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德國為什麼能夠和平統一？

01-25

東西德國為什麼能和平統一，社會主義經濟體融合到資本主義世界，代價是什麼

兩德統一其實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往常的記憶中，往往是指兩德人民在民意下完成了統一，通常講述這段歷史，往往單一地看待當時的國際背景。

反而造成了一些偏差。

實際上當時的國際環境，非常的，嗯，有趣。

小編就來談談兩德統一的時候，世界各國的反應好了。

面對兩德統一，德國的盟友們那是很不開心的，甚至非常惱火。

這是怎麼回事呢？

首先是德國擁有傳統友誼與悠久歷史的老朋友法國

法國總統密特朗的講話如下

1989年10月2日

「談論德國統一的人什麼也不懂。蘇聯決不會答應。德國統一意味著華沙條約的結束，這，你怎麼能想像呢？再說，東德是普魯士，它不願受巴伐利亞（指西德）的統治。」

換句話說，德國正統在普魯士，你個西德怎麼能夠統一呢，不可以，絕對不行。

1989年11月28日

對於當時德國總理科爾提出統一計劃後，密特朗表示肺都氣炸了

「他事先連半點風聲也不露！根本沒有向我說起過！我永遠忘不了這件事！戈爾巴喬夫會大發雷霆，他決不會允許這麼乾的。辦不到！我毋需出面反對，蘇聯人會出來反對的。你想想看，蘇聯人決不會接受一個大德意志國??在歐洲統一取得很大進展之前，科爾別想從我這裡得到任何東西。」

什麼法德友誼，在這一刻，不存在的。

然後我們再看看德國另外一個小夥伴，英國的態度，比如撒切爾夫人是這樣說道的

「科爾根本不懂得歐洲對德國統一有多麼敏感??德國越來越想統治歐洲，我們得經常會晤來抵消德國的力量。必須做到不讓德國統治歐洲。」

密特朗對此表示很贊

「德國統一進程的加速確實是非常危險的。「我對根舍說過：『我們是朋友和盟邦。但是，目前所發生的事情正在使我們準備法、英、蘇聯合對付德國的新的同盟，如同1913年那樣。你們將有9000萬人口，但蘇聯將轉向我們，你們將被包圍。』」

（註：根舍是當時的德國副總理，可以說密特朗說這話已經是相當不客氣了，說白了就是你們敢統一，我們就組建三國聯軍來干涉。）

撒切爾夫人認為密特朗說得很對。

「如果讓德國人控制局勢，那麼，他們就將統治東歐。??這是不能接受的。其他國家應當聯合起來避免這種事態的發生。」

那麼最厭惡蘇聯的美國，應該十分贊同德國統一吧。

當然不。

面對密特朗指責美國支持兩德統一的時候，布希總統是這樣說的

「沃爾特斯錯了。我很抱歉。我已經指出，美國正式立場並非如此。我們不反對德國統一，但我們要謹慎從事。」

是的，即使是最不反對兩德統一的美國，在這件事情上，美國人關心的問題並不是兩德統一。

恰恰相反，美國人最關心的是，在德國的駐軍要不要撤離，德國會不會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美國會不會失去對德國控制？

而這是美國絕對不允許的。

美蘇在關於兩德統一的談判，美國最為關心就是德國屬於北約，還是屬於華約呢？

如果蘇聯堅持屬於華約，那麼做夢去吧，誰會讓你兩德統一？

我們不能以事後諸葛亮的態度來看待當時的情況。

對於美國來說，兩德統一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統一後的德國加入了華約，所以當時在布希總統看來，為什麼蘇聯要支持兩德統一，他們私底下是不是搞了什麼陰謀？

很有可能啊。用兩德統一換取德國作為盟友。

所以一定要小心謹慎。

而如果蘇聯願意讓兩德統一，然後美國必須退出德國呢，讓德國獨立，從此用德國來制衡歐洲呢？

這也很有可能啊，蘇聯一向喜歡搞陰謀的。

如果出現這個結果，美國也不能接受。

是的，美國寧可接受現狀，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損失。

所以當時美國對於兩德統一的底線很清楚——

美國不能失去對德國的控制。

這在布希總統跟蘇聯的談判中清楚地表達出來了。

所以布希總統認為蘇聯不可能接受這個條件，正常人怎麼可能接受嘛，對吧。

也就是說兩德統一是不可能的，美國也僅僅是拿來當談判的條件罷了。

事後證明，布希總統真是想太多了。

舉目四望，德國竟然一個支持者都沒有，大家都只是在做表面功夫罷了，對於兩德統一居然都是反對。

心酸了，這下真的心酸了。

那德國人的好基友，義大利呢？

擁有著深厚友誼的他，總不會反對吧。

嗯，那是必須的

當時的義大利總理，政壇教父朱利奧·安德烈奧蒂表現出了義大利的一貫傳統，黑手黨的傳統。

他表示，面對德國問題，蘇聯應該用坦克進行鎮壓，這裡可以使用武力，只要能夠防止德國統一，這都OK。

抱歉，表面功夫義大利都不打算做了。

畢竟歐洲共同體里，有個西德都夠大了，統一了還得了，還是分裂的好啊

德國：咱們的傳統友誼在哪裡啊？你居然支持蘇聯武力鎮壓我，你還是人嗎？法國人都不帶這麼直接的。

義大利：咱們的傳統友誼不就是互坑嗎，要不是二戰腦子發昏，我會成為戰敗國？滾開，你這法西斯。

這確實是非常奇妙的，德國在面對統一的時候，他所需要的是面對整個歐洲的反對。

就像是為了拆掉大英帝國，美蘇兩國也可以聯手合作一樣，那種團結一致對抗敵人的聯盟，那是不存在的。

德國最值得慶幸的是，當時的蘇聯已經沒有力量，或者說他的領導人根本沒有想過藉助歐洲各國的支持，保持兩德分裂的狀態，直接拱手讓人。

法國總統密特朗何止是肺都氣炸了。

"戈爾巴喬夫是怎麼搞的？他對我說，他將堅決頂住，結果一讓到底。科爾給他什麼好處作為交換？大概是多少億馬克吧！」

準確來說，正是蘇聯的軟弱與倒退，最終導致了密特朗努力建立的對德統一戰線徹底瓦解，因為法國，英國等國不可能直接出動武力鎮壓兩德統一的態勢，美國也是如此。

換句話說，整個歐洲都在等待，等待他們心中既獨裁又野蠻的蘇聯主動出手。他們將會表面譴責，心裡叫好。

然而這一次他們徹底失望了。

現實是蘇聯不僅軟弱，在這件事上採取了徹頭徹尾的綏靖政策。

美國擔心德國會脫離北約控制，從而不贊成兩德統一，那蘇聯就讓統一後的德國還是在北約好了，把一切拱手讓人。

天降大禮包，直接砸暈了科爾總理。

戈爾巴喬夫宣布：「無論我們軎歡不喜歡，統一的德國必將留在北約內，這一時機已經成熱。」

科爾說:「這是令人興奮的、驚人的結果。」

因為不管德國多麼委曲求全，只要這一條件不鬆口，美國就不可能支持兩德統一，是蘇聯親手打開了德國統一最關鍵的鑰匙。

「這簡直是無法想像的結果」

布希總統目瞪口呆，無法相信會發生這種事情，只能莫名其妙地接受了蘇聯送給他的禮物，既然美國還能夠控制德國，那麼有什麼理由反對兩德統一呢？

用密特朗的話來說明再準確不過了

「戈爾巴喬夫還會要求我抗拒德國統一。要是我認為他頂得住，我會樂意這樣做的。但是，要是戈爾巴喬夫在三天之後就把我甩掉，我幹嗎要同科爾吵架呢？這麼一來，我就會被完全孤立起來。」

從這一系列的事情來看，可以看出歷史總是多姿多彩的，會出現各種偏差，不一定是我們想像中那個樣子，誰能想到同為盟友的各國，在對待兩德統一會是這樣的態度呢。

為了表示由衷的感謝與驚喜，德國人在1990年授予戈爾巴喬夫——最佳德國人這一榮譽稱號。

誰說德國人沒有幽默感呢？

參考文獻

《密特朗與德國統一》

《冷戰結束的內幕》

《虛擬的歷史》

《兩德統一與法國的外交應對》

《蘇聯的最後一年》

以上僅供娛樂，僅僅是小編的個人看法，寫得應該還算有趣。

所以求一波關注，ORZ

說是合併倒不如是買下，在戈地圖的英明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全部破產，西德順手把東德買了。

手段很簡單，故意讓東德的各種企業破產【其實不故意在戈地圖的忽悠下也破產了】，然後估低價值最後私人出錢買下。

對於西德的企業來說這是一場瓜分社會主義最好企業的狂歡，對於缺衣少食的東德人民來說合併是民主的陣痛。

當然西歐對於兩德合併只有一個念頭——第三次世界大戰要開始了。

作為成長在德三陰影下的，對於德國有著切膚之痛的領導人來說，德國合併意味的東西太多了。

法國總統向戈地圖表示會援助150億美元的貸款用來幫助蘇聯，要求就是阻止兩德合併。當然這個錢還是西德出。

而作為反共橋頭堡的英國對於兩德合併也是極大的恐懼，資深反共人士撒切爾公開表情戈地圖應該出動坦克狠狠的鎮壓這群妄圖復辟的納粹餘孽。

然而戈地圖的思維深不可測，在他的默許下柏林牆終於被推到，一個屁股終於合在一起，而另一個巨人終於也倒下了。

挖個坑

東德-在全面戰爭中統一西德的野心-「兩個德意志民族論「和昂納克-民選東德政府的最後掙扎

西德-哈爾斯坦主義-收到挫折後的調適-新東方政策-歷史性的兩德基礎條約-兩德有必要統一嗎？-突然出現的統一機會和科爾的回應-吸收統一而非對等統一

四大國：多次柏林危機-赫爾辛基最終文件和歐洲分裂的永久化-二加四協議-戈爾巴喬夫的失算

兩德和其他的，比如南北朝鮮，最大的不同就是，雙方沒打過仗，沒有仇恨。雙方是被外力強迫分開的，人家心裡都是心向統一的。

也就是只有民族的文化的凝聚力召喚，沒有一絲一毫的血仇。

這點很重要的，所以才能一有點小機會，就立馬被抓住了。

與其說是和平統一，不如說是和平吞併。德國統一的方式是：東德中央政府解散，地方恢復建國前的行政區劃並加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原西德），原西德法律、政府直接變成全德國法律、政府。
當時東德經濟完全崩潰了，亟需西德輸血。
東德政治也崩潰了。80 年代後期至 90 年代前期，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國在內）都遭遇了嚴重的政治危機，我國扛住了，蘇聯、東歐都沒有扛住。東德政權當時也很危險，為緩解內部政治危機，他們同意舉行一次民主選舉。
東德人民心向西德。這不是吹牛。上一條說到東德選舉了，結果怎麼樣呢？基民盟獲勝！！基民盟是誰？是西德的執政黨！也就是說，西德執政黨在東德的地下組織，通過選舉得到了東德政權。【自身的努力】
列強沒有強力阻止，其他答主已經細說了。【歷史的進程】

前幾天剛看完《世紀三部曲》的第三部——《永恆的邊緣》的最後一部分。有意思的是，作者正是以東西德的統一結束了這部小說。

對於東西德的歷史，之前了解的很好。正是因為看了這套小說，才對這段歷史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

東西德之所以可以和平統一，或許有以下幾個原因。

其一，當時的東西德的對峙代表著以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陣營的對峙。但是，隨著冷戰的氣氛慢慢變弱，隨著蘇聯和美國的不斷對話，兩大陣營之間的關係慢慢趨於緩和。這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東西德和平統一的導火線。

其二，蘇聯對東德的撒手不管。要錢，沒有。意識形態，懶得再搞。對於東德政府而言，靠山沒了，必須自尋出路。

其三，民意。雖然東德有秘密警察，各種政治審查，通訊管制，但是，民眾還是可以不斷的了解到一牆之隔的西德的民眾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

簡單說，德國人民是沒想要分裂的。這點和現在的南北朝有一點點像，和我們那時候不太像。

之所以被分成西東，是因為有蘇聯和美國的對抗及操縱。當初的兩個大國都想獨霸德國這塊五花肉，所以最後「民主」地把德國築牆而治了。這是個極大的悲劇。悲劇到什麼程度呢？前一天還闔家歡樂好好的，第二天就劃地盤戒嚴了。不管你們是不是一家人，是不是新婚，是不是小孩剛好在另一區商店裡打醬油。划下來，兩邊的人就只能相望而不能相聚。到後來柏林牆建起來了，只能喊話。

沒有人知道什麼時候還能重聚，沒有人知道自己死前能不能再見到親人最後一眼。一堵牆，千里之外。

所以說，當蘇聯老大哥漸漸弱下去，並且解體後，德國人民在當時的環境及實力下，自然就重新歸一了。

這是人民的聲音，是人性的意願。同時德國有很多黨派，誰都有機會做主，兩方又沒有極大的利益衝突，血海深仇，所以輕鬆合一是必然。

主要是蘇聯對歐洲控制力下降，90年10月隸屬蘇聯控制範圍的東德併入西德，一年後，蘇聯解體。

謝邀！

嚴格來說，是東德合併入西德。
因為東德經濟衰落，政治上不得人心。同時少了蘇聯這個禍害繼續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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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jun [網易湖北省武漢市網友]2014-03-27 08:09:23隻要有這種好事，別說4.8萬，48萬要能幹中國都快沒人了。

狠複雜的，有專門論著。

西德也是付出代價的

西德為統一所付出的代價

來源:《世界軍事》2006年第11期

作者:李寒秋

法國和德國，這兩個共同脫胎於查理曼帝國的鄰邦，在歐洲歷史舞台上共同演出了無數悲喜劇。兩國間的恩怨交織，剪不斷，理還亂。從導致德國第一次成為統一民族國家的1870 年普法戰爭算起，70 多年間，法德兩國進行了三次大規模交戰，法國人引以為榮的「光明之城」巴黎兩度遭受德軍的佔領，一次受到德軍的巨大威脅。

自德國統一後，法國一直把德國看作其安全的主要威脅和稱霸歐洲的勁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永久分裂德國的願望遭到了美英兩國的反對，但法英兩國主導通過的《凡爾賽條約》對戰敗國德國在賠款和領土割讓方面作了極其苛刻的規定，這導致了德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走向了極端，亂世梟雄希特勒就是在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的推動下掌握了德國的政權。

德國重新武裝後，走上了奪取生存空間的野蠻軍國主義道路，發動了慘絕人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法國在二戰初期國家戰敗、政權更迭、領土被佔領，財富被掠奪，深受希特勒德國的禍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依靠盟友的支持和解放，勉強成為了「名不符實」的戰勝國，參與了對德佔領。由於蘇聯和美英法三國在德國問題上的分歧，德國被東西方一分為二，美英法佔領區率先成立了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西德），隨後，蘇占區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東德）。兩個德國成為了美蘇冷戰的最前沿地帶，德國的分裂，不僅消除了法國地緣政治上的最大威脅，增加了法國的安全感，而且法國利用其核大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和二戰戰勝國的籌碼在政治上始終保持了高於西德的地位。

但是僅僅在政治上保持優勢是不夠的，法國政治家認識到，必須在西歐聯合的框架內，約束德國，把德國巨大的經濟力量導入到歐洲大廈的建設中。1950年，法德兩國建立了「歐洲煤鋼聯營」機制。1956年，西歐六國建立了「歐洲經濟共同體」。而法國的一代偉人戴高樂將軍，從西歐聯合自強的宏偉前景出發，做出了驚人的決定——與德國全面和解。

法國人出戰略，德國人出錢，瘦弱的法國騎士騎在膘肥體壯的德國戰馬上，這是歐洲經濟共同體建立以及法德和解以來法德關係惟妙惟肖的寫照。法國人本以為德國的分裂會永久持續下去，蘇維埃巨人將不可戰勝。法國安於兩極對立和德國分裂給法國帶來的在兩大集團周旋自如和在西歐獨佔鰲頭的優越外交地位。

法國作家莫里亞克有句名言:「我太愛德國，以至我願意有兩個德國。」這句話極為深刻地刻畫出法國人對德國統一問題的心態。但人算不如天算，隨著八十年代以來美國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加強了冷戰攻勢，蘇聯國內的問題重重，對外擴張耗盡了國力，對東歐各國的控制力下降。隨著東歐各國局勢突變，柏林牆的倒塌，法國上下不得不再次面對德國統一的歷史進程。而這一次的法國領袖是1981年上台的社會黨總統密特朗。

左派總統，君主派頭

密特朗與一百多年前的拿破崙三世有著驚人的類似。個子矮小，思想激進，經歷獨特，作風誇張。密特朗初入法國政壇，其恩師便是當時的維希政府首腦貝當。此後，密特朗作為戴高樂將軍的反對者而在法國政界一舉成名。他攻擊戴高樂將軍的第五共和國體制是經選舉產生的君主國，不過他本人當上了法國總統之後，在君主派頭方面登峰造極，被法國媒體稱為「弗朗索瓦法老一世」。

密特朗此人一貫把個人的情緒和理念帶入國家的外交鬥爭。1981年他為了在總統選舉中獲勝，不得不以同意共產黨人參加政府作為代價跟共產黨人妥協。當上法國總統之後，他為了避免引起美國的猜忌以及被國內的政治對手攻擊為親蘇親共賣國，在阿富汗問題上對蘇聯採取了激烈的措施，其實遙遠的阿富汗根本不關法國的戰略利益。

而且密特朗激烈反蘇也是出於個人恩怨，也是因為蘇聯一貫對他的競選對手德斯坦比較有好感，曾經在1974年總統競選時很不含蓄的支持了德斯坦。密特朗自己有私生女，就愛屋及烏地在全世界範圍內支持跨國婚姻與性自由，針對法國人和中國人的異國婚姻案件大做文章。

不僅如此，密特朗一貫堅持社會黨偽君子的僵硬意識形態和空想社會主義原則，高舉人權與自由的大旗（跟拿破崙第三熱衷於民族解放思潮一模一樣），在非洲盲目推進民主化，造成法語非洲國家政局動蕩，經濟崩潰。使得當地的親法勢力受挫，導致美國和以色列乘虛而入，極大的損害了法國的利益。

最後不管如何標榜人權和社會主義，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實質還上是法國資本家們不情不願，但是又不得不辦的辦事員。為了挽救法國的軍火工業，密特朗史無前例地批准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重要的軍火裝備，從而與中國的關係處於極為困難的狀態，導致法國的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黑格爾在某個地方曾經說過。歷史會重複兩次。馬克思對此評論道，他忘記補充了，一次是以悲劇出現，另一次是以喜劇出現。拿破崙三世的失敗導致了一個曾經無上榮光王朝的覆滅和擁有一個偉大姓氏的政治家族和政治派別的沒落。

相比法蘭西第二帝國和拿破崙三世的悲慘命運，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的「弗朗索瓦法老一世」密特朗則幸運得多，雖然他基本上擁有與拿破崙三世一樣的政治人格，但是由於外交權力結構和法德間外交利害關係的變化，法德和解與歐洲聯合的路徑在法德兩國已經深入人心，而且密特朗不具有拿破崙三世那樣大的野心和權勢，也不那麼敢於冒險和固執己見，因此法德兩國並未因為這一次德國統一而交惡，兩國反而在歐洲統一和建設的道路上更加合作緊密。

德國統一，瓜熟蒂落

與一百多年前的俾斯麥相比，當時的西德總理科爾不具備俾斯麥那種外交天才和巨大權勢，而且西德也不如當年的普魯士王國那樣獨立自主。在美國主導的蘇東「和平演變」大勢中，德國統一獲得了瓜熟蒂落和水到渠成的效果。科爾屬於那種剛毅木訥近乎仁的政治家，兩德的順利統一得益於他長期以來鍥而不捨的努力和在關鍵時刻的堅持。

早在1983年，科爾在一份政府聲明中強調西德政府「將竭盡全力在和平與自由中爭取並完成德國統一」。為此，他與東德簽訂了包括經濟、貿易、交通、文化、環境等多領域的協議，旨在全方位密切兩德關係。對此，聯邦德國輿論評價說，「科爾政府試圖用大步子來超過以前社會民主黨對民主德國的小步子政策。」

在1989年東歐劇變的狂潮中，東德人心思變，大量公民取道匈牙利經奧地利中轉逃往西德。1989年11月9日，東德當局開放了柏林牆和兩德邊界。柏林牆開放後，東德的形勢更加動蕩，每天都有數十萬人湧向西德和西柏林。

1989年11月13日，東德人民議院舉行第九屆11次會議，人民議院主席團宣布集體辭職。17日，組成了以莫德羅為首的東德聯合政府。莫德羅提出了改革東德的一系列建議，並提出要與西德建立「條約共同體」。

科爾以其政治家的敏銳，感覺到夏秋以來東德發生的一連串震撼歐洲的事件，最終必將導致德國的統一。科爾審時度勢，決心把兩德統一迅速變為現實。因此，10天後，科爾在吸收莫德羅的「條約共同體」中有關內容的基礎上，提出了兩德統一的「十點計劃」，把兩德統一提上了議事日程。

針對科爾的「十點計劃」，當時的東德總理莫德羅在1989年12月2日表示兩德不會出現重新統一，但1990年1月29日，他訪問莫斯科尋求蘇聯對東德的支持，延緩蘇軍從東德撤出。莫德羅未能獲得戈爾巴喬夫的支持，因此不久後他就被迫改變了調子，不再公開反對兩德統一。

戈爾巴喬夫原本反對兩德統一，因為他擔心德國的統一，「會撕毀蘇聯安全系統的心臟」。一個加入了北約組織、統一的德國將會使華約組織很快瓦解，使蘇聯在東歐的勢力範圍崩潰。為了軟化戈爾巴喬夫的立場，聯邦德國展開了銀彈攻勢，給蘇聯開出了150億美元的歐共體援助，還有西德向蘇聯提供的50億馬克政府擔保的銀行信貸。

隨後西德又同意向蘇聯提供120億馬克以補償蘇軍在東德留駐和撤出的費用，以及30億馬克的直接財政援助。由於蘇聯國內的經濟困難，急需西德和西方的援助，戈爾巴喬夫同意德國統一的方式、時間、速度和條件等問題應由德國人自己決定，放棄了蘇聯預定的一切立場，最終消除了德國統一的主要障礙。

1990年2月9日，在與來訪的科爾總理會談時，一向對德國統一持反對態度的戈爾巴喬夫終於明確地表示:德國人「有權統一」，「原則上沒有人對此懷疑，時代本身正在加速這一進程」。戈爾巴喬夫的此番講話無疑為德國統一開出了許可證。隨後，兩德的統一進程加速。1990年2月13日，兩德與蘇、美、英、法制定「2＋4」程序，即兩德討論國內政治、經濟、法律問題，再與四大國討論統一的外部問題。

3月18日東德大選，主張儘快統一的基民盟獲勝組閣，提出東德恢復5個州的建制按西德基本法第23條加入西德。4—5月，兩德就實現貨幣聯盟和關鍵的兩德馬克匯率問題達成一致。5月18日兩德正式簽署建立貨幣、經濟聯盟的「國家條約」，7月1日生效，兩德實現經濟統一。8月31日，兩德簽署實現政治統一的「國家條約」。

規定東德各州依照當時聯邦德國基本法第23條於同年10月3日加入西德，基本法適用於全體德國人民和德國全境。至此，兩德統一大功告成。1990年9月12日，蘇聯、美國、英國、法國、西德和東德六國外長在莫斯科簽署了《最終解決德國問題的條約》。條約規定:四大國停止對德國的權利和責任，統一後的德國享有完全的主權。這一條約的簽訂標誌著德國在國際法上實現了統一。

法國反對，顧此失彼

德國的分裂為法國在西歐的優勢地位，以及在歐洲和全球外交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奠定了基礎。從地緣政治利益來看，法國、英國和蘇聯均是德國分裂的受益者。德國重新統一，將打破歐洲力量平衡，改變法德力量對比。統一的德國不僅將進一步確立其歐洲頭號經濟強國的地位，政治上也將逐漸居於歐洲的中心地位。法國原先建立在德國分裂的基礎之上的、謀求充當西歐盟主的打算勢將落空。

作為親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密特朗，德意志第四帝國的幽靈一直在他心中作祟。戴高樂曾經說過，「我們要確保法國在西歐的安全，辦法就是防止一個新的德意志帝國對法國再度造成威脅」。當法國突然感到要失去領導地位時，密特朗惶恐不安了。他曾發出這樣的警告，「倘若德國先於歐洲實現統一，就是與英法蘇三國聯盟作對，一切將會以戰爭結束。」

威脅雖然已經發出，但問題是密特朗有沒有決心、意志與技巧推行這種無視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障礙的黎塞留式的外交政策。蘇聯的存在與強大是法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特殊外交地位的決定性因素，法國與蘇聯在的和解與合作是必要的，某種程度上法蘇合作比法德合作更能凸現法國的大國地位。

那麼為了維持蘇聯勢力範圍的穩定，密特朗就至少必須對東歐的事態保持中立，但這又與密特朗一貫提倡的人權和自由理念相抵觸，同時也會導致與西方盟友的分裂，這種徹底的、包括意識形態在內的全面分裂也是法國的國力無法承受的。

面對科爾提出的10點建議，密特朗根據法國的外交傳統積極做了回擊。1989年12月8日，歐共體舉行首腦會議。在法國的積極提議下，會議的最後公報強調，德國統一必須在「東西方對話與合作」的情況下，「民主、和平地實現」，並把德國統一問題置於歐共體一體化建設的前景之中。

這已經是法國外交的底牌徹底亮出來了。12月l 6日，密特朗前往加勒比海的聖馬丁島同美國布希總統會談，爭取美國的支持。密特朗強調德國統一進程必須是「和平、民主和躍進的」，主張讓科爾放慢統一的步伐。

更大膽的行動是12月20日密特朗親赴東柏林，作為國家元首，在西方三個戰勝國中絕無僅有地對東德進行為期3天的正式訪問。他同東德領導人著重談了「兩個德意志國家」問題，表示東德「可以確信法國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團結一致」、法國對東德「作為主權國家繼續存在感興趣」。

21日，他在萊比錫大學向1000多名學生說，兩個德意志國家都是「擁有主權的」。德國統一當然「首先與德國人有關」，但是鄰國應該「關注他們的穩定」。顯而易見，密特朗的東柏林之行的目的在於穩住東德政權，延緩統一進程。

這一招在當時多少有些驚世駭俗，這是法國公開表示出的最強烈的反對兩德統一的舉動，西德輿論指責法國在背後向西德捅了一刀。但密特朗東德之行的象徵意義還是大於實質性意義，畢竟在二戰後法國作為二等國家，已經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都無法左右德國的統一進程了，而且東德存亡的關鍵不在法國的掌握中。

蘇聯衰敗，有心無力

面對德國的統一進程，為了照顧法德特殊關係，密特朗表面上慷慨大方，實際上力圖延緩這一進程。法國企圖藉助各種國際力量對西德進行牽制，密特朗首先迅速想到了借蘇制德的老路。密特朗狐假虎威，借蘇聯威脅德國人說，「就我個人而論，我從思想上、政治上一點兒也不反對德國統一」，但是，「俄國人在戰略上、歷史上和地緣政治上的利益是實實在在的。

這些利益使得他們眼前不可能考慮德國統一問題」。他暗示，如果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這個問題上讓步，他就可能被軍事政變所推翻，蘇聯的將軍們會來東柏林恢復秩序。他在同美國《華爾街日報》的談話中透露，戈爾巴喬夫曾對他說過，「宣布德國重新統一之日，就是一紙簡短公報宣布某一位元帥對我取而代之的時候。」一語成讖，這在1991年8月19日的政變中得到了驗證。

1989年11月28日．德國總理科爾總理事先不與盟國磋商突然提出實現德國統一的「十點計劃」。這一舉動使密特朗極為惱怒。密特朗於l 2月6日匆匆飛往基輔，與戈爾巴喬夫進行工作會晤，協調兩國對德國統一的立場。

戈爾巴喬夫強調，當前歐洲的現實已為赫爾辛基歐安會協議所確認。兩個德國都是主權國家，都是聯合國會員國。東歐發生的變化並未改變這一現實。密特朗也表示，「兩個德意志主權國家」應當原封不動地存在下去。雙方一致認為，現在談論德國統一向「為時過早」。

戈爾巴喬夫對密特朗表示，「德國問題應該在統一歐洲進程的框架內加以考慮，並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解決辦法。這樣會保障歐洲免遭一切大動亂，避免發生動蕩。只有這樣，德國問題的本身才可以找到一種更為正確的解決途徑。

人為的加速統一進程應該被排除在外。」戈爾巴喬夫力促法國對德國的統一採取強烈的反對立場，而這種反對立場正是密特朗所期望於蘇聯的。兩個人各懷鬼胎，都不想得罪西德，都想把對方推到反對德國統一的最前線去，為本國爭取外交迴旋的空間。密特朗後來抱怨道，戈爾巴喬夫當面勸說他頂住西德和美國的壓力，一轉眼，為了幾個馬克和美元就把法國給拋棄了。

戈爾巴喬夫此人在世界外交史上也屬於絕對的另類，他曾經宣稱，他的政治哲學是，「必須把整個社會、各個社會階層的利益，而不是某一個階級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要承認世界範圍的全人類利益高於個別一些國家的利益」。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戈爾巴喬夫把德國的統一問題看作是一個政治哲學問題而不是一個事關蘇聯地緣政治利益的國家戰略問題。他還提出，「一個國家的安全不能建築在其它國家的不安全上，要繼續和平變革的路線，讓每個國家自己決定它們的方向」。正如均勢外交大師梅特涅所言，「保衛人類和平這一類的高調從來沒有產生過什麼實際行動。」

戈爾巴喬夫果然就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和「保衛人類和平」這種高調而沒有在兩德統一的進程中有過什麼主動性和實質性的行動，完全是被科爾和布希牽著鼻子走。最終戈爾巴喬夫不僅坐視德國統一，東歐勢力範圍崩潰，而且連他本身的權力根基也被一場政變（這場政變或多或少與德國統一有關）摧毀，隨後導致了二十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地震——蘇聯的解體。

美國慫恿，借刀殺人

雖然法國作為德國的近鄰，在德國統一的問題上首當其衝，並且上竄下跳。不過，真正能操控局勢的一般就是那種不出場的幕後策劃者。時任美國總統的老布希，是中央情報局局長出身，手段老辣，計策陰狠。他和他的外交團隊把獲得冷戰的勝利看得比什麼都重要，始終把德國統一問題放在蘇東和平演變的天平上來衡量輕重得失。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後德國統一進程加快，當時美國決策層仍擔心戈爾巴喬夫會阻撓德國統一。他們認為西德「合併東德會加劇蘇聯的政治問題，並誘發蘇聯國內保守主義的反攻和危及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美國決策層判斷，到目前為止戈爾巴喬夫已經認可了東歐的變革，並壓制了黨內和軍隊中對東歐變革的抵觸情緒。

他們估計，戈爾巴喬夫最直接的反應會是竭盡全力地反對德國重新統一，以此來保衛蘇聯在東歐所剩無幾的安全堡壘。因此，他們不願意在德國的統一問題操之過急而誘發戈爾巴喬夫轉向強硬和保守路線。

自從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新思維改革」以來，美國朝野對戈爾巴喬夫竭盡溢美之詞。這是因為美國通過作為蘇聯東歐最高主宰者的戈爾巴喬夫，兵不血刃地在蘇聯國內和東歐各國推行「和平演變」，起到了當年杜勒斯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因此，美國總統布希在科爾總理提出「十點計劃」的時候態度是保留的。在美蘇馬爾他會晤的時候，布希安撫戈爾巴喬夫，「不能期待美國拒絕德國統一。但是華盛頓也不會因為柏林牆倒塌而遊行慶祝，以表明他們是多麼的高興」。

當然，老布希也做了兩手準備，放手讓美國駐德國大使沃爾特斯出來制定了一個德國統一日程表（5年），為德國統一進程打氣撐腰。雙管齊下，並行不悖，以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假三權分立或部門獨立的名義推行左右互搏政策，這一貫是布希家族乃至美國的外交作風。

在看清楚戈爾巴喬夫沽名釣譽，色厲內荏的本質後，老布希幡然轉向地加速德國的統一。當時美蘇英法四國協商解決德國統一的「外部問題」的時候，頗費周折。法國傾向於將兩德排除在外，由四大國先行磋商，即「4十0」方案。

一方面彰顯四大戰勝國對德國的特殊權利和責任，另一方面也是希望盡量控制兩個德國的統—進程。英國和蘇聯立場與法國相似，本可以形成統一戰線對德國統一進程進行拖延。而正是美國獨持己見，一錘定音，堅持從一開始就吸收兩德參加，即「4十2」方案，為兩德加速統一大開綠燈。

老布希認為德國的統一將加速冷戰的結束和蘇聯的勢力範圍崩潰，而且在地緣政治上，一個統一的德國將對蘇聯起到強有力的遏製作用。對於美國來說，要接受一個統一強大的德國在歐洲的中部，疏遠英法，利用德國以制約蘇聯（俄國），這已經基本部分偏離了美國的外交傳統。

比密特朗更加敏銳的撒切爾夫人敏感的意識到，美國支持德國的統一有更為深沉的心機，那就是美國打算以美德特殊關係來代替美英特殊關係。事實上，在德國統一後，整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外交界都在兜售「紐約—東京—柏林軸心」統治世界的設想，並且積極推行。

英法聯手，先天不足

撒切爾夫人屬於那種在外交上極為精明強硬的領導人，1989年11月9日，豎立在兩德之間的柏林牆被推倒後不久，科爾與撒切爾夫人曾在巴黎會面，科爾告訴她，「誰也無法阻止人們決定自己的命運，你也沒有這種能力。」當時，撒切爾夫人情緒失控，她反駁科爾，「這只是你的看法！」因此，密特朗最初也想到了與英國領導人聯手反對德國統一。

密特朗依據法、蘇、英聯手對付德國的傳統思路，利用 12月8日歐共體首腦會議的機會，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在會外單獨會談，希望取得共識。密特朗向撒切爾夫人通報了基輔會談的情況，強調戈爾巴喬夫的態度比預料的更為強硬。

撒切爾夫人附和道，「科爾根本不懂得歐洲對德國統一有多麼敏感……德國越來越想統治歐洲，我們得經常會晤來抵消德國的力量。」密特朗表示，德國統一進程的加速確實是非常危險的。密特朗強調，「法國和英國應當建立類似 1914年和1938年的特殊關係。」撒切爾夫人頗有同感，「如果讓德國人控制局勢，那麼，他們就將統治東歐。其他國家應當聯合起來避免這種事態的發生。」

雖然密特朗在對付科爾加速德國統一方面又找到了一個知音，但是在當時，歐洲建設和法德和解已經有三十多年的歷史，而英法兩國在歷史上的聯盟還從未有過這麼長的時間。而且英法兩國在戰後關於歐洲建設的問題上矛盾重重，英法聯手反對德國將使得歐洲建設的前景更加撲朔迷離，這對於法國來說今後的外交戰略將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因此，當撒切爾夫人請密特朗共同商討法英聯合對付德國的條件時，密特朗表示，他不願意以碩果累累的歐洲建設換取空洞無物的英法聯盟。他認為，歐共體的進一步一體化是制約德國的更為有效的辦法。沉醉於權力政治與均勢外交傳統的撒切爾夫人對此極為失望。

反對不成，順水推舟

密特朗看到美國實質上大力支持德國的統一，而蘇聯領袖戈爾巴喬夫有意作壁上觀，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雖然在反對德國統一的問題上與法國有最大的相同立場，但是英法兩國長期以來在歐洲建設和大西洋兩岸關係的問題上矛盾不斷，難以精誠合作，何況集英法兩國之力也難以阻撓德國的統一。同時，密特朗也深知法德結盟的重要，這既是歐洲安全的基礎，也是制衡美國霸權的關鍵。與其螳臂當車，不如順水推舟，因勢利導，促進歐洲的統一，將德國的統一消融在歐洲的統一之中。密特朗苦思冥想後向科爾提出了同意德國統一的先決條件「以馬克換東德」——德國同意放棄馬克、實行歐洲單一貨幣，從而把德國經濟完全融入歐洲經濟。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法國的有識政治家就在思考如何使法德兩國永久不再發生戰爭。法國推動歐共體一體化發展的背後，一向隱藏著以聯合為名、行限制德國之實的深層戰略考慮。這也成為密特朗應對德國統一和歐洲戰略的基礎。在其他的手段都行不通的時候，密特朗力圖趁德國變得不可駕馭之前，以歐共體的經濟、政治一體化和共同防務的綜合機制牢牢拴住德國，從而使統一後的德國成為「歐洲的德國」，而不致使歐洲成為「德國的歐洲」。當時的東歐劇變已經有了初步結果，波蘭和其他東歐國家將倒向西方，密特朗也希望利用波蘭和德國之間的邊界問題來進一步限制德國。

於是密特朗在國際上大造聲勢，對科爾施壓。早在1989年12月10日法蘇首腦基輔會晤中，密特朗就表示支持戈爾巴喬夫提出的召開歐安會35國會議，以確保歐洲戰後邊界的不可侵犯性的建議。1990年 3 月5 日，密特朗同訪法的捷克斯洛伐克聯邦議會主席杜布切克取得共識，主張儘快簽訂一項國際協議，以確認奧得—尼斯河邊界線的「不可變更性。」3月9日，正當波蘭和西德圍繞邊界問題激烈爭吵之際，法國邀請波蘭總統和總理訪問巴黎，明確支持波蘭關於德國應無保留地確認現存德波邊界的立場。一時間，西德輿論抱怨，法國的所作所為彷彿是20年代針對德國的法波同盟和小協約國又復活了。

綜合權衡利弊，德國為了爭取法國的支持和維持法德特殊關係，減少周邊國家的阻力和猜忌，最終全部答應了法國的要求，這也算是法國外交一個充滿喜劇色彩的勝利。總的說來，法國在德國統一中失去了不少，所得也不少。失去的是那些非本國國力所能單獨保有的特殊地位，得到的卻是實實在在的歐洲統一和歐洲建設成果，權衡得失，德國統一與歐洲統一的捆綁戰略對法國還是利大於弊。

法國的「大西洋——歐洲派」政治家所開創的歐洲一體化建設和戴高樂將軍倡導的法德和解則使得法德兩國終於擺脫了幾百年以來的地緣政治矛盾。法國雖然在二戰後再也不是歐洲大陸頭號強國，但是法國通過法德和解、法德特殊關係、歐洲一體化的建設和大西洋—歐洲聯盟框架有效地保證了自身的安全和發展。法國在西歐聯合的進程中，德國統一的進程中，在歐盟一體化建設的進程中都能擁有分量不輕的發言權。而且對於法國來說，在一個開放與平衡的政體中，允許決策者犯一些錯誤，而不至於將這些錯誤累積起來，產生傾覆性的後果。建立在歐洲一體化與法德和解基礎上的新的聯盟體系和外交觀念淡化了歐洲傳統外交那種赤裸裸的權力政治風格，使得法德兩國都可以通過以合作求安全，以合作促發展，而不必通過訴諸最極端的手段——戰爭來謀求國家利益，這是法德兩國在二戰後的最大收穫。

兩德統一的外交史: 史料、論爭與前景

內容提要兩德統一被譽為20世紀國際史上最為重大的事件之一。它的出人意料、多面複雜以及急速推進吸引了大批學者的密切關注。從兩德實現統一到其後的第一個十年，學者、新聞記者、參與統一的政治家紛紛撰寫了各自版本的「歷史的初稿」，勾勒出了兩德統一外交的粗略輪廓。隨著各國外交檔案的陸續解密，學者們由此而形成的「第二稿的歷史」對統一進程展開了深入、細化的研究，並圍繞是何因素推動了德國統一、英法在兩德統一中的作用、德美在統一中誰更重要以及什麼樣的德國對外政策促成了統一等問題展開了學術論爭。未來的研究需以多邊檔案為依託，在釐清存疑史實的基礎上利用多視角的分析框架重構歷史本身，並藉由「歷史眼光」對其準確定位。

關鍵詞兩德統一聯邦德國民主德國外交史史料論爭

從1989年到1990年，位於歐洲心臟地帶的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在經歷四十多年的分裂之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重新統一。作為「德國問題」、東歐劇變以及冷戰終結的最後一環，兩德統一已然超越了單個國別史的範疇，並升格為當代世界變遷的標誌性事件之一。在過去的26年中，歷史學家試圖從各個角度還原兩德統一的本來面貌，並探究其對蘇聯解體、冷戰終結的根本影響。國際關係理論家紛紛把「節點上」的德國統一作為其檢驗各自理論學派的實驗廠，還處於分裂的國家則希望從兩德統一中收穫為其所用的統一模式或統一路徑。由此，諸多論著與觀點在全世界範圍內形成了激烈的論爭。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戰後德國的分裂與統一不單是兩個德國自身的問題，它也涉及了英、美、法、蘇四大戰勝國的權利與利益。因而，德國統一的進程不僅包括東、西德雙方協商並實現合併的內部過程，而且還包含處理協調與四大國相關的外部問題。本文所關注的焦點正是兩德統一的外部方面，通過對二十多年來國內外有關德國統一外交層面的史料、研究狀況以及論爭加以介紹和評述，以此拓展我國對德國統一問題研究的廣度與深度。

一、第一個十年：歷史的初稿

從1990年兩德實現統一到2000年的第一個十年，新聞記者、學者紛紛撰寫了各自版本的有關德國統一的著作。這些論著基本上沿著兩條線展開：一是主要關注德國統一的內部方面，它們往往以德國自身為視角探尋統一的內部動力或進程；二是聚焦德國統一的外部方面，即以國際史的視角考察東、西德如何在處理與四大國外部關係的基礎上實現統一。就後者而言，卡爾·凱澤1990年在《外交事務》上發表的《德國的統一》揭開了學界對德國統一外交層面研究的序幕。1992年，斯蒂芬·F.薩博首次把德國統一的外交置於歷史分析框架之下，其《德國統一的外交》不僅強調美國和蘇聯的外交努力，還將德國統一的成功歸結為「以個人和新外交模式為主要內容的新治國藝術（Statecraft）」所致。次年，新聞記者伊麗莎白·龐德在廣泛採訪德、美相關涉事者後撰寫專著《跨越柏林牆：德國統一之路》。與薩博相比，她更為強調美國因素以及東德的「民間力量」（civil courage）。美國新聞記者多從美—蘇關係和冷戰終結的視角窺探里根、布希與戈爾巴喬夫的頂層交往。鄧·奧博多弗利用政府公開信息、新聞報道以及對高層領導人的採訪敘述了1983年以來的美蘇對話；邁克爾·比奇羅斯等則側重美蘇最高領導人之間的會晤細節。除此之外，官方和學界還將一些重要的歷史文獻、新聞發言、口述史、文章及時評等彙編成冊。

參與德國統一進程的關鍵人物回憶錄是「歷史的初稿」的重要組成部分。從德國統一到2000年左右，英、美、法、蘇四大國和德國的政治家爭先恐後地把這段特別的親身經歷披露給世人。據筆者的不完全統計，這些回憶錄多達四五十部。德國方面，德國總理科爾的外交助手豪斯特·特爾切克的《329天：達成協定的內部視角》受到了研究兩德統一的學者最為密切的關注。他對西德政府統一政策的細節性描述成為諸多學者眼中的圭臬，對「十點計劃」起源的記載到今天為止仍是重要的史料依據。外交部部長漢斯-迪特里希·根舍的《回憶錄》、部長辦公室主任弗蘭克·埃爾伯等的回憶錄以德國外交部的視角刻畫了德國統一，尤其是「2+4」談判的進程。科爾在統一6年後也出版回憶錄《我要的是德國統一》，書中不僅包括大量的他與國際領導人的對話，同時也表達了作為總理的他在制定政策時的動機與想法。然而，科爾主觀地忽略了一些重要問題，如德國國內在北約身份、奧得尼斯邊界、統一內外進程分裂等問題上的分歧等。

美國方面，布希與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的聯合回憶錄《重組的世界》專章講述了德國統一問題。其詳細介紹了斯考克羅夫特對統一猶豫的一面以及布希自身對統一堅定支持的一面。國務卿詹姆斯·A.貝克的《外交的政治：革命、戰爭與和平，1989—1992》回溯了美國國務院在統一進程中的政策制定過程。國務院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其他高官也都在一定程度上「有話要說」。美國方面的回憶錄多將德國統一事件置於美蘇關係、美歐關係甚至冷戰終結這些大的政治框架之下，實際上把美國對德國統一的政策看成這些更大政治框架下的結果，因而美國在統一中的作用也就得到了無限放大。

蘇聯方面，戈爾巴喬夫在其《回憶錄》中對美、蘇華盛頓峰會做出了有別於美國方面的刻畫。戈爾巴喬夫強調自己主動給德國的北約身份放行，布希與斯考克羅夫特卻認為是美國的主動倡議迫使戈爾巴喬夫接受了德國的北約身份。戈爾巴喬夫其後專門針對德國問題撰寫了《我與東西德統一》，該書對東西德的分裂與統一做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書中包括了他在1990年2月與根舍的會晤、5月與法國總統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莫斯科會晤以及7月與科爾的高加索會晤等重要外交行動。戈爾巴喬夫的《回憶錄》給筆者最大的印象是：他站在「信任、觀念、自由」等這樣一些非物質維度來制定蘇聯的對德政策，這實際上是他在為他和外交部部長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等蘇聯自由改革派進行辯護。謝瓦爾德納澤回憶錄的書名《未來屬於自由》也很好地反映了這一點。與之爭鋒相對的保守派代表法林、利加喬夫等人認為，戈爾巴喬夫對外民主化、對內集權化的做法讓蘇聯這個「戰敗者活該遭殃」。可見，當時蘇聯的國內政治鬥爭是何等激烈，對外政策又是何等混亂。戈爾巴喬夫的外交顧問阿納托利·切爾尼亞耶夫的回憶錄《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詳細地回憶了德國統一到來時戈爾巴喬夫的所想所做，他認為德國的統一首先應歸功於戈爾巴喬夫和布希。

英國方面的回憶錄主要有撒切爾夫人的《唐寧街歲月》。撒切爾夫人在其中直言不諱地反對德國統一。無論她的外交顧問柏西·科利達、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常務次臣帕特里克·懷特如何勸說，撒切爾對英國傳統「歐陸均勢」政策的固守讓她自始至終站在反統一的最前線。撒切爾夫人因何原因、何時承認了統一，在她的幕僚群中有著不同的看法，這需要檔案材料的進一步佐證。

如果說英國的回憶錄僅僅在首相因何原因、何時被迫承認了德國統一上存有疑問，那麼法國方面回憶錄的分歧則圍繞著一個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密特朗的法國對兩德統一的態度究竟為何？雖然密特朗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發表過反對德國統一的言論，可新聞媒體、學者紛紛對密特朗及法國外交口誅筆伐。密特朗的特別顧問雅克·阿塔利的回憶錄《工作日誌》加深了人們對「密特朗從根本上反對或試圖延緩德國統一」的印象。為了應對雅克·阿塔利「不合事實」的指控，密特朗在1996年撰寫了《論德國和法國》作為回應。同年，愛麗舍宮發言人、密特朗的戰略顧問于貝爾·韋德里納的回憶錄《弗朗索瓦·密特朗的世界：1981—1995愛麗舍宮歲月》也「有力地」糾正了法國外交長期的負面形象。可見，給法國在德國統一中的作用和地位定性，是研究兩德統一外交史最重要的任務之一。

總體而言，無論這些回憶錄的作者多麼誠實並值得信任，但他們參與統一進程的單一視角或片面性使其註定難以反映事件本身的整體面貌，更何況一些關鍵人物在撰寫回憶錄時尚且在領導層任職，他們難免摻雜著政治意圖與主觀偏見。冷戰後的十年，回憶錄、新聞採訪與報道、政府的公開信息以及基於此而形成的論著雖大體上拼湊出了關於德國統一外交的粗略輪廓，但這距離歷史研究所提倡的「檔案創造歷史，檔案見證歷史」之要旨依然遙遠。

二、外交檔案下的外交史

對歷史學家而言，德國統一與蘇聯解體最大的「益處」便是可以不受檔案限制而提前參閱相關文獻。兩德統一研究中的這些「第二稿的歷史」正是從利用東德和蘇聯解密檔案起步的。其後，出於各種政治目的和動機，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德國總理府、法國總統府、戈爾巴喬夫基金會、英國外交部、德國外交部等紛紛以各種途徑將與之密切相關的外交檔案公之於眾，這些系統解密的政府檔案連同學術界對與「冷戰終結」相關文獻的整理與公布共同構築了研究德國統一外交的巨大史料庫。

完成統一後的聯邦德國驚人地打破了30年解密外交檔案的期限，對原來東德政府的大量檔案予以開放，這些東德檔案基本上都已被學者彙編成冊。丹尼爾·屈恩邁斯特所編《昂納克與戈爾巴喬夫：私人對話》收錄了1985年以來昂納克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的主要對話；格哈德-魯迪格·施戴普漢等編《永遠前進，絕不後退！1988—1989統一社會黨與民主德國衰變的內部文件》側重東德國內應對東德危機的相關會議文件；德特萊夫·納卡特等編《德國統一倒計時：1987—1990年兩德關係歷史記錄》集結了1987年以來東西德之間、東德與蘇聯之間的來往信件與對話備忘錄；他主編的另一本檔案集《克里姆林宮內燈光依舊：1989—1991年統一社會黨與蘇聯共產黨的頂層接觸》補充收錄了1989年到1991年東德與蘇聯高層間接觸的四十多份文檔。

利用這些東德檔案展開研究的主要有查爾斯·S.邁耶的《消亡：共產主義危機與東德終結》、拉斐爾·比爾曼的《克里姆林宮與總理府之間：莫斯科如何應對德國統一》以及安格拉·E.斯坦特的《俄國與德國的重生：統一、蘇聯解體與新歐洲》。邁耶著重分析了東德共產黨體制在經濟和政治上的消亡歷程，他把德國統一沒有走上歧路歸功於「科爾目標明確、布希的支持以及戈爾巴喬夫在經濟上的顧慮」。比爾曼和斯坦特在東德檔案以及採訪蘇、德相關政治人物的基礎上闡述了蘇聯對德國統一的政策，只是前者認為莫斯科由於國內、國外等一系列客觀原因放行統一，後者認為蘇聯同意統一隻是一個「沒有任何清晰的決策標誌的偶然性結果」。

1995年，兩德統一期間就職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菲利普·澤立科和康多莉扎·賴斯撰寫了《德國統一與歐洲重組：治國藝術研究》作為美國的「內部歷史研究」，該書可謂兩德統一以來最為權威的學術著作。這不僅是因為它第一次如此細緻地敘述了德國統一的外交進程，而且還因作者被授權「不受限制」地查閱那些未被解密的國務院、白宮，甚至是情報部門的檔案。雖然作者自己承認該書是純粹的外交史著作，它不涉及帶有「感情色彩」的觀點和分析，但因局限地站在美國（特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單一視角，其在過度強調美國作用的同時自然也就把蘇聯、英國、法國（甚至德國）的地位邊緣化了。

最先打破美國「學術壟斷」並試圖證明自身地位的是德國。1998年，德國總理科爾也許是出於「提醒人們他在兩德統一當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而贏得總理大選的考慮，提前解密了德國總理府的四百多份核心外交檔案。漢斯·屈斯特斯等將其彙編為《德國政策文件集：1989—1990年總理府德國統一文件特輯》。該文件特輯詳細地收集了西德與四大國及東德間的高層對話與往來信函，同時還包括西德政府內部對形勢的判斷以及對策性戰略報告。鑒於聯邦德國在兩德統一進程中的核心外交地位，這是研究德國統一問題不可或缺的材料。德國政治學家維爾訥·魏登菲爾德在總理府檔案的基礎上，又在科爾的特別授權下查閱了那些未被彙編的原始檔案，形成了自兩德統一以來西德方面最賦有「官方色彩」的專著《德國統一的外交政策：1989—1990年決定性歲月》。書中首次對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描述並加以分析：如法、德在德國統一中的分歧與協作、奧得尼斯邊界問題上的「拉鋸戰」、「十點計劃」的緣起及作用、西德對蘇經濟援助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戈爾巴喬夫的決定等，作者把德國統一得以實現歸結為「有利的框架條件、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機智以及幸運的偶然」。

21世紀相繼出版的兩本基於法國外交檔案的專著都嘗試為法國的作用和地位進一步證明。德國政治學家梯羅·夏伯特在密特朗的授權下查閱了愛麗舍宮總統檔案並著《世界歷史如何被塑造：法國與德國統一》。夏伯特把捍衛法國正面形象的時段延伸至1981年密特朗剛上任時，這顯得有些矯枉過正。相比而言，法國歷史學家弗里德里克·波佐的《密特朗、冷戰的終結與德國統一》更為客觀地指出了法國在兩德統一進程中的首要目標便是通過歐洲一體化實現歐洲聯合。波佐認為，法國並沒有把阻止或延緩德國統一作為其目標。他開創性地論述了統一進程中法、德就歐洲一體化問題進行的互動以及在法國主導下奧得尼斯邊界問題的解決。

2006年，戈爾巴喬夫也決定公開他直接參与的重要外交活動的檔案。戈爾巴喬夫檔案在戈爾巴喬夫基金會的組織下由亞歷山大·加爾金和切爾尼亞耶夫彙編成冊，即《戈爾巴喬夫與德國問題：蘇聯文檔1986—1991》。同年，戈爾巴喬夫基金會還將切爾尼亞耶夫等人所參與的蘇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會議手稿記錄彙編成冊。德國歷史學家亞歷山大·馮·普拉托的《德國統一——世界政治的權力遊戲：布希、科爾、戈爾巴喬夫與莫斯科的機密紀要》首次使用了這些蘇聯檔案，他在結合東、西德檔案的基礎上具體闡釋了「美國的主導、歐洲的反對以及蘇聯的遲緩回應」。威廉·濤伯曼和斯韋特蘭娜·薩夫蘭斯卡婭在利用這些蘇聯檔案的基礎上側重以蘇聯的國內政治來解釋其對外政策，他們認為莫斯科之所以默認德國統一以及加入北約，主要在於戈爾巴喬夫及其克里姆林宮的同僚受困於蘇聯國內政治的困境，且被一系列錯誤的外交重心（經濟改革、波羅的海危機）所誤導。

由於撒切爾夫人對德國統一表示出直接而又公開地反對，英國在德國統一進程中的作用長期以來遭到了甚至比法國更大的忽視與誤解。為了扭轉這種不符合事實的局面，英國外交部於2009年決定對涉及統一的外交部檔案解密。帕特里克·薩爾蒙等歷史學家在吸收了內閣辦公室檔案、首相辦公室檔案的基礎上編撰了《英國海外政策文件集：德國統一卷》，兩百多份檔案詳細地記錄了首相、外交部、駐外大使等對兩德統一的態度及相互作用。王帥等人在利用該文件集的基礎上分析了作為整體的英國以及英國首相個人的政策目標及政策過程，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英國「反對論」或「跟從論」的傳統觀點。

早在1998年科爾解密總理府檔案時，就有學者質疑「如果德國外交部尤其是根舍在重大決策中的作用是如此之小，那麼也就沒有理由仍然對外交部檔案保密」。可見，以科爾為代表的總理府與以根舍為代表的外交部在統一進程中存在著政策取向上的較大分歧。分別利用白宮檔案和總理府檔案的澤立科與魏登菲爾德雖提及了分歧，但無一例外地強調科爾的核心作用與主導地位。新解密的德國外交部檔案《德國統一的外交：外交部蘇德關係文件1989—1990》賦予了學者解讀分歧並評判「功績」的機會。格哈德·利特爾的《根舍、外交部與德國統一》基於此外交部檔案對根舍的地位予以重新詮釋，他認為根舍在蘇-德關係復甦、平復科爾「十點計劃」所帶來的歐洲不安以及靈活地滿足蘇聯在談判中的意圖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正是根舍在談判中一面堅持靈活變通性與妥協性的結合、一面堅持爭取德國獲取主權的底線不可動搖才最終使德國獲得了成功。

除了上述官方系統解密的外交檔案以及建立在檔案基礎上的學術論著之外，國際冷戰史學術界整理與公布的有關「冷戰終結」的文獻、各國學者利用《信息自由法》獲取的外交檔案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充實了該研究的文獻素材。

一部外交檔案的解密史便勾勒出了有關兩德統一的學術史。外交檔案下的外交史比那些「歷史的初稿」更加細緻、系統地刻畫了歷史事實本身，在史實的基礎上評價歷史進程與其中的歷史人物也才具備價值和意義。只不過，歷史學家無論是出於主動還是被動的選擇那些特定的史料作為考察對象，都無法避免由材料和個人因素所帶來的片面與偏見。這體現在德國統一外交史研究領域便是：用哪個國家、哪個組織的檔案編纂歷史，就為哪個國家、哪個組織作辯護。此種「片面」的研究方法自然加劇了相關學術問題的爭論。

三、爭論的主要議題

對兩德統一的研究無外乎要抓住兩個關鍵點，一是深入了解德國「為何能夠」以及「如何」統一；二是學者們用什麼樣的材料佐證自己的觀點。前一部分介紹了諸多學者用了哪些材料佐證自己的哪些觀點，本部分將系統闡釋各家在「為何」以及「如何」問題上的觀點分歧及其論爭要義。

第一，對德國統一「為何能夠」發生並實現存在著不同的詮釋。與1989年東歐劇變不同，東德危機及其後的兩德統一除了因德國國內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內在要素外，很大程度上還得益於「享有德國問題最終決定權」的四大國的政策選擇與相互作用、國際政治環境等外部要素。學術界對這些外因莫衷一是且各有側重，歸結起來主要有三類。一是強調「兩極」中美國一極的「領導」性作用。如澤立科等認為，「是美國提供了領導地位並推動了德國統一進程」；邁克爾·考克斯等強調布希總統個人在統一中不可或缺的關鍵性作用；龐德、普拉托強調由於美、德在外交方面的緊密協作促成了統一。二是強調蘇聯一極才是統一實現的主要外因，探究德國統一的外因便是探究蘇聯為何允許德國統一。大衛·舒馬克認為，蘇、德雙邊關係從破冰到建立互信的積累過程是蘇聯最終同意統一併接受其北約身份的必要因素；阿多梅耶特認為，「戈爾巴喬夫放棄使用武力干涉和政治壓迫等此類能夠影響事件進程的手段，以及蘇聯無力通過經濟援助來穩固搖搖欲墜的東德，迫使蘇聯無可選擇並最終承認既成事實」；比爾曼認為，莫斯科因「改革帶來的新思維、東西方緩和的國際環境、東德革命的既成事實、西方盟國的團結穩固、社會主義盟國的背棄、緩解國內危機、為新蘇-德夥伴關係奠定基石」而放行統一。三是強調德國自身積極的「治國藝術」以及對蘇經濟援助的作用。凱薩認為，四大國之所以願意放棄對德國主權的管控，主要是德國的治國藝術所帶來的機遇所致（ein Glücksfall von Staatskunst）；蘭代爾·紐漢姆認為，「莫斯科對統一決策的關鍵點都是由德國經濟援助塑造的」；托馬斯·弗斯伯格同樣認為，德國在經濟上的治國藝術促成了戈爾巴喬夫最終同意德國的北約身份。

總體來看，現有的外交史研究幾乎壓倒性地關注美、蘇、德在統一中的「決定性」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忽略英、法這兩個西方盟國的作用，這便引出了第二個論爭的要點。

第二，對英、法作用的不同評判。英、法在德國統一中的作用與地位遭到了大批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的批評與詬病，更不必說探尋它們為德國統一貢獻了什麼樣的積極作用。學者們紛紛給它們貼上了負面標籤，如薩博的「攪局者」、澤立科的「被動反應與跟從者」、龐德和普拉托的「反對者」等。在法、英政府開放檔案的推動下，一些學者對二者的形象和作用進行了重新塑造。就英國而言，薩爾蒙提出「儘管撒切爾予以干涉（統一），可英國外交無疑幫助英國的夥伴全身心聚焦如此重大問題，英國也帶給了『2+4』談判法律上的經驗、專業性以及精確度」。王帥認為，英國對德國統一的政策事實上並不是一味反對而是分階段展開。它先後經歷了「違背長期承諾而陷入雙重困頓、對統一的被迫再承認、立足對外政策原則與戰略的政策調整、積极參与並有序推動統一進程四個階段」。且英國外交部與撒切爾夫人之間對統一問題有著原則性的分歧，撒切爾夫人個人的觀點不能代表整個英國。

法國的問題相對來說更為複雜。阿多梅耶特、澤立科、屈斯特斯、魏登菲爾德等都認為，法國「如果不是反對，至少也是想延緩統一」。這種觀點主要起源於兩個重要材料：一是密特朗與戈爾巴喬夫1989年12月6日會晤時，曾主動邀請戈爾巴喬夫與他一起前往東德訪問，這被看作柏林牆倒塌後法國仍支持東德作為獨立國家存在的信號。二是密特朗的私人助手阿塔利在當天也與戈爾巴喬夫的助手瓦季姆·扎格拉金進行了會面。根據扎格拉金所說，阿塔利聲稱「即便是認識到統一已不可避免，法國在任何情況下也都不想要德國重新統一」。波佐一方面對阿塔利所說的真實性與權威性提出質疑，另一方面指出「密特朗與戈爾巴喬夫的對話並沒產生任何實際或政治結果，也沒有形成具體的反統一政策」。而且，「早在1988年昂納克便邀請密特朗訪問東德……訪問東德僅僅是對東德加速危機的一個回應」。他進一步指出，密特朗的法國在這一時期首要的戰略目標是繼承自戴高樂以來的歐洲聯合之設計，一旦德國滿足了法國關注的「歐洲經濟聯盟」與「政治聯盟」，法國也就沒有必要阻撓「能夠將東部國家錨入歐洲聯邦工程」的德國統一。

第三，對德、美重要性的不同側重。現有的研究不僅在英、法的作用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而且對德、美誰才是統一中最重要的力量也各有所表。德、美誰更重要實際上與「戈爾巴喬夫到底是因美國、還是德國才放行統一併同意德國加入北約」是同一問題的兩個方面。美國學者更為強調1990年5月30日美-蘇華盛頓峰會以及7月5日倫敦北約峰會在說服蘇聯過程中的作用。澤立科主要描述了作為德國統一「拐點」（Turning Point）的華盛頓峰會以及倫敦北約峰會的過程。他把華盛頓峰會戲劇性地描述為布希所提出的赫爾辛基「民族自決」原則將戈爾巴喬夫逼上了邏輯的死角。而且正是由於美國對倫敦北約峰會的精心準備以及力排眾議地領導，滿足了蘇聯的戰略訴求，自由派的戈爾巴喬夫利用西方的這一積極信號在蘇共二十八大上戰勝了國內保守派並由此給德國統一畫上了句號。歐洲學者則更側重德國對蘇經濟援助、6月7日北約坦布雷部長級會議、7月16日科爾與戈爾巴喬夫在莫斯科和高加索會晤等歐洲力量的作用。魏登菲爾德認為，德國的經濟援助對於面臨國內經濟危機的蘇聯來說尤為重要；埃爾伯等認為，「是德國在坦布雷會議上倡議的『坦布雷信號』（Message of Turnberry）向蘇聯預示了倫敦峰會的結果，並使蘇聯得以在蘇共二十八大召開前調整相關政策，倫敦峰會的結果對二十八大而言太遲了」；波佐認為，倫敦峰會後「西方國家仍然對莫斯科的態度不確定，科爾與根舍15—16日的訪蘇之行才給統一帶來了確鑿無疑的突破」。

第四，圍繞著「聯邦德國什麼樣的對外政策促成了統一」的爭論。學術界目前爭論的焦點在於，究竟是「西方政策」（Westpolitik）還是「東方政策」（Ostpolitik）促成了德國統一。「西方政策」強調「以實力求和平」，其優先方向在於確保西德的安全免受蘇聯的威脅並致力於將西德牢牢依附於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期望藉助盟國的力量幫助實現德國統一；「東方政策」強調「以接近求轉變」，其優先方向是將德國問題置於東、西方分裂的大背景下，認為只有克服東西方之間的對抗及歐洲的分裂，德國的分裂才可能得以解決。

從「東方政策」孕育、提出起，基民盟支持的「西方政策」與社民黨支持的「東方政策」間的爭論就從沒停止過，這兩種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德國統一進程中亦有其具體表現——以科爾為代表的總理府與以根舍為代表的外交部之間的政策分歧。科爾認為，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是阿登納的追隨者，他深信「西方要對德國的統一負責，並無其他的選擇。聯邦德國反對黨（社民黨）中的許多人……幻想通過對東部好一點來早日達成德國統一，這一期待的姿態是與當時的世界政治格局格格不入的」。根舍則主張以《赫爾辛基最終法案》的精神（「東方政策」的產物）來解決民族問題。他認為，應創設一種包括東西方兩大聯盟在內的「泛歐安全結構」，只有在彌合東西方裂痕的基礎上統一才能實現。認知上的差異使科爾注重與西方盟國協調並以德、美關係為重心，根舍處處考慮蘇聯的安全關切並不遺餘力地給予滿足。澤立科等認為，正是科爾在關鍵時刻打破「東方政策」的舊有共識動搖了東德合法存在的根基，在傾力滿足西方要求其對聯盟身份、邊界、歐洲聯合承諾的前提下借西方力量迫使蘇聯最終放行統一。他在全書短暫的結語中褒揚了科爾「感知力」「可靠的直覺」和「機遇把握力」，而對根舍隻字未提。與之相對，利特爾認為，統一目標的實現依賴於整個歐洲環境的前期變化、波-德邊界沒有被觸碰、對北約東擴的限制、試圖藉由親密的蘇-德雙邊關係建立起泛歐和平秩序以及北約改革等原因，以「東方政策」為基本立場的根舍在這當中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他不偏不倚地指出：「在德國統一進程中，科爾與根舍是共同分工但又不是永無雜訊的雙駕馬車（Tandem）。」

四、未來的研究方向

本文介紹的關於德國統一外交史的論著只是過去26年來相關研究的冰山一角，隨著各國外交檔案的不斷開放，學術界對此事件及其相關問題的認識變得逐步細化且多元化，不同視角的解讀也增進了人們對兩德統一本來面貌的了解。不過，統一進程中的諸多歷史細節仍存在大量疑問，更不必說在事實基礎上建立起分析框架進一步評析相關的事件和人物。未來的研究至少應從以下四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在史料上應儘可能地利用多邊檔案作為基礎。德國統一至少涉及美、蘇、英、法、德這五個大國，只有在對這些國家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比照與甄別的基礎上才可能以一種鳥瞰的思維整體、系統地把握統一進程。並且，西方學者對德國統一的外交史研究給人最大的感觸便是，各國的學者在探究其本國的統一政策時往往帶有強烈的主觀偏見，他們易於誇大母國在德國統一中的作用並努力為他們的負面政策辯護。這恰恰陷入了歷史學家所批評的「以一個或另一個國家為視角，忽略了其他人的所做或所想，忘記了外交的真正內涵是不同想法和思路間的互動」，而避免此種偏見或單獨視角的唯一途徑是「利用多邊檔案認真檢視事件的步驟和複雜性」。

其次，需要進一步釐清存疑的歷史問題。外交史研究的首要任務便是根據原始的、彙編成冊的外交檔案儘可能地建立起該歷史事件的史實圖景。雖然德國統一自啟動到完成只經過了短短一年多時間，可其中的外交活動相互交錯且紛繁複雜，一些基本的歷史問題亟待檔案的進一步佐證。如撒切爾夫人在何時、因何原因承認了德國統一；標誌著德國統一併重回國際政治議程的「十點計劃」是誰在什麼樣的考慮下提出以及它帶來了哪些影響；科爾為何在長達一年時間裡都不願公開承認奧得尼斯邊界以及美、法、英在邊界問題上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美國為何同意在柏林的軍事管制大樓召開四大國會議等。

再次，利用多視角的分析框架重構歷史本身。已有的分析視角大多以國別為單位分別探究四大國和德國在統一過程中的政策選擇及其政策得失，又或者以更大的美-蘇關係、冷戰終結的視角探尋德國問題與美-蘇雙邊關係的相互作用。今後的研究不但可以在國別、全球層面的基礎上，關注歐洲政治或歐洲一體化視角下的德國統一是如何推進的，還可以利用兩德統一的史實去拷問諸多國際關係理論：如戈爾巴喬夫到底是出於建構主義的「信任」、自由主義的「絕對利益」還是現實主義的「蘇聯結構性權力的下滑」才將蘇聯以犧牲千萬人民為代價換來的「果實」拱手讓出的，緣何沒有一個國際關係理論大師能夠估計到統一的結果？

最後，藉由「歷史眼光」對其升華、定位。一個特定的歷史事件無論其重要程度如何都不是孤立存在，只有把它嵌入更為廣泛的歷史進程中才能給予其準確的歷史定位並從中汲取有益的歷史經驗。到目前為止，儘管國內外學界將德國重新統一置於歷史進程中加以考察者不乏其例，但在一些歷史性議題上仍難以給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德國統一發生的時間正值東西方近五十年冷戰瀕臨終結之際，統一進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冷戰終結。那麼，造成兩德統一的原因是否也是推動冷戰終結的原因，兩德統一本身在多大程度上造成了冷戰的終結，戰後德國分裂與統一的歷史「究竟是一段歷史插曲還是一個歷史時代」等重要問題需要後續的歷史與理論研究共同予以解答。

本文作者王帥，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載《世界歷史》2016年第4期

不是統一，是社會主義倒了，BRD把DDR吃掉了.

蘇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沒法管東德了，東德解散，內部的五個州採用公投加入了西德，德國便順利統一。

蘇聯到了戈爾巴喬夫時代早已經沒了社會主義洪流稱霸世界的野心，而且事實上這些間接控制的國家對他們也是一個累贅，別的不說單說東德，大家都知道他的工業水平，但是為什麼他的經濟還能持續呢？答案就是蘇聯長期給他輸送最惠國待遇價格的石油，東德只需要一咬牙一垛腳買點煉油設備就能小康了，所以其實不是西德要兼并，是戈爾巴喬夫沒心勁維持這個傀儡國家了。而且兩德統一本身呼聲就很高

因為他們不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