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和海外工作的路上，有哪些困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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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生背景如此相似,是不是都活得太嚴肅了 ?
作者包蓓蓓上周和一位美國朋友吃飯，他曾在《大西洋月刊》擔任中國頻道的編輯，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生時的同學。他正在籌劃一系列和中國在美留學生有關的報道。這個來自加利福利亞的男孩，曾在昆明和連雲港等地生活了數年，現在試圖從一種比較微妙的文化角度來描述留學生群體：他們在美國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是否會感到難以突破文化瓶頸的沮喪？畢業回國後，他們的海外經歷是優勢，還是重新融入本土文化的門檻？ 作為一名曾經的留學生，我一直認為至少在研究生這一檔上，中國留學生是生活在一個「次群體」(subcommunity)里。這個次群體雖然在空間上從屬於美國在校學生這個主群體，但其營造出來的「次文化」(subculture)和總體上流行的文化、奉行的價值觀有諸多不同。我並不是指中國留學生喜歡抱團，因為其他的次群體譬如印度裔和哥倫比亞裔的學生也總是成群結隊。
那這個次群體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總體上非常有計劃、非常有目的性。」 我朋友的答案是：「太嚴肅。」 接著我們聊起了另一位在哥大的朋友，美國人，來念研究生時已經30歲出頭，曾經擔任美國軍方的合同僱員。他念了國際安全政策專業，畢業後跑到一家俄羅斯電台做記者，最近又辭了職，在琢磨非政府組織募資人的角色。顯然，他沒有固定的住所也沒有穩定的收入，相信在中國的語境下很難符合對「年輕有為的常春藤畢業生」的期望。我的編輯朋友說，你看，他30多了還在兜兜轉轉，還在找自己的興趣點。我說，是，這個情況對於中國學生來說很難想像。
我在美國接觸到的中國留學生，70%的簡歷高度相似：良好的本科教育，驚人的英語分數，大型機構的實習經驗（但不曾全職工作），以及一份進入大型國際機構或者知名企業的希冀。 應該說，在資源高度稀缺、競爭非常激烈的中國，能夠在20歲出頭交出這樣一份簡歷的，都是同輩中的佼佼者。稀缺而狹窄的向上流動通道，決定了挑戰者必須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對待每一次選擇。剛出生就要挑好幼兒園；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無一不是戰役。挑選本科專業，則要找有大批人走過並且證明能穩健進入社會中層的路徑：經濟、金融、會計、國際貿易，炙手可熱。
因為優質教育和職業資源稀缺，走錯一步的成本太大，中國的年輕精英們已經習慣早做打算、標齊目標、直奔主題，剩下的從腳下到目標的路徑不再是生活，而是通道。
機械化地將生活分解成任務，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或許會被肯定，甚至鼓勵。但若被放到另一個主流格調很不同的文化中，這種機械與嚴肅則容易使人格格不入。高度計劃性帶來的嚴肅亦會瀰漫到一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日常事務的處理，人與人的溝通。當目的性很強的生活態度和機械化分解生活的方式成為一個群體的特徵，「次群體」與「主群體」之間的罅隙便會凸顯出來。
我觀察到的一個最簡單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對待研究生課業的態度。從發達國家出來的學生，在進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過幾年的工作經驗，因此在挑選課程和參與討論、完成作業的時候，體現出來的更多是對知識、經驗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進修的時間細化自己的專業方向，修正甚至顛覆自己職業的興趣點。但我在和中國留學生的交談過程中，發現許多人因為沒有經歷過職場的摔打，還在把研究生當作大學的延續、甚至高中的延續來對待：為了保證作業高分，不惜對答案；而對教授同一門課程不同導師的選擇，則要參照上一屆學生的得分情況。在學業之外，大把的時間花在圖書館以確保考試可以得到高分——經過高考的我們都應該知道，那些曾經很熟悉的幾何公式、化學方程式、生物細胞結構圖，要花多少時間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
當然，我的樣本有限，觀察到的行為差異也並非以種族和文化背景為清晰的分割線。但這種總體性的狀況仍讓人感到憂慮：大陸教育系統訓練出來的尖子生，大多謹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標性又強，生活節奏非常緊張，容易錯過設定路徑之外的選擇和風景。
生活寬度比較狹窄的人，容易變得自卑或者自負——這是我觀察到的另一個關於中國次文化的群體性特徵。一個很好的觀察場所便是公開演講。演講這個東西，高度根植於演講者的文化背景，而藉由外向性的語言表達出來。在我常去的一些和中美經濟、政治相關的活動上，主辦方經常同時從雙方邀請嘉賓，同場競說，而中國式演講和西方式演講很是不同。 舉例來說，在美國演講，以一個笑話開場緩和氣氛、拉近演講者和觀眾的距離，是非常普遍的。最簡單的，演講者為了自貶一下活躍氣氛，可以在台上站穩了的時候就說：「在你們和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誰也不知道我接下來會說什麼。」觀眾往往哄堂大笑，演講者順勢進入主題。複雜一點的，演講者可以「量身定做」一個開場笑話，譬如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典禮上開的那個玩笑：
「當Nohria教務長邀請我來做今天這個演講的時候，我就想，來給一幫比我年輕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講？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這件事。我喜歡被年輕人包圍著，除了他們問我『你上大學沒有互聯網是什麼情況？』的時候；或者更糟，他們說『Sheryl，你能過來一下嗎，我們想看看老年人是怎麼想這款設計』的時候。」Sandberg今年44歲，而Facebook僱員的平均年齡是30歲出頭，這個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 我很難想像——也只在很少的場合遇到過——中國的演講者會在開場時講這樣的笑話。他們往往喜歡直切主題——就像留學生在學校里直衝考試那樣——略過輕鬆隨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潑有趣一面的環節。這樣嚴肅的群體性格，在有意無意地塑造中國人在國際上的群體形象（看看好萊塢大片里中國人的形象就知道），並且反過來束縛華人跳出自己參與設定的這個刻板印象。所以當喜劇演員黃西的聲名傳回國內時，大家才覺得那麼新鮮。嘿，中國人也能在美國講笑話，老外們還那麼樂！ 在我看來，中國次文化中的目的驅動和嚴肅性不失為一種寶貴的品質，但也是束縛許多人拓展職業和生活的可能性、擁抱其他樂趣的終極障礙。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羅萊納大學和杜克大學聯合組織的中國論壇做了一個演講。由於是主旨演講者中年齡最小的，我引用同為演講嘉賓的「中國通」沈大偉教授在其新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一段描述開了一個自貶的玩笑。 沈大偉教授在書中寫：中國在國際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經濟實力不匹配。如果把經濟實力比作一個拳擊手的重量級，中國現在是在比它級別低的重量組裡(punch below its weight)。 輪到我上台演講時，沈大偉教授、一位美國資深的安全事務顧問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經演講完畢。我的開場白是：「顯然，我今天被分到了一個超過我重量級別的組裡(punch above my weight)。我為今天的演講準備了很多，但其實你們知道，隨便一個北京的計程車師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場下笑聲一片。演講結束後，一位美國的觀眾在推特上@我。他說，「她其實是在一個正合適的重量組裡(punch at her weight)。」此文系轉載Dreamleap嘉賓：范海濤
嘉賓介紹：《李開復自傳---世界因你不同》作家，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專業畢業。
《三十以後去美國之一》
24歲那年我買了車，朋友們多坐在我的副駕駛上聊天。那個時候我是一名財經記者，開著車亂跑是我的常態。我常常搭著記者朋友從一個發布會跑到下一個發布會，我們開著音樂，聊著商業精英的八卦，點評著上市公司的報表，享受著北京的陽光。青春就這麼晃晃悠悠的過下去。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個典型的北京妞。反正我大大咧咧地生活，開心的時候會咯咯大笑，有一大群閨蜜，用各種優惠券請朋友吃哈根達斯冰淇淋，用團購網買便宜貨，把自己買的電影卡塞給正在談戀愛的閨蜜胖煦。當胖煦的男朋友看到我想方設法地使用各類優惠券幫助他們談戀愛時，驚訝地瞪大了眼睛，他望了望身旁的閨蜜說，「那咱們去餐館吃飯，有沒有免費的券呢？」因為我奔放的給予，朋友給了我一個親昵的外號「券商」。
我做事認真，但是有時小奇葩。朋友晶晶生了寶貝給我指定了一款寶寶車作為禮物。我在西單買了。往回運時卻發現外包裝巨大，我好不容易把這個正方型的扁平大紙盒裝進了我的灰色伊蘭特里，卻發現沒有時間去拜訪我那住在天通苑的閨蜜。就這樣，我拉著這個幾乎要完全擋住我後視鏡的大紙箱沉甸甸地在北京城跑了一個月。一些地方的保安進門給我停車卡時，都不禁用奇怪地眼神打量我，然後問一句「您是送貨的嗎？」 很多時候，如果我的身邊有另一個「我」，也許會覺得是在看一部「輕喜劇」。因為這個，朋友們也叫我「大仙」。
後來我有一個愛得死去活來的男朋友，幸虧不是騙子。他在北京的西絨線衚衕旁邊長大，因此特別愛吃西四的一家叫做「華天小吃」的國營飯館。據說，那種橘紅色的一盤肉是他的最愛。但是小時候他沒有那麼多錢，於是立志終有一天只吃這種肉，一直吃到飽。後來，我成為了那個陪著他吃這種肉吃到飽的人。其實我也只是看著他吃，這個小飯館煙霧繚繞，一進去全是販夫走卒，基本連坐的地方也找不到。而那種橘紅色的肉一上來，他第一個動作往往是咕咚咕咚澆上白醋，一種酸酸嗆鼻的味道隨之升騰而起，味道實在不敢恭維。我的筷子一動不動，對方卻吃到兩眼放光。
我從來不是學霸，也不知道把事情輕輕鬆鬆搞定是什麼滋味。很多時候，我都覺得是和自己的智商在做鬥爭。挑燈夜戰考大學、屏息凝神等發榜。這種事情對於我來說都是可以讓我夜不能寐。做每一件有點難度的事情，我如臨大敵，會和內心裏面的另一個神經質的我嚷嚷——「Calm down」。在人群里，我小心翼翼地掩藏著我的緊張，以防那個真實的我曝光。我習慣了普普通通，也覺得這輩子所有美好的事情離自己太遠。
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生活逐漸穩定之後，我想死死抱住來之不易的穩定不想撒手的原因。22歲第一次拿到自己單位的紅底色的名片時特別欣喜若狂。當時我在的媒體可以說是中國最好的媒體，錄取率可能不到千分之一。我大學畢業之後經過了10個月痛苦的實習才轉為正式記者。每次採訪時，那紅底色的名片一拿出來，對方的眼神馬上不一樣了，彷彿知道我們的那個單位，是比北大還難進的地方。雖然最初幾年我還沒有車，但是我不在乎被分配到離家最遠的海淀體育館去報道大學生運動會。報道完畢，我從燈火通明的體育館出來打車回單位寫稿，爸爸半夜再用摩托車把我從三元橋運回位於首都機場的家裡。每次回到家裡已經是凌晨，我照照鏡子，夜風裡被塵土弄髒的髮型有如正在洞穴里練習九陰白骨爪的梅超風。
後來生活逐漸穩定，人的神經也逐漸放鬆。我在北京城裡面見各種各樣的精英，談各種各樣的話。青春的流逝和這樣的生活狀態交織著。時間越過越快，我對各種流光溢彩的發布會逐漸感到習慣。我載著閨蜜們去拜訪各類中國最大公司的總裁，討論百度怎麼和谷歌競爭， 周鴻禕怎麼去抨擊馬化騰，網易的新技術有多酷。我開車到清華科技園去搜狐參加財報發布會，習慣性地把車停到地下二層，然後象走進自己公司那樣熟門熟路走進電梯走進搜狐的茶水間。我準確地知道綠茶和咖啡分別放置的位置，也知道今天哪些同行會準時出現。我和女記者們一起圍追堵截剛剛進軍中國市場的某團購網站的職業經理人，把那剛剛上任的跨國公司總裁逼問得節節敗退。 我問柳傳志，「聯想收購IBM之後出走海外，中國公司有哪些困境！」我問張朝陽，「為什麼搜狐的搜索、微博策略總是慢半拍？」那時候，網易公司的首席運營官是董瑞豹，每次見到他我都會醉氧。我和女記者們私下給他起名「豹豹」，每次談到他的帥我們都哄堂大笑。有一次，在網易的電梯間，我們正在高聲談笑豹豹如何如何，一回頭，帥氣的CEO董瑞豹，也就是豹豹本人，就穿著西服背著運動包腳踩著球鞋，在電梯門口一邊聽我們的談話一邊微笑著。我嚇得落荒而逃。
公關公司把發布會的場面做得越來越絢。冰里倒紅酒顯示出數字、按個水晶球瞬間彩帶橫飛後來真的過時了。場面越來越華麗奢侈，我記得微軟公司的IE發布會最後和蘋果在矽谷的那麼相似，整個一塊宏偉的大屏幕橫跨七九八會場，屏幕亮起的一瞬間，整個會場如同一個環幕電影院。那一刻，我有一種幻覺，覺得自己真的在世界的中心。
不知不覺飛過了一片時間海。出國這樣的事情在三十歲之前也想過，我甚至去參加了兩次新東方的雅思培訓，羞愧地錯過了好幾次已經報好名的雅思考試。每一次事情都在我心裡靜悄悄地「無疾而終」。 到後來，我都不再羞愧，默默地接受了自己註定平庸的結局。我甚至習慣了生活里的細碎和膚淺。我看看美劇，深夜如饑似渴地讀一讀林達的《近距離看美國》，以為這就是我和夢想最接近的方式。
29歲我的人生出現了一次巨大的催化。現在回想，那種震蕩對我來說難以想像。在寫《世界因你不同》時，我面對著一個在美國有30年生活經驗的科技精英，我被美國那片土地發生的各種事情的立體感震撼了。三維的感覺讓我彷彿置身於那片土地，彷彿那土地不是一個名字，而是最終開始和我有關。彷彿一種深刻的感覺遍及全身，告訴我，美國，你必須去。身邊的朋友也忽然全變成名校畢業的同齡人。這樣身旁立竿見影的活動榜樣對我衝擊巨大。他們從斯坦福、布朗這些藤校畢業，嘻嘻哈哈地談他們覺得藤校多麼「名不副實」。但是一談起正事，又變成了我的理解力到達不了的地方。關鍵是常年海外的生活讓他們神奇地有一個共同點——會下廚房。記得從斯坦福畢業的於可第一次來我家時，拿出從巴西買的一袋麵粉，後來他擄起袖子開始和面，不一會，就把一片散沙似的麵粉變成了一個個黃色的小面球。放到了我連用都沒有用過爐子裡面。「預熱，加熱，一會就出鍋。」他吶吶自語地說著，心滿意足地將佔滿麵粉的手在圍裙上蹭了一下。過了半個小時，甜點滑潤潤的香氣第一次充斥著我的小家。驚為天人。 我第一次明白甜甜香香的氣味原來可以如此治癒。在美國加州讀法律博士的Ben回國之後成為了一名律師，但是他經常拿著他的Ipad來我家。我一看，那裡面有著很多他在美國參加鐵人三項運動的照片。藍天白雲之下，他在一輛運動自行車上，戴著專業的自行車彩色頭盔，大腿上充滿了結實的肌肉，超級運動范兒。後來他到北京也保持了運動的習慣，買了一輛自行車，每天從王府井騎車到中關村上班。不過每次都向我抱怨，實在不能再騎了。除了路上人太多。每次到了公司都是一嘴黃土。每次聽到這個故事，我不免幸災樂禍地笑起來。這些在我位於東四環的家裡相聚，用一種不同以往的魔力把那個空間佔滿。他們有他們的共同語言，有我不能進入的美好話題。
這一切，都在讓我的夢想發酵。
兩年之後我在紐約狹小的公寓里醒來。無法延續之前所有的想像。睜開眼，整個世界彷彿進入了靜音狀態。以往響個不停的電話一瞬間像個驟停的心臟，再也激不起半點熱血。以往源源不斷接收各種發布會邀請的電子郵箱好像忽然壞掉了，只有零零星星不關緊要的群發信和廣告。以前痛恨各種應酬飯局痛恨到以為自己有反社交情結的我，現在想到飯局那些熱鬧，好像已經是另一個世紀的事情。讓深深地想念和痴痴地嚮往，我第一次感覺，自己像是賣火柴的小女孩。由於不知道怎麼適應冰冷的沙拉和菜卷，我經常被飢餓的感覺充盈著 。
三十之後去美國。落地美國之後我有了所有初來美國的人的所有感受，世界是那麼寂靜，整個自我被充斥得到處都是。那些觸手可及一個電話能辦的事全都不復存在了。那大包大攬、用力給愛的場面也正式收官。
我一個人都不認識，慌張得不知道從哪裡入手。
2013年5月22日，我從哥倫比亞大學正式畢業了。全校畢業典禮那天，我起晚了。慌慌張張地穿上買大了的天藍色畢業禮服，跑到位於阿姆斯特丹大街上的側門進入。一瞬間藍色的海洋包圍住了我，而我也知道此時此刻不可能找到自己系的同學，因此就在混亂中坐在了國際關係學院的同學堆里。每一個系拿著不同的標誌物歡呼，也許是報紙，也許是水果，也許是橘色充氣棒。大家用充氣棒交叉擊打，藍色和粉色的氣球飄揚在整個巴特勒圖書館和如希臘神廟般的Low Library之間。歡呼聲震耳欲聾。
哥大校長Lee C. Bollinger演講了畢業致辭。他用了好幾個笑話開場：「好多情侶其實就是在畢業典禮上認識的，因此好幾次弄得我有幻覺，我不是在搞畢業典禮，而是在搞相親大會！」廣場上哄堂大笑。
醫學院的畢業醫生全體起立集體背誦起希波克拉底誓詞，聲音整齊而優美：
我鄭重地保證風險我的生命為人類服務
我要給我的師長應有的尊重和感激
要以良心和尊嚴來實踐我的職業
我的病人的健康將是我首先考慮的
我將尊重所寄託給我的秘密，即使病人去世之後
我將持續盡我的力量、醫學職業的榮譽和高尚的傳統
我的同事會是我的兄弟姐妹
對於任何年齡、疾病或者殘疾、信仰、種族、性別、民族、政治背景、性取向、社會地位或者其他因素，我將不容許它干擾我的職責，使之橫隔在我和我的病人之間
我會儘可能維護對人的生命的尊重
我不會用知識違反人類和公民自由，即使在威脅之下
我以我的自由和榮譽鄭重地做出以上承諾
人群中，我的眼眶濕潤了。眼淚不自覺地無聲落下，為了這三十之後來美國革命性的兩年 --這從裡到外經歷的和自己的靈魂緊緊相擁被最終釋放的兩年；為了那些不理解我的人和我永遠無法理解的事情；為了我剛剛開始似懂非懂的人生。
三十以後來美國。我一時語塞。但這就是我的人生讓我作出的選擇。這裡面有太多的失去和獲得。
原文鏈接：三十之後去美國·之一
兩位優秀的哥大校友范海濤和包蓓蓓，希望留美或者正在尋找工作的留學生，不妨來聽聽她們對留學常春藤以及職業規劃的經驗分享。
口袋空空靈魂滿滿：中國留學生敢問路在何方 詳情可關注微信公眾號：包蓓蓓。2015年7月底開始到12月八場海外留學人士微信群精華講座將給你帶來新的體驗，關於海外留學和求職的實戰經驗分享。上面是我分享的一小段視頻，可能能夠回答這個問題。 就我來說本吧，現在是大學剛剛畢業，面臨的是日復一日繁瑣的工作，無比的迷茫，只有學習能夠真正使我覺得充實。 現在正在備考托福，從小就大考小考不斷，真的已經不害怕考試了。而且托福考試文章甚至沒有國內的的英語考試那麼難，托福的實用性更強，而我考過的英語考試，辭彙的熟詞僻義考的多，偏題怪題屢見不鮮。哈哈，但這不是否定國內所有的英語考試。但是托福的話正確率要求很高，所以更要紮實提高英語實力。 最怕的是自己有拖延症，然後就是容易焦慮，有個研究結果表明：小孩的學習效率比成年人更高。為什麼呢？成年人容易焦慮，遇到一點難題可能開始懷疑自己行不行，想的比做的還多，而小孩往往是開心地學習，他們更容易接受新知識。所以建議大家高效學習工作之外，留給娛樂活動一些時間，保存愉快的心情，這樣效率更高。 關於拖延症，分享一篇寫的很好的文章。戳鏈接----彭博商業周刊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