農必須到魚苗產地購買。他們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購回魚苗的成活率還很低。如果能夠把池養的家魚用人工方法繁殖魚苗,魚苗問題就徹底解決了。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1957年,譚玉鈞受命負責江蘇和浙江的家魚繁殖,當時日本專家斷言「家魚不可能在中國繁殖成功」。譚玉鈞不信這個邪,在實踐中提出了一條與英國專家不同的技術路線,最終在1960年解決了鰱魚、鱅魚的人工養殖問題。
鍾麟則早在1953就系統地投入家魚人工繁殖研究。1958年6月3日,他成功地使池養鰱、鱅在池中自然繁殖,獲得了3萬多尾體質健壯的魚苗,從此結束了淡水養殖魚苗世代依賴江中裝撈的歷史,開創淡水養魚歷史的新紀元。作為我國「四大家魚」人工繁殖的先驅,鍾麟的成果世界領先,1965年獲國家發明獎,1978年獲全國科學大會獎,享有「家魚人工繁殖之父」美稱。
此後,鍾麟又與科技人員,相繼突破了草、鯪、鯿、青等魚類人工繁殖關,使我國淡水魚類全人工繁殖技術及其理論一直處於國際領先地位。
「四大家魚」人工繁殖技術的突破在我國水產養殖領域具有里程碑意義,徹底結束了千百年來我國「家魚」養殖業的魚苗依賴江河捕撈的歷史,擺脫了自古養魚「靠天吃飯」的狀態。1988年,全國淡水養殖產量達到390萬噸,居世界第一。這是淡水養魚史上的一個根本轉折點。
和四大家魚相比,鰻魚苗仍有「軟黃金」的稱號,也正是因為魚苗的人工繁殖技術沒有取得重大突破,只能捕撈野生的魚苗進行養殖。實際上,我國對鰻苗人工繁殖問題也非常重視,從1970年代開始就一直被列為五五、六五、七五、八五全國重點科研項目,目前在世界範圍內仍處在領先水平。2010年,日本第一次完全人工繁殖日本鰻鱺獲得成功,但是離產業化仍有相當距離。所以現在鰻魚的收購價是一公斤幾十上百元,草魚是一公斤不到十塊錢。如果沒有實現人工養殖,所有的魚都會像鰻魚一樣貴。
2008年,我國水產品產量4896萬噸,是1949年的108倍,基本都是這個時期發展出來的養殖魚。漁業產值在大農業中的份額由建國初的0.2%提高至10%左右,是大農業中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水產品人均佔有量由1949年的1公斤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36公斤,是世界人均水平的1.6倍,水產蛋白人均消費量由幾乎為零提升到目前占人均動物蛋白消費量的1/3左右,有效改善了城鄉居民的膳食結構,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
說完吃,我談談穿衣問題。
洪希伯:從細微處體會新中國——姑娘穿出了好身材
人民網此前報道,某人回憶自己與某幹部初次見面,為了測試對方只重外表,特意沒有穿上流行服飾健美褲,而專門穿了一條肥大的軍褲見面……
其實這種衣服還不算真正的緊身褲,是靠腳下的一個蹬腳拉緊褲子來貼身的,很多地方把曲線拉成了直線。現在看起來很土。但當時非常潮了。
這種彈性面料名為氨綸,學名聚氨基甲酸酯纖維(Polyurethane,簡寫PU),是一種彈性纖維。它具有高度彈性,能夠拉長6~7倍,但隨張力的消失能迅速恢復到初始狀態。其分子結構為一個像鏈狀的、柔軟及可伸長性的聚氨基甲酸酯,通過與硬鏈段連接在一起而增強其特性。彈性纖維分為兩類:一類為聚酯鏈類;一為聚醚鏈類。聚酯類彈性纖維抗氧化、抗油性較強;聚醚類彈性纖維防霉性,抗洗滌劑較好。
中國第一家氨綸企業是煙台氨綸廠(目前為煙台氨綸股份有限公司)。該廠成立於1987年,一期工程成套引進日本東洋紡氨綸技術,於1989年10月建成投產。正好是健美褲開始流行的時間節點。就是說,90年代之後,中國女性才有了廉價的彈性面料,可以通過衣服展露自己的曲線。
還有絲襪。也要又長又薄,還要有彈性。也是80年代才開始在中國成為平民服裝的。大家可能覺得穿絲襪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絲襪大家都知道並不是絲綢做的,因為絲綢的彈力並不好,而且做成絲襪也太貴,不會成為平民消費品。一般說的絲襪實際上是尼龍製品,就是二戰用來做降落傘的東西。美國大兵當時追女生,送降落傘是非常貴重的禮物。
1958年4月,第一批中國國產己內醯胺(尼龍的一種)試驗樣品終於在遼寧省錦州化工廠試製成功。產品送到北京纖維廠一次抽絲成功,從此拉開了中國合成纖維工業的序幕。因為它誕生在錦州化工廠,所以這種合成纖維後來就被命名為「錦綸」。由於錦綸在當時一窮二白的新中國建國初期具有重要的國防軍事用途,因此錦綸誕生的意義不言而喻。作為「戰略資源」的錦綸顯然要優先保證重大國防工程項目,製成襪子進入尋常百姓生活只能先靠邊站了……
1975年,遼陽石油化纖公司引進法國Rhone-Poulenc(羅納一普朗柯)公司技術和裝置,其4.5萬噸/年的尼龍PA66鹽裝置於l982年建成投產,以後又擴建了5萬噸/年PA66鹽,總產量達l0萬噸/年,成為國內最大的PA66鹽生產廠。也正好是在這個時間節點,尼龍襪在中國得以普及起來。
下一個問題比較敏感,不過以你們的年紀也該談談類似的事情了:
言兼:從細微處體會新中國——這個國慶不用洗套套
今天想弄到一個安全套非常容易,但這並非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的「常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非常缺乏用來控制人口的避孕套,罕見的避孕套必須反覆使用:
這麼說吧,沒有橡膠工業的誕生,就沒有避孕套的大興於世。但新中國的橡膠人曾面對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嚴格意義上看,咱幾乎沒有符合橡膠樹生長的地方!
作為橡膠工業的重要原料,橡膠樹是赤道雨林區生長的植物,要求在全年高溫沒有冷季,全年各月多雨沒有旱季的無風帶,又要無風害的氣候環境下生長。風、寒、旱是橡膠樹最忌怕的三大害,一般只有在南緯15度以北,北緯15度以南的地區才符合這一條件。中國雖然有著一定面積的熱帶地區,但每年夏秋季節,南方沿海地區常常為颱風所困擾,全年雨量也明顯分為旱、濕季節。即便在雷州半島甚至海南,雖然冬季沒有霜凍降雪,但也常有寒潮南下。所以很不幸——除了海南島以及雲南、廣東、廣西等地的極小部分以外,中國一度沒有像樣的橡膠種植業。
解放前,這個問題不難解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雖然暫時還來不及動大規模發展橡膠工業的腦筋,但即便有需要,大不了可以找美國或者東南亞商人買嘛,反正也不需要廉價到老百姓也用得起。不過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後,國民黨政權潰敗的速度超乎所有人的想像。沒過多久,我們就開始面臨西方國家的封鎖。橡膠作為一種戰略資源,就沒那麼容易搞到手了。
人都是逼出來的。新中國成立不久,橡膠種植業的發展問題就被擺上檯面。雖然華南地區大體不利於橡膠樹的生長,但有地理學家發現,南方有不少地區具備類似熱帶橡膠種植區的小環境,例如在三面環山向南開口的谷地和盆地,其地理條件就產生和赤道地帶相似的環境——北風吹不進,南風濕潤氣流又能沿著山坡冷卻降雨,再種上防風林。按照這個條件開發的膠園都獲得了成功,很快就投入生產,咱中國的橡膠宜林地也從海南、雲南等地的極小部分迅速擴大,北抬到北緯25度以南的區域,西方對中國的橡膠封鎖也就這樣被打破了。當然,橡膠樹種下去不等於有橡膠,起碼7年才能割膠,橡膠問題得到解決要等到60年代了。到這個時候,通過石油生產的橡膠也開始供應。
數量問題解決了,下一個問題是質量。1956年8月19日的《人民日報》第二版就刊登了29名群眾提的意見:
「國產男用避孕套有缺點:太厚、太脆,一用即破,使人非常擔心。
希望有關工廠使用最好的橡膠生產避孕工具,特別是多生產些質量好的男用避孕套。」
為啥厚、脆?說穿了還是因為生產工藝的不過關,其中非常重要的工藝就是橡膠硫化。硫化故名思意,就是將各種硫化助劑加入橡膠成分當中,然後在一定溫度下處理一段時間,使橡膠分子鏈之間產生交聯結構。硫化後的橡膠物理機械性能就會發生相當大的變化,橡膠的彈性會有極大加強,是塑性橡膠轉化為彈性橡膠的過程,是橡膠製品加工的主要工藝之一。如果避孕套用橡膠在硫化過程中工藝不過關,自然就顯得特別「脆」,甚至會出現針眼,導致產品報廢。
除了硫化工藝不過關,我國第一套避孕套生產線的技術也落後於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模型浸漬膠乳、硫化乾燥都是在不同的機器上生產,隨後一個個手工檢驗,處理後再進行包裝。這不僅增加了重複勞動,還會增加產品的報廢率。
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首先開始改進生產機器。如果所有的工藝流程能在同一台機器上完成,不僅能提高生產效率,還能降低廢品率。1965年,上海乳膠廠主要生產設備的技術骨幹們就在化工部橡膠工業研究設計院1958年設計圖紙的基礎上,結合生產實際進行修改完善,成功試製國內第一台國產避孕套連續浸漬機,成為乳膠製品生產自動化的先例。就在同一年,我國還研製了國內第一台避孕套電檢驗機和包裝機。
在60、70年代,我國的避孕套年產量大約只在2至3億隻左右,並不能滿足民眾一次性使用的需求,因此生產部門也提倡節約使用。這才有了本文開頭的一幕,有些人將這一習慣延續到數十年之後
進入80年代,伴隨著計算機技術的發展,我國的橡膠工業的水平又有了新突破。在此之前,我國不少避孕套廠家在橡膠硫化生產過程中還存在兩個問題。首先就是不能定量、準確地描述硫化曲線,甚至還有些工廠沒有裝備硫化檢測儀,只能靠熟練工的經驗去操作。但按照這種模糊曲線操作,很難保證生產長期穩定在高水平上,需要操作人員隨著溫度的變化及時地調整生產線的運轉速度,這多少也影響了產品品質。
到了1986年,我國誕生了自己的避孕套聯動生產線計算機控制系統。依靠這套系統,機器就可以在生產過程中根據烘箱溫度的變化去調節傳送帶的運行速度,從而保證橡膠硫化的溫度與時間值始終處在最佳的曲線上。經過橡膠人的不斷努力,我國的橡膠避孕套浸漬生產線的技術水平逐步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今天的中國已經具備年產100億個避孕套的能力,而且每年還在以10%的速度增長。所以大家很容易地就能在親密關係中保護自己。但在65年前,因為橡膠工業的缺乏,絕大多數中國人甚至連洗套子的機會都趕不上。在新中國成立後,我們自己的橡膠工業才變得更加成熟,還有了高分子材料工業。經過一代又一代橡膠人和高分子材料工作者的努力,到了今年的國慶長假的時候,避孕套本身已經變成了見怪不怪的東西,當然——我們也再也不用洗避孕套了。
前面說到中國的橡膠工業供應是60年代開始有成果的。我有一次和我父親聊天,問他什麼時候第一次感覺到現代工業對生活有影響了。他想了想,說是60年代初的某一天,父親發現家裡的獨輪車的輪子改成了安裝橡膠輪胎的金屬輪子,從此貨物加在泥地上的壓力被有彈性的車胎分散到更大的面積,這意味著車輛通行能力大大增強了,顛簸還減少到原來的幾分之一。同時出現的還有馬車使用的膠輪,於是各個生產隊紛紛打造更多的馬車,從日益裁員的馬幫那裡換來騾馬,從農資公司購買新型的橡膠輪胎,在鄉村中第一次建立了長途公共運輸力量。
從此以後,山裡的木材、山貨和平川里的物資開始頻繁交流,車把式成了新興的熱門職業,縣城不得不為這種新興產業設置了專門的大車店——60年代縣城的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
在21世紀的孩子看來,甚至在我這個80後的回顧視角中,貧困的農村多了幾輛馬車和獨輪車,縣城多了幾排散發著馬糞味的平房,這實在算不上什麼變革。但這對於幾千年來少有變化的農村,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用我父親的原話講:「日子從此不一樣了」。縣城和農村聯繫起來了。過去經常有人一輩子沒去過縣城,現在連就連小腳的婦女都因此獲得了逛一趟縣城的機會。可以說這是中國農村婦女到真正城市逛街的開始,是和淘寶出現同樣重大的歷史事件。
歷史上有哪些曾經社會地位很高的職業由於科技的進步被淘汰? - 馬前卒的回答
橡膠問題不僅給車穿上了「膠鞋」,更重要的影響是讓人也穿上了鞋。注意馬車不僅僅是運輸工具,也是「信息流」和客流的載體。小腳婦女可以坐車去縣城,老年人可以坐車幾十里去探訪親戚。縣城發生什麼新鮮事,來了什麼緊俏貨,要送郵包……都必須藉助這個新型交通工具到達農村,農村向城市出售土特產換現金都得靠馬車。
同時軸承和膠輪相對農業社會的積累來說不算便宜,所以馬車在十幾年間成了農村最重要的資產之一,縣城的大車店成了「物流中心兼信息中心」。誰誰能控制馬車的日常運營,就能掌握農村的商業通道,成為消息最靈通的農民,立刻獲得鄉村的「中產」身份。著名的文革電影《青松嶺》,講述的就是生產隊內部「奪鞭」的故事。從今天的視角看來,為一輛馬車的運營權而爭鬥未免可笑,但實際上這爭奪的是農業社會通向現代化的窗口,在60年代是非常現實的新生矛盾,是幾千年農業社會未有之事。
參見:為什麼窮人往往窮得穿不起鞋子,但是還是穿得起衣服? - 馬前卒的回答
鞋底要直接和地面接觸,磨損快,一旦有破損又不像衣服那樣隨便打個補丁可以湊合一下,所以損耗比衣服快。鞋底材料的補充在農業社會是個大問題,鞋底的基本要求是有彈性、耐磨同時能頂住一般尖石穿刺。在塑料和人工橡膠發明之前,這樣的材料只有多層的皮革和用線紮緊的棉布「千層底」。前者在人均土地少的漢族地區很貴(今天皮底鞋也是奢侈品),後者費人工。所以很多人日常的確不穿現代意義的鞋,和原始人一樣,靠厚厚的腳底繭子踩在地面上,雨天弄個木屐,出遠門的時候打幾雙草鞋備用。不過,如果你真穿過剛打出來的草鞋,就知道腳底也要有厚繭才能穿得下去。
中國從50年代開始搞工業化,但中國是一個缺乏天然橡膠的溫帶國家,必須要等有機化工達到能量產軟塑料和橡膠的年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具體來說,就是「塑料底」(專有名詞)布鞋、軍綠土膠鞋與黑色雨靴的普及,在60-70年代徹底顛覆了中國平民的出行方式,比自行車普及要早10年左右。為消滅血吸蟲也做出了重要貢獻:
血吸蟲病防治常見問題
避免接觸含有血吸蟲尾蚴的水。在血吸蟲病流行季節,人畜不要到有螺的河,堰,溝渠,池,塘等處洗衣物,中、小學生特別要注意不要到這些地方戲水、洗澡。如非得要到這些有螺環境去勞動生產,應採取一定的防護措施,如穿膠靴、戴手套或在身上塗抹防蚴霜等等,避免皮膚與水接觸。
50年代我父親的同學還常有一年四季光腳上學的(北緯41度,比北京高一度),到1991年我讀小學六年級的時候,來自最偏僻的山村的同學也能做到春秋冬三季有鞋穿,即中國最窮的人也買得起塑料底,至於塑料底冬天易打滑的問題暫且就顧不上了(導熱快的缺點可以用用棉鞋墊彌補)。但1991年的夏天,逢下雨,我記得班上還有三分之一男孩和大概十分之一的女孩光腳,即貧窮家庭無力給生長期的孩子配上不同尺碼的膠鞋。學校開運動會,田徑場設在河灘上,許多男生光腳跑步,腳底的繭子無視砂石的摩擦。綠膠鞋是好東西,一雙正經的膠釘雙星球鞋是奢侈品,會在幾個班之間被借來借去。
其實「穿得起衣服」也只是和鞋對比而言。農業社會的紡織品也很昂貴,過去的農民,工作時上經常要摩擦的部位往往是裸露的,用可再生的繭子代替衣服。很多人赤膊幹活,就是為了挑東西時可以不磨損衣服。這是一個血肉比布匹廉價的殘酷年代。
接下來我們看看這個照片:
席亞洲:感謝新中國,這個十一逛街不用爬樓梯
上海2011年發布的統計數據稱,當時上海約有自動扶梯和自動人行道1.3萬台,而全國範圍內有14萬台左右的自動扶梯和自動人行道,同期全國每年電梯數量增長速度為12%。按照這個數據估算,2014年我國約有22萬台自動扶梯,中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自動扶梯安裝數量最多的國家。
但是在一代人之前 全中國只有2-3個地方有自動扶梯,普通人能隨便去的地方,基本限於是北京火車站,一個是南京路上的上海一百。北京那套是國產的,上海這套是進口修復的。
中國自動扶梯的歷史,是從1936年開始的。那年,在今天的上海市第一百貨商店(當時叫大新公司)兩部自動扶梯開始運行,它們連接起了這家百貨商店的一、二、三層樓。這兩部電梯在解放前處於停止運行狀態,後由上海電梯廠修復,繼續運行。但70年代後又因修理維護不足等原因停運,1982年重新修復,直到被更現代化的扶梯取代。
筆者的長輩回憶,這兩部電梯在50年代解放前是很少有上海普通百姓去坐的,因為大新公司作為一個高檔百貨公司,並不向「衣冠不整」的普通百姓開放。只有時髦的紅男綠女才能讓「紅頭阿三」(印度保安)點頭哈腰。長輩說,當時常有一些想要進入大新公司不得,被「紅頭阿三」擋住的「小巴拉子」(小孩子)圍著「阿三」起鬨,嘲笑他的紅頭巾。「阿三」生起氣來就會用上海話罵一句:「滾,小赤佬!」。
那時普通上海人要見識下「高端大氣上檔次」的自動扶梯,就只有去著名的「上海大世界」了,那裡也安裝了一部自動扶梯。當時很多人也免不了要圍觀,免不了在上下電梯的時候被梳齒板拌到……這構成了老上海對自動扶梯的全部回憶。
1936年大新公司安裝的自動扶梯就是從美國奧的斯公司購買的,因為當時中國並沒有電梯生產能力。據原上海電梯廠專家王如璋老人2004年的回憶文章所說,30年代末,上海已經有了近2000台電梯,每台估計十幾萬美金(當時高檔轎車價格不過幾千美金)——而自動扶梯的價格更是遠超一般電梯,怪不得即使號稱「十里洋場」的上海,也只能安裝寥寥幾部而已。當時奧的斯在上海設立了一個維修廠,負責加工一些小部件,整梯大部分從美國海運而來。
1955年,公私合營的上海電梯廠建成,首先「拷貝」奧的斯公司的電梯技術,開始製造普通電梯。到1958年,北京開始建設十大工程,其中北京站要安裝四台自動扶梯。這個任務就被交給了當時國內技術最領先的上海電梯廠,他們與上海交通大學合作,借鑒蘇聯技術,開始研製國產自動扶梯。中蘇關係惡化後,北京國際機場又決定安裝自動人行道,上海電梯廠派人遠赴法國戴高樂機場參觀學習,後來自行研製了這一裝置。
而當時國產自動扶梯里知名度最高的,當屬至今仍在平壤地鐵運行的57台大高度自動扶梯。平壤地鐵深埋地下,平均深度達60米,最深的一台扶梯長達64米,這創下了當時的世界紀錄。中國當時甚至還專門為這部扶梯起了個國家代號,叫「301」工程。這些扶梯至今仍在正常運行。
其實當時出售給朝鮮的電梯也並非專門為其研製,事實上當時北京地鐵也在規劃中,自動扶梯也是當時規劃書中列出的「主要技術難點」之一。朝鮮的這幾部電梯其實是中國自行研製自動扶梯的「副產品」。中國也正是在70年代中後期攻克自動扶梯的主要障礙的。
這個障礙就是自動扶梯的導軌加工問題。資料稱:「我國的電梯導軌生產相對滯後,從1907年第一台電梯安裝開始,一直從國外進口,直到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國內才有真正意義上的電梯導軌專業加工。」
可以推斷,向朝鮮出口的這批自動扶梯正是我國「真正意義上的電梯導軌專業加工」的第一批用戶。但70年代的「電梯導軌專業加工」水平其實也不高,資料稱「那時的實心導軌生產技術很落後,如龍門刨是改造的,用的是笨重的老式刀盒,沒有液壓抬刀系統,用的是人工抬刀,端部加工機床全部是舊機床改造的,全部是手工操作,矯直矯扭是用普通的壓力機代替。」
換言之,直到80年代,扶梯未能普及的一個重要原因仍是導軌加工工藝的限制。作為國家項目,進行小批量生產完全可以,並且可以依靠熟練的技術工人生產出質量不錯的導軌,但要大批量生產,並降低成本,就超出當時的技術水平了。
可見,中國之所以在1986年還要引進瑞士技術才能在上海電梯廠開始成批量生產自動扶梯,瓶頸很大程度上就在於國產導軌問題。到80年代末,我國終於生產出國產的空心導軌,從此扶梯的批量生產才成為可能。
我再隨便舉幾個「新鮮的傳統」案例。
比如說,新聞聯播後面的天氣預報是不是顯得很「古老」?實際上,1980年7月,中央台才開始做全國天氣預報。90年代中國能發射氣象衛星後,才有穩定的衛星雲圖作為天氣預報的背景。21世紀初的時候,我周圍的人開始說,這天氣預報真准,說下雨就下雨。這說明之前的天氣預報很大程度上是靠猜的,是靠幾千個地面站的數據拼到一起猜的,和今天這種精確的預報完全是兩回事。
1998年我到上海,一晚上14個小時就穿越了氣候帶,下車的時候都不太相信火車可以開這麼快。實際上,這種今天顯得很慢的夕發朝至列車,恰恰是當時新出現的東西:1997年4月1日零時第一次大提速。首次開行了狹義快速列車和夕發朝至列車。京廣京滬京哈三大幹線最高時速達140公里。全國客車平均時速由1993年初48公里提到54.9公里。
再看幾張圖:
前面說的這些例子都是工業化進步的結果。1949年的中國,也就是我出生之前32年的中國還是一個農業國,既造不出普通的工業品,也沒多少特產可以拿出去交換工業品,所以很普通的工業品在我們看來就是奇蹟,是珍寶,和日常生活沒什麼關係。到了我出生的時候,中國有了一個初步完整的工業體系,造出來的東西雖然很差,但起碼也開始在一部分平民中普及。等到你們開始記事的時候,一半以上的中國人在城市從事工業勞動,製造這些工業品,當然也可以用工資來買這些工業品。在你們的童年,你們會聽到父母抱怨這些東西的價格,說太貴了。但實際上,覺得這些東西太貴,本身就說明普通人開始買得起了,這就是了不得的進步。所以,在你們眼中這些東西很古老,很落後,但在我這個親眼看到這些東西從稀缺到普及過程的中年人來說。這些東西都是中國進步的標誌。而且是飛速進步的標誌。而且進步速度往往會超出我們的想像。
我舉個例子
2006年中國機械工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汽車工程學會理事長張小虞在近日出席南汽60周年研討會上指出:「未來10~20年我國GDP平均增長將保持在7%左右,汽車工業在本世紀前10年按年均10%~5%增長計算,在2010年之後產量可達到1000萬輛左右;此後按年均5%~10%增長計算,在2020年前後產量將可達到1800萬輛左右。」
實際上呢?
2010年實際產量1826萬輛,現實比最狂野的設想大概翻了一番……2015年產量2450.33萬,是2001年的十倍有餘。中國汽車產量過去15年的增長率居然超過1000%。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關車門太狠,為什麼我們把打開車窗稱為「搖下來」。
實際上,信息時代早期我熟悉的一些東西已經是你們眼中的遠古歷史了:
有哪些沒有十年以上網齡就不會知道的事情? - 馬前卒的回答
土豪:老闆!哪幾台機器能上網?
窮人:老闆,我們只玩遊戲。
現在我問各位一句,為什麼電腦盤符從C盤開始?誰能告訴我AB盤分別是什麼東西?
誰來說說word的保存按鈕是怎麼來的?(聽眾們對此表示茫然……我對此略做了解釋)你們今天已經習慣了用手機上網,但但1998年在這一帶,99路公交車上有人用能打電話的手機都要招來很多羨慕的眼神。現在你們可能覺得手機能上網天經地義。但這個世界上還有許多人遠離互聯網時代。印度12億人口,現在還有10億人完全接觸不到互聯網。非洲人對互聯網如何改變生活根本沒概念,中國普通人就能用信息時代的技術碾壓他們:
如何看待2015年11月20日駐外公司派出機構馬里遭襲事件? - 馬前卒的回答
恐怖襲擊發生在早餐時間,恐怖分子坐著外交牌照的轎車開到酒店,闖過檢查關卡,下車就掃射。三名鐵建幹部當時正在一樓餐廳吃飯,正對第一波火力,沒有反應時間就犧牲了。槍聲響起時還有一名中鐵建的翻譯正在下樓,電梯門剛打開就看到大廳里的武裝分子。他反應很迅速,立刻關門上樓,用微信聯繫中國使館,這是酒店內中國人第一次發出求救和警示。中國使館根據這個消息向全體在馬里的中國人發通知,要求不要外出,商鋪停業。從新聞報導看,中國商鋪接到使館電話,距離開槍不到1小時。
這裡有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恐怖襲擊的第一個報警是用微信發出的。華為在馬里的網路建設相當給力,整個恐怖襲擊期間,網路一直通暢。酒店裡7個中國人和一個法籍華人,除了當場犧牲的三人外,其他5個人在9點40分組建了自救微信群,互相提供情報和經驗。新華社記者和使館外交官也入群討論,給他們提供建議和外界消息。5個人躲在不同的房間,從窗口偷偷觀察恐怖分子的動向,然後用微信告訴其他人從自己的位置看到什麼,聽到什麼,藉此判斷安全區域和轉移方向,避開警匪雙方的火力。根據微信群共享的經驗,每個人不論在哪個房間,都拔掉房卡,用傢具頂住房門假裝沒人。一直到恐怖分子被擊斃,剩下的中國人都沒有再受傷亡,甚至沒有被恐怖分子發現。可以說這是一場信息時代的成功反恐自救行動。另一個細節是當地華商積极參与了反恐。一名袁姓商人見慣了非洲動蕩局勢,和軍警關係不錯,10點鐘他趕到了現場,在反恐指揮中心一直監控局勢。他有一套無人機航拍設備,替軍警做了兩次航拍監控,確認恐怖分子並沒有控制樓頂。各國聯合反恐隊伍因此制定了搜索路線,兵分兩路,一隊從7樓向下搜索,一隊從1樓向上打。12點10分,基本確定恐怖分子被擊斃,又是中鐵建的翻譯第一個發出獲救信號。
總而言之,信息時代不僅僅意味著網購和視頻聊天,也深刻改變了戰爭的模式。這次馬里恐怖襲擊事件,中國人全面應用了信息時代的便利,通過微信和無人機即時交換情報,對恐怖分子擁有單方面的信息優勢,可以說戰場在中國人看來是透明的,因為每個人都能分享其他人的眼睛。而恐怖分子對信息時代毫無了解,沒有探視中國人的信息渠道,甚至沒有搜索樓內的wifi電源。所以,雖然恐怖分子有步槍,中國人赤手空拳,但除了沒有反應時間的三個鐵建幹部外,其他人都安然無恙地堅持到援兵到來。可見當代工業社會對上世紀水平的武裝團伙擁有全方位的碾壓優勢。
非洲這個例子說明,技術進步不僅僅意味著過得舒適,還意味著整個社會機構都因此出現了變化。我今天演講的主題也不是想讓你們知道幾十年前的中國人過的有多慘。我恰恰是想提醒你們,物質條件的變化會引發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而不僅僅是在原有生活方式上簡單的提高。就像大學絕不是高中的加強版一樣。
比如說,你們的同學關係和我就完全不一樣。1998年我入學的時候,這個校區門口有兩排房子是信箱房,我和家裡,和同學之間最方便的溝通方式就是寫信,一來一回要十天左右。在這個沒有即時通訊的時代,任何通訊方式的改變都可能導致熟悉的人從此失去聯繫。兩個朋友各搬一次家,往往就會一輩子再無相見機會。
而你們00後就不一樣了。我的兒子也是00後,小學2年級,也很熟練地使用互聯網,使用微信和同班同學聯繫。他們幼兒園畢業的時候甚至還有家長替他們搞了QQ群。說明兩個人如果斷絕聯繫,肯定是至少一方拒絕聯繫。硬體上幾乎不存在在兩個人失散的可能性。
接下來,我再談談在你們記事之前,那些看起來很落後的技術對中國人思考方式的根本改造。
教科書中有哪些細思恐極的細節? - 馬前卒的回答
母親一共生了13個兒女。因為家境貧窮,無法全部養活,只留下了8個,以後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
實際上,直到50年代,這個現象依然很嚴重。我父親兄弟姐妹6個,只養活了4個人。當時為什麼養不活孩子呢?核心問題就是吃不飽,連松鼠肉都想吃:
之所以我們現在大多數孩子能養大,之所以見到松鼠的第一反應不是食肉寢皮,關鍵原因在於化肥:
軍事與民生在1960-1970年代的中國哪一個需求更迫切? - 馬前卒的回答
現在中國每畝化肥施用量近 30 公斤(純養分),如果換算成養分相同的糞肥,至少需要 1 噸,那時候中國人均耕地 2 畝多,一個人一生產生的排泄物積成肥料也只有七八噸,每年平攤到每畝土地上不過相當於一捧化肥。
所以,無論怎麼努力,糧食產量必然會卡在這個水平,這不是經濟學,只是生物學。 但是從 1970 年起,中國的糧食總產量開始以平均每年 2000 萬噸的速度增加。1962 年我們的糧食總產量是 1.6 億噸,到 1978 年實行農村承包制改革之前,糧食總產量已經突破3 億噸,中國的人均糧食產量超過 320 公斤。
當然,有飯吃只是一方面,給孩子治病的意識,也是在硬體水平推動下才形成的:
除性別平等外,還有哪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共識,是工業社會的產物? - 馬前卒的回答
【生了孩子就必須養大,兒童生病要積極治療,最起碼也要減輕孩子的痛苦】。對於平民來說,這是到工業社會後期才逐漸形成的概念。
我外婆小時候的故事今天飯桌上聽外婆講了些她小時候的故事:她12歲之前(33-45年)住在南京,淞滬開戰後避難至郊外的農村,父親是個普通知識分子。按我外婆的說法,當地農民基本沒有衛生保健的概念,特別是對兒童。
案例1:當時有個小孩眼皮睜不開,所有人都說他是瞎子。其實這隻要一個很小的外科手術就能解決,但他的父母從來沒想過要治。案例2:另一個孩子從很小就得了疝氣,從來沒治過。案例3:一個小孩得了什麼病從未就醫,快要死了。父母把他放在外面一棵樹下蓋個破席子,對我外婆說「等他死了告訴我一聲」就下地去了案例4:我外婆一個同齡玩伴得肺炎發高燒,父母把她丟在家裡不管,同樣是對我外婆說「死了告訴我一聲」就下地去了案例5:我外婆自己生病時,我曾外祖父會找醫生並請假在家照顧她,因此被左鄰右舍的農民嘲笑。我曾外祖父表示「不看病萬一死了怎麼辦」,農民曰「死了就死了唄」。這些事情還是發生在相對富庶的南京農村,據我外婆說很多農民父母不是看不起病,而是壓根沒想過給孩子看病這回事。在他們看來孩子的價值遠不如一頭牛,死了大不了再生一個就是。就算他們自己生病,只要不是對勞動力影響很大同樣不會有就醫的想法。
為何這些父母如此「殘酷」?因為我們的本能不是「愛孩子」,而是「盡最大可能延續基因」。經過幾百萬年乃至上千萬年的進化,圍繞著【延續基因】這個本能,我們的基因已經構造了非常精細的判斷邏輯,絕不是「無條件保護孩子」那麼簡單。
如果某些孩子生出一個孩子很不健康,將來很可能長不大,或是長大了也不太可能正常婚育,撫養孩子,往往會把孩子果斷拋棄,因為不值得為這樣的孩子浪費一點資源。原始社會如此,農業社會也如此。我小時候爬山,在村落附近的山凹里經常看到被拋棄的孩子屍體。有一次快到山頂,靠在一棵大樹下休息,起身的時候才發現樹的另一邊靠著一具嬰兒的骨骸。
總而言之,連愛子女,給子女吃飽,給子女治病這種事情都不是天經地義的,都是技術進步的產物。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都是新生事物。可見我們身邊有多少被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是一代人之前的新鮮事。
我再舉個例子:在古代社會,演員、說相聲的,江湖賣藝的算下九流,始終被看做賤民,為什麼呢?
為什麼中國人看不起藝人? - 馬前卒的回答
因為那時候的表演全是看現場,戲曲都靠嗓子讓人聽見,受眾相當有限,最多也就是台下的幾百人——幾百窮漢的購買力顯然比不上一個官宦人家。所以下鄉演出不如唱堂會,聽窮人的叫好不如收老爺的賞銀,單純追求街頭藝術的阿炳幾乎要窮死,天橋下面每天都有賣唱的變成餓殍。玩藝術的,要麼是給有錢人當玩物,要麼是街頭餓死,當然沒人看得起。
現代技術改變了這個情況:
工業社會,工作報酬提高,平民也能拿出一點收入來享受精神生活。但技術方面的轉變也不可忽視。古代嗓音最好的演員,也就是讓台下二三十米內的觀眾真正享受曲藝,現代經過聲學設計的劇場哪怕還是磚牆瓦頂木座椅,也能讓演員的聲音清晰地傳到最後一排,再加上電燈、擴音器的存在,哪怕是現場表演,觀眾數量也可以達到從前的十倍以上。縣城和鄉鎮的紅磚劇場,幾十年前不知道為多少人完成了藝術啟蒙。
更重要的突破是轉播技術的進步。錄音機、收音機、有線廣播、電影、電視等技術的出現,意味著藝術作品可以近乎無限地複製傳播。這個正是建國後文藝界社會主義改造的「硬體」條件。從此,普通人再也不必拿出專門的時間,買門票去享受藝術,幾千幾萬人可以在田間地頭、車間宿舍收聽、收看國家級的表演。直到90年代,我奶奶對收音機的正式稱呼還是「戲匣子」。
這意味著平民們可以把自己微薄的購買力集合起來,通過國家、唱片公司等中介去供養藝人,讓他們為自己表演。一方面藝術從此成為一個產業,另一方面也能加入平民的故事,不僅僅演古代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的情節。許多演出人員名利雙收,在賺錢的同時有了一個藝術家的頭銜。這就是從收音機到網路直播一系列技術進步帶來的變化。有些變化和職業無關,會直接影響到全社會。比如說現代人的婚戀觀問題。雖然50年代就規定了婚姻自由,但就我的觀察,80年代之前,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婚姻很大程度上是父母設計的,至少也是長輩預定幾個候選人,然後參考個人意願制定的。到了21世紀才有比較普遍的自由戀愛,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呢?
東華大學演講:房子培育愛情
從心理學角度說,愛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情。愛上一個人可以是在人群中發現目標。一旦感情產生,你就不願意和別人分享彼此了。需要在心理感受上隔出一個空間來單獨相處。我讀大學的時候,同宿舍有個幸運的傢伙,在華師大這邊找了個女朋友。接下來的日子裡,我們經常被這個同學趕出宿舍,給他們倆留一個獨立空間。
不過,不能總是讓整個宿舍的人給一個人讓地方。所以還得到宿舍之外找地方。比如說公園,只要足夠空曠,環境也不差。我讀書的時候,說吃在同濟,玩在復旦,愛在華師大。這最後一句,說的不是華師大女生多,而是華師大靠近長風公園,在那個上海綠地很少的年代是個非常重大的優勢。
90年代的時候,上海人均綠地面積是2平方米,再往前還要少。80年代末不到0.5平方米,就算把20個人的綠地拿出來給一對年輕人,也就是半個房間大的面積。這顯然不夠用,上海人就利用人的心理錯覺。在夜幕掩護下,假裝周圍沒有別人,找一個約會空間。當時最著名的空間就是外灘情人牆,就是當時的防汛堤。有個很著名的統計,從北京東路到南京東路,200米左右,有600對戀人,整個外灘據說有一萬對。
這麼密集的空間可以用來約會,就是因為在暗淡的光線下,大家可以糊弄自己的潛意識,說服自己這裡其實是個很空曠的私密空間。更重要的是,你也同時欺騙了表白對象的潛意識,讓對方覺得已經和你進入了一個私密空間,更容易對你的言論和行為產生歸屬感。在這樣的環境下,你給對方買一杯熱飲料,可能比平時請一頓大餐效果還好。所以元旦或者國慶的街頭會有那麼多人。外灘這種地方,情侶的密度可能會比80年代還大。
我們這一代人讀中學的時候,縣裡的學校經常是從早晨6點到晚上9點不間斷上課。沒時間也沒空間給學生玩浪漫。我和同學們聊天,在網上看別人回憶,好多人都說過,停電,然後點蠟燭上課是最溫馨最浪漫的記憶。因為兩個人一支蠟燭,正好在黑暗中照出一個暖色調的空間。從心理感受上說,你如果對你的異性同桌有好感,這個時候最好趕緊表白。來電了,畢業了就沒機會了。
現在條件雖然好了,但即便不是平安夜,我們還是經常利用這個心理暗示,比如帶著女友去電影院和酒吧。尤其是電影院,在黑暗的環境中,給你開了一個虛假的「窗戶」,讓你的潛意識誤以為你們倆單獨相處,同時還能單向觀察整個世界,這和野營時候的篝火是一個效果。所以,從50年代到現在,或者說從原始社會到現在,談戀愛的方法變了很多,唯獨看電影是不變的招數。
電影院畢竟還不是真正的私密空間,說點悄悄話還湊合,進一步要想干點啥事就要考慮別人的感受了。所以我的舍友當年經常會趕我們去網吧包夜。大家還是需要一個專屬自己的空間。具體而言就是屬於自己的房子。首先要包括一個卧室,其次要有獨立的衛生間和浴室,再往下還要有廚房,然後才是客廳。總之是把最隱私的事情放在最優先的地位。在這種環境下培育感情。這就是大學生和剛畢業的學生租房子的順序。
我不敢說沒房子就有愛情,但總的來說,缺乏私密空間,愛情產生的概率會大大降低,會停留在人群中看一眼,有好感的層次。我看電影,看動畫,發現很窮的主角往往是在其他地方窮,吃穿都很差,但不管是買是租,總有一套自己的小房子。這就是為主角創造私密空間的預設。作者也許是有意,也許是無意,總之是發現沒這套房子,許多情節就會很牽強。狠一點的作者還會讓主角父母雙亡,因為孤兒最容易擁有獨立空間。所以各種文藝作品裡,孤兒主角的比例特別高。
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土木工程專業的任務了,給大家準備房子。
在漢語里,生產房子的過程,最常用的一個動詞是「蓋」。蓋房子。這個「蓋」字頂上的「羊」字實際上是草的形象。就是把草和藤編織的頂部放到下面的器皿上的意思。幾千年前,從國王到老百姓都是用草來做房頂。直到我出生的時候,大多數中國人還是住在草房子里。我家的草房到80年代末才拆掉。這幾千年里,中國人蓋房子,最看重的就是搞一個屋頂,放到四面牆上。
從私密性的角度來說,豎著的四面牆是最重要的。但為啥造房子最重視這個橫著的房頂呢。這實際上是一個簡單的幾何問題。我讀土木工程第一課,就說土木工程是一門和重力對抗的科學。豎著的牆也好,柱子也好,都是直接承受壓力,而橫著的房頂,或者從你樓上的視角來看是地板,則是一半承受壓力一半承受拉力。具體來說,就是下半部有被拉長的趨勢,是受拉的,上半部有被壓縮的趨勢,是受壓的。
能承受壓力的東西,世界上很多很多,比如說石頭。水泥其實就是把特定的石頭磨碎再燒一下,加水重新凝結成石頭。隨便挖點土,晒乾了就是土坯,可以拿來砌牆。用火燒成磚,建十幾層高的房子也毫無問題。全世界幾十個文明,幾乎沒有哪個文明為砌牆費太大的力。
能承受拉力的東西就不太好找了,因為幾十億年來,重力把大多數東西都壓縮到一起。大多數從地裡面挖出來的東西都很重。一旦橫著架空起來,自身的重力就把自己壓斷了。跨度不能太大,隔幾步就要設一個柱子。我們看雅典衛城,修的那麼高大,門前密集的排列柱子。就是怕上面的梁斷掉。實際跨度並不比一個草房大很多。論內部採光和保溫可能還不如土房子。所以這種華而不實的東西只能給神廟用,腦袋正常不會住這種性價比極差的房子。
還有一種辦法是住窯洞。在比較穩定的地層里挖洞。不過,除了陝北那種降水少,坡地多的地形。其他地方並不適合挖洞。因為採光不好,下雨就容易塌掉。原始人不會造房子才會住窯洞。文明人只要有辦法住房子也不會住窯洞。包括陝北的農民,一旦富了。首先的選擇就是蓋房子。只有窮的沒辦法的人才住窯洞。我們注意一下傳統的文藝作品,窯洞往往和「寒」字聯繫起來。叫寒窯。黃梅戲天仙配里有一句「寒窯雖破能遮風雨」,秦腔王寶釧的故事裡,也說「寒窯十八年」。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黃梅戲流行的地方是安徽,王寶釧雖然是陝西人,但她那個寒窯的遺址現在還在,不是在陝北黃土高原上,而是在西安南面,是標準的平原。這些文藝作品無意中表達了一個意思,就是窮的沒辦法才住窯洞。正常的夫妻是不會去住這種地方的。所以我們還得蓋房子。找點能承受拉力的材料來解決屋頂問題。
真正可靠的方式是靠木頭。樹不是長在地層里的,長那麼高,受風影響很大。凡是不能承受一定拉力的木頭都被風拔起來了。所以我們橫「梁」的「梁」字下面是木頭。
不過木頭也有問題,容易著火,容易爛,強度不夠。最重要的是這東西在中國大部分地區非常稀少,直到90年代初,一套傢具還是結婚時非常重要的籌碼,當時講究說多少條腿,32條腿就非常有面子了。我們是農業民族。農業發達的地區沒什麼森林,所有人都用木頭蓋房子的結果就是生態崩潰。中國森林覆蓋率到1949年已經低到8%了。考慮到當時還有大片的原始森林沒法開發,這意味著中國有人住的地方已經沒什麼樹了,水土流失導致中國年年成災,已經是一個自取滅亡的狀態。
當時北京城外就是沙丘。離城有多近呢?從天安門往西走,現在房價3萬塊的地方當時都是流動沙丘,步行3個小時就能見到小型沙漠。北京隔幾年就會有一兩次沙暴刮到白天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現在北京南面,要修北京二機場的地方也是沙丘。焦裕祿在河南蘭考縣,對付的是貨真價實的沙漠。所以,靠木頭蓋房子,我們中國人就必須在居住擁擠和饑荒人吃人之間做一個兩難的選擇。至於說每對戀人都能有獨立的房間,那想都別想。
解決這個問題靠什麼呢?靠鋼鐵。只有鋼鐵才能在建築里承擔拉力,而且給每個中國人都提供自己的房間。大家有空可以觀察一下工地上的預製板,可以看到,鋼筋靠下承受拉力。水泥主要承受壓力。就是因為有了足夠的鋼鐵用來造房子,我們才能在保護生態的同時,讓大多數人有房子住。讓年輕人都有自己搞浪漫的空間。
中國現在每年造七八億噸鋼鐵,是世界鋼鐵產量最多的國家。所以,中國現在雖然應付的手忙腳亂,但還是給每年兩三千萬結婚的人準備了婚房,給你們談戀愛提供了基本的空間。你們可能會覺得今天的房價高,租金高,這我也承認。但是,和歷史上任何一個時代比,這依然房價相對收入最低的年代。是歷史上第一次2個20多歲年輕人靠平均水平的收入就能租一個獨立空間的年代。就像我前面說的,你現在覺得房價高,恰恰說明你在大多數城市還有能力買得起、租得起房子,而且買得起遠遠超過歷史上平均水平的住宅。50年代上海建設建國後第一個住宅小區曹楊新村的時候,大戶型是20多平米,小戶型是15平米左右,就這還被看做豪華住宅,讓絕大多數上海人羨慕。你們可以想像一下之前的情況。我80年代經常聽說兄弟兩個為一棟土房子打的你死我活的事情,因為當時農村也是沒房子不可能結婚。90年代我家蓋房子的時候,我爺爺就感慨,說過去三代人蓋一次房子,現在一代人能蓋三套房子了。
不過,有足夠鋼產量是最近幾年的事情。我小的時候,鋼鐵產量都是以千萬噸為單位的。直到1996年,就是在座可能已經有人出生的時候。中國鋼產量才達到一億噸。不過那時候中國已經有12億多的人口了。再往前,中國鋼產超過1000萬噸是在1965年,那年中國已經7億多人了。如果說鋼鐵可以製造愛情,之前中國的愛情是誰造的?
這個問題極端一點說,依照今天的定義。在中國有了像樣的鋼鐵工業之前,絕大多數中國人就是沒有愛情這個概念的。而且原因還不僅僅是缺造房子的鋼筋。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不存在普遍教育,尤其是不存在男女同校的普遍教育。現在中國13億人口,每年小學和中學入學人數都是2000多萬人——和每年結婚人數差不多。這意味著所有人在結婚之前,基本都和同齡男女相處過十幾年了。這是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沒有過的寶貴經驗。
為啥以前的人不這麼干呢。首先是送孩子上學沒效益,尤其是送女童讀書沒啥效益。中國沒有足夠的鋼鐵,所以必然沒有足夠機器,也沒有技術。不管你學了多少知識,出來還是手工勞動,還是扛著鋤頭挖地。所以上不上學的也沒啥區別。其次呢,中國人均糧食產量超過200公斤,是我父親這一代人才做到的事情。之前的中國按照現在的標準,每年都餓死幾百萬人,大多數人都在餓不死和吃不飽之間的狀態。大部分人只能活個四五十歲,40出頭已經老的開始喪失很大一部分勞動能力了。送十幾歲已經能幹活的孩子脫產讀書十幾年,實際是上浪費了1/4的勞動力。在中國傳統社會來說,這差不多能讓一個家庭破產了,下一步就是賣身為奴或者餓死街頭。所以沒人讀書。
不上學,就是說在童年和成年之間沒啥過渡段。十四五歲,一旦能承擔勞動,你就是個成人了。可以結婚生子成家立業。20歲左右不結婚,就有人操心你是不是有啥問題。這等於說你十二三歲的時候,家人就要開始給你找對象。十二三歲的孩子顯然既談不上懂感情,也談不上懂人生。給自己選配偶顯然是胡鬧。所以那時候都是父母幫你選配偶。或許你們會有感情,或許不會,但起碼父母能從過日子的角度考慮,選一個性格和家庭背景都合適的人和你搭夥過日子。這肯定不是在座各位想要的愛情。
前面我談了那麼多,總結下來可以這麼說。今天的現代人,尤其是在中國鋼產量超過一億噸以後上小學的這一代年輕人。你們的婚戀模式,你們認為天經地義的婚戀觀,都是中國進入工業社會的一個副產品。你們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說你們的世界觀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中國的鋼鐵工業以及其他基本工業品人均產量超越世界平均值的結果。
前面講了2個小時,內容比較零散,說了很多雜七雜八的內容。但這些內容可以用一句話做個總結,就是物質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技術背景決定社會文化,這句話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我不知道你們現在中學的政治課是不是和我過去很像,是不是也在政治課上學到過這句話,但如果今天的講座能讓你們對這句話加深一點印象。今天的講座就不白講。
我今天為什麼要提這句話呢?因為各位來參加這個活動,目標顯然不僅僅是希望將來比同學賺更多的錢,升職比同學更更快,而是希望將來能積极參与公共事務,主動的去改造社會。在設計未來的時候,美好的理想和讓人敬佩的道德標準當然很重要,但僅有這兩點,還不夠你們去設計一個完整的社會。
既然物質基礎會影響社會的文化,會決定普通人可以怎麼生活,你們在考慮社會問題的時候,除了要考慮怎麼做是對的,更要考慮如何給這個生活方式配上合適的物質基礎,如果技術能力還達不到這個水平,強行設計一個看起來美好的社會,肯定會迅速失敗的。最近,全世界石油儲量最多的國家,委內瑞拉的社會秩序崩潰了,普通人連飯都吃不上,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們國家的福利太好,政府設計的社會太美好,超出了經濟和技術水平,結果把一個資源非常好的國家變成了地獄。今天談物質基礎和生活方式之間的關係,就是希望你們將來不要犯類似的錯誤。
今天是我第一次參加這個活動,不知道大家是否滿意我的講解。但從我個人角度來說,我很高興能和你們這批21世紀公民交流。因為這個時代發展太快,稍微不注意就會掉隊,如果不經常和年輕人打交道的話,我擔心我很快就會成為只會懷舊的老古董。接下來的時間,我希望聽聽你們介紹一下自己的世界觀,讓我看看到21世紀才記事的人眼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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