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耶穌會會士的馬相伯為何會拒絕服從教會安排退出震旦大學成立復旦大學？

修會要發服從願，耶穌會的宗旨更有絕對服從教宗（教會）的使命。而身為會士的馬神父為何要順著學生們的意願而拒絕長上安排呢？這出於什麼呢？做一個好神父或者做一個好中國人之間是一道非此即彼的選擇題嘛？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馬相伯早於1876年退出耶穌會，而退出震旦大學發生在1905年，這已經是二十多年後他重返教會發生的事情了。

1876年，馬相伯在他37歲時宣布退出教會，不僅辭去司鐸職務，而且退出了耶穌會。這既違反了作為神父三願，又違反了耶穌會的發願，屬於雙重違反聖願，被教會認定為極其重大的罪過，以至於後來被教會絕罰21年之久。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馬相伯先生，作為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比大多數人都要熱愛教會，像他這樣的人做出如此激烈的行為，自然有他自己的苦衷。

主要原因分兩個方面：

微觀方面，馬相伯對外籍傳教士的一些行為非常反感，極力主張由本國神職人員管理本國教會：

1.馬相伯出生在富紳家庭，富甲一方。早年在南京、安徽、徐州傳教，正逢戰亂，難民流離失所，他請求父親出錢救急難民。由於他是耶穌會士，一切財產動用都要經過修會會長批准，而教會「以違例禁勿許」禁止了他救助災民的義舉。這令馬相伯先生首次與教會不愉快。

2.馬相伯在徐家彙編撰了數百卷書籍，但是耶穌會士出版書籍需要教會的批准，由於教會中有人不同意他著作的觀點，並且沒有人願意為他的書籍的好壞進行識別，這些書籍最終不得出版。後來，教會把他調到南京，還是翻譯書籍，這讓馬相伯非常不滿，因為他之前已經編撰過類似書籍，教會不予出版又讓他再翻譯，做無用之功。

3.馬相伯曾經說：兼之當時在南京教會中，廚子是一個極齷齪的外國人，他做得飯食簡直不能入口，而且極有礙於衛生，於是我就不辭而別，自己一個人去了上海。（2333333）

4.起初，馬相伯在年少時加入耶穌會，就捐出三千畝田地，希望耶穌會能夠為中國興辦一所高等學校，但這件事久久沒有得到教會的落實。後來，馬相伯返回教會，曾再度與耶穌會合作，創立震旦大學，但他的辦學理念：主張不讓一切宗教教義進入學校；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實行「學生自治制」的模式管理學校。而上海耶穌會不同意這樣的理念，希望將震旦大學變成一所教會大學。1905年春，天主教上海耶穌會下令罷免馬相伯，讓他住進醫院「養病」；任命法國神父南從周（Perrin）擔任震旦學院教務長，主持院中教務。南從周上任伊始就宣布學生要上宗教課、取締學生自治制度等。於是，馬相伯與學生們憤然來開震旦大學，另立復旦大學。

宏觀方面的原因，自明清以來，由於教會自身傳教策略的不成熟，以及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造成官方以及民間對外國勢力普遍反感。而中國實行以外籍神職為主的宗座代牧區，教會內華人自治，實行聖統制的願望日益迫切。這種外部環境，加劇了外籍神職和包括馬相伯在內的中國神職之間的尖銳矛盾。

1.起初，教會對華福傳經驗不足，經常捲入民教訴訟，以至於教案不斷。由於傳教士急於求成，不免拿來主義，對要求進教的中國人來者不拒，以至於接收了部分地痞無賴進入教會，對教會自身形象造成惡劣影響。這些人又由於自身素質的原因和鄰里發生衝突，而傳教士為了保護教民，往往會介入教民的訴訟官司，這使得外教人與教會關係日趨緊張。另一方面，由於文化習俗的原因，外教人對教會缺乏了解。經常有關於教會的民間謠言，後來越傳越烈，引發了大大小小不同程度的民教衝突。據統計，1856年-1896年，40年期間，就爆發了300餘起慘烈的教案。1900年，更是爆發了震驚世界的庚子教難。雖然，這一系列惡性事件的爆發，清政府以及暴民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是天主教方面也存在一部分問題。到了民國初期，又發生了新文化運動，輿論對教會的批評更加激烈。

2.列強官員經常利用「保教權」，對中國進行殖民擴張。如在"老西開事件"中，法國領事向天津道提出要求，將老西開劃入法國租借，天津道不予答覆。法國領事於是提出不予答覆就是默認，於是派兵去老西開巡邏，並插上法國國旗。此舉遭到天津副主教雷鳴遠的強烈不滿，便要求天津警察局長到老西開巡邏，後面雙方發生衝突。於是法國領事向雷鳴遠的上司，法國籍主教杜保祿尋求幫助，杜保祿於是暗示雷鳴遠離開天津。後來，雷鳴遠神父聯合教區19名神父向羅馬彈劾杜保祿主教，此舉遭到了雷鳴遠所在遣使會的反感，因此將雷鳴遠調到生疏的江南教區。後來，雷鳴遠神父也和馬相伯神父一樣，憤然離開遣使會，另創修會「耀漢會」，並加入中國國籍。

3.對華福傳方式，教會內部存在分歧。自禮儀之爭開始，教會內部就對教會是否應該本地化，存在嚴重分歧。到了清末民初，這種矛盾愈演愈烈，很多神父對教會以外國人為主的方式表示了強烈的不滿，馬相伯、英斂之、雷鳴遠就是代表。

如秦葛嘩神父在《中國教會一覽》中寫道：「既然是外國人，自然而然的結論，教會變為外國機構，是敵人侵略應用的手段。教友在帝國主義壓迫下形成了不知目的的秘密組織份子，它的領袖只是外國人的充當。因此，啟發人們為首的感覺就是不信任和懷疑。這種教會為外國機構的經紀人的成見，是教會傳入中國的最大障礙，國家因此認為有責任禁止它，而良善國民為表現愛國，仇恨它，用各種手段置它於死地，也情有可原。」這番話雖然極其尖酸刻薄，但確實指出了當時中國教會的弊病，並不是空穴來風，但教會上司和同行神父不能接受，並且將此書定位禁書。

又如雷鳴遠神父說：「在這裡，事實上我們造成了一個外國身體的教會，天主教地區像一個小殖民地，我們跟中國人民沒有聯繫也無法聯繫.......在傳教士與教友間有一道鴻溝，他們的生活、思想和感覺和我們都不相同。」

對於傳教區域劃分不當，修會各自為政的情況，馬相伯神父批評道：「又不准他會或他國修士，設立高等學堂，及關於科學等種種建設，而又不能抵制誓反教人，舒屬無謂，徒令區內教外人，少許多改邪歸正之機會耳。」而「西國教士無一二可說普通言語，華教士無一為可寫普通文字。」

綜上幾點，就是馬相伯拒絕長上安排的原因，人在做天在看，孰是孰非，天主自會定論。

用雷鳴遠神父的一句話來概述一下，就是「中國歸中國人，中國人歸基督」。

（完）

要是現在有所學校叫『震旦大學』或者叫『光復震旦大學』那這個名字夠人笑一陣的；

『光旦大學』、『復震大學』、『光震大學』感覺都怪怪的，大概是先入為主吧...

題目無關，一個來自非旦旦校友的強答，希望更多專業人士討論吧~

目錄&>&> 賤賤『分類』合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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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馬相伯弟弟的維基，當時馬相伯弟弟「因趕譯長篇急電而猝然去世，終年55歲」，馬相伯辦學很大的原因是弟弟猝死，他希望能培養更多的人才不要重複弟弟的悲劇。

經歷了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失敗後，面對八國聯軍瓜分中國的慘痛現實，馬相伯深刻意識到清王朝末日將至。當時，從北京歸來年近花甲的他，隱居在上海徐家匯土山灣，面對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思考著自己大半生的奔走無功和弟弟馬建忠因勞國事心力交瘁而亡故，心中傷感無限。

在學術研究之餘，馬相伯積極思考歐美強大和中國孱弱的原因，結合當年遊歷歐美參觀幾所大學的觀感，他恍然悟到：「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之本，求材之道，尤以設立學堂為先。」於是他決心在中國興辦新型教育，培養救國救民人才。起初，他寄希望於教會，毅然拿出位於松江、青浦的家產良田3000畝，捐給天主教江南司教，並立下了學據稱：「願將名下分得遺產悉數限於江南司教日後所開中西大學堂收管，專為資助英俊子弟資斧所不及。」他為教育之奉獻和憂國憂民之情結可見一斑。天主教會雖然接受了馬相伯的捐贈，但是並不是為了辦學。真正邁出辦學第一步的而是後來。蔡元培當時執教的南洋公學距馬相伯居住的徐家匯土山灣很近，遂每天去馬相伯處學習拉丁文，並組成譯社。

1902年11月，南洋公學學生反對學校專制壓迫，200餘人高呼「祖國萬歲」集體退學，請求中國教育會負責人蔡元培協助組織「共和學校」。蔡乃請馬相伯出面辦學，後者欣然允諾並創辦學院，定名「震旦」，意為中國之曙光。馬相伯認為，創辦學校目的在於推到科舉取士的奴隸教育，而推崇西方格物窮理的自主之學，培養救國救民的青年才俊，「有欲通其外國語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學，而為革命救國準備著，請歸我」。

1903年3月1日，震旦學院開學，學生達100餘人。除臨近各省以外，雲、川、陝、晉各省亦有人前來就學。因反對清廷專制而遭到通緝的于右任，易名為劉學裕，亦被馬相伯招至學校，免費提供食宿。建校以後，馬相伯親自任監院（校長），宣布辦學三條宗旨：崇尚科學，注重文藝，不談教理。在校務管理上，實行學生自治；在教學方法上，興「學生自由研究之風」，提倡思想自由，學術獨立，倡導啟發式教育；在課程設置上，把外語列為必修課，以西方名著作為課本，著重培養譯學人才。馬相伯堅持「不能辦震旦學院辦成宣揚宗教的學校，一切宗教教義的宣傳均應退出學校的領域」，這觸動了天主教會當權者。1905年春，法國天主教會主管陰謀奪取震旦學院，強迫馬相伯「住院養病」，派其爪牙南從周接管，「盡改舊章」，妄圖改變學校性質。此舉引起學生極大的憤慨，決議全體退學。馬相伯遂召集離散學生，並與嚴復、熊季廉、袁觀瀾等籌備復校。學生也積極配合，公推馬相伯為會長，並選葉仲裕、于右任、邵力子、王侃書、沈步洲、張秩歐、葉藻庭等7人為幹事，協助復校事宜。

在籌備復校期間，徐家匯天主堂耶穌會盜用震旦學院名稱洽登廣告，招收學生。為正視聽，馬相伯與嚴復、熊希齡商議，決定聯合發表聲明，澄清事實真相。兩份聲明於1905年農曆5月27日同時見報。馬相伯還向社會宣布，復校後的校名改為「復旦公學」。「復旦」二字，取自《尚書*大傳》所載《卿雲歌》中的「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即「復我震旦」之意，又暗含「復興中華」之意。公告登出後，馬相伯打電報給他的舊交兩江總督周馥，請他助一臂之力。周馥大力支持，暫借吳淞提督行轅作為臨時校舍，又撥給吳淞營地70畝為校址，並撥開辦費大洋一萬元。與此同時，嚴復、熊希齡、曾少卿、袁希濤、葉景葵等28名校董聯名發表《復旦公學集捐公啟》向社會募捐。百年復旦，在長江盡頭東海之濱，終於奠定了第一塊基石

所以於親於國，肯定都要堅持辦學而不是退出震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