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麼評價電影《特朗勃》？
畢竟美國的排共也是一個挺禁忌的話題
「想像都無法召喚出的，現實聳聳肩便輕鬆實現。」?—?— 達爾頓·特朗勃[1]
自1947年起，直至五十年代後期，在美國好萊塢的上空盤旋著一個詞，它就是「黑名單」，在這份「好萊塢黑名單」[2]中，除了以達爾頓·特朗勃為首的好萊塢十君子[3]之外，還有包括了編劇、演員、導演、作曲家等數百名娛樂行業的從業者。炮製這份名單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4]認為位列黑名單之人或為共產黨工作、或同情共產主義，而他們在娛樂產業的工作將使他們有能力將不符美國利益的思想傳播給國民。於是在委員會的強力干預、被煽動而心懷恐懼的民意以及乖乖就範的電影工作室聯合作用下，登上黑名單幾乎意味著藝術生命的徹底結束。
這些藝術家們因為自己的政治信仰徹底失去了工作，但一切並不會止步於此，人類最惡劣的行為都在黑名單的影響之下登上了檯面：從前的密友相互出賣以求得到委員會的開釋；位列名單之上的藝術家也不得不面對民眾的憤怒與惡意；生活上的拮据與困窘也緊隨工作機會的消失而浮上水面。
當一位演員無法再演戲後，他還能被稱作是一個演員嗎？當一位編劇不再創作故事後，他還是編劇嗎？我們不僅通過工作謀生，也在工作的過程中確定著自己的身份，這些標籤當然會片面化他人對我們的理解，但它也同時標註出了一個人最重要的特徵：在人生中最長的一段時間裡，究竟在做些什麼。而失去工作的同時，我們也隨之失去了身份。
《特朗勃》這部電影所講述的，其實就是一個人遺失再尋回身份的故事。
Blacklist Hollywood Ten「我認識一幫狂熱分子，他們想要在缺乏合法手段的前提下剝奪藝術家的生活、自由以及對幸福的追求，進而暗中破壞美國憲法……我可以說出他們的名字，舉出實例，我就是第一個受害者……這是一夥前法西斯主義者、美國第一委員會成員和反猶主義者，他們憎恨黑人、少數族群甚至他們自己……這些人啟動的陰謀缺乏一切法律程序，損害了美國民主得以建基其上的一切核心理念。」?—?— 萊昂內爾·斯坦德[5]
斯坦德所指的，恰恰是正在審訊他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
從好萊塢十君子被判藐視國會罪鋃鐺入獄起，這份好萊塢黑名單便隨著牽扯人員越來越多而變得越來越長，以至於後期人們已經去掉「好萊塢」三個字，開始稱這份名單為「娛樂產業黑名單」，這足以顯示受到這場政治災難波及的已經遠遠超出好萊塢的電影產業，而是拓展到了整個美國娛樂產業中去。這些娛樂產業從業者被視為蘇聯間諜和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者、美國精神的敵人，而特朗勃則是其中最為知名的一個。
原因很簡單，在黑名單出現之前，他已經成為了好萊塢薪酬最高、也最為成功的編劇。此時的他剛剛與米高梅簽下整整三年的合約，正是人生最為春風得意的時刻，然而來自國會的一封傳票改變了這一切。米高梅迫於壓力撤回了與他的合約，好萊塢若干大工作室也都拒絕再僱傭位列黑名單上的編劇，幾乎是一夜之間，光明無限的未來被愁雲慘霧所取代。為了求生，也為了養活家人，他不得不選擇以化名的方式繼續編劇工作，但為此必須付出的代價就是，不得在自己任何一部劇本上署名。
好萊塢黑名單是冷戰這個特殊時期的產物，我們或許熟悉自己國家那段令人羞於提及的歷史，卻很少有人知道在大洋彼岸與我們「相對」的陣營之內，早已發生過極為類似（當然規模相對小得多）的事件。也許只有在剝離「政治」元素後，我們才能夠看清這份「黑名單」的真相，其實是個體言說在遭遇集體話語時的失聲。二者之間的衝突早已超越意識形態的範疇，綿延在整個人類歷史之中，而《特朗勃》這部影片所試圖去還原和展現的，不過是這漫長歷史中的一個切片。在這個「短暫」卻綿延十餘年的切片中，一個以編織故事、寫字為生的人，必須獨自對抗整個社會的意志，而除了家人之外，他無法相信任何人。
「許多問題都可以用『是』或『否』來回答，只不過回答者要麼是笨蛋，要麼是奴隸。」?—?— 達爾頓·特朗勃
上面這段台詞或許是影片中奠定特朗勃「蔑視國會」罪行的鐵證，卻也同時表明他甘願冒天下之大不韙，仍然堅持自身信念的根源，來自他對自由意志的重視。正如這部影片中的好萊塢十人看似同情或支持共產主義，但歸根結底在探討的還是崇尚個人精神自由（不為權威裹挾）與個人價值實現（憑藉才華重回事業巔峰）的「美國」精神。
更有趣的一點在於特朗勃編劇身份與社會意志之間的本質衝突：以「是」或「否」來回答的問題，必定要求人們在思維層面摒棄一切枝蔓、徹底簡化至最基本的二元對立（正如冷戰之間的美蘇雙方、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但「故事」卻是不可簡化的，在每個真正精彩的偵探故事裡，真相都可以濃縮為一句話：「兇手是……」，而受眾所享受的其實是發現真相的過程。對「故事」進行講述這種行為本身，就是一種對個體經驗的闡述，它骨子裡是抗拒統一與簡化處理的，也正是在無窮無盡、不可勝數的各式闡述中，故事才獲得了蓬勃的生命力。
從「好萊塢十君子」到「好萊塢黑名單」，再到「娛樂產業黑名單」，政治宣教與藝術表達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兩者的矛盾表面上是意識形態層面的衝突，演變到最後其實已經成為了社會統一意志與人類思想多樣性之間的衝突。正如彼時米高梅老總路易·B·梅耶[6]將三年合約遞到特朗勃手中時所說的：「你不僅寫皆大歡喜的劇本，還真的相信它們。」處於風暴中心處的特朗勃自己所寫的劇本，並未過多涉及苦大仇深的階級鬥爭。雖然他進自己的一切力量為底層人民發聲，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創作，支撐他毫不倦怠進行寫作的，是故事本身的魅力。在跳出對是非二元爭辯的討論之後，這部影片終於將注意力放回到定義特朗勃這個人物的關鍵所在：創作本身。
Pseudonym Credit阿倫·赫德[7]：你瞧，我知道我是誰。行嗎？我想讓這個國家從上到下都變的不一樣。如果我設想的城鎮，沒人能擁有自己的湖。
達爾頓·特朗勃：好吧，只是你不覺得那樣的人生有些乏味嗎？
阿倫·赫德：對你來說當然乏味。但對建造這些的人呢。如果我錯了，告訴我，但自從我認識你，你一直說話像個激進分子，卻過著富人的生活。
達爾頓·特朗勃：是這樣。
阿倫·赫德：好，我不知道你是……我不認為你會願意為了做正確的事情而放棄這一切。
達爾頓·特朗勃：好，我鄙視殉難者，而且不會為了一個必將失敗的理由而抗爭。但你是對的，我並不想失去這一切。絕對不包括他們。但我甘冒風險。這就是激進分子和富人完美的結合。激進分子也許會以耶穌的純潔作戰，但富人會利用撒旦的狡黠取勝。
在遭遇「封殺」之後，特朗勃將自己的創作轉到了地下，他選擇以各種化名為低預算製作爛片的金兄弟製片公司[8]進行編劇工作。雖然無法得到署名，但急於找到生計的特朗勃並不在意，一方面這種量產的作品就像計件工作，量先於質，另一方面這也是維持這份工作的前提所在。他很清楚在當前的社會輿論之下，藝術追求只能放在生存之後，而這也是他和阿倫·赫德[9]的根本分歧所在。
阿倫·赫德是影片虛構的人物，位列十君子之中，本身濃縮了身處黑名單中的數個人物原型，而他的命運也和特朗勃所選擇的道路形成了鮮明對照：特朗勃選擇求生先於理想，赫德卻不甘於為金氏兄弟量產劇本，總想要在其中摻雜自己的政治理念，讓藝術為政治發聲；特朗勃的最終目標是生存下來、用藝術作品來證明自己作為創作者的價值，以及迫害者的謬誤，而赫德卻放棄了創作，醉心於一個空泛而無從執行的理念，甚至在特朗勃一步一步走入正軌的同時，語加嘲諷地暗示他已經放棄了曾經的信念。
然而兩人的根本差異並不在理念層面，而在於面對迫害時作出的選擇。當我們將視角拉伸到二者作為創作者的一生時，會發現赫德將自己的人生定格在獲得普利策獎提名處，而特朗勃卻並未在任何一處停下腳步。或者，讓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也許正是因為黑名單的存在，讓他只能將《羅馬假日》[10]的署名權拱手讓給麥克蘭·亨特[11]，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重新嘗試以創作來定義自己，不斷追逐事業的下一個巔峰，並在受到金氏兄弟製片公司的嚴格預算限制下憑藉《勇敢的人》[12]再次獲得奧斯卡最佳電影故事獎。
儘管這一次，他仍然未能在影片中署上自己的名字。
但特朗勃並未被黑名單擊倒，反而找到了一個鬥爭的方式，那就是延續自己的創作，並用一部又一部優秀的作品告訴所有人，以政治理念干預藝術創作的行為是錯誤的。反觀赫德，他或許真的信仰共產主義，甚至拋卻政治話語來說，他相信一切都可以變得更好，但在需要付出努力的時刻，他卻忘記了自己身為編劇的身份，自己的創作，才是回擊黑名單最有力的武器。正如兩人在影片中第一次私下對話中展示的，特朗勃並不相信殉道能夠改變現實，儘管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理念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但最終定義他人生的，仍然是他的劇本。也許在赫德看來，重新獲得好萊塢的承認並不代表特朗勃是在為了理念而戰，但特朗勃所追求的並非「戰鬥」或是「殉道」，而是「勝利」。
對於一個編劇來說，唯一的勝利就是創作出作品。即便從政治角度來看，這也關乎話語權的爭奪，重獲署名權意味著黑名單的土崩瓦解，這對於好萊塢甚至整個娛樂行業，都將是一次思想的解放和復興。其中固然存在政治生態巨變的重要因素（肯尼迪上台），特朗普本身的狡黠也功不可沒。
「你繼續以這種水平工作，我會確保你的名字出現在我的電影里，來承擔罵名。」?—?— 奧托·普雷明格
在向柯克·道格拉斯[13]談及自己在《出埃及記》[14]中的工作時，特朗勃巧妙地援引了導演奧托對自己的批評，把它變成了一種褒獎。恐怕這種智慧只有在長期與黑名單背後的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進行戰鬥後的特朗勃才有可能擁有，而這個橋段的巧妙之處，就在於他在援引奧托所言時，刻意刪去了「來承擔罵名」這句，從而改變了整句的意思，將一句玩笑變成了嚴肅的提議。而在艱難求生之時，特朗勃所做的不也是同樣的事情嗎？只不過彼時他刪掉的，是自己的名字罷了。
除去編劇的智慧，他的戲法能夠成功，當然依託於自身作品的不斷積累和品質的不斷提升。如果沒有《勇敢的人》摘得桂冠，道格拉斯和奧托恐怕不會找到他創作劇本，也就不會有最終的突圍。特朗勃對赫德所說的突圍所需的「一部大電影」《斯巴達克斯》[15]，也恰恰產生在為赫德所鄙夷的好萊塢內部。也許在赫德看來，特朗勃的成功僅僅屬於他個人重攀事業高峰之路，但對一個人的承認，在一部電影上的署名，對於彼時的好萊塢，已經是一個難能可貴的突破，而肯尼迪對影片的含蓄讚賞也在黑名單的徹底失勢中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但無論如何，這場勝利，終歸是特朗勃通過自己的作品啟動的。
在回顧自己的演藝生涯時，柯克·道格拉斯說道：「我創作了超過85部電影，但最驕傲的，還是打破黑名單這件事。」在某個時段，業內盛傳他將再也無法找到工作，儘管如此，他仍然堅持將特朗勃的名字放到影片中。也許像電影中展示的，斯巴達克斯的鬥爭精神給了他堅持下去的動力，又或許圍繞這件事的爭論本身也成為了《斯巴達克斯》成功的原因之一，但誰又能說特朗勃堅持不懈的創作並未在這一決定中產生影響呢？
故事之所以具有改變現實的能力，並不是說一部展示斯巴達克斯一生的劇本就可以打消美國民眾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懼，故事會改變人心，而改變現實的，永遠是人。特朗勃堅信這點，所以他堅持著創作，堅持著講述故事，也在這個過程中以自己的創作改變著身邊諸人對於黑名單的態度。
創作，才是對抗偏見最有力的武器。
Informer, Victim Hero「我是個老鼠、暗探，我供出名字的那些近友上了黑名單，被剝奪了他們的生活。」?—?— 斯特林·海登[16]
《特朗勃》並非無人批評，時至如今，仍然有人認為片中的好萊塢十君子被聖人化，刻意剝離政治語境，過度關注他們的創作和人生並不客觀，但這恰恰是這部影片的力量所在。影片雖然聚焦於特朗普，但在緩緩展開的敘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身處黑名單中各個人物的命運與抉擇，也見識到了黑名單背後諸人的真實面目。在歷史上，即使是「好萊塢十君子」也並未頑石一塊，愛德華·迪麥特雷克[17]選擇了作證以尋回自己的職業。特朗勃固然可以化名工作，但對於演員來說則不然，就像片中的演員愛德華· G·羅賓遜[18]指著自己的臉說的：「這就是我的工作。我沒法成為另一個人。」
黑名單真正可怕之處並不在對作者的封殺，還在於它迫使人們相互揭發以求尋回自己的生計，它使得朋友彼此背叛，諾言化為烏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從信任轉為了懷疑。特朗勃默默經受著這一切，親眼目睹從前的夥伴在聽證會上報出自己的名字，甚至編織出莫須有的頭銜。為求安全，他不得不將自己的一切工作緊緊地和家庭綁定在一起，但隱藏在心底的不安全感卻也在不斷吞噬他的內心。
「朋友？什麼朋友？誰會奢侈到有朋友？我只有盟友和敵人。沒地方放什麼別的。」?—?— 達爾頓·特朗勃
黑名單幾乎摧毀了特朗勃的家庭。
在失去一切對於朋友及同事的信任後，他不得不轉而求助於自己的家庭，並將家人之間的關係轉變為工作關係，這在非常時期固然有效，卻也讓家庭成員的身份產生了分裂。特朗勃依靠自己的工作養活整個家庭，而整個家庭也由此被綁縛在他的工作上，失去了追求個人發展的可能。儘管影片並未在這個方向上做過多篇幅的延展，但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政治傾向在關心少數族群權利的女兒身上的到了某種程度的延續，而這種覺醒本身，也反映了社會思潮的變遷，以及冷戰二元對抗思維的漸漸解體，為黑名單的完結埋下了伏筆。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隨著特朗勃奪回署名權，就重新尋回被剝奪的生活。儘管「好萊塢十君子」大多堅持到底，縱使鋃鐺入獄也未妥協。但更多人為了飯碗選擇了犧牲他人，演員斯特林·海登在被迫告發友人之後，酗酒度日，直至1986年死亡之前都處於極端壓抑的自殺情緒之中。而儘管演員拉里·帕克斯[19]在參與聽證時說出：「別讓我在蔑視委員會（指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20]）和入獄之間進行選擇，也彆強迫我真的在爛泥里爬行，成為一個告密者。有什麼意義呢？我根本不認為這是個選擇。我不認為這有體育精神。我不認為這很美國。我不認為這是美國的正義。」這樣的話，但他最終也選擇了妥協。只是因為他在證詞中提到自己認識萊昂內爾·斯坦德（甚至並未提及後者的政治傾向），後者的電話便從此如同斷了線，再也未曾響起過。
約翰·韋恩[21]：「沒人會要你的傳單。起碼這裡不會。」
達爾頓·特朗勃：「哦，為什麼？它只說了國會沒有權利調查我們如何投票或在哪兒起到，我們思考什麼、說什麼還有如何創作電影。你好，我是達爾頓·特朗勃。」
約翰·韋恩：「國會有權調查任何任何它認為是威脅的事情。」
達爾頓·特朗勃：「這就是我們見解產生分歧的地方，也是關鍵所在。我們都有權利犯錯。」
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不過是一個執行裁決、完成最終迫害的機構，站在其背後的，是被國家意志扭曲的民意。不論是往特朗勃身上潑酒的民眾，還是向赫達·霍珀[22]等黑名單支持者報送特朗勃來客信息的鄰居，都在潛意識中被民意洗腦，成為了集體意志的附庸和奴隸，而在這層民意背後的，是他們其心中莫大的恐懼。《特朗勃》是一部關於個人的傳記電影，但在記述人類某一個體人生歷程的同時，它也完成了對一個時代的記錄。對於美國娛樂產業從業者的迫害，或許在程度上與納粹基於種族對猶太人施加的迫害有所不同，但原理卻無甚分別。當集體陷入恐懼之時，便只能在對個體的迫害中尋得安慰，縱使這個體本是這集體的成員之一，又或者說，恰恰因為如此，遭受最深重苦難的，往往便是集體中的少數族群和異質個體。而能夠喚醒人類良知的，則一定是對於人類共性的重新認知。
故事，正是能夠跨越種族和文明區隔的東西。
Epilogue
「他是一個獨自出發的人，就像個野獸一樣。但在他死的那天，成千上萬的人寧願替他去死。他是什麼？他是神嗎？他不是神。他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奴隸。」?—?— 柯克·道格拉斯
引導我去觀看《特朗勃》這部影片的，是遊戲製作人小島秀夫在20168月29日的一條推特，他說：「就好像是我的親身經歷[23]。」創作者與作品的關係不論在任何領域（電影、漫畫、遊戲）都是一個難以迴避的問題，舉漫畫行業來說，作品的版權也經歷從了一個完全屬於漫畫公司逐漸過渡到作者同樣享有一定權利的改變過程。
黑名單在某種意義上改變了特朗勃的創作軌跡，回頭看，沒有人能夠判斷這種改變究竟是好是壞：也許沒有黑名單事件的干預，特朗勃能夠創造出更多青史留名的佳作；又或許正是在這種極端壓抑的狀態下，他的才華才可能噴薄而出。但換個角度，又何必如同那些創造出黑名單的傢伙一樣一定要非此即彼地下個定論呢，如果說這部電影確切地表達了什麼的話，我想只是創作的重要性。
黑名單終究會被歷史忘卻，但《羅馬假日》中的愛情，卻會永遠存在於我們的視覺記憶中，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上仍然有很多美好的感情，值得追尋。
[1]: Dalton Trumbo
[2]: Hollywood Blacklist
[3]: Hollywood Ten
[4]: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5]: Lionel Stander
[6]: Louis B. Mayer
[7]: Arlen Hird
[8]: King Brothers Productions
[9]: Arlen Hird
[10]: Roman Holiday
[11]: Ian McLellan Hunter
[12]: The Brave One
[13]: Kirk Douglas
[14]: Exodus
[15]: Spartacus
[16]: Sterling Hayden
[17]: Edward Dmytryk
[18]: Edward G. Robinson
[19]: Larry Parks
[20]: 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
[21]: John Wayne
[22]: Hedda Hopper
[23]: （熟悉去年小島離開科樂美一事的玩家自然清楚他所指為何）
https://medium.com/rewind-cinema/rewind-cinema-vol-49-c324cc7b6fc1#.g0ifv31np
http://weixin.qq.com/r/RENbQ_3EvrDBrakg9xZW (二維碼自動識別)
站在這個時刻往回看。歷史已經定格。但靈魂依然流淌。一部電影一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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