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族性：政治權力的「電池」？ | 城與邦

（印第安納大學政治學系政治理論在讀博士生，曾就讀於清華大學與紐約大學。主要研究興趣為德國政治思想、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身份認同與愛國主義。現居印第安納州布盧明頓。）

在政治理論的諸多議題中，「國族」（nation）作為其中興起較晚的一種，近年來隨著政治實踐的發展愈發顯得重要。然而另一方面，國族問題卻始終是理論層面上最難以精確處理的問題之一：它始終與政治實踐緊密結合，很難純粹地在抽象層面上進行定義，不同國族之間的特殊性又極為顯著。本文介紹的是國族問題與理論之間存在的衝突，以及一種解決這種衝突的思路。

在先前的文章中，我們大致討論過一種理解政治理論問題域的思路：將政治理論的工作視為一種介乎於政治哲學與人類歷史之間的理論工作。如果我們暫且接受這一觀點，那麼一個問題就不容忽視：歷史的滾動未必意味著理論工作者的問題意識也會隨之向前滾動。在一些時候，理論工作者的問題意識有可能會滯後，而這種滯後所導致的學科沉默或失語，以及由此招來的批判聲音都是屢見不鮮的。1995年，傑弗里·艾薩克（Jeffery C. Issac）就曾批評美國的政治理論家對1989年在東歐發生的革命抱持了一種「奇怪的沉默」（注1）。而在世紀之交的時刻，面對威權政權的「自我鞏固」卻反應遲緩的政治理論家，同樣被指責保持了過度的沉默。

另一個遭到相似批評的議題是「國族」。瑪格麗特·卡諾萬（Margaret Canovan）就曾指出，儘管國族狀態（nationhood）這個議題在各種類型的政治形態中都極其重要，政治理論卻很少認真的對待這一議題（注2）。這種疏忽可能是由三個原因造成的。第一，討論國族問題幾乎不可避免地會觸碰到一些禁忌，冒犯到一些群體。雷南（Ernest Renan）在著名的演講《什麼是國族？》中，就將討論國族問題比喻為活體解剖（注3）。這個比喻也許具有兩層含義：一方面，分析一個群體的國族身份，確實像一種解剖，因為這意味著將一個社會群體的身份認同、觀念、傳統、習俗等諸多被默認的社會元素逐一分解；另一方面，這種分析對被分析者而言，可能會帶來巨大的精神刺激，就像目睹一場活體解剖所帶來的精神刺激一樣。

第二，國族問題先天地對理論分析帶有一定的抗性。幾乎所有的國族議題都植根於最真切的歷史與政治實踐當中。在歷史成因上，國族性的建成幾乎很難逃脫歷史偶然性的塑造；在當代，它則與具體的身份政治運動密切相關。與實踐的重疊和交叉導致在理論層面上，國族問題的邊界和內涵都太過模糊。

第三，也是卡諾萬認為最重要的一點是，一些政治理論家並沒有意識到，他們所設計和討論的政治理論正是以一個強有力的國族共同體為基礎的。這些政治理論家不討論國族性問題，甚至認為國族性問題無足輕重，正是因為他們忽視了這一點：一個強有力的國族共同體在人類歷史上並不是普遍現象，而是稀有的。在卡諾萬的另一篇論文中，她在批評哈貝馬斯時也指出，大部分現存的現代國家太過脆弱，真正有可能達到哈貝馬斯要求的憲法愛國主義（constitutional patriotism）的國家幾乎無一例外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注4）。換句話說，無論是現代政治理論家還是古典政治哲學家，他們之所以漠視或者輕視國族性問題，恰恰是因為他們身處於一個運行良好的國族社群之中。他們討論政治理論時，所思考的現實環境是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這種擁有成型的國族社群的國家。當代政治理論中最重要的三個議題（民主、社會正義、自由主義），都依賴於這種成型的國族社群。國族性是政治理論家的操作平台，在這個平台上，他們忙於搭建建築，忘了分出一部分注意力關心這個平台本身的重要性和特殊性。

對於那些沒有忽視國族問題的政治理論家，卡諾萬將他們的理論分為五類：第一種理論基於現實生活中國族與國家（state）兩個詞的混用，將二者等同；第二種以費希特、約翰·格雷（John Gray）和塔米爾（Yael Tamir）為代表，將國族描述為一種文化的共同體；第三種以大衛·米勒（David Miller）為代表，將國族描述為一種主動的身份選擇和身份認同；第四種理論將國族描述為族群（ethnic groups）；第五種以蓋爾納（Ernest Gellner）等一批建構主義理論家為代表，將國族描述為一種現代性的想像或發明。

正如卡諾萬指出的那樣，如果我們只看這五種差異很大的描述，很難想像它們所談論的是同一個對象。基於此，卡諾萬給出了一個維度不太相同的解答：國族性之所以能被刻畫成這麼多種不同的樣子，是因為它是一個調解性的中介（mediator）。對於某個具體的問題（例如上述五種理論中描述的問題），國族性能夠將持有不同意見的多方統合在一起。正是這種統合的力量，使得國族自建立以來，一直扮演著「電池」的作用：通過調解和中介，國族性給穩定的政治權力提供了動力來源；即便沉睡數十年，一旦喚醒，國族性仍然通過其調解矛盾的能力，發揮出巨大的動員力量，以這種力量為政治權力提供基礎。

作為重要的阿倫特研究專家，卡諾萬無疑延續了阿倫特的世界觀和問題意識（注5）。對於她而言，如何建立穩定的政治權力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然而在她把國族問題處理為作為政治「電池」的中介時，她所犧牲的也是定義和範疇的精確性。無論是作為中介的國族的邊界，還是這一中介運行的機制，在這個理論框架下，卡諾萬都很難給出精確的答案。對於這個問題，卡諾萬自己並不諱言。如文章開頭所提到的那樣，她承認國族問題先天地對理論分析帶有一定的抗性；她也承認這種抗性使所有和國族相關的討論自始至終都帶有一絲神話的色彩。儘管如此，這個讓步當然掩蓋不了卡諾萬對國族議題所做出的貢獻。今日，許多活躍的理論家，包括雅克（Bernard Yack）、努斯鮑姆、布魯貝克（Rogers Brubaker）等人，還在這個議題里奮戰著。早已退休的卡諾萬，則始終是他們的對話者之一。

注釋

注1："The Strange Silence of Political Theory," Political Theory 23(November 1995), 636-652. 也收錄於Isaac, J. C. (1998) Democracy in Dark Time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41-59.

注2：Canovan, M. (1996) Nationhood and Political Theory, Edward Elgar.

注3：Renan, E. 1990 (1882). "What Is a Nation?" In Nation and Narration, ed. Homi K. Bhabha. London: Routledge.

注4：Canovan, M. (2000) "Patriotism is Not Enough,"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ume 30, Issue 03, 413-432.

注5：參見本書的一篇書評：Engel, S. T. (1997) "Review: A Table at Which We Si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9, No. 2 (Spring, 1997), 384-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