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顛覆三觀的野史？

01-25

下面這個似乎不是完全的野史……

多年前曾經在某網貼中讀到解放戰爭期間國統區一個地主給投共的兒子寫的家書，這封信的內容並不是讓兒子趕快「棄暗投明」到國民黨這邊當「反共義士」，而是一通抱怨（大意）：農村經濟凋敝，收地租收高了農民會逃荒，收低了家裡開銷都管不了。自己有文化想去教書賺錢，然而教舊學（私塾）農村經濟破產沒有人請，教新學（新式學校）國府只顧著打仗根本沒有閑錢開辦教育。

最後，地主居然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沒有活路，就等著你們來解放了！

三觀盡毀。

南朝宋前廢帝劉子業。和自己的姐姐山陰公主劉楚玉亂倫。他專門送給姐姐三十名猛男享用，這些男子被稱為「面首」，這可能是「面首」這個詞最早的來歷。

劉子業閑極無聊的時候，讓人牽來一些馬、羊、狗與宮女交合。許多宮女因為無法承受，導致陰道破裂而亡。這麼做的還有漢靈帝，也曾讓宮女和狗交合。

有些野史書上黑李元吉黑的比較厲害，說他出生的時候因為長得太丑太兇惡，遭到李淵的嫌棄，被拋棄。幸好被乳母養大。據說他性格兇殘成性，喜歡強搶民女，玩膩了之後，就讓那些女孩子赤身裸體一絲不掛的與手下士兵比武，最後全都被砍死了。

一些書上說慈禧和恭親王有一腿，說她小時候和榮祿青梅竹馬……

那個安德海是個假太監，沒有閹割乾淨，據說他和慈禧也有一腿……

慈禧小時候。有一個鄰居家的男子經常欺負她，碰到她就喜歡捏她鼻子。

後來，慈禧掌權之後，給這個人送去一個包裹。那人打開一看，裡面全是小孩玩的布娃娃。那個人就帶著全家跳河自盡了。

慈禧有一次和一個小太監下象棋。那個小太監吃了她一個馬，高興之下興奮的大叫:「老佛爺，我吃了您一個馬！」慈禧嫌他無理，叫人將這個小太監亂棍打死。

未完待續，我再想想。

關於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有一個公認的說法，說賣包子那個人小名叫狗子。因為生意太好，太忙了，顧不上搭理顧客，被人戲稱為「狗不理」。這個是正史說法。

還有一種野史說法。解放前，天津的墳地、亂葬崗附近經常有死掉的野狗。那個年代，狗肉比豬肉便宜。

一些嫉妒他家生意好的人，就說那家賣包子的「掛豬頭賣狗肉」，用墳地里的死狗肉代替豬肉賣給顧客。甚至有人把死狗扔到包子鋪門口陷害他們。

為了證明自己家賣的包子是豬肉餡的，就給自己的包子鋪起名「狗不理」。

未完待續

純民間野史，各位看官當故事看看就好

1.黃帝孌童。。。

2."存天理滅人慾"那位大學士朱熹喜歡自掘墳墓，曾經把自己兒媳婦的肚子搞大。

3.隋煬帝是歷史上相貌最出眾的皇帝。

隋煬帝在揚州時，勵精圖治，安一方黎民。當上皇帝後，開鑿大運河，是中國歷史的創舉。另外，楊廣文學天賦極高，可以搜一下他寫的詩，大氣非常。歷史記載：楊廣「善屬文」。「煬」是李淵給楊廣的謚號，改朝換代後，後朝人給前朝的嗜好，是不可信的。由於李世民老爸是隋朝的舊臣，奪取了人家的王位有點理虧，所以後來掌握了話語權的李世民就在寫隋史的時候給隋煬帝徹底顛覆成了現在的形象。

4.去看西漢史，人家10個皇帝8個是雙。

漢武帝也是男女通吃，至於其男寵，韓嫣韓說倆兄弟和李延年基本上是肯定的了，衛青霍去病只能說可能性很大，但漢武帝的墓旁邊緊挨著就是衛青的墓，連皇后都靠邊站，沒她的份。還有據說那個金日磾的小兒子也很得劉徹的寵，漢朝啊，天子都愛好男色了，就別指望下面能保持正統。漢哀帝和懂賢都是家喻戶曉的……

5.張飛其實是帥哥，書法寫的好，還擅長畫美女圖，其書畫作品均屬上乘，是一位具有文士素養和氣質的武將。他的兩個女兒都當了皇后，史稱大小張後，估計這兩個姑娘基因不錯，如果丑的話劉禪會要麼。

6.東漢三國時代的孔融，是孔子的嫡傳二十世孫。可他居然說過：「親爹有啥可孝敬的，當時他不過是為了解決自己的性慾罷了；親娘也沒啥特別的，不過是個裝東西瓶子，東西出來了，跟那個瓶子還有啥關係？」——你能想到他就是七歲讓梨的那孩子嗎？

7.禪讓。李白都公開支持：堯幽囚，舜野死。（堯被舜關起來到死，舜被禹流放到九嶷山……）。下面有個case：

　　馬王堆三號墓出了一個帛書，上面有漢朝時候黃帝戰蚩尤的記載，翻譯後是這樣的：

　　黃帝把蚩尤抓住了，讓人剝下蚩尤的皮做成靶子，讓大家射；剪下蚩尤的頭髮掛在天上，叫「蚩尤旗」。黃帝又把蚩尤的胃填滿乾草做成一個球讓大家踢，能用腳顛球最久的人得獎賞（黃帝說要有足球，足球就出現了）。黃帝還把蚩尤的骨肉做成肉醬，混合到苦菜醬里，命令所有的人都來分吃。黃帝頒布禁令，說：禁止觸犯我的禁令，禁止不吃我分給你們的人肉醬，禁止擾亂我的民心，禁止不按我的路子辦。如果觸犯禁令，如果偷偷倒掉人肉醬，如果擾亂民心，如果不聽我的話，如果不收規矩時限，如果知錯犯錯，如果越過界限，如果私自改動制度讓自己快活，如果你想怎樣就怎樣，如果我還沒頒布命令而擅自用兵，看看蚩尤的下場：他俯首做奴隸，他得吃自己的糞便，他求生不得不死不能，在地底下給我做墊腳石！以上，記錄下來以示後人。

因為描寫太華麗，這一段文字在歷史上抹掉了，我滿腦子都是恆河的場面，買糕的。

說個不是野史，但是正史不能公開說。

本文摘自《財經文摘》2012年第10期，作者：張傑，：《延安的經濟「奇蹟」》

「延安十年，曾經有過天堂般的歲月。」

這是專註於延安時期歷史研究的學者朱鴻召在新著《延安曾經是天堂》中的評語。

這的確符合我們的一貫認知，因為那是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中共中央於1937年1月進駐延安，1947年3月主動撤離，這支被國民黨窮追猛打幾近潰不成軍的隊伍，在這裡走向強大。延安十年，被中共史書稱為創造奇蹟的十年。

然而，幹革命首先需要面臨的卻是非常現實的吃飯問題。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這樣形容延安的經濟困境：「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

但是，延安政權在面臨空前經濟危機時不僅沒有崩潰，反而頑強地生存了下來。「奇蹟」如何而來？剔除一向片面強調的精神力量，還有更加值得探尋的因素。

有飯大家吃的移民城市

1937年1月，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中共中央隨紅軍主力部隊進駐延安。當時，延安城本地居民大約3000人。「在露天集市上，農民和商販出售肉、蛋、蔬菜和其他食品，還有一些小商店、小吃店和幾座有名氣的飯館，仍舊照常營業。總之，延安呈現著一片差不多是正常的和平的生活景象。」

延安成為革命聖地，包括軍隊、知識分子在內的外來人口大量湧入，非自然的人口增長使延安由一座邊陲小鎮成為一座移民城市。

據陝甘寧邊區民政廳統計，1937～1945年間，邊區共接受移民6.385萬戶，26.662萬人口。1943年8月，在延安的黨政軍人數有3萬人，老百姓約1萬人。這相當於1937年延安市區人口的十多倍。

1943年2月22日的《解放日報》載文說：「我們不怕來的人多，愈多愈好，我們只怪歷史上給延安縣遺留的人口太少，給我們發展生產許多困難。假如在兩三年後，延安人口達到十萬以上，那我們的工作將是另一番現象。」

以移民為主體的人口迅速增長，為農業生產和兵力補充提供了可靠有力的保障，但同時也給陝甘寧邊區帶來沉重的經濟壓力。近代陝北災荒連年，幾萬人的革命隊伍能夠解決溫飽問題，實屬不易。

1938年秋，《國訊》旬刊（黃炎培主編）特約記者陳學昭來到延安，她在報道中寫道：「早飯8：00左右，乾飯；午飯11：00左右，稀飯；晚飯15：00左右，乾飯。三頓飯在六七小時內吃完……三頓飯都是小米，菜呢，都是南瓜……自從我到後，他們為優待外來的參觀者，為了外來的人一下子不能習慣於吃小米、素菜，每次都特地給我燒大米飯，另加一隻蔥炒蛋。」

延安馬列學院一位學員回憶當時學員生活待遇：每人每天1.3斤小米、1斤青菜、3錢油、3錢鹽。每年發單棉製服各一套，生活是有保證的。每月還發一點津貼。

革命隊伍里實行的是供給制，作為一個「公家人」，吃、住、用全部由公家無償供給。它具有戰時共產主義社會的特徵，給革命同志帶來了基本生活滿足和對美好未來的憧憬。「有飯大家吃，有吃大家飽」是延安早期流行的一句話，也是那些奔赴延安的知識青年對延安最初最新鮮的感受。然而，隨著邊區政權對一切社會資源的充分佔有，平均主義逐步讓位給了等級供給制，公開透明也逐漸變為組織決定。

1941年11月，任弼時出任中共中央秘書長，正式建立幹部供給制，「公家人」分大、中、小灶吃飯，不同身份的飯菜質量有不同標準。此外還有專供中央主要領導、革命元老的特灶。

1941年初，艾青作為一個知名文化人經周恩來介紹從重慶到延安，住藍家坪「文抗」，享受中灶待遇。「中灶的標準是每個月3斤肉，一半是細糧，一半為粗糧，每天則按1斤糧食、1斤蔬菜的量配給。」夫妻之間執行嚴格的分灶制度，艾青的妻子和孩子吃大灶。

從延安時期開始，共產黨建立起了嚴格的供給等級制，從物質生活資料的供給，再到思想文化資源的分配，都遵循著權力規則。

危急關頭的大仁政

早在1934年中共成立陝甘邊蘇維埃政府之後就開始進行土地革命，打土豪，沒收地主財物，重新分配土地，然而生產力並無實質提升。中共中央和紅軍到達陝北後，無論如何精打細算，邊區財政也無法負擔起巨額的政府開銷和軍隊給養。

抗日戰爭開始後，「力爭外援」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政策基本點。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其中前者占絕大部分。1937年的外援為45.6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的77.20％；1938年的外援為46.8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的外援為564.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年的外援為755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70％。

共產黨在名義上承認國民政府領導，實際仍然保持獨立自主，八路軍開赴戰區後在當地自行發展，中共中央因此可以將軍費與政費混用，財政負擔大為減輕，陝甘寧政府可以繼續其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政策。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從1937年～1939年，邊區政府每年需糧12萬石，錢1300萬，由於這些負擔絕大部分靠外界援助，所以老百姓幾乎完全不用繳稅。」

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開始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尤其是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國共關係極度惡化。國民黨完全斷絕對中共的撥款，而且全面封鎖邊區經濟。更糟糕的是，以往敵後抗日根據地有餘力協助陝甘寧地區，此時則因為日軍大舉掃蕩而自顧不暇。邊區經濟陷入空前危機。

作為應對措施，1941年邊區政府開始發行自己的貨幣「邊幣」，然而當年政府財政仍然巨額虧空。在貿易方面，全年入超1500萬元法幣。邊幣因巨額入超價格大跌，發行一年之後，即貶值七八倍。同時物價猛漲，5月延安市的物價比4月就漲了30%，6月又比5月漲了26%。1942年後，整個邊區的通貨膨脹情形有所好轉，物價仍漲了3倍多。而與同期的重慶相比，陝北小城延安的物價是其4倍左右。

如何渡過難關？軍中有人主張「打出去」，也就是放棄陝北根據地，另謀發展。而毛澤東堅持自力更生，一切自給自足，開展大生產運動，各部隊和機關都要大事生產，建立公營經濟。

到1943年，全邊區建成紡織廠23家、造紙廠11、化學工廠10家、肥皂廠2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製藥廠1家、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邊區工業從無到有，但仍然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改變此前「與民休息」的政策。1941年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1942年16.5萬餘石，1943年18萬石。這對陝甘寧邊區僅150萬的人口來說是不小的負擔。1941年，延安老區的農民公糧負擔平均高達總收穫量的35.03%，在該縣青化區更高達43.7%，因此曾發生大批農民棄地逃亡的現象。

解放戰爭時期（19451948）的供給制

接近抗戰勝利時，各根據地都擬訂了比較完善的供給制度，規定：

1.衣著方面，供給單、棉、襯衣和鞋襪，以至毛衣、大衣；

2.伙食方面，供給糧、菜、油、鹽、肉、炭。

這就基本上達到了「溫、飽」的生存保障。

3.日常生活用品方面，供給牙刷、精鹽、肥皂、草帽，學慣用的筆、墨、紙張、書報。

4.病號除免費治療或入休養所外，還發給營養補助。年老體弱的發給保健費。

女同志生育，除發給生育費外，還提高其伙食標準。對於女幹部所生嬰兒則發給衣被所需的布及棉花，還規定發給奶費；需要請人照顧的，發給保姆費或免費住託兒所、幼兒園；幼兒達到入學年齡，可以免費入學，生活費用全由公家負責。革命軍人及工作人員的家屬，凡在解放區內居住而又不能生產自給的，當地政府負責組織群眾代耕；隨同幹部同居的，則幫助安排適當的工作或組織生產。生活困難時，給予適當的補助。

在供給標準上，也因工作上和實際生活上的需要，由沒有差別而逐漸有所差別，如一些負責同志吃中、小灶伙食，電台人員發夜餐費，對老弱婦孺傷病員的伙食、津貼從優，發給技術人員較高的津貼等。

在延安住房比較緊張，一般教師是一人一孔窯洞，學生則是擠在一起睡火炕通鋪，伸直了腿挺著睡。女子大學學生的卧位寬度只有一尺半，起夜回來常常發現沒了位置，要拱進去，就得慢慢擠幾下才能佔領自己的空間。

即使有地方睡，但並不是就可「高枕無憂」了。陝北地區降水較少，水源也不豐富，洗浴幾成奢侈，虱子、跳蚤之類的寄生蟲比較多。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山西省文聯副主席等職的力群，他的辦法就是「把衣服脫得精光，一絲不掛，再用兩手摸小腿，把跳蚤摸掉，迅速上床」；曾任《人民日報》總編、社長等職的胡績偉，睡在窯洞里拍臭蟲，拍得滿手都是黃水，臭蟲還是成群結隊地從牆縫裡爬出來。無奈之下他只好將床單縫成一個口袋，然後鑽到裡面。

在延安，還有一種特殊的「睡覺」是要交錢的。因為住房比較緊張，沒有條件供結婚後的夫婦單獨居住，平時男女雙方在各自單位或學校的宿舍，每到星期六團圓一次，先申請後交費，住在專門臨時騰出來的十幾孔窯洞，「屋裡只有一張床，被褥得自己帶，也不開飯，住一次五毛錢」。即便如此，也是供不應求。每逢星期六小客棧總是客滿，大家都心知肚明，「禮拜六了！」（摘自《文史精華》）

本文摘自《黨的文獻》1992年第2期作者：鄧力群（此文是作者1991年12月10日接受《黨的文獻》編輯採訪時的談話紀錄。）：回憶延安整風

延安整風，距今已經五十年。作為親歷者，回憶起那段難忘的歲月，感慨萬千。延安整風，是一場用馬列主義統一全黨思想的運動。它鍛煉和哺育了一代共產黨人，為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勝利，奠定了不可逆轉的基礎。它的歷史功績巨大，現實意義十分深遠。

延安整風時，我在延安馬列學院工作，是一個普通的幹部，對於中央領導層的事情毫不知情。了解整風運動原委和全過程的，現在要講權威，是胡喬木。他1942年到毛主席身邊，正遇上整風，幫助做了許多事。要我介紹，只能從一個側面來反映一些情況，記憶上也難免有舛錯。我對整風運動的理解，開始很膚淺，是在運動的過程中逐漸加深的。而且可以說，時間愈久遠，我們愈理解它。只有深深的理解了的東西，才能更確切的感覺它。延安整風對我的影響和教育，終身受益。那歷歷如在眼前的事情，一直激勵著我為黨努力工作，而不知老之將至。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改造世界（包括改造人的思想在內）的許多本領是那個時候造就的。延安整風，大致可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整風的醞釀和準備。1940年9月，中央召開了會議，主要議題是回顧黨的歷史，分清路線是非，全面總結歷史經驗。遵義會議，只解決了軍事路線方面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政治路線方面的問題，更沒有來得及從思想上系統地解決問題。許多黨的幹部，還未能深刻認識以教條主義為特徵的王明「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王明的影響還有市場，指導思想上的分歧還存在，所以在某種適合的條件下，還會繼續犯同樣的錯誤。

這個時期，各個根據地的一些負責同志，我記得的例如彭真、彭德懷、楊尚昆等，陸續彙集到延安，向中央彙報工作。毛主席在聽他們的彙報中間，聯繫黨的歷史上的政治路線問題發表了重要意見。黨中央經過認真的討論，對政治路線問題有了一個明確的結論，集中反映在1940年毛澤東所寫的《論政策》中。文章說明，毛澤東代表的是一條正確的路線，而王明代表的是一條錯誤的路線。

到1941年5月，毛主席做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我當時作為馬列學院的教育處長和總支副書記，參加了這個報告會，在楊家嶺的一間平常開會的房子里親耳聆聽了毛主席的報告。會場上安放了幾十條長凳。我坐在靠近中間一點的凳子上。回頭一看，王明坐在我後面。我當時一方面感到我們黨內不分高低、不分前後，同志間的關係是平等的關係；另一方面也有點納悶，這個會議王明怎麼不坐在前面？宣布開會、主持會議的是彭真同志。他說是開一個討論學習的會議，先請毛主席講話。毛主席講得很生動、風趣。他以明快而親切的語言，有力地批評了教條主義者，只知有書本的書獃子，很能啟發人的思想。會場上的情緒氣氛相當熱烈、活躍。我回到馬列學院，按照自己的筆記向院部的幹部作了傳達。

對這麼一個很好、很深刻的報告，不同層次的人，理解是不一樣的。據我所接觸到的和間接聽到的，特別是一般幹部和年青的共產黨員，根本沒有意識到觸及的是中央領導層的分歧。以我來說，只有一個簡單的想法，凡是中央的領導同志，無一例外都是有修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我當時認為毛主席所批評的對象，就是我們這些十幾二十歲，沒有做過多少實際工作的毛頭小夥子，最多也只是把馬列學院和其他學校的一些教員批評在內。

這次報告後，中央一些部門進入了組織調整。我們馬列學院在1941年6、7月間改組為馬列主義研究院，下設十幾個研究室，把訓練幹部的任務全部移交給了中央黨校。張聞天仍是院長。一個多月後又改成了中央研究院，院長還是張聞天，增加范文瀾擔任副院長。不久從中央研究院抽調三十多位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到楊家嶺黨中央所在地，組成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等部門負責人先後都有變動。

1942年元旦，中央在楊家嶺開了一個新年團拜會。陳雲同志講話，他說，中國共產黨成立已二十多年，經歷了各種嚴峻考驗，有成功，有失敗。現在看來，最大的成績，就是我們黨培養出了一個領袖，我們選擇了這個領袖，就是毛澤東同志。陳雲同志這麼說，給我們的印象特別新鮮，因為在這以前沒有聽到過這樣單獨地提領袖毛澤東。這個情況說明，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在中央內部已得到共認，後來知道也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贊同。

在1941年，根據毛澤東同志的意見，黨中央公布了《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後來都收進了整風文件。

整風的另一項思想準備工作，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彙編黨的文獻《六大以來》及《兩條路線》，以及《馬恩列斯思想方法論》。當時負責編輯《兩條路線》的是胡喬木。政研室的一些同志參加了部分工作，主要是選語錄，做校對，跑印刷廠等技術性工作。這幾本書都由毛主席最後審定。

與此同時，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分頭找人談話，進行整風前的思想工作。我們政研室，毛主席找了陳伯達、張仲實、丁冬放、於炳然和我五位一起去談。在楊家嶺中央辦公廳的二層樓上，毛主席著重講了反對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的問題，講了兩個來鐘頭。有些話相當尖銳，批評教條主義狗屎不如，狗屎可以肥田，教條主義肥田都肥不了。我當時聽了覺得有些刺耳。

第二階段是整風的發動。其標誌是1942年2月毛主席在中央黨校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接著毛主席又作了《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好象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尤其在知識分子和新黨員中，反響更大。這兩個報告全面闡明了整風的任務和方針。它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使大家開始從新的高度、新的角度來審視問題，來重新認識黨的歷史。

當時各單位的知識分子和新黨員，雖然有的聽過報告或報告的傳達，但對兩個報告的深意，甚至對報告的字面意義都是不很理解的。他們中不少人受著自己經驗的局限，誤認為整風就是整領導。整什麼領導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對他們的領導。那些高層領導中有什麼東西要整，他們當時是不清楚的。用什麼來整領導呢？他們當時的言論和行動，所主張和表現的極端民主化和絕對平均主義。當時有代表性的輿論陣地，原來就有一些年青人在文化溝辦的《輕騎隊》牆報，2月以後接著出來的是黨校第三部的牆報。在他們看來，吃飯分大灶、中灶、小灶不平等，穿服裝分幹部服和普通服不平等，領導幹部有馬騎，一般沒馬騎不平等。七八個幹部圍一桌子才點兩支臘燭，為什麼有的領導人一個人要點兩支？後勤部長窯洞里在一扇窗葉中間用了一小塊方玻璃，也成了被批評的事。當時可熱鬧了，有畫漫畫的，有寫小字報和打油詩的。我們政研室有位同志就寫了一首「衣分三色」、「食分六等」等內容的四六句。王實味是突出的代表人物，寫了《野百合花》，又在牆報上攻擊李維漢同志，一時間把延安都轟動了。毛主席提著馬燈去看了牆報，什麼沒說，走了。王震同志從前方回來，發了脾氣，說我們在前方打仗流血，王實味這樣的人卻在後方這樣諷刺挖苦我們的領導幹部，攻擊我們的黨。

4月初，中央發出了「四·三指示」，規定了整風文件，要求大家精讀文件，領會文件的精神實質，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對照檢查每個人的思想和表現。組織上成立中央總學委，主任是毛主席。下面還有分學委。中直機關學委的負責人有李富春、楊尚昆等。

經過「學風」的學習，在知識分子新黨員中澄清了一些糊塗觀念，開始認識只重書本、輕視實際的錯誤。我當時寫了篇短文《把箭向自己射》，登在政治研究室的牆報上。拿到《解放日報》和《學習》版發表，喬木同志把題目改成《我來照照鏡子》。雖然檢查是膚淺的，但確實表明我的思想認識已有了轉變。

通過「黨風」的學習，青年同志各自回顧了思想變化，檢查了各自的歷史，反省了自己的缺點錯誤，端正了個人和黨的關係，確實增強了黨性，有的同志說準確了自己的家庭出身，有的同志交待了過去隱瞞的社會關係和歷史問題。不少同志交待了當時頗為流行的「小廣播」行為，從中發現黨校三部有同志、政治研室也有同志，經常和王實味在一起散布這類消息，並對中央的政治生活發表錯誤的評論。兩個單位決定召開聯合批判會。大會一起開，小會分別開，連續開了七十二天。批判會的缺點、錯誤，一是沒有把那幾位同志和王實味區別來，二是批判的進程是不斷上綱。

各個單位的整風進入審查幹部階段。到1943年7月搞了十來天的「搶救幹部」。我們這些負責審查幹部工作的，搞了逼、供、訊；被審查的不願也不能交待政治問題，雙方的關係很緊張。正是這個時候，中央下達了毛主席的《九條方針》。它解放了被審查者，也喚醒了審查者，使我們從自己的親自經歷中，認識了主觀主義的極大危險性。從此以後審干工作轉入甄別工作，一直延續到七大前後才結束，沒有一個同志受到冤屈，全部做了符合實際的結論。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審查者向被審查者「脫帽鞠躬，賠禮道歉」，實現了同志間沒有芥蒂的真誠團結。

1943年9、10月間，搶救運動停止後，整風開始進入《兩條路線》的學習階段。這是整風的第三階段。應當說，真正解決問題的還是《兩條路線》的學習。參加《兩條路線》的學習，主要是中央各單位和領導幹部，幾個人編成一組。政治研究室的幾位同志和財貿部的李六如等同志合為一組，先是集中學習《兩條路線》那本書。

什麼事情，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兩條路線》一書既編進了正確的文件，也編進了有錯誤的文章。黨的歷史是怎樣發展的，一看這些文件就比較清楚了。這個文件產生了什麼結果，那個文件又是怎樣結果，經過比較，是非分明，功過瞭然。在黨的的歷史上確實存在著一條正確的路線，一條錯誤的路線。正確路線以毛澤東為代表，錯誤路線則以王明等人為代表。

《兩條路線》的學習經過一段時間，進入新的高潮。小組討論，大會開展自我批評和批評。這時又出現了一種傾向，一些受過「左」傾路線打擊的同志，對那些犯了「左」傾錯誤的同志進行了過火批評，上綱到他們有政治問題。有的人毫無思想準備，就在大會上被轟下去，揪上台，要他說清楚問題。會議開得非常緊張，毛主席當時沒有說話。會後他講，會不能再開了，開下去非「炸」了不可。後來，1944年4月間，毛主席作了《學習和時局》的重要講話。向大家說明，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個人責任，而應著重於當時的環境分析，弄清犯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以便徹底了解黨的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要實行弄清是非，團結同志的方針。這個講話，對黨的團結和鞏固，起了難以估計的巨大作用。在這個講話精神的基礎上，開始起草我們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

現在來看這些事情，都要用歷史的發展的眼光。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只要善於總結，錯誤就能夠成為寶貴的財富。沒有「搶救運動」，恐怕就沒有九條方針；沒有學習《兩條路線》的一時走偏方向，就很難有毛主席的《學習和時局》中提出的那幾條。矛盾成熟了，解決矛盾的方法就出來了。沒到那個尖銳的程度，矛盾就難解決。毛主席顯示了他掌舵的本領，對於問題就是能抓住時機、抓住火候，抓著以後就以最妥善的辦法來解決。比如講六屆四中全會合法不合法的問題，按照當時一些同志的講法，都把王明這些人說成是篡黨，四中全會就是非法的。這樣一搞，就不是個別人的問題，必然牽扯到一批人的問題，那黨就不得安寧了。毛主席說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手續不完全。這樣，一批人就解脫了，黨內其他同志也心服了，大家心裡的石頭都落了地。事情往往是這樣，批評了錯誤，對錯誤給以充分揭露以後，最後給予恰當的定評，是鞏固正確認識的很重要的環節。

1945年4月20日，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至此黨的整風運動圓滿完成，黨內的團結真正實現了，從而為七大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應當看作是整風運動的重大成果。

《兩條路線》的學習過程中，大家一致同意，應該以井崗山鬥爭為中心，圍繞毛澤東來寫黨的歷史。後來有些同志進一步說明，毛澤東的正確不僅是上井崗山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毛主席在黨內起到的重要正確作用，還應當往前算。比如，周恩來同志講，廣州中山艦事件時，按毛主席的意見，應該抵制蔣介石整理黨務案，把蔣頂回去；而陳獨秀不接受，一味向蔣介石妥協、退讓。又比如，大家讀到新印發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後都非常興奮，認為毛主席寫這個報告時，已經是富有創造性的、高度成熟的馬克思義者。據說，本來陳獨秀和毛主席的關係不錯，陳對毛很器重，但這個報告一送上去以後，兩人的關係決裂了。毛主席高明，不是靠靈機一動，心血來潮，就在於他善於總結經驗教訓。在一種潮流恣肆而來的時候，毛主席常常砥柱中流。所謂「反潮流」也不是憑空的，而是以他對歷史的經驗和現實的情況的科學考察為基礎的。

延安整風，使延安的知識分子和青年黨員終身受益。他們一致得出結論，不到基層鍛煉，不到群眾中去，不到實際工作中去，是不行的。那樣就不會有真知，就不會有改造世界的真本領。整風以後，特別是日本投降以後，延安所有的幹部沒有不希望到基層做實際工作的，爭先恐後，自覺自愿，一點不勉強。作為一名願意為共產主義的壯麗事業而奮鬥到底的共產黨員，當認識到路在哪裡，就在自己腳下，應走向群眾，走向基層，走向實際的時候，他是決不會有絲毫猶豫的。

《毛選》第五卷

和珅貪污腐敗富可敵國以至對江山造成威脅乾隆不管不顧只因為他脖子上的一顆胎記。

乾隆的愛妃被太后賜死，妃子死前乾隆趕到身旁與她約定來世再見並且破指在她脖子上做下印記。後來乾隆私訪期間和珅為他挽起轎簾時發現，和珅脖子上竟然也有一塊當年他留在愛妃脖子上的印記，一問才知道是胎記，可是乾隆堅持認為一定是他的妃子轉世，此後便對和珅照顧有加，明知和珅貪婪腐敗卻不加制止，和珅也藉此向皇帝百般獻媚，蠱惑乾隆……

嘖嘖嘖~ 真是萬萬沒想到

《竹書紀年》

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

三觀盡毀！

什麼禪讓制，狗屁了好嗎？

先佔坑！

微博上一大批什麼歷史博主，等截圖給你看

木匠皇帝朱由校

據說為了打壓東林黨，讓閹黨擔任打手，自己躲在幕後指揮……

後來就被拿著筆杆子的東林黨描繪成白痴

武則天的媽媽睡了武則天的侄子賀蘭敏之

史記等史料有記載「敏之貌美」

貌美的敏之就被武則天的媽媽看上了，並且睡了他

十八歲的賀蘭敏之八十歲的外祖母睡了以後就心裡變態了

然後睡了當時年僅七八歲的太平公主

以及在當時太子大婚的時候把太子妃睡了

於是歷史上就有多了一個心裡有陰影的美貌少年

因為少年時期受到了外祖母的欺辱

所以

我們要重視

孩子的性教育

以及孩子的身邊人

告訴孩子如果有人對你做了令你覺得不舒服的事一定要拒絕並且回來告訴家長

隋煬帝的看破蕭皇后，據說一生跟六位帝王牽扯不清。。。

黃子澄

在我很小的時候，看到了他的事迹，我為此心痛不已。

為什麼我們要很努力地去證明自己，然後忠心耿耿的代價又那麼大？

年少的我想不明白這些事情，逐漸萎靡，覺得人生毫無意義。

後來我看到了文官對自己羽毛的愛護，有些人兢兢業業了一輩子，就是為了能青史留名，名聲好聽點。

徐渭

消極得要死，浪蕩不羈的典型，苦得一比。奠定了我認知中有才也窮也苦也滿懷郁疾的基調

嚴子陵

他們都讓我覺得如果對現實不服氣，歸隱才是正確的選擇。

我覺得也不一定嘛

解縉

天才的小心機

被人詬病的楊雄司馬懿，還有那些用心嫖娼始亂終棄勾搭小姨子的文人騷客，都沒有給我帶來什麼正面影響。反而在我極年幼的時候，起到了一定的負面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