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實質是什麼？原因是什麼？

01-25

「中等收入陷阱」這個詞經常被引用來描述或解釋一些問題。但「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什麼？原因又是什麼？

經濟落後的國家開始發展本國經濟時，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超過一千美元（這是一個貧困線的標準），就會迅速進入一至三千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了人均GDP三千左右的時候，由於快速發展階段所積累的矛盾集中爆發，就很容易因為難以解決而出現社會混亂，經濟停滯，甚至倒退的現象，這中現象就被經濟學家們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

根據世界銀行的標準，2012年我國已經實現了國內人均生產總值6100美元，屬於中等收入的中上等水平。如果不能突破人均GDP一萬美元的關口，就有可能被打回原形。而衝破這個關口的方法，已經不是過去十幾年乃至三十年的方式所能達到目標的。這需要國家制定發展戰略，引進新的生產工藝或技術，尋找新市場，保持出口增長。擴大內需也非常重要，經濟發展過程中，富裕階層的國民能用手中的購買力來消費高品質的、創新型的高附加值產品，幫助全社會驅動經濟的增長。

那麼，怎麼能達到這個目標呢？這就要從原本的依賴廉價勞動力、廉價資本（包括土地、資金、環境破壞）的資源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到基於高生產效率和創新型產品的經濟發展模式上。這必然要求社會的基礎設施投資要跟上，同時也要在教育上有大的投入。

比如，這幾年高速發展的智能手機行業，蘋果公司 (Apple Inc.)利用自己控制著產品設計、組織營銷等方式佔有了產品利潤的大頭，而中國為其做代工，耗費了大量的勞動力、資源、環境污染，每台手機所獲得的利潤非常微薄。這種模式註定是中國幫助美國實現美國夢，而中國夢就顯得遙遙無期。因此，中國必須有自己的產品設計，商業推廣、全球營銷的國際競爭力。

然而，要做到這樣的結果，就必須改變原來的思維模式，文化上的、傳統上的各種阻撓創新和發展的禁忌必須儘快儘早地統統打破。否則，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就會成為我們的噩夢。是否能實現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這一天，就要看國運了。

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發展與國家落入的原因，我在中等收入陷阱是什麼？ - 收入

中簡單提了一提。這裡說一下實質吧，需要強調的是：中等收入陷阱沒有一個統一明確的理論框架，百家之言各有各的道理。目前這個概念已經被濫用了，一定要明確並不是中等收入國家遇到的經濟發展問題就能歸結到中等收入陷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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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一開始認為是經濟轉型的問題。

由於中等收入陷阱早期概念是

unable to compete with low-income, low-wage economies in manufactured exports and unable to compete with advanced economies in high-skill innovations.

所以很多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經濟轉型的問題，是怎麼將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導的經濟轉變為高新技術為主導的經濟問題。換句話說，一個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就是：經濟轉型失敗或者滯後。隨之而來的建議措施就包括了一系列經濟措施。例如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中實現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在包容性增長中調整收入分配格局和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在強化人力資本中增強經濟內生動力等。

但隨著中等收入陷阱理論的發展以及本身概念的擴充，對其實質又有了不同看法。

有的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關於經濟發展問題。

蔡昉從經濟學出發，把收入陷阱定義為一種均衡狀態，即在一個促進人均收入提高的因素髮揮作用之後，由於這個因素具有某種程度的不可持續性，其他制約因素又會將其作用抵消，把人均收入拉回到原來的（生存）水平上面。一個國家即使跨越了低收入水平階段，仍然有可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停滯不前，甚至有人均收入下降的危險。這個定義明確將中等收入陷阱納入發展經濟學範疇。鄭秉文也認為，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不過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要求結合外部環境（如貿易環境）採取適當的發展戰略以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已。

有的認為社會經濟發展有自身的規律，不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例如趙亮亮認為減速與否與經濟發展水平沒有直接聯繫，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之後，一國能否繼續實現高增長，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且我們很難找出一個嚴格的內在機制，解釋清楚為什麼會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因此中等收入陷阱本身是個難以成立的概念。另外，江時學根據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從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的時間是漫長的，而「中等收入陷阱假說」低估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艱巨性，其要害是使一些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髮展焦慮症，將人均收入高低與中等收入陷阱掛鉤，導致片面追求GDP增長，甚至陷入GDP崇拜。

有的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關於經濟增長的問題。

國內許多學者如馬岩認為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其實是形象地描述一些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長期停滯不前的問題，或者說是中等收入國家應當「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保持（經濟）較高速的增長」。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劉偉。他認為，一個國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時，所面臨的發展難題和增長難題的差異是很大的，因此能夠突破「貧困陷阱」的發展戰略則完全不適宜於用於實現從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邁進。意味著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後，遭遇內需不強、效率提高趕不上成本提高、創新不足等問題困擾。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增長的「負效應」，是一個國家或地區進入中等收入之後出現的「發展悖論」。

參考文獻：

[1]Homi Kharas and Harinder Kohli.What Is the Middle Income Trap, Why do Countries Fall into It, and How Can It Be Avoided?[J].Glob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2011, vol. 3, (3): 281-289.

[2]高傑,何平,張銳. 中等收入陷阱理論述評[J]. 經濟學動態, 2012, (3): 83-89.

[3]劉偉.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在於轉變發展方式[J]. 上海行政學院學報, 2011, (1):4-11.

經濟學懂的不多，但總覺得中等收入陷阱對於中國來說本身就是個偽命題

其本質，明明就是本國在全球製造業鏈條上處於中低端層次的必然結果，而我國向上一點點蠶食的趨勢早就很難逆轉了，提中等收入陷阱，04，05年提還有點味道，14，15年講，真感覺很滑稽了——以我國體量巨大，區域如此不平衡的現狀，如果我們的產業會讓我們淪落進中等收入陷阱，那我們現在的人均gdp根本不可能這麼高。

隨便看下人均gdp表就知道了啊，下面是14年的

俄羅斯 12926

阿根廷 12873

哈薩克 12184

巴西 11604

巴拿馬 11147

黎巴嫩 11058

加彭 10836

馬來西亞 10804

墨西哥 10715

模里西斯 10517

土耳其 10482

哥斯大黎加 10083

羅馬尼亞 10035

這是10000-13000的國家，不知道各位讀者老爺們看了後什麼感想？

我第一感受就是——這是什麼鬼啊。

唯一能拿出來說一說的俄羅斯和阿根廷，俄羅斯現在出口九成以上都是資源，百分之五六的軍工產品，其他工業產品根本看不見影子，除軍工以外的製造業產值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光看出口比例簡直像個大號沙特。

阿根廷，也是從古至今，從來沒有在中端往上的製造業表現出過任何的競爭力，到現在電站，火車，公路，幾乎都是中國人在建，大多數商品本國都無法自產，因此物價高的嚇人

至於往下的

純賣資源，人均收入還就一千多的哈薩克

純賣資源，貧民窟一堆的巴西

唯一能上新聞的只有兇殺案的巴拿馬

每天都被恐怖襲擊的黎巴嫩

只出現在奇聞專欄的加彭

呵呵搭的馬來西亞

毒販比政府都強，一個小鎮一年能死近千人的墨西哥

毫無存在感的模里西斯

除了泛突厥夢一無所有的土耳其

a片大國羅馬尼亞

都什麼鬼啊

這些國家居然能冤枉的大叫：我們這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了？

還能拿來套在中國的身上？

要說這個名詞的意義，我覺得最多只能說明，世界貿易不是溫情脈脈的遊戲，純粹靠賣資源和低附加值的，在製造業鏈條上居於下游位置的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真正富裕

然而。。。我國現在平均起來不說，至少總體上早就在往製造業的最上游發起衝鋒了啊！

尖端技術早就是唯一一個能在各種領域追趕美國的國家了啊！

蘇南這些地區人均今年都要破兩萬刀了好不。

如果我們只是像拉美國家那樣純賣資源，我們不可能人均到達這個程度，人均既然已經到了8000刀，說明已經有不少地區在製造業鏈條上搶到了中上游位置，脫離了所謂的陷阱，而在一國之內技術想流動顯然很簡單，就是硬拉也能把落後的兄弟們拉上來唉。

就是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居民收入增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當勞動力成本普遍地超過全員勞動生產率，就會導致均衡下移，被迫回調，實際收入下降的痛苦過程。

順便說，香港，不是沒有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為地租成本高於其它經濟體，剛剛到來而已，佔中就是香港中等收入陷阱的標誌。

高勞動力成本條件下，維持競爭力，越過中等收入陷阱，這真是最牛逼的事情，這取決於勞動力教育能力，以及科技創新能力，一個國家這時的民主自由，才真正顯示力量了，哈哈

你們讀書只會按照目錄讀，我知道的。

從政治學來看美國：慎防高等收入陷阱

　　按照形式上來看，一般人會說當前的美國是民主制度。但是從內容上來看，美國領導層往往照顧上層利益而損害中下階層利益。在新自由主義控制的三十多年裡，美國的富人越來越富，而中下階層卻原地不動甚至倒退步，美國的不平等現象在加劇。當然，從這次的美國大選來看，美國民眾還是有民主權力的，主要體現在他（/她）們可以選擇不要誰當總統。但是，這種選舉權力也是受限，畢竟他們實際上只能在兩黨的候選人裡面進行挑選。簡單來說，美國民眾有說不的權利，但缺少說是的權利。如果以古典政治學來看，特別是以亞里士多德政治學，更看重領導層是否「照顧全邦共同的利益」。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代美國的政體，特別是在實施新自由主義的三十多年裡，是一種寡頭政體和民主政體的混合形式。

　　這次大選後的美國，又面臨著分裂和動蕩。大選之前，美國的精英階層幾乎都做出了錯誤的判斷。大選之後，美國的精英階層又批判美國民眾民粹主義。其實，當代美國民眾總體還是溫和，當然也存在比較極端的民粹現象。但是，即使美國出現民粹潮流，問題的根源還在於美國的精英階層。正是因為相當部分美國精英的「精緻利己主義」，積極為有錢人和上層階層服務，不顧中下階層的利益。新自由主義，正是這種自私自利的集中體現。在這種治理思想之下，美國經濟在發展，但是中下階層的生活質量並沒有跟著發展，甚至還出現一代不如一代的現象。特朗普之所以會當選，與其說美國民眾喜歡特朗普，不如說是因為美國民眾討厭希拉里及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

　　美國精英階層不反省自己，反而將國家的問題都推給美國民眾，這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的過於傲慢和缺乏反思精神。當下的美國，面臨著分裂和動蕩的危險。如果未來的美國沒有出現偉大的領導人，美國的未來有可能在極右和極左之間震蕩，陷入「高等收入陷阱」（注）。其實，在收入的不同層次，都有可能面臨經濟發展停滯的問題。美國目前面臨的問題，其實與拉美國家長期存在的問題是類似的。極右的新自由主義過分傾向上層利益掠奪中下階層利益，導致貧富懸殊和不平等加劇，極左的民粹主義會傾向中下階層利益剝奪上層利益，社會就這樣在極右和極左之間震蕩內耗，最終全體國民一起受苦。如果未來的美國出現偉大的領導人，能夠平衡上層階層和中下階層的利益，能夠平衡金融業和製造業的利益，能夠平衡國家利益和其他國家利益，那麼美國有可能回歸共和政體。

　　註：這裡說的「高等收入陷阱」，是我創造的對於「中等收入陷阱」的反諷式說法。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指的是拉美國家在中等收入水平的時候陷入震蕩，現在被用於指稱中等收入水平時容易陷入的陷阱。現在中國國內也有信仰新自由主義的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新自由主義得還不夠，還要更加新自由主義下去。其實，這樣的理解都是誤導性的。拉美國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是，盲目學習美國的新自由主義，導致上層階層與中下階層的分裂，從而國家在極右和極左之間震蕩，經濟發展就停滯在中等收入水平了。這個問題並不是只在中等收入國家才會發生，在當代美國也正是發生類似的事情。上層階層與中下階層的分裂，從而國家在極右和極左之間震蕩，經濟發展就停滯在高等收入水平了。我就戲稱為「高等收入陷阱」。

中國經濟目前正處在一個比較特殊的時期：過去五年來，經濟增長速度持續下跌，而且連續四年低於8%，今年有可能低於7%。那麼，到底中國現在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到底是因為我們過去的發展有問題，還是因為現在到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遇到了新問題？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與發展，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已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同時，中國經濟也遇到了在中等收入階段的特殊挑戰，即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今天，我的演講的題目是：中國能跨過「中等收入陷阱」嗎？圍繞這個主題，我簡單講五個方面：一、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是什麼？三、當前中國的經濟情況與中等收入陷阱有什麼關係？四、如果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哪些必要的措施？五、中國是否能夠跨過中等收入陷阱？

一、什麼是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二戰後許多發展中國家在經濟起飛到達中等收入後，缺乏增長動力，既無法在工資方面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又無法在尖端技術研製方面與富裕國家競爭，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

南美一些國家，例如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就是具體的例子。他們的經濟從戰後50年代開始起飛，在70年代中期達到中等收入水平，然後就長期停滯不前，一直到了本世紀，人均收入基本上還在中等水平徘徊。同時，貧富差別擴大，腐敗現象嚴重、公共服務短缺、金融體系脆弱、失業高居不下、社會矛盾激化等。

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如今中國的人均GDP已超過6000多美元，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同時，中國近幾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不斷下跌，不但連續四年低於8%,今年估計不到7%[1]。根據目前情況，明年經濟有可能繼續下行。國際競爭力下降，出口出現較大的負增長。用基尼係數衡量的收入差距也處於比較高的區間，各種形式表現出來的社會矛盾也很明顯。這些跡象使人們不得不擔心，中國是否也開始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要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了解清楚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比較流行的說法是：經濟發展後社會分配不公，收入差距太大，弱勢群體消費不足，造成經濟增長缺乏動力。現在學者也好，政府也好，也把貧富差別作為導致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之一，所以提出一定要通過對收入分配的干預來縮小貧富差別。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認為，跌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因為過去發展的模式不可持續。中國以前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現在勞動力成本上升，人口紅利消失，出口競爭力下降，靠過去那種資源擴張型的發展模式再也繼續不下去了，所以需要有新的增長動力。

很多人把以上兩點解釋為產生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但我更認為它們都是中等收入陷阱的現象或結果，而非原因。真正的原因實際上是經濟發展到中等收入階段後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後。歷史是分階段的，不同階段的經濟發展有不同的動力來源。不能簡單地說過去的發展模式不對，因為過去有過去的歷史條件，在發展的初期必須依賴出口，依靠投資。而且投資和出口的行業，只能選擇那些勞動密集型產業，這是符合當時歷史發展階段的特定情況。

但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到了新的歷史階段，就應該及時改變。不是說過去的方法不對，而是必須隨著歷史發展的不同狀況，必須及時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

具體來說，就是經濟發展到了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們在基本的物質需求得到滿足後需要追求生活質量，需要高科技的製造業和各類服務業的發展，而這類產業沒有得到及時的發展。其結果既造成了經濟增長缺乏新的動力，也因為傳統產業萎縮和新興產業不足造成的結構性失業，從而擴大了收入的差別。所以說，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是經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產業結構沒有及時調整。

三、當前中國的情況與中等收入陷阱的關係

中國現在的問題，就是經濟已經到了中等收入，但是產業結構還沒有及時地進行調整。我們現在也在談要用消費拉動經濟。然而，中國現在不是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中國人在國外的購買力已經相當強了，但在國內卻有許多拿錢買不到的商品和服務。中國目前的經濟下行，與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後的經濟衰退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經濟衰退都有所不同，是一個特殊和複雜的狀況。

那麼，中國現在出現了什麼特殊情況呢？中國目前的經濟下行，不是普通的宏觀經濟周期，而是周期性的經濟放慢和中等收入階段結構調整的一種重合。周期性的經濟下行或衰退主要是總需求不足，通常表現為各個行業、各個地區都不太景氣。而大家可以看到，中國現在的經濟是冰火兩重天：一部分產業產能過剩，經營慘淡，例如低端的製造業；但是另一部分產業卻欣欣向榮，供不應求，例如金融和電商等服務業。電商在過去幾年裡，每年增長速度超過20%，即使在經濟持續下行的情況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仍然超過了8%。另外還有地域不平衡的情況。一方面像華北地區，目前經濟很不景氣，4%、5%的增長率都不到；但是另一方面，像深圳和重慶等地，一點沒有經濟衰退的跡象：重慶今年前三季度的GDP增長超過10%，深圳去年是9.4%，今年也會達到將近9%的增長率。

所以說，中國經濟面臨的不僅僅是一個總需求不足的問題，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國家到了中等收入後的產業結構問題。

可以分析一下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產業結構的變化。上世紀70年代末人們的需求主要是溫飽，所以農業最重要。改革也是從農業開始，農業增長拉動了最初的經濟增長。然後到了八十年代，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以後，人們開始要求提升吃穿的品質，需求就變成了服裝、縫紉機、自行車、手錶、玩具等。因此，包括服裝等在內的輕工業和餐飲業，拉動了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到了九十年代以後，人們的需求又升級一步，開始追求耐用消費品，於是冰箱、彩電、洗衣機、空調等耐用消費品成為發展最快的產業，拉動了當時中國經濟的增長。本世紀以來，人們的需求又升級到了對汽車和住房的需求，房地產和汽車工業成為了支柱產業。

以上中國需求的升級過程，實際上是所有國家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收入的不斷增加，人們的需求從最初的生存需要，逐漸追求更好的物資享受，等到物資需求基本得到滿足之後，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而提高生活質量的產業，很大一部分是服務業，比如健康產業。我們現在生活富裕了，希望能夠得到很好的健康、休閑、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的服務，但是恰恰這些產業目前在中國供不應求。

下面，再講一下中國當前的經濟情況，其實我前面已經提到一些了。中國GDP增速連續五年在下滑，今年第三季度增長率破7變為6.9%。這麼連續的下滑還是比較嚴重的，對比2007年GDP將近14%的增長率，現在幾乎掉了一半。

當前中國經濟的下行，主要有三個原因:一個是長期趨勢，一個是經濟周期，一個是結構轉型。從長期趨勢看，中國經濟增速早晚會放慢，因為中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1978年中國GDP只有3650.17億，所以增加10%，也就是3百多億，2015年是67.67萬億，哪怕增加1%，也要6千多億。從這個角度看，經濟增長逐漸會放慢，這是正常的，也就是所謂的「新常態」。

另外，這次經濟下行也有一部分宏觀經濟周期的因素。任何一個市場經濟，都會發生周期性的經濟衰退，大約十年左右會來一次，當然有時候時間也會更短一些。周期性的經濟下行通常都是包括消費、投資等在內的總需求不足造成的生產過剩。2009年為了對付全球金融危機，政府出台了很強的刺激措施，大大增加了貨幣供給，從而造成了一定的經濟泡沫。很多城市房地產過度開發，也造成了鋼鐵、水泥、玻璃、電解鋁等產業的過度發展。消化過剩產品必然削減生產，導致經濟增長速度放慢。

第三個原因是產業結構調整。中國現在處在從傳統的農業經濟向發達的工業經濟轉換的起飛階段，產業結構在不停地變化，在每一次產業轉型的過程中，速度總是會放慢一點。不過，目前的產業結構轉型與以往不盡相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的幾次產業結構轉型都還只是在不同的物質生產之間，即從服裝和輕工產品到耐用消費品再到汽車住房，這種轉型對企業來說相對容易一些。現在人們的物質生活基本得到了滿足，人們開始追求生活質量，主要體現在對高質量高科技的製造品和對非物質如健康、文化、環境等的要求。這種轉型升級就不那麼容易了，這不僅需要大量的資金技術，還需要優質的勞動力以勝任這些工作。這種轉型只有在達到中等收入後才會出現，也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

以上三個方面可以解釋最近一段時間中國經濟的持續下行的原因。那麼，政府應該怎樣應對呢？

對於長期趨勢，政府不用干預，也無法干預，這應該是一個正常的現象，這就是我們現在提到的「新常態」。所以這只是一個調整認識問題。今後大家不要再指望有什麼百分之十，乃至百分之十幾以上的增長了，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經濟總量很大的狀況，增長速度放慢是正常的。

對於經濟周期，可以有一些宏觀調控政策以保證經濟不出現硬著陸，失業問題不太嚴重。事實上，中央政府這兩年也正在出台許多宏觀調控政策，特別對某些行業有一些定向的、適度的刺激措施。央行今年已經5次下調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和5次降低利率。

對於結構轉型，則需要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和開放，還需要一定的時間來完成。這就是我們後面要談的，這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可能需要比較長期的工作。

這裡稍微再展開一下，以了解我們處在一個什麼樣的歷史階段。美國經濟學家羅斯托在著作《經濟增長的階段》中，認為每一個國家的經濟或遲或早都會起飛。歐美國家在18、19世紀都已經起飛了，戰後起飛的主要是南美和東亞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從90年代開始就進入了經濟起飛的階段。除了經濟增長快以外，起飛過程中有兩個結構的變化：產業結構的變化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即工業化和城鎮化。這裡的工業化不僅僅是製造業，也包括服務業。

起飛前，產業結構主要以農業為主。起飛開始階段，主要是製造業為主，但隨著經濟的逐步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逐漸得到滿足之後，產業結構以服務業經濟為主。產業結構的變化其實是跟人們收入和支出的結構有關的。人們的收入越高，農產品的消費比例就會越低，隨後工業製造品等物質消費的比重也會越來越低。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收入之後，越來越多的支出會在服務業消費方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各個國家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發達國家的服務業都是超過70%以上的，美國作為一個大國，它的服務業達到將近80%[2]。

為什麼要講美國，因為美國不僅僅是一個發達國家，而且是一個大國。中國也是一個大國，其發展模式應該有規律可循，美國的情況是可以借鑒的。所以說當一個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後，更多的消費會集中在服務業方面。中國今年服務業的比重到了近50%[3]，但離發達國家還有相當的距離。

大家千萬不要把服務業的比重增加只看成是一個經濟發展的結果，其實它本身也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我們現在講擴大消費，可是怎麼來拉動消費？消費需要很多載體，比方說為居民購買汽車，就要有汽車的經銷商。人們要去旅遊，就要有交通服務，酒店服務，有旅行社幫助安排等。發達的服務業就是很重要的消費載體。我們也希望提高在商品生產中的附加值，可是很多的附加值都是來自於服務業的。以服裝業為例，為什麼中國的服裝業還處在中低端？就是缺少品牌。同樣在一件T恤，上面綉一個「打馬球」的或者綉一條「鱷魚」，價格馬上就翻了好幾番。運動鞋上面打個勾或者打個叉的，價格馬上就不一樣了。這個「馬球」或「鱷魚」，這個「勾」或「叉」，其背後的品牌價值，不是來自於製造業，而是來自於服務業，來自於設計、廣告、營銷等方面對品牌的貢獻。

其實，人類的消費已經發展到這樣一個階段，包括國內和國外，購買商品不僅僅取決於其實用價值，還取決於其它的因素諸如偏好或虛榮。當人們滿足了基本的物質生活以後，許多偏好是與實用價值相脫離的。例如LV包，一個LV包的實用價值比一個普通包好那麼多嗎？不是。但LV包有名，而且限量生產，象徵著富裕或高貴，所以人們就喜歡花那麼貴的錢在上面。可見，製造業到了一定程度以後，服務業對產品的附加值是非常重要的，無論是面向國內市場還是面向出口。

又例如法律，它也是一種服務業。法律一般讓人想到公平正義和維持秩序，但有沒有人想過法律對商品附加值的貢獻呢？例如高通、華為等高科技公司就聘請了大量的律師，聘請的律師有時甚至超過了科技研發的人數。為什麼？因為他們要通過法律來保護科技研發所產生的每一份增值，確保每一個專利所產生的產品附加值都能獲得。

因此，當提及附加值的時候，一定不能只局限於製造業的技術層面，也應該考慮服務業的發展，包括品牌和法律，它們對整個製造業附加值的貢獻非常重要。

最後，製造業本身也需要轉型升級。現在我們需要什麼產品呢？需要的是高質量、高智能的產品。中國人不是沒有消費能力，而是國內確實缺乏符合更高更新需求的產品。例如，馬桶蓋是很簡單的產品，可為什麼要到日本去買？因為日本的馬桶蓋有保溫功能，便後可以自動沖洗，健康而舒適，符合更高品質的生活需求。國內製造業企業為什麼就沒想到呢？為什麼不能在產品質量和智能化方面多動動腦筋？當人們的生活水平達到一定程度後，製造業需要提供高質量、高智能和健康環保的產品，這是製造業轉型升級的一部分。

還有一部分製造業，要想辦法通過進一步標準化和規模經濟來降低成本。剛才講到為什麼美國很多製造業成本比中國還低，是因為很多通過標準化和行業高集中度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進而降低了成本。國內現在製造業的狀況是小而全，很多企業都涉及很多行業，而每個行業都有很多企業。先不論生產技術水平如何，企業各自生產的標準化程度就低，規模不可避免的就小。缺乏規模經濟，企業成本自然就降不下來。

四、中國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應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最根本的，中國要加快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發展適應中等收入階段的產業，調整製造業的技術和規模。從政府角度來說，不是直接地去做這些事，而是通過改革開放，讓市場來完成這一使命。

首先，服務業要改革和開放。在目前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中，有兩個方面值得關注。一是製造業的提升，另一是服務業的發展。所以創新也好，創業也好，都要關注這兩個方面，因為它們能滿足人們對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

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首先要開放發展服務業；開放發展服務業，又必須要深入改革。

中國現在面臨的產業過剩和結構畸形的問題是跟政府規劃和行為有關的。當前過剩的產業，多是由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的集體行為造成的，這是中國體制的弊病。如果是在完全市場經濟的環境下，就可能會好一點。比如說，「十一五」也好，「十二五」也好，中央做了規劃，各級地方政府不管當地是否符合條件，都會緊隨中央規划進行建設。例如，中央將汽車工業列入戰略新興產業規劃，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都開始生產汽車。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汽車企業美國只有3家，日本3家，韓國3家，中國有130多家。這個產業過剩是誰造成的？我認為這是制度的問題。地方政府以政治為導向的招商引資發展同一類的產業，就產生了這些產業過剩的問題。

部分產業缺乏供給的問題也是這樣，中國現在缺乏的是服務業，特別是醫療行業。多少人擠到北京看病？北大幾個附屬醫院內，每天人滿為患。高水平的教育和文化產業現在也是處在供不應求的狀況，這些產業的短缺恰恰也與政府在這些方面沒有很好地開放相關。現在其它行業改革得很好，但醫療、教育、文化等行業改革非常滯後，我認為到現在為止醫療行業的改革還沒有走上正道。

政府目前在醫療行業的政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發展公立醫院，第二個是控制價格。但醫療改革的核心是什麼？我認為是解放醫生，解放提供醫療健康服務的生產力，就像當初解放農民的生產力一樣。目前經濟不景氣，既有短期的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又有影響長期增長的產業結構問題。宏觀經濟的短期波動比較好辦，最根本的是要解決長期發展的問題，主要要發展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服務業，其中醫療行業的改革與發展至關重要。

美國醫療行業的產值佔到GDP的將近18%（2013年17.1%），幾乎相當於它的整個製造業，因為整個製造業只佔20%左右。對比美國，中國的醫療業現在只佔GDP的5%左右（2013年，5.6%），所以需要進一步改革與開放。醫療改革的核心是解放醫生，讓他們大量地開設診所，發展家庭醫生。有國外生活經歷的人都有聘請家庭醫生的經歷，一個家庭醫生就相當於一個家庭健康顧問。我認為在將來的中國夢裡，每個家庭都有家庭醫生將是一個很重要的組成部分。

當然，醫療改革還要解決看病貴的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要藉助保險業，通過保險來解決看病貴的問題，因為生病其實是一個風險問題。

還有就是文化產業的改革。中國的文化產業其實還是大有前途的。美國也好，歐洲也好，日本也好，他們的文化產業，都佔到GDP的10%到15%。美國、日本的文化產業不但是面向本國，而且還向外出口。中國的文化產業現在受到的限制還很多，也缺乏人才、投資、創新。

在這裡稍微講一下文化與創新的問題。美國的電影有很多是講未來的，充滿了想像力,既有感人情節，又有未來科技。很多現在成為現實生活中的產品，都是在十年前美國電影上出現過的。文化上的創新推動著科技和製造業的創新。相比之下，我們的文藝創作則主要集中在歷史上的，《還珠格格》、《甄嬛傳》...多是宮廷劇、言情戲,對創新和未來發展的作用甚少。

文化產業很重要，但也很複雜，牽涉到政治、傳統、還有意識形態。從經濟的角度說，文化產業是一個重要的服務業。其實體育現在也是一種產業，因為它不僅僅帶來健康，也給人們帶來歡樂和享受。從某種意義上說，觀看體育比賽跟觀看文藝演出一樣，都是一種服務業。

當然，還有金融業的改革，這方面專家很多，我就不多說了。最關鍵的是一方面要放開，一方面要管住。因為金融業還是一個很特殊的行業，它不同於其它行業，它是牽涉到整個經濟的一個體系。我把它稱之為經濟的血液系統。所以對它的監管與別的行業完全不一樣。

總而言之，改革和開放對整個服務業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在WTO的框架下，中國在商品的生產和貿易還是放得比較開的，但是對服務業的開放還有很多限制。這也是目前中國受到一些發達國家質疑的一個主要方面。但是我們現在必須更大程度地開放服務業，不是為了應對別人，而是為了自身產業結構的這種調整，只有通過進一步改革開放，中國的服務業才能高質量高速度地發展並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其次，製造業要轉型和升級。中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還取決於製造業能否成功地完成轉型升級。製造業的轉型升級，一要靠科學技術，二要通過兼并重組。目前中國的製造業企業多、規模小、科技含量低、產品質量差。提高產品質量，企業必須搞研發。現在政府提倡技術創新，但是科技研發和創新不能像大躍進時「小高爐」的方式，光憑熱情，遍地開花，打「人民戰爭」。真正的創新和高科技的研發是需要有實力的。「萬眾創新」是一種精神提倡，非常重要。但是，最根本的創新，尤其原創技術方面，還是需要有實力的，既要有大量的科研人才，還要有大量的資金投入。

我們都知道，美國的製造業企業有很多核心技術，除了長期積累外，他們每年都有大量的科研投入。根據幾年前的報道，美國大公司每年的研發投入，輝瑞製藥公司將近100億美元，福特汽車公司80多億美元，IMB公司約55億美元，蘋果公司超過40億美元。目前中國的製造業企業很難有這種意識和魄力，也很難有這種實力。

中國的製造業企業必須加強科研投入，而獲得這種實力的途徑之一是加快行業內的兼并重組。1995年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留了一家上市製藥公司Upjohn的股票，不久就被另一家製藥公司Pharmacia兼并了，但過了不久又被輝瑞公司Pfizer兼并了。所以，從美國醫藥行業的發展可以看到，輝瑞公司之所以這麼有實力投入研發，跟他們不斷兼并重組企業獲得一定的規模有關。幾家上市公司的實力結合在一起，資源得到了更有效的利用。中國的製造業企業普遍小而全，現在到了一個需要兼并重組的時候。只有通過兼并重組，企業才能夠有實力去搞研發，搞技術升級，同時也可以淘汰低效率企業,獲得規模經濟降低企業的產品成本。

企業的科技創新還需要科研體制和教育體制的改革，科研體制要鼓勵和保護創新,教育體制要能培養創新性人才。對現在的教育體制改革，大家呼籲很多，但我認為創新人才怎麼培養，核心是高考制度。在現行的完全憑考試成績的高考制度下，從小學開始就是考試，如果這個不改革，談不上創新人才的培養。人才是科研最重要的力量，人才培養不僅僅是一時一事的問題，將來中國科研發展，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能否成為發達國家，都取決於人才。創新人才的層出不窮將會是中國發展的一個永久動力。

當然，對知識產權的保護依賴於法律。我知道在座有不少北大法學院畢業的金融行業校友，你們的特長不光是要搞金融，還要在法律方面能夠對中國的產業升級做出貢獻。

再次，教育要改革和發展。也就是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產業結構轉型問題，背後還有人才的問題。這裡指的人才，不僅僅是高科技人才，也包括從事新興產業的普通勞動者。

我講的這一點，並非泛泛地列舉，而是落實製造業轉型升級和發展服務業的具體保證，與前面提到的兩點有緊密的邏輯關係。首先，製造業轉型升級需要創新驅動和科技開發，創新和研發都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養需要靠教育。我們的教育如何激發學生創新精神？如何為學生的創新準備必要的知識技能？我們的高等教育，尤其是本科教育應該是以激發學生的興趣和創新為核心，而不是僅僅被動地去考試、單向學習技能和知識。其次，新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的發展需要大量的有知識有能力的員工。適應未來產業的需要，必須要有高質量的醫學院、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現在這類學院很多，但是總體質量不高，普遍存在急功近利的情況。在發達國家這幾個學院都非常重要，因為它們是服務業和高端製造業發展的基本保證。現在金融界既掌握專業技術，又同時兼備廣闊視野的人很少。服務業的發展，除了改革開放之外，人才的培養也非常重要。

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方面就是對農民工或者說對現有製造業工人的職業培訓。現在產業結構轉型，如果沒有一個系統的人才培訓體系，就會一方面沒有足夠的人去從事服務業或高科技的製造業，另一方面人卻又面臨大量的結構性失業。前面講到的問題，為什麼南美一些國家沒有成功地轉型，而東亞國家和地區——包括日本、韓國以及新加坡和台灣，則成功地跨過了中等收入陷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東亞這些國家和地區的教育非常普及，非常受重視。大家看《李光耀傳》就可以發現，早在60年代初，他就特別重視教育，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就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兩年去台灣訪問的時候，宋楚瑜給我們做了一個台灣經濟發展報告。他提到，台灣之所以成功完成經濟起飛，教育是關鍵因素，現在台灣每個縣至少有一所大學。

中國現在的教育遠遠不能滿足需求，一方面是高等教育仍然不足，另一方面就是對農民工的培訓嚴重缺乏。兩億五千萬農民工到城裡來，原來從事的多是勞動密集型的物質生產。物質生產雖然各有技能，但基本性質差不多。他原來生產自行車也好，蓋房子也好，即使生產電視機，或者生產手機，基本上都是在裝配線上工作，都是跟物質打交道。但是現在要轉型到高科技製造業或服務業領域來，這是需要培訓的。因為這些行業對從業者的素質要求不一樣，高科技製造業需要必要的技術知識，服務業尤其高端服務業，除了技術知識外，還要跟人打交道的，哪怕到一個酒店裡當服務員，也需要基本的素質。

所以對轉型而言，針對農民工的培訓非常重要，千萬不要小看，否則新興行業招不到合格的人，而以前從事物質生產的人又找不到新的工作。正如前面講到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出現的貧富差別，很大的原因就是一部分人找不到工作，因為他們沒有能力來適應這種新的產業和行業而陷入貧困。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要加快城鎮化進程。中國的城鎮化是一個制度改革問題，不光是一個速度問題。剛才有專家講到中國勞動力人口下降，人口紅利消失，甚至出現勞動力短缺等等，我不完全贊同這個觀點。至少在農村裡，中國現在還有很多過剩的勞動力存在。我們估計，中國現在至少還有30%的勞動力在從事農業生產，而農業產值所佔GDP的比重已經不到10%了，並且還在繼續下降。在發達國家中，美國的農民只佔勞動力人口1%，日本農民也只佔2%，沒有一個發達國家農民比率超過5%[4]。中國現在農業勞動力比重遠遠超過其產值比重，這說明什麼呢？說明農村裡還有大量的勞動力是可以釋放出來的。之所以出現目前這種情況，跟我們的制度有關係，主要是農村的土地制度和城鎮的戶籍制度，只有通過制度改革，加快城鎮化進程，增加城鎮勞動力和就業機會，既能繼續發揮一段時間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又有利於減少貧困人口，緩解收入差距的擴大，成功跨過中低收入陷阱。

五、中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最後一個問題，中國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對此，我是比較樂觀的。雖然我們面臨的挑戰很多，但是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首先，大家都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都在談中等收入陷阱，都在討論產業結構轉型，從政府領導、學者、媒體再到在座各位都在討論。這一點很重要，認識是行動的前提。反觀南美，他們當時初次遇到這種情況，也沒有「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前車之鑒，後車之師，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有利於我們採取措施跨越陷阱。

其次，中國的經濟改革也正在深入進行之中，雖然可能暫時會顯得緩慢或者不盡如人意。中國是一個大國，這麼大的體量改革確實不太容易，但只要堅持改革開放，機制不斷理順，產業的轉型升級還是會成功的。

第三，我覺得中國政府還是很有實力來提供很多公共產品，在真正想做的時候，還是能做不少事情的。城鎮化的持續和「一帶一路」的國際拓展等都能為未來十年的經濟增長帶來新的動力。

總之，中國正在面臨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社會需求已經進入一個追求生活質量的階段。在這個階段里，有兩個目標是比較重要的，它們也分別代表了兩個產業：一是服務業的發展，二是製造業的提升。中國如何達到這兩個目標，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改革創新和發展教育是關鍵。

謝謝大家！

[1]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5年中國經濟增長為6.9%。

[2]據世界銀行數據，2013年美國服務業佔GDP比重為78.05%。

[3] 2015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達50.5%。

[4] 2014年，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編撰的《世界概況》最新數據，歐盟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的5.2%，美國為1.1%，日本為1.1%，中國為33.6%。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具備的關鍵因素是什麼？

1，科技水平

日本，新加坡，台灣，香港等經濟體沒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因為西方先進生產技術的轉移，使得這些經濟體在支柱產業上達到經濟食物鏈的上層甚至尖端，從而在簡單的代工貿易達到中等收入後，馬上就跳躍至高收入經濟體。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大風險就在生產科技水平。中國作為獨立自主的經濟體，不可能接受到西方國家的直接技術轉移，正相反，西方國家會拚命封鎖先進生產科技流入中國。中國如果要先進的生產科技，唯一只能自己研發。那麼研發能力是中國能否跨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對於南美等已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來說，這些國家綜合國力較小，研發能力很差，加上收入分配不均，沒有很好的在崛起期積累培養科研能力的人才和設施，是導致進入中等收入水平後無法再往食物鏈上方進步的根本原因。而中國在這一點上，有利好條件，如中國的公有制經濟有雄厚的國家財政後盾做科技積累，以及中國的教育比較注重科技人才的培養（看航天局裡年輕的臉就知道了）

2，金融獨立陷入中等陷阱的國家之所以經濟停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太過依賴外資。當勞工工資水平上漲到中等時，外資不會願意在該國進行企業升級，而是簡單的撤離了之。外加外資比重較大，外資撤離潮對這些國家的經濟造成嚴重的衝擊。中國的勞工工資水平也上漲了，西方媒體也在鼓噪中國經濟減速，意味著進入中國的只是想賺一筆代工錢就走的外資將有逃離傾向。外資的逃離必然會對中國經濟有或多或少的衝擊，而衝擊的大小完全取決於中國的金融獨立程度。相比南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國也有利好條件，包括比南美國家更小的外資依賴度，以及更獨立的人民幣和銀行系統，外資在撤離時並沒有那麼成本低廉。中國在抵禦外資撤離潮時還有一個隱形的優勢在於國有企業，可以趁勢抄底接盤，然後依靠國家的科技力量產業升級，把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升級為技術密集型，這個優勢如果國企使用得當，可以助國家經濟轉型一臂之力。

3，對外投資。

通過對外投資吃回報的方式賺錢，以繼續增加國民收入，加大對國外的市場開拓培養，原材料基地的開拓，低技術高污染工業的外遷，以及用經濟維繫培養外國潛在盟友，那就是現在的一帶一路。非洲將是中國未來的原材料基地，東南亞將是中國未來低技術產業的外遷地，而市場，則主要瞄準歐洲。中國為什麼要給非洲減債？因為要討好非洲國家，這是一種公關的投資，未來中國將在非洲賺更多的錢。東南亞人口密集而低廉，距中國市場近，是中國外遷低技術高污染工業的好選擇，而歐洲收入高購買力強，與中國陸地連接，是中國高鐵等新支柱產業以及未來更多高食物鏈層級的外貿產品的最好市場（北美收入也高，但陸地不連接且對中國防備太嚴）。對外投資這個部分並不計入GDP，而計入GNP。事實上，中國與美國的GNP差距比GDP的差距更大，當中國進入與美國爭第一的階段時，中國的GDP已經不是唯一準確的參考數據了，中國應當同時統計中美的GNP以作對比了。

4.（1+2+3)剪外國羊毛

中國人口眾多給中國帶來各種各樣的麻煩和難題，但人口眾多的中國有一個隱藏優勢，那就是在人均還是中等收入的時候，全中國的世界影響力就已經達到一線強國的水平。在其他國家還是中等收入的時候，是斷然不會有中國這樣的世界影響力的，比如貨幣地位，南美國家同樣是中等收入，但他們的貨幣就沒有人民幣這麼有影響力。這個優勢給中國一個機會，那就是還在中等收入國家的時候，就可能讓人民幣和中國資本到世界上去剪羊毛。在中國還未崛起的時代，剪羊毛市場可謂是美國一家獨大的寡頭壟斷，現在可能不一樣了，中國將會殺入這個市場分一杯羹，形成雙頭壟斷。要想對外國剪羊毛，不是誰都可以的，需要具備上文1,2,3的條件，即1，生產技術的先進性並壟斷，2，金融的獨立，3，對外海量的投資。當中國未來進行所謂的升息降息動作時，會對海外資產進行一次剪羊毛動作，中國經濟的一舉一動，將會影響到全球一些國家的生死存亡，像美國那樣。通過剪羊毛行動，可以事實上降低中國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並吸取國外人的勞動成果，形成事實上的經濟霸權，中國經濟即可旱澇保收。

個人覺得可以類比為一個公司發展的過程。

當一個公司發展了十多年還是小作坊規模時，我們一般可以判定這個公司以後也做不大了，如果遇到市場變革還可能倒閉。

一個國家也是這樣，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其實是因為這個國家發展到了其國民綜合能力的極限。再往上發展所需要的大量高層次人才他們沒有。

日本和德國在二戰中都被打敗炸爛。都成了真正意義上的窮國。但只要稍微給他們一點時間他們很快就發展起來了。而且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不應該的。

原因就在於他們的國民知道發達國家是什麼樣子的，也具備發達國家居民所需的能力和素質。

咱們看中國，如果把本科學歷以下的人都排除在外來統計，中國是不是已經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了？

綜上所述，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以受教育水平低為代表的低素質國民拖累整個國家的發展。

解決方案就是在大力發展全民教育讓國家經歷一代人的發展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時，行補充上來的人口都是高水平高素質的人才。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剝削的速度大於財富生產和分配的速度。

財富資本是具有聚集性的，它們天性會聚集在一起，吸引更多，逃避貧窮。

當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速率趨於平穩，無法再像經濟增長爆發期一樣生產巨量財富，財富除了被自然聚集吸收的部分外，剩餘的財富不足以向下層滲透浸潤貧窮乾枯的最底層社會。而由於財富聚集性的特徵，它們越嫌棄下層社會的乾枯，下層就越像失陷性黃土一樣失去留住財富的能力，逐漸沙化，而這種沙化必將會從下而上逐層蔓延。

隨著經濟增長的放緩甚至停滯，財富聚集產生的吸引力越來越大，汲取的財富越來越多。至此，陷阱的循環構成：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而由於統計的局限性，gdp統計數字無法真實的反映出這一現象，從表面上看，財富聚集起來所展露出美麗的投資假象和生產、消費假象，就像一個血紅鮮艷的癌腫瘤，而它所依附的那個被抽干吮凈的國家真實情況往往被統計數字忽略。直至最終財富再次發揮它嫌棄貧窮逃避貧窮的特性，逃離那個滋養它養育它的國家，前往那些美麗的腫瘤聚集地(發達國家)放膿，把它們在自己祖國抽取的財富濃汁無私的澆灌給他們，留下千瘡百孔的地區陷入經濟蕭條，民不聊生的境地。

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財富的所有人還是財富的被掠奪者，都將喪失人的屬性，淪為財富或者說資本的奴隸、工具，無法逃出這一邏輯推演，亦步亦趨的完成財富賦予他們的使命，強大的政權可能通過二次分配、社會福利建設等手段將這種現象推延一段時間，而最終如果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不夠巨大，無法成為全世界範圍內財富腫瘤的聚集地，那麼它必然會被吸干榨凈。

過去是靠刷盤子（低端勞動與出口資源）致富，

但現在雖然讓自己富了起來（GDP上的進步），但是仍然比餐廳老闆掙的少（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仍掌握多數產業鏈的中上游）

於是努力學習做大廚師（上游掌握核心科技），或者向餐廳領班經理崗位發展（產業鏈末端的銷售、服務，根據微笑曲線，也是高利潤），

如果你是餐廳老闆，面對這樣一個上進的員工，該做何感想？態度無非兩個

1防著：別偷我家配方啊，不然收拾你（知識產權保護，關鍵技術人才出口禁運）

2利用：年輕人有前途，好好乾，以後新店面你做店長靠你打理！（更高一級的剝削，在一些高端產業進一步繼續為上游國家服務！）

國家也為此做出了諸多努力，比如大力普及高等教育，想方設法推進產業升級，鼓勵年輕人創業，等等。

「有的國家是讀過書的白領（製造技術文化產品），有的國家只能刷盤子（出賣簡單勞動和資源）。」

from《刷盤子，還是讀書？》

看了前邊的幾位回答，感覺有點樂觀。從來沒覺得中國現在在發展成果上有太多的優勢，而上游國家不會坐視一個大國崛起，爭奪這個星球上有限的資源。

中等收入陷阱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偽命題，用來評價那些產業殘缺，市場狹小，抗風險能力差的國家頗為合適，但中國這樣的大國，根本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情況。你見過一個面積相當於整個歐洲，人口總量比發達國家人口總和加起來還多一倍的多家被陷阱拖住？對於中國來說，當人均達到12000美元時，GDP總量將超過美國；人均GDP達到20000時候呢？這樣的總量，必然換來對全球優質資源的大量佔有，到時候會導致OECD某些偽發達經濟體徹底崩潰，而不是中國單方面完蛋。

大家好，題主好。我也一直想搞清楚這個問題，我看完了所有的回答，說實話，都沒有解決我的疑問。我就說說到現在我通過查詢資料和自己思考得到的部分結果吧，與大家共享。

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義為這個國家向她的人民提供經濟商品的能力的長期提升，這個增長中的能力，基於改進技術以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調整。——西蒙·庫茲涅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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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回答問題。這個題目的中等收入陷阱的完整描述是區域中等收入（水平）增長的陷阱或困境。從trap的翻譯來看，顯然譯為困境更合適，因為這只是一種統計特徵描述，不是一種必然存在（當然有爭議）。任何國家只要收入增長一定是連續狀態，而不是躍遷方式。有的國家陷入了困境，但有的國家沒有。而陷阱一詞有某種人為故意設置的含義，因此我認為不妥。不啰嗦這些了。看庫茲涅茨的這句話吧。

中等收入困境問題，我想了很久，一直沒有進展，直到我看到庫茲涅茨這句話，才有所領悟。這句話想說什麼呢？那就是經濟的增長不只包括經濟這一個系統，還應該容納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個系統，為了討論方便，簡化為經濟——政治——文化三系統。具體來說，就是指不同的經濟收入水平只有與政治系統、文化系統相互匹配和自洽這一收入水平才是穩定態，否則這個經濟收入水平就是不穩定的。那麼問題來了，這個系統是如何變遷的呢？三個系統之間誰決定誰呢？根據我們大陸政治經濟學背景，這不是個問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啊，當然是經濟系統是決定因素了！真的嗎？仔細想來事情不是這麼簡單，比如技術系統的產生是屬於經濟系統還是文化系統？技術系統和知識系統之間有什麼關係？對於非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不是意識形態，他們沒有經濟決定論的天然假設，用經濟決定論去做基礎框架，顯然缺乏說服力和理論擴展性。以此為突破口，我找到了出現中等收入困惑的底層原因和解釋框架。說暈了吧，下面直接說核心。

1、一個核心問題：每一個獨立的社會系統（經濟-政治-文化）的演化是連續的還是離散躍遷的？

2、增長和發展有什麼區別和聯繫？（1和2很無厘頭的連個問題，對嗎？請耐心看下去）

先來回答第二個問題。增長是量變，而發展包含質變，什麼是質變，即產生新結構。剩下的我結合第一個問題回答

第一個問題。我應該分為兩個情況：總體來說社會系統的變遷是離散變遷的，即由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向另一個最新的穩定社會形態變遷，兩種形態之間的變遷充滿風險，需要巨大的試錯空間，有某種不確定性。打個不恰當的比喻，即社會系統的變遷像蝌蚪與青蛙的不同形態變遷（當然社會系統比這個複雜），但不是每一個蝌蚪最後都能變成青蛙。而每一個穩定的社會形態自身的壯大就是指「增長」。如果包含形態變遷的內容，就是「發展」。

請注意這是我的理論建構，是假說（至今尚未完成）。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感覺到一種怪現象，那就是最近100年來，發達國家的朋友圈是如此的固定，沒什麼新成員。2008世界銀行的報告曾經指出，二戰後，進入發達階層的國家只有13個：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香港、以色列、塞普勒斯、波多黎各、赤道幾內亞、希臘、葡萄牙、愛爾蘭、西班牙。這也是目前所有經濟體中的例外，成功穿過了中等收入的國家。挖個坑，這些國家以後分析

這裡面沒有拉美國家，而中等收入陷阱這個概念的第一次提出是世界銀行2007年東亞發展報告（數據到2006年），為什麼會提這個？因為東亞的國家沒有像拉美國家那樣當收入到達世界平均值時神奇的掉頭，而是繼續扶搖直上，進入了發達國傢俱樂部，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讀過報告。報告中想說的是為什麼東亞經濟體沒有像拉美國家那樣陷入困境！提出這個概念恰恰是以東亞國家作為反例來說明中等收入困境也有例外。報告雖然給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定義，但沒有分析拉美國家為什麼會那樣的機制。

所以我的一個結論：東亞國家是中等收入困境的反例，為啥一口咬定中國一定會陷入中等收入困境，這很奇怪不是嗎？13個國家中，儒家文化圈沒有陷入中等收入困境的，只有因為起步晚還沒有達到這個收入的，比如中國。東亞國家誰陷入了呢？非儒家文化圈的那些？印尼、泰國、馬來西亞等，都經歷一場97金融危機，為啥是這三一蹶不振呢？肯定是缺少某種抵抗風險和促進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呢？

是文化！為什麼儒家文化系統沒有成為阻礙呢？請注意，我沒有文化優越論的意思，下面是我的分析。

回到庫茲涅茨那句話，經濟系統的增長必須與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自洽？那麼在社會系統變遷時，這種自洽機制是如何產生呢？我認為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去解釋沒什麼用。我用的是文化融合機制。即現代經濟系統本身就含有西方文化系統和政治系統的某些結構。現代經濟系統產生自西方這是毫無疑問的，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的分野非常明顯，工業革命、技術革命這個老嗑源自西方沒什麼疑問。當這個系統中最核心的擴張要素現代市場機制和科學技術，高度活躍把整個經濟系統向全球擴張時，原來所有的傳統國家都被迫被捲入這一全球化浪潮（工業革命後全球化浪潮有兩次），後發國家把現代經濟系統作為外生因素被迫接受，並根據這個系統內涵的政治系統基因和文化基因對自己原有的政治結構和思想系統進行融合改造，這應該才是最客觀的情景。即使到今天，中東地區也沒建立現代經濟系統，他們的原有政治和文化系統雖然遭到衝擊但保存完好，比如伊朗就是政教合一的國家，也就是說這個融合改造仍未完成，而是以衝突對抗在存在！

儒家文化圈的國家有什麼特點呢？核心特點就是他不想其他文明有專職的神職人員，如教皇、神女、佛陀（佛教並未儒家主流文化），文化系統是嵌在政治系統內部的，學而優則仕這一機制使得文化系統與政治系統完全融合，當西方現代經濟系統全球化擴張時，只要文明衝擊使得政治系統發生轉變產生新結構，文化系統對西方現代經濟系統的抵抗也就消失了，但也會有輕微後遺症，比如「大日本帝國」「大韓民國」「大中華主義」這種文化優越感的「民族主義癥狀。」

最終形成的現代儒家社會系統（融合後）比其他文明系統具有可塑性，文化系統對市場經濟和科學技術的無線擴張沒有制約能力，但是政治系統會有。因此儒家文化圈的經濟體在經歷社會形態變遷時，一般是在緊密的政治系統包裹下完成的，即政府大多處於極權狀態，並將文化系統的干擾給壓制。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都是。而一旦政治系統在外界壓力下再次進行重塑，即按照「普世價值」進行再造，文化系統被釋放了出來，二維繫統變成三維繫統，文化系統對經濟系統開始形成制約能力。日本、台灣例子非常明顯，經濟系統內部的科學理性演化路徑被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扭曲，阻礙其進一步變遷。當然也沒必要再變遷，更新的文明形態誰也不知道，因為新的科技革命還沒有發生，發生在哪也不知道。

截止目前，我思考僅止於此，我的結論是，我們中國大陸的經濟系統還處於與現代西方經濟系統的融合中，我們的文化系統儘管還對政治系統有依賴，但已經開始獨立出來，但不足以扭曲經濟系統的演化，即我們中國大陸現在並未形成相對穩定的「現代社會系統」，國際接軌仍然是政治正確的主流，和文化價值主流，國外的月亮仍比國內圓，所以我們不可能陷入中等收入困境，我們的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都在協調過程中，不會對經濟增長形成限制。

我們的風險在於，最後穩態的那個自洽「三維」系統能承受的人均收入水平是多少？

目前來看，人均1萬美元顯然太低了。可參考的例子不多，從儒家文化圈內部找，日本的極限是4萬美元，高過4萬，日本就停滯，為什麼？政治系統和文化系統無法承受？（具體含義以後解釋，先挖個坑），新加坡是5萬美元。台灣是2萬美元，韓國是3萬美元。

註：三維繫統自洽的含義是：這個社會有三套價值標準，互不干擾，金本位、官本位（權力本位）、文化本位。每個個體對這三種價值標準都認可。根據每套價值標準建立的社會組織和從業者，收入水平相差不大。三個系統之間，人員、資源、交流平衡。（請大家腦補交流不平衡的系統，提示，秦國商鞅的「耕-戰」抑商系統，以及最後的崩潰）

純屬個人解釋，供大家參考。

實質產能過剩

原因過去的發展經驗無法被複制發展的慣性形成的尾大不掉

其實這個很好理解..國家也和個人一樣.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不要在本該奮鬥的年齡選擇安逸.以後路會越來越難走..

一個妓女只能靠賣身坑害自己來賺錢..讓她做高科技掙錢的工作他做不了..本來年輕時.可以苦學來增加技能.卻覺得賣身來錢快..當然其他人也樂於看她這樣.畢竟得有人做奴隸..當年老色衰時.掙不到錢了.這就是所說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問題的實質是什麼，是工業化的質量和深度。其中，製造業產值相對高度達到高水平，是中等收入陷阱跨越的核心環節。按照正常產業發展和產業互動模式，隨著製造業相對產值高度攀升，服務業產值相對高度就會受到帶動，以更大幅度攀升。二者持續攀升至高水平，才能對收入量比、收入水平率持續攀升到高位做正貢獻。

1.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嗎？怎樣量化研判？

答曰：存在，用收入水平率（PIR）指標量化研判。收入水平率指標，是以世界人均收入為量度的經濟體人均收入的相對高度。

2.經濟體實現高收入的路徑有什麼不同？

答曰：直至目前，經濟體實現高收入的路徑有三：出售自然資源、發展特色服務業、工業化。其中前兩種路徑需要經濟體在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方面擁有特定稟賦。對於非特定稟賦經濟體，只能通過工業化實現高收入。

3.為什麼非特定稟賦經濟體只能通過工業化，才能實現高收入？高收入經濟體服務業佔比不是比製造業更高嗎？是否可以只通過發展服務業實現中等收入陷阱跨越？

答曰：先行跨越者的經歷顯示，以世界平均人均GDP為量度，非特定稟賦經濟體在實現高收入過程中，製造業和服務業量比都會攀升至高水平，是收入水平的兩大主要增長點。經過對兩大量比指標的趨勢觀測和建模分析可以看到，在二者上升過程中，製造業的變動具有先導性和主導性。確實，在實現高收入水平之後，服務業佔比會超過製造業佔比，但這主要是由於製造業對服務業的促進效應更大引起的。非特定稟賦經濟體，不可能只發展服務業實現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事實上也無法做到。當然，在非特定稟賦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中，作為增長點，製造業和服務業都很重要。

4.在全球化環境下，中等收入陷阱跨越者的工業化進程哪些方面特徵有明顯變化，而這些變化為未跨越者所未曾實現？

答曰：從工業化總績效上看，跨越者製造業、服務業產值相對高度達到高水平，而未跨越者的同類產值相對高度只能在低水平區間振蕩。從分側面特徵看，表現在以下方面。

（1）跨越者貨物出口規模的可比量值攀升至高水平。

（2）跨越者機電裝備、輕機電出口佔比攀升至高水平。

（3）跨越者技術創新活躍程度的量值攀升至高水平。

5.在跨越者所有發生變化的工業化特徵中，哪一項變化是最關鍵的？

答曰：製造業內部結構變化，可相比較的表現就是各類製造業產品出口佔比的變化，關鍵產業的佔比要上升至一定高度，並在收入水平上升過程中，承擔起出口和收入新增長點的作用。

中等收入陷阱實質在於工業化質量(一)：製造業產值上升至高水平是核心環節_知喻經濟發展講座_新浪博客

中等收入陷阱主題講座的回顧與展望_知喻經濟發展講座_新浪博客

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一個國家的能力上限。

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其實是達到了其能力的上限，在其現有能力之下只能達到這個水平了。如果你的國家的工業水平不突破，沒有建立自己的品牌，沒有自己的標準，沒有進口替代，而是靠技術含量比較低下的加工製造業，簡單服務業甚至賣資源，最多也就能達到中等收入水平。這些情況在發達國家來看是「陷阱」，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是最高值，再想提高不可能了。因此根本不是陷阱不陷阱的問題。

那麼中國呢？以中國目前的工業水平，要進一步全面突破，確實很難，至少比從以往的低收入邁進到現在這種狀態難。但是看看中國在幹啥吧，交通，通信，尖端製造等方面都在突破，中國正在建立自己的標準，並推向世界；建立自己的品牌，與外國名牌爭奪利潤；不斷用本國產品替代進口產品，即使我們只能替代掉10%的外國貨，但對於外國的企業來說利潤的損失則遠遠大於10%。至少目前中國還沒有抵達其能力的上限，中國綜合能力的上限也應該是目前發達國家的上限。因此對於中國來說不存在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

各種收入陷阱存在的實質是什麼呢？其實是社會分工體系中不同職業註定的收入差異,干苦力只能拿苦力的收入水平;藍領工人有藍領的收入水平;白領或工匠有白領或工匠的收入水平。

然後我們還要看一眼西方花百年時間整合建立的一個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這個市場其實主要部分是發達國家開放部分國內市場後形成的(這個地方存在關於產業體系中可貿易性和不可貿易性的說法)。而這個市場存在的好處是大家都可以進入參與,通過努力獲取資源和財富,但這個市場競爭極為激烈，而且不同職業收入層次分明,差異極大,可以把這個國際市場看成一個全球規模的賽馬場。

那麼現實中,國內市場不足以支撐本國產業發展的國家只能寄希望於靠國際市場發展，教育水平，預期收入,各國的資源和制度等要素組合成的比較優勢就成為這個賽馬場上成功的關鍵,比較優勢存,則可以晉級;比較優勢亡,則停滯甚至退出賽馬場。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這個國際賽馬場上針對藍領的收入天花板,不能從藍領的職業水平晉級到白領或工匠的,肯定會遇到這個收入的天花板。一個國家的產業都只定位在當國際市場的藍領工人自然止步於中等收入。其實白領也有一個高等收入的天花板,只有開局做莊的老闆、貴族沒有什麼陷阱或收入的天花板。

中等收入國家陷井」這個概念，本身就是個偽命題。「跨越中等收入陷井」本質內涵：實現共同富裕。所謂的跨越中等收入陷井，和歷史上某些概念所指向的含義一樣，只是叫法不同而己。從歷史上歷朝天子提出的天下大同，到洪秀全起義時的「大同」口號，到現在的共同富裕，建社社會主義社會等等，所有的這些概念，都為了追求一種社會財富分配上的理想狀態一一均富，社會資源得到公正分配，社會和經濟各層面實現永久的良性循環，人民安居樂業，企業蒸蒸日上……

收入達到一定程度，知道為何不再增長了嗎？因為消費。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也是多數人的財富快速向少數人集中的過程，導致大多數人消費後繼無力。消費開始萎縮，企業商品擠壓，企業一旦收入降低，導致員工收入降低，從而使得消費更加低迷，如此惡性循環。

任何國家都不可能脫離這個陷阱，因為這是消費能力和商品生產之間的矛盾，即：消費和商品生產，不可能同步發展，總會發展到一天、消費無法支撐整個商品生產量的時候，而這個導火索，就是貧富分化。而貧富分化，是永遠無法消除的，因為人們獲取財富的能力有高低，如果政府認為的均富，只能讓經濟死水一潭。比如：政府認為設置，你一月最多只能賺取多少錢，多出來的要平分，你還願意幹嗎？

不被需要了，金礦挖完了。

覺得這個問題，從經濟學角度，就是二元經濟來解釋：勞動力成本上升，結構性通脹。

但還可以從社會學角度，比如社會政治腐敗，貧富差距加大，缺乏上升通道

一個經濟體怎麼樣才是健康的？道理很簡單，物盡其才，人盡其用，所有的資源都利用起來沒有浪費，每個人都儘力為市場提供高效率，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這樣的經濟體自然能夠持續健康的發展，技術能夠不斷進步。現在存在大量的資源浪費，存在大量的特權以寄生的方式生存，人為干預市場的現象很嚴重。房價奇高，產業升級緩慢，大部分民企員工工資提升緩慢等等，種種現象表明，目前已經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險了。

中等收入陷阱在各國表現形式不同，就我國而言，我不認為我們會淪落到南美那種地主寡頭和城市貧民爭鬥的左右搖擺中去，我也不認為我們會陷入戰亂或者是因為東南亞那種教育不足導致的科技不能持續發展。我們有強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聰慧的人口，中國人的頭腦在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制約我們的只有制度二字。舉凡發達國家，必然是資本主義國家，其中最猛的幾個有個別稱，叫「老牌資本主義強國」，大家誰聽說過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發達國家的？（很可惜，他們如果二戰後實行市場經濟，現在肯定是發達國家）那麼好了，我們看所有的發達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且內部市場發育越充分越強，以色列人均3.7萬美元，16%的GDP投入國防比例與前蘇聯相當，但經濟依然爆棚，生活水平很高，科技創業幾乎成了全民事業。為何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能成為帝國主義國家？再往前倒，為什麼英法德美能成為全世界經濟的引擎？再往前，為什麼英國能開啟工業革命，德國美國緊隨其後？總有什麼原因吧？四大古文明一個個都停滯在農業經濟時代，為什麼是西歐開啟了工業時代和信息時代？而且一直領先到現在？

答案很明顯啊，市場經濟，市場經濟要什麼？不是小政府，而是法治，市場經濟隨時間推移不同的發展階段有不同規模的政府，工業時代，1800-二戰，這段時間需要大政府，協調全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工人基本福利制度，以及落實和貫徹法律。二戰以後到現在，需要的是小政府，為什麼？因為信息時代來臨了，生產不再以幾千幾萬人按時上下班操作大機器為主，而是小規模靈活性以人的智力為主要生產資料的靈活型生產方式為主，當然工業依然需要，但是一線機器人和高精尖設備大量替代人力。這時候個人的聰明才智和互聯網是最首要的資源，而不是工業時代的煤炭石油鐵礦石港口鐵路。我們可以看到從70年代開始，英國美國率先實行小政府改革，德國北歐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跟進，然後東歐國家轉軌後迅速縮小政府規模，日本政府規模也在縮減；而沒有及時縮減的法國義大利西班牙希臘經濟則陷入停滯。縮小政府的同時，法院檢察院的規模並沒有縮小，法官和法庭人數還有所增加，因為法治社會需要的就是法律來調解陌生人社會中的種種問題，過去可以通過工廠主、廠區經理和地方德高望重人士調解的矛盾現在都不行了~

我想說到這裡大家都很清楚了。發達國家首先是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而要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就必須要有充分的個人自由，要有充分的個人自由，就必須有規則明確制度合理的法治，而要保障法治就必須實現人人平等，怎麼保障人人平等？民主代議制是目前最好的辦法~一環扣著一環，缺哪條都不行！我們中國想成為發達國家，按照上面的環節做就可以了，沒有什麼捷徑，但也不是什麼難以理解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