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殺了他？——下山事件（2）
——開個玩笑。
說了半天下山定則，但還沒給大家介紹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
下山定則，1901年7月23日出生於日本兵庫縣。父親是司法部門的官僚，所以從小一家就跟著父親的工作調換，不停地搬家。先後在靜岡、三重和岡山上的中學和高中。下山是個不折不扣的鐵道迷，每一次搬家都對當地的火車線路有著濃厚的研究興趣。等到上了高中，他可以把日本鐵路的車站名，從最北端的北海道稚內，一直背到最南端的鹿兒島。車站的數目在今天一共是712個車站，而在當時，也超過680站。
1925年，下山從東京帝國大學（現在的東京大學）畢業後直接進入了鐵道部，一直干到二戰結束。1945年9月，在聯合國軍的佔領之下，下山先後被任命為名古屋鐵路局局長和東京鐵路局局長，可以說他是一位一直比較吃香的官僚。交友關係也普遍以政客和官僚為主，日本新幹線的先驅者島秀雄，交通部副部長佐藤榮作都是多年來的親友。而在佔領軍眼中，他也是一名可信賴的官員：為官清廉，與軍界毫無瓜葛，技術出身。
因此警方在最初排除了他身邊的熟人作案，以及軍界刺殺的可能性之後，就把目光投在了他在官僚界和政界的敵人身上。
日本的軍界在進入20世紀之後，隨著對外戰爭的不斷增加（日清戰爭，日俄戰爭，殖民東三省，侵華戰爭等等），權力也隨之擴大。原本是在憲法和國家權力機構指導下活動的軍隊，逐漸變得反過來壓迫政界，逐漸排擠對戰爭持否定或者中立態度的政客，而是把軍部中的戰爭狂人們扶上了政界的要地。當日本宣布戰敗後，原軍部中未受到戰犯審判，或是審判後沒有被判死刑的舊軍官們還曾經多次策划過政變。因此，下山定則的死，警方在最初曾經懷疑過軍界的參與，但下山與軍界幾乎絕緣，所以軍界這一大要素便被排除了。
下山為人溫和謹慎，所以在生活中幾乎不會樹敵。警方的偵查方向也逐漸從私怨轉為了公仇：下山是不是因為採取了什麼極端政策，被受到威脅的某一方勢力謀殺了呢？而此時警方也發現了重要的情報：國鐵大裁員計劃。
1949年，是日本戰後重建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點。在當年1月份，日本進行了戰後的第三次大選，由吉田茂率領的民自黨（現在的自民黨的前身）在議會大選中擊敗了原本第一大黨的日本社會黨，掌握了國家的大權。而另一方面，隨著共產主義在反法西斯戰爭中表現出的強大實力，以及日本戰敗後日本共產黨的活躍活動，導致了原本在議會中僅佔4個席位的日本共產黨大翻身，一舉拿下了眾議院35個席位（總共466席位）。
而美國也在2個月以前的1948年12月，通過麥克阿瑟向日本政府提出了「經濟安定九原則」這一指示，內容是：
1. 最大限度節省政府經費，避免預算赤字
2. 促進稅收政策執行，對逃稅漏稅者進行嚴懲
3. 對社會發放貸款的對象只能為日本的經濟復興產業，其他貸款一律禁止發放
4. 制定有效的貸款回收計劃
5. 在必要時候，擴張目前的強制物價政策
6. 由日本逐步接管海外貿易以及外匯管理
7. 物資分配製度應著重照顧出口型企業
8. 對重要的國產原材料進行增產
9. 加強糧食政府收購
這幾條原則，表面看上去是促使日本的經濟儘快獨立，並且控制好社會的通貨膨脹。然而其背後的思路，則是將工人階級全面控制在政府管控之下，消滅小規模民營經濟，減少民間資本的自由性——這與美國「將日本建設成反共產主義的橋頭堡」的策略完全一致。原本是共產主義信仰者集中的鋼鐵、鐵路、出版、採礦等等行業，其經營將完全依託於日本政府的扶植。這也就給日本政府和駐日美軍清理赤色分子提供了方便條件。
在政府竭力削減開支的前提下，1949年5月，日本制定了《行政機關職員定員法案》，全國300萬公務員中將有42萬人被裁員，佔14%。而鐵路部門的62萬名員工中，裁員人數達到了12萬人，佔比19.4%。這樣明顯壓榨鐵路部門的做法，肯定會遭到鐵路員工的激烈反對。
而為了方便執行鐵路部門的裁員計劃，日本政府將原本屬於政府部門的交通部鐵路局，獨立出來成立了國家鐵路公司，所有的人事關係也都轉到了新成立的公司里。但是，國鐵的總裁人選遲遲沒能定下來，因為這明顯是個燙手山芋：一上任就要執行殘酷的裁員計劃。
當時的日本首相吉田茂，首先找到了近畿鐵路公司的社長村上義一，但村上在商談中摔門而去，直接拒絕了這個提案。下一個成為備選人選的就是交通部副部長下山定則。下山此時已經決定辭去副部長的職務，準備在1950年參選參議院議員。所以在最初的會談中，下山已經明確地表示了對總裁這個職務毫無興趣。但在吉田茂發動身邊所有相關人員對下山進行了狂轟濫炸般的說服攻勢下，下山只得說：
「那我只能當一個過渡人選。一旦有了合適的接替者，我就辭職。」
在接過國鐵總裁的聘任書時，下山也對吉田說：「替你考慮到目前的局勢，我出任這個總裁，完全是做了犧牲啊。」
而同樣在聘任儀式出席的村上義一，此時握住下山定則的手說：「這個犧牲，搞不好可是會送命的啊。」
一語成讖。
6月1日，下山定則正式赴任國鐵總裁，國家鐵路公司作為政府的國營企業，也正式對外宣布成立。下山自上任開始，便天天周旋於佔領軍總部和鐵路工會之間。佔領軍總部最初開出的條件是裁員12萬人，在下山的拚命努力下，才勉強同意將裁員範圍縮小到9萬5千人，佔全體鐵路員工人數的15.3%。
雖然佔領軍總部接受了這個條件，但負責此事的美軍夏克農中校也給下山總裁下了死命令：裁員計劃必須在6月底之前完成。下山將這個計劃傳達給了鐵路工會，果不其然，立即招致了全國範圍的大規模抗議。而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鐵路員工——與鐵路相關的中小企業、民營企業，甚至是農民，都因為這樣大規模的裁員計劃受到了衝擊。
6月9日，以東神奈川車輛段為首，三鷹車輛段，中野車輛段，千葉車輛段紛紛開始了大罷工，首都東京的東西方向交通陷入了癱瘓。12日，美軍強制中止了環東京鐵路大罷工，並且逮捕了多名工人領袖。在罷工期間，一些列車甚至打出了「人民的列車」的標語，這也為美軍排共的做法坐實了借口。
6月30日，福島縣平市的採礦工人們在火車站前豎起了一塊大木板，上面貼滿了礦井工人們對惡劣勞動環境的控訴，並且聲討了常磐地區大幅裁員礦工的做法。平市警察局當即命令聚集的礦工立即拆除這塊木板，憤怒的礦工們聯合當地的其他行業工人，總計400多名，衝擊並佔據了平市警察局，史稱「平市事件」。日本警察別動隊隨即以「擾亂公共治安罪」逮捕了大部分參與事件的工人，並對其中300多人進行了起訴。
（事件當時緊急動員的警察別動隊）
在這樣忿忿不平的世論之下，下山定則代表國鐵總部，在1949年7月1日與鐵路工人總工會，對裁員事宜進行了第一次會談。會談進行了兩天，最終結果是鐵路工人總工會拒絕了下山定則提出的分批裁員計劃。作為回應，國鐵總局在第二天對外宣布，將於7月20日進行一次性裁員，人數9萬5000人。
然而就在7月2日當天夜裡，夏克農中校突然出現在了國鐵總部，用英語大喊著「下山你給我滾出來！」然而當時局裡加班的員工中，沒有能夠用英語進行流利對話的人，只跟他說「下山已經回家了」。於是夏克農走到了東京站，用公用電話撥通了下山家裡的電話。
「我現在就在東京站，你馬上給我滾過來！」
「現在是夜裡1點，司機已經回家了，我過不去。」下山平靜地回答道。
「那你給我等著！」
十幾分鐘之後，夏克農坐著美軍吉普來到了下山家的門前。他衝進會客室，滿身酒氣，下山就坐在桌前。
夏克農從身後拔出手槍，重重地拍在了會客室的桌子上。「裁員計劃還沒做好，你還敢舒舒服服地在家睡覺？無論如何，裁員計劃要在7月4日公布出來！」
「7月4日是美國的國慶節吧？再晚一天，7月5日中午，我會公布裁員計劃的。」
夏克農聽到下山的回答，才把手槍裝回了槍套，氣哼哼地離去了。
7月4日當天，國鐵總部準備公布第一批裁員名單，3萬零700人。
一早，下山便像往常一樣，坐著自己的別克轎車來到了國鐵總部。然而，在晨會上，據秘書報告，當天會宣布裁員名單的消息似乎已經走漏到了鐵路總工會，那邊今天會組織人員來國鐵總局這邊鬧事。當時總部里就亂成了一片。因為就在兩天之前，鐵路總工會已經組織過一次2000人左右的示威活動，並且向國鐵總部投擲了大量的石塊。總部里的工作人員人人自危，生怕生命受到威脅。
國鐵總部最初的計劃是，在當天下午下班前宣布裁員，之後趁工會方面尚未反應過來，大家作鳥獸散。然而走漏消息的風聲一出，為了防止在公布消息時工會前來鬧事，下山只得決定將消息公布的時間提前到下午3點。因為預想到的嚴重事態，秘書和鐵路局局長都在勸下山總裁出門躲一躲，然而此時的下山已經橫下一條心，準備與國鐵總部共存亡。他重重地用拳頭捶著桌子，說：「我絕不做懦夫，今天既然來了，就沒打算活著回去。」
臨近中午，下山的幕僚們來到總裁辦公室，看到面色凝重的下山，便建議他應該趁下午的時間，去向政府的首腦部門進行裁員的彙報。下山答應了，與秘書兩個人出門坐上了自己的轎車。司機大西駕駛著車輛，首先開向了首相官邸。但到達首相官邸的時候，官房長官增田告訴下山，首相現在在位於白金台的外交部官邸。於是他便帶著增田，一起來到了外交部官邸。
到達外交部官邸後，首相吉田當時正在會客，於是下山提出來可以等。但增田進屋向吉田茂彙報後，卻出來說「首相後面還有幾個會議，沒有面會的時間。」於是下山只得走出了官邸。事後比照首相的日程記錄，吉田下午並沒有安排任何的會議。
從外交部官邸出來，下山讓司機把車開到了人事部大樓。在人事部里，人事部部長、國家安全長官、建築院總裁都是下山定則的舊交。但此時下山放棄了面見首相，轉而來到了這個與裁員事件幾無關係的衙門，其動機至今也是個謎。
在人事部大樓里，下山帶著秘書挨個轉遍了舊識們的辦公室，但卻發現沒有一個人在屋裡，統統像人間蒸發了一般。就在要走的時候，下山卻撞見了剛剛從廁所走出來的人事部事務局局長淺井。淺井見到他有些慌張，只是小聲地說了一句「麻煩了啊」，便急匆匆跑出了大門。
下午2點半左右，下山又來到了三菱銀行總部，拿了私人保險柜的鑰匙，下樓後沒有幾分鐘就走出了銀行。這和他失蹤當天的行蹤完全一致，據推測應該是在保險柜中存入了什麼東西，第二天又去取出。
從銀行出來後，車子停在了國鐵總部門口，下山跑進公司，馬上又跑了出來，讓司機把車開到了警察總署。下山面見了警察總監田中。田中此時正在會客，出來跟下山打了個招呼，而田中的秘書便跟下山說請到會客室稍待片刻。下山並沒有理會田中的秘書，而是站在走廊里跟田中寒暄了幾句：
「上次工會來鬧事，多虧了您出手相助啊。」
之後下山也不顧田中正在會客，從口袋中掏出了一張紙。這是寄到國鐵總部的一封信，是一個孩子寫的。信的內容是「請不要開除我爸爸。」下山當時的表情很是憂傷。
幾十分鐘之後，下山又來到了法務廳，提出要會見法務廳廳長。前台問他：「請問是要見柳川先生嗎？」下山回答說「不，是佐藤。」前台回答說：「佐藤先生已經辭職了，接替他的是柳川先生。您要見他嗎？」
「也行吧。」下山很不耐煩地說。
下山走進了法務廳廳長的辦公室，也不顧初次見面的寒暄，直接就跟柳川說：「借我電話用一下。」隨後他撥通了一個姓木內的人的電話，只是隨便說了3分鐘左右，便把電話掛上，自己坐在了沙發里，自顧自地跟柳川說，自己的父親也在法務廳工作過，深知這差事的辛苦等等，柳川只得勉強應付著。這樣沒頭沒腦的對話持續了5分鐘，下山便告辭，留下了完全摸不著頭腦的柳川——他甚至不知道來的人是誰。
下午3點40分，下山再次來到了首相官邸，此時無論是吉田茂首相，還是官方長官增田，都不在首相官邸。但下山仍是走了進去，過了20分鐘左右出來。他在裡面見到了誰，談了什麼，也是一個未解的謎。
從首相官邸出來，下山對司機說去新橋車站。然而車子到了新橋車站，下山只是平靜地看著車子外面，並沒有下車的意思。司機只得把車開回了國鐵總部。回到國鐵總部的時間，已經是下午4點30分了。
下山走在走廊里，遇到了負責運輸安全的科長櫻岡。櫻岡是來彙報在裁員計劃宣布之後，列車運行情況和罷工動向的。因為是非常重要的彙報，櫻岡本以為下山會把他帶到辦公室里慢慢聊，但出乎意料的是下山卻讓他在走廊里長話短說。櫻岡在彙報時，看到下山此時的表情很是不耐煩，而且多次把目光投向窗外。
5點一過，下山急匆匆地走出了國鐵總部，上了司機大西的車。
「去有樂町的鐵路俱樂部。」
原來當天下午五點，在鐵路俱樂部里要召開臨時局長會議。然而當下山來到會議地點的時候，卻發現除了一名俱樂部秘書之外，一個人也沒有。打聽之下，才知道今天的會議臨時取消了，但是有幾位首腦聚集在鐵路公安局長辦公室。
下山走出鐵路俱樂部，又命令司機前往東京站里的鐵路公安局長辦公室。在這裡，鐵路公安局長芥川正在聽取手下的幾名科長彙報裁員計劃公布後，各個方面的情況反饋。在下山闖進辦公室後，芥川慌忙開始跟下山介紹警力在東京站周圍的分布圖。
下山心不在焉地聽著，突然抓起了桌上芥川的茶杯，把裡面的茶水一飲而盡。芥川被這突然的舉動嚇呆住了，馬上命令手下人給下山倒一杯茶來，下山卻生氣地大喊道「不必了！」一瞬間，屋裡的人都被下山嚇呆住了。
為了打破這種沉悶的氣氛，工作人員給會議室里送來了冰淇淋。下山三下五除二地就把自己的冰淇淋吃掉了。此時橋本科長說要出去買報紙，便走出了會議室。下山馬上把橋本的那份冰淇淋也拿了過來，全然不顧化掉的冰淇淋滴落在西服上、領帶上和襯衫上，吃的一塌糊塗，也讓屋裡的人面面相覷。
橋本把報紙買回來，頭版頭條用超大的字體印著《國鐵決定裁員3萬零700人》。下山瞥了一眼報紙，念叨了一句「3萬零700？終於報出來了啊...」然後就獨自走出了會議室。
下山讓司機把車開會了有樂町的鐵路俱樂部，此時已經人去樓空。他找來警衛把門鎖打開，自己一個人走了俱樂部，打了個電話叫了一份外賣。晚上8點，下山返回國鐵總部，旁聽了一會兒總務科的會議，在晚上10點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一早，故事便與我們的第一篇接上了。下山與7月5日上午9時37分失蹤。7月6日凌晨，他的屍體出現在鐵軌上。
下山死亡後一周，7月12日，國鐵總部宣布了第二批裁員名單，總計6萬3000人。兩次裁員合計9萬3700人。而就在公布全部裁員名單之後的第四天，7月15日，就發生了三大國鐵事件中的第二起：「三鷹事件」。
＝＝＝＝＝ 三鷹事件 ＝＝＝＝＝
三鷹事件的發生地就在東京西部的三鷹車站，離井之頭公園和吉卜力美術館都是咫尺之遙。1949年7月15日晚上9點23分，從三鷹車輛段里，一輛連司機都沒有的空無一人的列車從車站裡駛出，掛有7節車廂。列車經過三鷹車站一號軌道之後，以60公里／小時的速度衝出軌道，撞向了拐彎處的派出所，當即把派出所夷為平地。隨後列車側翻，砸倒路邊商店街的攤位若干，並且壓死碾死6名過路的路人，負傷者達到了20人之多。
於是便有傳言說當地的派出所其實早已得知事件的發生，因此提前避難。而在警方隨後的調查中，目標便直指三鷹車輛段的共產黨員們，調查方向被定性為一起共產黨策劃的恐怖活動。警方總共逮捕了20人，其中10名日本共產黨黨員，1名懷疑為親共分子，全部為鐵路工會成員。10名共產黨員中，有一人提供了確鑿的不在場證明，因此被提起公訴的總共為10人，其中9名共產黨員，另一名為懷疑的親共分子，竹內景助。
在審判過程中，唯一的一名非共產黨黨員，竹內景助推翻了先前的供詞，承認事件為他一人所為。由於檢方提供的起訴證據，僅僅是所有人的供詞，並無任何客觀證據被提交，因此法庭只得採取最新的有效供詞，判處竹內景助無期徒刑，其餘全部共產黨員無罪釋放。關於這次大翻案，輿論認為是共產黨與竹內進行了交易，承諾如果由他一人頂罪，便在他出獄後給予黨內相當高的待遇。
而竹內這種看似「包庇」共產黨員的做法，是檢方完全無法接受的：無論列車脫軌事件真相如何，究竟是共產黨策劃的恐怖襲擊，還是專政政府為了讓共產黨背鍋而自作自演的苦肉計，政府的意圖都是藉由此事來打擊鐵路員工內部的共產黨。所以檢方上訴，但法院在2審中根據現有證據，仍然認定共產黨員們無罪，竹內改為被判死刑。1955年，竹內死刑得到了核准。1967年1月18日，竹內因為腦瘤死於東京小菅監獄。
另一方面，雖然被逮捕的共產黨員都被判無罪，但事件發生之後不久，7月18日，國鐵總部宣布將鐵路工會中的59名中央鬥爭委員（工會代表）全部解僱，導致了鐵路工會一時無人繼任，工會活動陷入癱瘓。在這樣的環境下，7月21日，國鐵總部輕鬆順利地將全部9萬4312人裁員的計劃公佈於眾。
作為後話，三鷹事件的結束並未因竹內景助冤死獄中而結束：2011年，時年68歲的竹內的長子向東京高級法院提出了再審申請，律師團提交了38個新證據，其中包括了竹內當時的同事的證詞：事故發生當時，這位同事和竹內景助正在公共澡堂里洗澡。再審請求目前已被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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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回到下山事件來。
下山事件和三鷹事件，這兩件連續發生的圍繞國鐵公司的事件，在當時的社會上掀起了軒然大波。
從三鷹事件的政府態度來看，這件事的輿論導向和調查方針，無疑是針對共產黨而為的——但並不能證明這件事中日本共產黨是清白的。而順著這個思路想下去，下山事件的解釋也自然產生了三種可能性：
1. 共黨行兇說：共產黨和工會希望通過刺殺國鐵總裁下山定則，阻止鐵路大裁員的發生；
2. 政府棄子說：政府將下山定則棄子，意圖製造恐怖襲擊氣氛，從而得到口實除掉政府部門中的共產黨和親共分子；
3. 美軍施壓說：美國佔領軍通過殺死下山定則，來給日本政府施加壓力，並且也同樣得到借口來打壓日本的赤化風潮。
我這裡先簡單做下分析：
1. 共黨行兇說里，最直接的關聯事件便是工會針對大裁員，所組織的多次大規模示威和罷工。而隨著當時北朝鮮、中國、蘇聯、東歐地區的紅色政權一一確立，資本主義也確實顯現出了疲態。即便是老牌資本主義的英國，其掌握國家最高機密的情報六處、外交部甚至是皇室顧問中，也出現了「劍橋五傑」這樣的土生土長於英國，接受英國精英教育，安插於政府高層幾十年的蘇聯間諜。
所以在日本共產黨中，有能力策劃並實施這樣犯罪的高層人員，其實也不足為奇。
然而疑點是，國鐵總部在下山失蹤並且死亡後，仍然能有條不紊地，甚至是更加順利地推行鐵路大裁員的政策，這顯然在日本戰後一派混亂的政局中是個異例。甚至我們可以說，下山的死，在客觀上為推進大裁員提供了方便。這顯然是共產黨不希望看到的，或者說，如果真的此事為共產黨所為的話，必然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2. 政府棄子說中，最直接可以看出政府態度的，便是下山在死亡前一天，7月4日的遭遇了。
按常理說，如此大規模裁員的消息，首先最關注的應當是政府的高層首腦，因為很可能會牽扯到大規模的工人罷工、抗議，甚至是騷亂。而下山當天下午開始拜訪從首相開始的政府高層，卻發現其實大家都對他避而不見，甚至似乎是對此事已經暗中有所安排。下山當天下午的行程，可謂是毫無收穫可言。
如果各位能夠把自己也放在下山定則的位置上，想必在遍訪各衙門都見不到人的情況下，自然會想到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自己是不是已經被政府放棄了？作為一個從政府官僚系統中成長起來的人，所有的交際網基本都會在政府內部。而突然在如此之大的決策宣布之前，身邊卻一個人也沒有，這不能不讓人產生懷疑、動搖甚至是恐懼的情緒。所以反觀下山定則在7月4日晚間的行動，我認為這是一個人在恐懼的心理下產生的急性心理應激反應。
同樣，這件事的疑點在於，政府官員之間如果如此有默契地「迴避」下山定則的話，那麼當天大家的行蹤可謂都是非常詭異的——而這在之後各種獨立調查中都沒有被找到馬腳。而如果是大家在得知了下山定則的行蹤，得到了通知再躲著下山定則的話，那麼這位「通風報信」的人，又是誰呢？
（當時一沒有手機二沒有簡訊三沒有微信，街上也沒有攝像頭更沒有GPS衛星定位手機信號塔定位和電話反追蹤技術，請不要在評論中再問我「為什麼街上和地鐵里的攝像頭沒有拍到嫌疑人」這樣的問題了。）
3. 美軍施壓說的最直接證據，莫過於夏克農中校對於下山定則的直接威脅了。在戰後的日本，佔領軍可以說是日本政府的親爹——幾乎所有經濟、政治方面的政策方針，都由美國通過駐日美軍司令部（GHQ）向日本政府轉達，而日本政府也從不敢說不。
當時擔任GHQ的諜報安全部門負責人的查爾斯 未羅畢准將，是一名名聲在外的極端反共分子。由於1949年蘇聯也成功進行了核試驗，同時朝鮮半島局勢似乎隨時會開戰，中國大陸上共產黨節節勝利，於是在東亞建立「共產主義防火牆」的任務，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查爾斯的肩上。
然而對於駐日美軍來說，想要打擊公開活動的工會組織其實手到擒來，但對於各種紅色地下組織的滲透，卻是難上加難：誰也不會傻到吸收一個金髮碧眼的美軍加入到地下組織中來。而另一方面，日本本土的警察又過於顯眼，明顯無法通過這些紅色組織的背景調查。於是查爾斯想出的方法便是：利用美籍日本人。
二戰之中，有很多美籍日本人參加了美軍，在歐洲戰場上與軸心國作戰。其中最出名的便是美軍歷史上授勛最多的部隊：第442步兵團。在戰後，因為美軍負責代表聯合國軍對日本進行佔領，因此很多日裔士兵也被徵調到日本，負責日常翻譯和溝通的工作。查爾斯首先替這些日裔士兵偽造其在美國或者歐洲參加共產主義組織的文件，然後安插他們打入日本的各個角落，於是便為美國的反共策略提供了豐富的情報網。而我們在之後將要談到的，在下山事件案發地的諸多「疑似目擊」的情況，其中也浮現了幾位可能是美籍日本人的身影。
（現在仍然在世的原442步兵團日裔士兵 Tokuji Yoshiharu）
當然，分析歸分析，所有的動機和疑點，都應該通過當時的各種證據來證明。然而就在媒體、各種作家和民間對此事眾說紛紜的時候，日本政府公布了最終的下山定則死亡報告。
死因：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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