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共產主義和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這二者在成因方面有何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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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當時人類世界所曾經歷的規模最慘烈的一場戰爭。這場發生在機器大工業時代的全球性戰爭，不僅造成了令人瞠目的傷亡數字，帶來了天量的財產損失，也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結構方面，對人類世界的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作為主要參戰國的俄羅斯與德國，都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元氣耗盡，而兩國的帝制也因此走向瓦解。只不過，在推翻君主制後，新的國家意識形態選擇上，歐陸兩強卻選擇了不同的發展路徑——俄羅斯在經歷民族資產階級政府的過渡後，很快就爆發了十月革命，從此走上了共產主義的康庄大道；而德國卻恰恰相反，經歷了短暫動蕩的魏瑪共和國後，旋即埋頭墮入法西斯主義的深淵。

俄羅斯和德國，同是歐陸兩強，戰前同為帝制國家，戰爭中受到的打擊也相彷彿，甚至，兩國的改朝換代經歷都十分相似——在受盡戰爭摧殘後，不堪忍受的德國國內工人、學生、士兵爆發了十一月革命，推翻了霍亨索倫王朝；俄羅斯同樣也是工人、學生、士兵起義，推翻了羅曼諾夫王朝；而且兩次革命，背後都有十分明顯的蘇維埃身影。在戰後國際環境上，德國作為戰敗國，被英法深度壓制，大片領土喪失不說、還欠下巨額戰爭賠款；而俄羅斯雖然以前屬於協約國集團，但由於十月革命，也被英法美視為死敵，對它大加封鎖制裁，並支持白俄勢力跟蘇維埃作對。

相似的國際地位，相似的戰爭遭遇，相似的國際環境。既然一戰後的俄德兩國有著如此相似的處境，為何在國家發展方向的選擇上，卻南轅北轍呢？

在雲石君看來，這與兩個國家當時的國情有很大關係：

一戰後，俄羅斯與德國，都面臨著國家重振的歷史任務，而要重振國家，兩國都必須解決兩個問題：第一，發展國家經濟，苦練內功，積蓄實力，第二，擺脫外國壓迫和束縛，拓展地緣影響力，謀求更多國家發展所需的物理空間。而在具體操作上，二者由於國情不同，其思路和方式必然也會有所差異：

對俄羅斯來說，要發展經濟，提振國力，那麼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國家穩定和凝聚力問題。眾所周知，俄羅斯是一個民族成分十分複雜的國家，主體民族俄羅斯族在國家人口中的佔比有限（今天的俄羅斯聯邦，俄族人口佔比約8成，而之前蘇聯時代，俄族比例才剛剛過半）。而且，俄羅斯地域遼闊，地緣結構複雜，大量少數民族獨立居住在各邊緣板塊，這嚴重削弱了俄羅斯文明對他們的影響力——這反映在現實層面，就是國家分裂隱患較大，國民凝聚力缺失。

那麼，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一個不錯的選擇，就是文化融合，或者更直接點說，就是憑藉俄羅斯文明的整體強勢地位，將各邊緣少數民族同化吸收。

這當然是最根本的解決辦法。但問題是，文化融合非一日之功，俄羅斯主體文明雖然整體強勢，但這種強勢是相對的，還遠遠沒有強大到能夠在短期內迅速克服地緣、民族、種族、語言、思維方式等差異的地步。所以，俄化固然可以作為一個長期發展方向，但卻是遠水解不了近渴。

而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則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文化融合方面的缺陷。紅色意識形態以人所處的社會階級分層，為敵我劃分標準。鑒於階級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這種劃分法，突破了地域、國家、民族、語言的條條框框限制，至少在理論上，將佔全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所有中低層民眾，都劃入到「自己人」行列。

通過階級區分，以及對這種劃分標準的宣揚和鼓勵，原本差異甚大的俄羅斯境內各族群，有了一條共同的思想和情感紐帶，這樣各族群之間「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抵觸感就會大大降低，國家向心力和凝聚力也就隨之提高。

而德國就不同了。德國是一個日耳曼人占絕對主體的國家。19世紀德國的國家統一大業，也是以日耳曼民族為情感紐帶，沒有什麼很明顯的族群差異，國家凝聚力和認同感也沒有任何問題。所以德國其實沒有用紅色意識形態另起爐灶的必要。何況要用紅色意識形態的話，還免不了要激化國內矛盾，引發階級衝突甚至戰爭——這對俄羅斯來說或許是必須承擔的損失，但對於德國，實在是犯不著。

這是第一個原因。除此之外，俄得兩國的國家歷史發展進程，也決定了二者會有不同的意識形態選擇方向。

俄羅斯在19世紀初擊敗拿破崙後，便成為歐陸數一數二的強國。甚至在19世紀上半頁，俄羅斯大力幫助歐陸各國君主勢力，抵禦各國資產階級革命的衝擊，因此獲得了「歐洲憲兵」的雅號。

不過隨著工業革命的普及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開始，俄羅斯逐漸落後（原因詳見上一節：《地緣政治117：俄羅斯帝國為何由盛轉衰？》）。雖然俄羅斯為重振國運，做了一些改革——比如亞歷山大二世在位期間，下詔廢除了農奴制，但由於俄羅斯積弊太深，加上工業體系落後，這些措施並沒有取得太大成效，甚至還使得許多農奴淪為徹頭徹尾的無產流民。

俄羅斯改革的遲滯，對國民心態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由於長期看不到希望，俄羅斯中下層不再指望通過社會發展，通過努力創造更多財富來爭取更好生活，反而，他們越來越傾向於將將脫貧致富的希望，寄托在社會既有財富的重新分配上，既對上層既有財富的剝奪，也就是「均貧富」。這種情況下，以階級鬥爭為引領的紅色意識形態，便有了越來越廣闊的生存空間。而俄羅斯國力的頹靡，也使得統治階級缺乏足夠的實力來壓制下層，這更加速了紅色意識形態的勝利。

而德國不同。德意志帝國在1871年正式成型後，迅速開始了工業化之路，短短數十年內，工業能力便超越英法，到一戰前夕，已經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經濟強國。這也就是說，在一戰前的近半個世紀，德國的國運是蒸蒸日上，整個社會發展也是日新月異。所以德國本身並不存在很嚴重的內部結構性問題，它的中衰，完全是拓展地緣影響力過程中受到外部限制，或者說是受老牌列強打壓所致。（地盤已經被瓜分完了，德國再擴張，就得割英、法、沙俄的肉，所以必須收拾德國——無論是阻礙德國擴張，還是一戰時直接將其擊敗，乃至與戰後的欺凌，這都可歸納為外力打壓因素）

鑒於外部壓迫才是德國崛起的最大阻礙。德國更願意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來進一步增進民眾對遭受外部壓迫的憤怒，再將這種憤慨和羞恥心，轉化為國家發展經濟、甚至對外反擊的精神動力。而法西斯主義作為國家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就在德國遭受外部高強度壓迫的情況下，產生併流行開來。

最後，俄德兩國的自然條件，也對兩國截然相反的意識形態選擇產生了影響。

俄羅斯和德國一樣，也面臨嚴重的外部打壓。但德國畢竟地盤有限，又沒有太多海外殖民地，這決定了它的發展天花板天然受限。要想實現國家振興，大國崛起，德國只有衝出列強圍堵，虎口奪食這一條路可選。這種情況下，用法西斯主義煽動國民的國家民族情結，可以增加德國跟列強博弈時的戰鬥力。

而俄羅斯本身擁有兩千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這已經足夠多了。所以它並不一定非要立刻跟英法迎頭死磕，來謀求物理生存空間。相反，只要能夠把內部的各種矛盾、關係理順，好好搞下國土開發，工業建設，國力立馬就會指數級暴增。等到國力發展到位後再出來爭霸，不僅不遲，反而更有底氣。

這種情況下，俄羅斯更急迫的，是破除傳統社會框架的種種積弊，掃除制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推進的各類社會、人文層面阻礙。而推崇階級鬥爭，大破大立、破而後立的紅色意識形態，正好迎合了俄羅斯國家社會亟需顛覆性改造的需求。

不同的國情，導致俄羅斯與德國在遭遇一戰重挫後，就國家前途命運和發展方向，產生了不同的思路。最終出現俄羅斯向左，德意志向右的迥異選擇。

關於德國的走向，雲石君會在將來的《地緣政治：德國系列》中再詳細分析。現在，我們依然回到俄羅斯系列。在紅色意識形態奪取政權後，俄羅斯隨之進入到蘇聯時期。在蘇聯這個朝代的初期，俄羅斯國力獲得了爆發性增長，短短二十年時間裡，俄羅斯從列強中的薄弱環節，一舉超越英法等傳統列強，甚至超越了同樣迅速回血的德國，到二戰前夕，蘇聯已經成長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工業大國。

這就有點奇怪了。畢竟之前雲石君已經說了，俄羅斯從19世紀中期開始，就不斷相對衰落，在列強中的地位也是江河日下，甚至淪落到連日本這種後起三流貨色都能將其擊敗的地步，在一戰中的表現更是糟糕透頂。

可就在經歷了一戰重挫，國家跌入谷底的情況下，紅色蘇聯居然能夠用短短二十年時間，將這個國家迅速帶出泥潭，坐上全球第二的寶座，這就不得不讓人疑惑——意識形態的魅力真就這麼大？竟能龐然大物般的俄羅斯在這麼短時間內就鹹魚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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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是幹掉別人養肥自己的，另一個是幹掉同胞養肥自己，成因都是因為大量底層的屌絲都現實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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