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南宋的「端平入洛」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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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在聯合蒙古滅金國後收複位於河南的原北宋領土，最終被蒙古軍大敗的軍事行動。這次行動也標誌著宋蒙戰爭的全面爆發。
現在我們都知道結果最終失敗了，但是在當時是不是南宋戰略上的必然之選呢？（是不是正確的呢？反正都要開戰，如果到了黃河，勝算更大云云）如果將前線推進到了黃河能夠抵擋蒙古的進攻嗎？如果不選擇宣戰應該如何進行防禦呢？

首先針對其他人的問題需要做個解釋：

首先是南宋內部出現了極其腦殘的內耗！聯蒙滅金時南宋能送那麼多糧食給蒙古，到進軍河南準備據河守關時，為何是保衛行在的兩淮宋軍，餓著肚子一路跑進開封洛陽城的？因為內部非暴力不合作！內部在國運戰略的決策上分歧也就罷了，在生死攸關的執行上居然也扯後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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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內耗應該指的是所謂當時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的不配合，史嵩之的借口是當時沒糧運，聯蒙滅金時運輸是從京湖方面運輸的，端平入洛是從兩淮方面進入北方的，從端平入洛後趙葵（還是趙范我忘記了）轉任京湖制置使來看，理宗完全有能力任命一個配合北伐的京湖制置使，但北伐之前的策略僅僅是布置了兩淮地區的制置使與沿江制置使，京滬地區依然是史嵩之主政，後世也因為這個，曾經有黑史嵩之不配合才導致了端平入洛的失敗。

寫在最前面的話：理宗端平入洛本意是對自身政權正統性的再認識，在紹定六年與端平元年上半年的一系列布置中，也可以看出當時群臣對戰事的態度。從後世的史書來看，其實大家都是背鍋俠，都是替理宗在背鍋，所以無論是史嵩之還是趙葵、趙范，最終結局都還不錯。

至於評價么，這應當是南宋北伐最好的一次機會，可惜舉措失當，將帥不和，這裡的將帥指的是前線趙葵、全子才等人的不和，也沒有進行長距離大規模的布局，實際上從西到東的三大戰場，僅僅只有兩淮地區參與了這次戰事，這是不可不說遺憾的。當然四川與京湖的不加入也是有其苦衷的，四川剛剛被蒙古犁了一遍，京湖也剛剛才打過滅金之役，真能出的軍隊實際上也不會很多。

三京之役的爭議最集中的是端平元年上半年，但實際上在紹定六年，隨著蒙金戰爭局勢的變化，朝廷內部已經有了恢復的議論。

紹定六年（1233）三月，理宗曾與時任江淮制置使的趙善湘討論過所謂的「中原機會」，此時時局已明朗，金朝覆滅是遲早之事，針對北方局勢變動，南宋該如何處置，年輕的理宗自紹定六年至端平元年初，都在不斷地徵詢臣子意見：

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入見，帝曰：「中原機會，卿意以為何如？」善湘對曰：「中原乃已壞之勢，恐未易為力。邊地連年干戈，兵民勞役，當修養葺治，使自守有餘，然後經理境外。今雖有機會，未見可圖。」帝曰：「自守誠是也。」（[宋]不著撰人，汪聖鐸點校，《宋史全文》卷三十二，理宗紹定六年三月丙辰。）

紹定年間，趙善湘先「創防江軍、寧淮軍及平楚州畔寇劉慶福」後攻滅李全之亂，對江淮地區的軍事應該說是比較了解的，理宗在此時詢問趙善湘，用意頗深，且趙善湘入見，理宗直接針對「中原機會」發問，可見在理宗眼裡，這的確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從論對來看，實際上趙善湘也認為這是一次機會，但「恐未易為力」。雖然千載難逢，但南宋自身的處境來看，要想北伐成功，在趙善湘看來也是並不容易的。此外，鑒於趙善湘與史彌遠之特殊關係，趙善湘此時所持之政見，當與史彌遠持重一向反對出兵的主張相同。

吳泳在紹定六年（1233）八月所上的《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中，曾經談到「且如恢復之說，陛下雖未嘗實此事，而外之所傳，則以陛下實喜此說。」可見在紹定六年八月，南宋朝廷內外，已經有了所謂的「恢復之說」傳聞了，這種傳聞雖沒有真憑實據，但傳聞導致吳泳上疏勸諫理宗，可見傳聞也並不是空穴來風。那麼可以推測，至少在紹定六年八月，南宋朝廷內外，實際上已經有部分人有了恢復河南，出兵北方的意向了。這種議論與當時金朝覆亡的刺激，最終導致理宗做出了出兵河南的舉動。

在吳泳《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中也附了理宗閱後的問答：

[附聖語口奏]第一劄讀至「此好機會之語，或者猶謂陛下言之太易」處，上問云：「真是好機會？」某對雲「陛下言之及此，即良心苗裔，即天理機括。但機會雖好，我國家事力單薄，未便可做。」（[宋]吳泳：《鶴林集》卷十九《論中原機會不可易言乞先內修政事劄子》，宋集珍本叢刊第74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第460-461頁。）

從吳泳奏章所附的理宗問答來看，理宗能脫口問出「真是好機會？」之語，誠如吳泳所說，理宗實際上已經有了恢復之意。而吳泳在《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里更透露了理宗對洪咨夔說過的恢復之語：「臣之友洪咨夔嘗嚮臣說，比以論思，言用兵事，陛下曾面諭之，雲『恢復未嘗不是』，信斯言也。」（[宋]吳泳：《鶴林集》卷一八《論恢復和戰事宜劄子》，第445頁下。）

史彌遠於紹定六年十月去世，隨後主政的便是鄭清之。雖說鄭清之、喬行簡等人有著深深的史彌遠痕迹，即王德毅所謂的「在彌遠死後的七年時間裡，所委任之大臣，仍不脫史彌遠色彩。」

但鄭清之的政治主張卻並不是全然與史彌遠相同，至少在對北方略上，鄭清之初相的端平元年，是採取了積極進取的策略。

紹定六年十一月，史彌遠剛剛過世，理宗三次面見趙葵，先後問到：「今日何者為急務？」「二邊交爭，和好如何？」

趙葵在這次奏對中透露出了對和議的不屑，堅持認為只有勤修戰備，從而「可守可戰」，以把握主動權。理宗任命趙葵「措置邊面捍禦」，授予便宜行事的權力，並勸勉趙葵「盡可放心為朕展布」，這時的趙葵擔任的是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淮東地區大權在握，理宗如此布置，當是為中原出現之機會做一定的安排。

從趙善湘三月入見到趙葵十一月的奏對，理宗在史彌遠去世前後的言語問答中，無不透露出了恢復中原的心意。但此時的理宗應當是比較克制的，對於不同意見的大臣，都是給予肯定的答覆，而且這種討論一般都是以大臣入對的形式進行，還沒有上升到進一步的廷議，故紹定六年的恢復之計，還處於較為平和的討論階段。

端平元年正月，金朝覆亡。隨後史嵩之「獻俘上露布」。導致「上下其議，廷紳多主王羲之、孫綽之論」如果從這點來看，可能是宋蒙滅金，史嵩之的上疏導致議論的進一步激化。而實際上金朝的覆亡，也使原來的三角形式直接變成了宋蒙的直接對峙，南宋也必須在此時拿出一種對蒙的態度，縱觀反對出兵的大臣們意見，實際上所有人都認為，金朝的覆亡是南宋的一次「機會」，大家的分歧點在於：究竟何時恢復中原為好？

吳泳反對的理由是「國家事力單薄，未便可做。」持此意見的朝臣不在少數，如鄭性之認為「兵重事，非可易言。」吳潛認為「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應當「以和為形，以守為實，以戰為應。」曾從龍「極論南兵輕進易退」杜杲認為「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以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

喬行簡在金覆亡之際，就曾告誡「中國宜靜以觀變。」

在議論收復三京之時，喬行簡上疏如下：

八陵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以大有為之資，當有可為之會，則事之有成，固可坐而策也。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元]脫脫等：《宋史》卷四一七《喬行簡傳》，第12492-12493頁。）

喬行簡之後提出了三點所憂之事，但在以上史料中則可以看出，實際上喬行簡對於當前之局勢也有自己的判斷，即中原的確有「可復之機」，從對局勢的觀察上來看，喬行簡併不反對出兵，但是對於南宋內部的問題，卻有著深刻的認識，喬行簡反對的，是擔憂南宋並沒有實力去收復中原。

除喬行簡外，其餘諸人反對的理由也大致不出兩點，即外因是中原板蕩，動蕩的局面不足以支撐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內因則是南宋內部地方叛亂不斷，民生凋敝，國家實力不足以支撐軍事行動，比如吳淵認為的「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

李鳴復早年曾經上書理宗提出了自己當時對時局的想法：

臣竊惟今日事勢有可憂者三：金虜雖衰，猶積歲好不通之憾；韃寇驟起，每懷無厭及我之心。此憂之隱於外者也。湖湘之擾數年而後息，江閩之寇群起而未定，此憂之著於內者也。山東歸附之志，日久而日乖；國家豢養之貲，日增而日廣。此其為憂又介乎內外之間者也。（[明]黃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八《經國》李鳴復《論求賢愛民治軍旅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339頁上。）

李鳴復的這份奏疏雖然不是端平元年所上，但據內容來看，應是理宗紹定二年左右，所謂的「江閩之寇」應指的是汀州晏夢彪、贛州陳三槍之亂，而「江閩之寇」在紹定三年至四年被陳所平。

所謂的「山東歸附之志」即李全，也在紹定四年前後，被宋軍擊敗，最後為趙葵、趙范所滅。

所以，從紹定至端平之際，在端平元年金亡之後，國內外的形勢在理宗看來的確是大好一片，內部叛亂悉數剿滅，外部「金虜」也已亡，此時當然是所謂的「大好機會」。

實際上與理宗看法一樣的臣子不在少數，而反對進兵的理由也實在無法找到確實的落腳點，正如王夫之所言：「如使君非至暗，相非甚奸，則盡東南之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真而收汴、雒，固其可奏之功。」

理宗自然不會承認自己「至暗」，鄭清之也不會認為自己「甚奸」。在所謂的「小元祐」的吹捧下，端平元年初，大臣們也幾乎一致認為，金國滅亡，是南宋恢復中原千載難逢的機會。理宗與部分反對出兵的大臣的分歧在於，理宗認為國內叛亂在紹定年間悉數解決，李全也被剿滅，這時正是出兵的好機會。而以喬行簡為首的許多大臣則認為南宋沒有能力出兵恢復中原，就算恢復，也沒有實力能夠守住中原。但這個理由，在年輕的理宗看來，是沒有多大說服力的。

此外，從蒙古方面來看，端平元年之際也是南宋較為少有的出兵機會，蒙古在丙申歲（1236）對中原州郡區劃加以推行「畫境之制」隨後對中原地區的掌控逐步加強，而幾次大規模的南下侵宋，也使南宋幾乎無北上的可能，故端平元年（1234）金亡之際，南宋決定出兵是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與合理性的。

所以總的來說，當時的確是一把好局，至於南宋君臣么，能不能玩得轉就另當別論了。從後來趙葵趙范等人的下場來看，明顯這次的三京之役是理宗的主意，理宗急於擺脫史彌遠留下的那種持重政策帶來的收縮防禦影響，積極進取的軍事行動是配合了他的所謂端平更化的，但是隊友不給力，沒辦法。

被邀請回答這個問題，看了看上面幾位的回答，覺得還是有必要談一談。

這裡需要好好科普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宋理宗時期宋軍曾經收復了山東，並且一度收復滄州、大名府等地。

宋寧宗嘉定七年，金朝遷都汴梁，南宋停止對金朝輸送歲幣，同年山東群盜蜂起，不久後大部分被金軍擊敗，其中部分逃入宋境，被南宋收編。

嘉定十年，金宣宗採取「取償於宋」的戰略，主動南下攻宋。不過很快攻勢失敗，南宋轉入反擊。其中一步就是以原山東盜匪和義軍首領組成忠義軍北上收復山東州縣。南宋軍隊一度控制山東全境，甚至北上收復滄州、大名府等地。

嘉定十三年（1220），蒙古發動山東攻略，直到宋理宗寶慶三年（1227），宋軍才完全失去對山東的控制。

紹定四年（1231），窩闊台南下攻金，在四川方面借路伐金，宋軍經過激烈抵抗最終落敗，四川方面主力的四個都統司全部敗潰。

紹定五年，宋蒙敲定聯合滅金，此時宋蒙在四川依然在開片。

端平元年（1234），宋蒙聯合滅金實現。

上面說的只是個大概輪廓，因為這方面史料其實非常複雜，有興趣的可以自己翻翻

《宋元戰史》鏈接總匯

宋元戰爭大事記

李天鳴《宋元戰史》圖集

在整個過程中，需要注意一點。南宋在金宣宗南伐的三年後即同時與蒙古在山東和四川兩地作戰。而此時金軍也在抵抗蒙古入侵。也就是說，在嘉定十三年以後的十四年時間裡，宋、蒙、金三方都在多線作戰，而且蒙古有著一定的優勢。

其實這裡有個很有趣的假設，如果金朝當時和南宋訂立攻守同盟，那麼南宋可以從山東和四川兩個方向對金進行支援，而這兩個方向其實是可以直接攻擊到蒙古側翼的。但是金宣宗在這件事上的態度很堅決：取償於宋，儘管他自己一直標榜自己想和南宋恢復和平，但是貌似他對部下的控制力有限，金軍一直和南宋保持著相當程度的軍事衝突知道自己滅亡，結果就活活把自己坑了。

所以說三分天下連劉抗曹真的是一件很偉大的功業，尤其是兩國之間還死了個關羽的情況下。

剔除了宋金聯合的可能，回過頭說宋蒙。

有幾位答主提到宋蒙必有一戰，這話欠妥，實際情況其實是，宋蒙已然開戰。所以說，端平入洛沒有對錯的說法，端平元年金朝亡國後，仔細算算其實宋蒙之間已經開了十幾年的片了，即使在宋蒙聯合出兵蔡州的前後，宋蒙還在別的戰場上打的不可開交。

所以說打是一定會繼續打下去的，但端平入洛本身在具體操作時的糟糕表現依然是要批判的。

首先，南宋與蒙古之間必有一戰（感謝 @忠武腹心薛直老糾正，此處用詞不妥，宋蒙在四川已經處於戰爭狀態，並未結束），不僅是我們知道，就算是當時南宋滿朝文武，所有人也都是意識到的。因為在1231年，蒙古滅金的決定性戰役三峰山之戰之前，拖雷借道四川不成，悍然武力借道，擊潰南宋四川守軍之後大肆屠殺（蒙古人的屠殺有多徹底，後來端平入洛的時候可以得見），重創南宋此前一直的後方稅賦和生產人口重地（宋金戰爭中四川一直未受戰火波及，秦漢到南宋時的四川經濟高度發達，人口眾多），赤裸裸地表明了蒙古的嗜血燒殺掠奪慾望和非友即敵的合作態度，已經等同（此處等同可以刪除）直言不諱地宣戰了！而且，這些地區雙方根本沒有明確約定歸屬，又是蒙古軍主動撤走，談何背盟違約？南宋選擇與蒙古聯合滅金，根本原因是金國主動作死，取償於南宋，後來金國滅亡在即，金國作為政權實體已經失去戰略意義，因此南宋必須為全面戰爭做好爭取戰略緩衝的時間和空間準備，滅金勢在必行，不參與滅金，南宋將徹底失去爭取戰略緩衝的時間和空間。空間上，中原地區和關中地區的關河（河洛）防線就是首先需要爭取的戰略重地。金國憑藉關河防線能支撐那麼久，依託城關作戰能力更強的宋軍為什麼不能？端平入洛的戰略意圖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南宋面對蒙古入侵自救的唯一機會！

戰略意圖的原因很簡單，就是為南宋的腹地江南和四川構建戰略緩衝地帶和前沿剛性防禦據點，大幅降低自己國力損耗之餘有效消耗敵人有生力量。依託長江構建的防線，並非南宋主動理性選擇的，而是形勢所迫因勢利導構建的。在國計民生，戰略戰術上都是被動消極的，因為江南就是南宋朝廷的命脈，而長江的中上游則是川陝，四川聯通絲綢之路，百年來一直安享太平，生產力和經濟完全沒有受到任何破壞，這點比起江南都強！因此，南宋的版圖，東西兩頭如同左右心房，隔著層皮（長江）直接暴露在所有對手的刀鋒前。所以南宋（除卻趙構此種奇葩）一旦有機會，必然會選擇外擴戰略空間至黃河流域，不僅是為了收復失地恢復舊都。長江既然能作天險屏障，那麼黃河未嘗也不是天險？洛陽為黃河中西部戰略支撐核心，東西兩面都有雄關險阻，更是北宋西京所在，雖為金國竊據，金國已亡，其生產力，人口，戰略意義依然極其巨大！

南宋一直以來對金國的被動戰略守勢，是由於南宋軍力的限制和長江的地理因素導致的。不要以為南宋憑藉所謂長江天險能跟金國蒙古對峙那麼久，就覺得長江防線有效而放棄戰略前沿。事實上，南宋的長江防線一直在戰略和戰術上陷入全面的被動，被迫以國力（高額軍費支出和生產力消耗）相耗，而金國和蒙古人多次越過長江襲擊南宋的戰略支撐據點，以及後來蒙古為徹底消滅南宋而迅速（相比五年陸軍百年海軍）從無到有建立游牧民族政權的水師（江河水師的門檻在於財政成本和技術成本，這點在極限擴張劫掠奴隸經濟初期的蒙古及其北地漢人的附庸下完全沒有門檻價值），無一不表明長江防線根本沒有那些小白眼中的戰略相持價值。構成戰略相持，不是因為長江以南的南朝願意，而是因為無法獲得並鞏固前沿支點。就是因為沒有前沿的支撐點，戰略完全被動，迫使宋軍只能選擇戰術機動堵槍眼，但是宋軍再能機動，能有蒙元游牧大軍的戰略戰術機動能力強？後來孟珙挽救南宋的所謂戰術機動防禦，其實質也是因為客觀的被動防禦體系限制造就的一著主動出擊豪賭險棋，看似大勝，實質僥倖。如果擁有黃河流域的戰略空間，孟珙等能人肯定不會選擇走這種鋼絲，南宋在戰略戰術上就能有更多的籌碼，避免戰火直接燒到四川和江南兩處財富人口重地，能有更廉價有效的防禦方案，也不必在襄樊防線傾盡全力（國家財政破產）賭上國運死磕了。

上面大段的啰嗦講述，只是為了給那些沒有看清關河防線戰略意義的人看明白其中關節。我的看法是，進駐洛陽構筑前沿防線，在戰略意圖上是完全且唯一正確的意圖，因為他們根本不能理解無論是黃河還是長江從來不能製造相持。尤其是南宋等南朝依賴江河水網為命脈的前提下，依託長江相持就是對自身國力的持續失血損耗！進取這些戰略緩衝地帶為長江流域爭取休養生息，才是持久相持的根基，縮在長江以南，南宋永遠無法止血。所謂黃河長江天險，原因有二，一是江河要道--交通要點，二是江河水師有非常高的技術和資源門檻（然而關鍵在於技術人才身上。。。），反而對於南宋而言，保證長江南北流域的完全控制，才能保證自己足夠的運力及時支援長江中游及下游控制區。宋蒙戰爭的關鍵點襄陽爭奪戰，南宋最終失敗的本質原因就在於水師不敵蒙古水師，導致蒙古軍長期重圍襄陽府，還能騰出手來圍點打援，賈似道將全國各地援軍都調上去曬冷也是無濟於事（似乎有北宋救太原的影子。。。）。所以，能否在關中如此優越的地區獲取戰略支點，所得不僅是土地，還有流域控制權和渡口，渡口意味著技術人才（漁民和造船工人）和設備工具（船隻），事關南宋存亡！

但是南宋在執行戰略意圖的時候，遇到了兩大難題。

其次是情報信息，本質為決策執行體系的嚴重失誤。在經歷1231年拖雷對四川的燒殺劫掠，以及面對面聯軍消滅金國殘餘的所見所聞後，南宋依然對蒙古對侵略地區破壞力（應該叫滅絕人性的滅絕力）嚴重低估！以致於南宋在作出戰略決策後，因為內耗導致後勤斷裂執行力大打折扣，就糧於當地的僥倖企圖（能抱有這種僥倖的決策者腦子裡到底裝的是什麼。。）也被蒙古軍冠絕世界的滅絕能力破壞（從這一點反過來看，蒙古威名震懾歐亞非，這種滅絕人性的燒殺劫掠習慣倒是戰略戰術意義非凡），導致最終執行的結果是失地亡人的徹底失敗局面的原因，是執行力的問題，並非是戰略層面（決策）的問題。南宋沒有彌合內部分歧就決策，決策後又不強力整合保證執行力，能怪誰？南北宋一直都存在這種奇葩的問題，在這種國運賭博中以小博大偏偏還畏首畏尾，無論戰和都大打折扣，本質就是因為各種死不停歇的內耗。

如果當時沒有選擇進軍開封和洛陽，選擇其實與失敗後並無二致，因為南宋根本沒有第二條路了。沿江分散布置防禦據點，全面動員，軍事力量戰略機動防禦與越江蒙古軍消耗相持，除了能保留物資和軍隊給被動防守時富餘一些籌碼以外，絲毫不會影響其敗亡的命運。也許你們看見史書，看見那麼多反對宋理宗出兵的意見，最後應驗了便覺得他們正確，其實不利的因素人盡皆知，支持冒險只是因為這是唯一活路。如果你們足夠的戰略眼光，自然能看明白，即使從江淮京湖到進取中原路途跋涉後勤不暢，只要能穩固前沿支點保證軍事儲備後對長江流域起到掩護作用，這個險是值得冒的，而且這個冒險即使失敗，有效指揮下也能有序抵抗保全力量撤退，根本不會有超出可承受預期的損失。遺憾的是，南宋有魄力去冒險一搏，卻沒有魄力去全力一搏，既然沒有盡全力，居然也敢大大咧咧地不買保險不做風險預案，以至於兩淮入洛精銳，連有序撤退都做不到，白白浪費有生力量。南宋覆亡的命運，明確的走勢從那一刻開始便已註定。

端平入洛是思路我覺得是對的，南宋沒有我們像的那麼傻，假如「端平入洛」成功，

① 復祖宗陵寢

② 雪靖康之恥

③ 南宋得以收復失地，給川陝贏得一個戰略緩衝

前兩項以現代的眼光看，是不成立的，但是聯想當時的政治環境，偏安百年的南宋之前不復祖宗陵寢是因為和金有協議。現在金朝滅了，你還不收復，如何平復臣議。

端平更化也不是白叫的，宋理宗當時確實是銳意進取，朝議也是不錯的。

1F有一點我不同意的就是，也許南宋野戰的確是有點問題，但是守城能力是公認的一流，蒙古靠著西征回來的科技樹還是打了那麼多年。

端平入洛最大的問題在於, 收復的全部都是空城，百姓，糧食，補給，全部都依靠漫長的補給線，機動性超好的蒙古輕騎兵打你這種靠民夫和步兵的部隊是有絕對的戰術優勢的，你守空城，沒有時間和人力去立床弩，修城牆；而補給不足人心惶惶，必然有民夫逃逸。跟後期釣魚城，襄陽城這種完全是兩個概念。

對於當時的南宋來講，無論端平入洛與否，與蒙古人撕破臉是必然的事情...

換個角度想，假如端平入洛成功了，上天能給南宋10年時間，再輔以良吏名將，招撫流民，構築堅城。黃河以北是大元，黃河以南是大宋。那麼黃河以及黃河以南，長江以北的收復之地就會成為南方和川陝的天然屏障。

一旦形成對峙之勢，蒙元後期的情況就不用說了。只能說漢族不幸，老天沒給南宋這個機會，端平入洛失敗，南宋大傷元氣。

我覺得我們現在開上帝模式覺得端平入洛勞民傷財，敗光老本。但是對於當時的南宋來講，對於南宋來講，據河守關也是當時看起來可取之處最多。

即使南宋不玩端平入洛，蒙古的騎兵也已經到了光州，退就是讓出中原等著死，不退反進，做好了能夠光復中原，給自己贏一點喘息時間，做不好，倘若戰鬥有序，撤退有致，不致大敗。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無可奈何。

可以說端平入洛是因，也是果，端平入洛失敗的同時，崖山的悲嘆果實就已經種下。

恢復失地沒錯。

不過，就南宋的當時的國力和形勢，與南宋國內嚴重黨爭的情況下，我不推薦一下子就取三京，那個目標太大，短期很難實行，而且需要雄厚的兵力進行防守和大量騎兵迂迴作戰，而南宋基本沒有這麼多的兵力。。我倒是建議，可以取一個或兩個點做支撐，這樣目標小些，很容易實現，在南宋國內對這個問題，不同政治派別引起爭端和異議也小些。

比如就近取河南南部的南陽，南陽是個盆地，類似漢中地區，四周有些山環繞，多少有險可守一些，可以採取曹操屯糧北方，招撫流民，於民生息的戰術，取了之後就長期屯糧屯兵，慢慢發展積累實力。

從南陽到黃河地區地勢上是一個從上往下的平緩坡地平原。取了南陽，進可以以窺皖洛，退可以保守江漢平原。另外，南陽靠近湖北邊界，也靠近宋邊境支撐點襄陽，可以互為倚角之勢，防控襄陽。宋軍取得後，那從後方補及也較為方便，而當時反過來對蒙古，則作戰十分不利。當時中原長期混戰，中原的糧食缺乏，補及很困難。而宋軍靠近江漢平原的邊界，獲得糧食供給方便，（參照孟拱援糧攻打蔡州的部隊），可較輕易的守住南陽，但蒙古也無法越境持久攻打。即使蒙古因這個開戰，可能最後也只能議和，在短期內接受宋佔南陽的事實。比如宋金嘉定議和，打了半天，誰也奈何不了誰，最後還是只能議和。

另外，宋和蒙古合力滅金，宋稍微佔一點好處也說得過去。另外，蒙古滅金北去之後，雙方對於邊界，好像沒有明確劃定，這本身就是個空白，宋應該可以趁這個機會佔一些地，等到蒙古站穩了角，就沒有討價還價的地位和實力了。應該說，這時候河南南部的一些地方，基本上無兵在守，這時候佔了就佔了，以後想再占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其實這麼做，最終也是為了防蒙古。而防蒙古，也只有提升自己實力才是最重要的，佔了南陽，屯了大量兵，積累了大量糧草，形成一個蒙古短期滅不掉的基地，才能以戰迫和，從而形成更有力的談判地位。更千萬不能一下子把場地鋪太大了，造成國力不繼，反而嚴重損耗，那就得不償失了。

當然你也取不了更多便宜，蒙古不會同意你占那麼多便宜。你只佔一點，畢竟你也幫蒙古打過金國，再派出使臣去交涉拖延一下時間（暗地裡好做抗蒙戰爭準備），從理論上說得通。南宋佔得少，那蒙古人即使在面子上也過得去，那也好交代。而且蒙古自身一下佔領領地過多，蒙古它自己消化這些土地也需要時間。所以也很可能蒙古在短期內，它要攻打其它國家和地區，消滅其它更重要的地方叛亂，不想一下子豎敵過多，不想為你佔了這麼一點小地方，就和你翻臉打。而且它此時勞師遠征，中原糧食匱乏，未必一下就能取勝。或許蒙古也只好默認了事，短期內又能得和平，而你也白佔了利益。

但如果你一下子佔了大量領地，它肯定會掉轉過頭，把你認為是頭號威脅，傾其全力與你一戰。即使南宋取了三京，你也守不住。也很可能，南宋國內不同政治派別因政見觀點不一致，對大規模作戰行動的問題也很可能會抵制，從而導致陽奉陰違，也直接導致後期供應糧草補給和兵力也出問題，從而功虧一簣，而事實上也確實是這樣。因此不如只取一個點，兵力也容易集中，也好取。取了以後，集中的兵力也好守。然後慢慢在那邊，加強自身實力，靜觀形勢發展，以後再圖進取。將來也能像明朝毛文龍那樣，能在那邊形成個讓蒙古南征總要顧忌一下的抗蒙基地。

我想宋蒙早晚要開戰的，蒙古其實早有滅宋野心。宋其實不應該聯合蒙古滅金。但一著，南宋與金互為世仇，相互不信任，很難指望聯合起來全力抗蒙。二著，形勢已經到了這一步，就只能這麼做

說了這麼多，這是我頭一次評論軍事，政治方面的國家戰略問題，我肯定有錯誤的地方，大家評價一下，我學習一下。謝謝大家。。

····端平入洛

端平入洛之役，從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十二日南宋出兵起，至八月十一日南宋遭到慘敗止，歷時三個月。在此期間，南宋和蒙古之間的重要軍事活動有以下幾項。

汴京之變

南宋預定進軍的第一個目標是汴京（今河南開封）。宋軍初冬的總兵力約6萬人，號稱20萬大軍，[1]兵分為兩個梯隊。第一梯隊，由淮西兵1萬餘人編成，由知瀘州全子才為主將，於六月十二日離瀘州，先期向汴京進發。第二梯隊，由淮東兵5萬人編成，由趙葵為主帥，其任務是先期奪取泗州、宿州，爾後與全子才在汴京會師。宋軍第1梯隊，在全子才的率領下，於六月十八日從壽州（今安徽壽縣）北渡淮水（今淮河），踏著泥濘的道路前進，有時還要涉過深至腰及頸的汜水。六月二十一日抵蒙城。此縣有兩城，依渦水而立，然「城中空無所有，僅存傷殘之民數十而已。」[2]全子才率部渦水向西北方向進發。「沿途茂草長林，白骨相望，虻蠅撲面，杳無人蹤。」[3]六月二十二日軍至城父（今安徽亳縣西南）。此城牆高池深，舊號「小東京」。[4]然因戰火摧殘，城中未毀官舍只有兩三處，民舍只有十餘家，是一片殘破的景象。六月二十四日，全子才抵達亳州（今安徽亳縣），守軍官兵7人降，這算是宋軍出師的第一次收穫。與此同時，黃河北之單州（今山東單縣），原先降蒙古的出戍軍600餘人，聞宋兵進兵河南，便自動出降，這是宋軍的第二次收穫。爾後，全子才繼續沿渦水西進，過衛真（今河南鹿邑），泰康（今河南太康）諸縣，「皆殘破無居住人」。[5]宋軍第一梯隊在水網地區長途跋涉20天，終於七月初二日抵達汴京城東20里處安營紮寨。

汴京城內，原先有降蒙古的金朝官吏李伯淵等人，得知宋軍進兵河南的消息，便醞釀發動兵變。李伯淵等人先期以文書私通降宋的谷用安、范用吉，約定做宋軍的、在汴京的內應。當全子才所部抵達汴京東郊時。李伯淵與李琦、李賤奴等人，密謀殺死了崔立、范秀、折希顏，傾城兵六七百人及城民千餘家出降迎宋軍。七月五日，全子才率部整兵入汴京。

在宋軍的第1梯隊西進的同時，由趙葵率領的第2梯隊5萬人，在奪取泗州，宿州之後，於七月二十日趕至汴京，與全子才會師。捷報傳至宋廷，立即對前線將帥加官進爵，趙范、趙葵、全子才分別被命為知開封東京留守、知應天南京留守、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好像是說東京、南京、西京等地已經歸南宋所有了。

從表面來說，宋軍不費一槍一矢奪取了被金朝佔領達百餘年、後又被蒙古佔領一年半的汴京，好像是一個了不起的巨大的勝利。但實際上，一來汴京是一座遍地是「荊棘遺骸」的殘破城,[6]宋軍不僅從這裡撈不到半點好處，而且背上一個沉重的大包袱，二來宋軍糧餉已經不繼，只能「以俟糧夫之集」方能行動，[7]更為嚴重的是，一場惡戰之前的平靜，對於宋軍來說預示著潛在的滅頂之災。

蒙古軍對於宋軍的長驅直入，並不是置若罔聞。蒙古大將速不台、塔察兒，在聞悉宋軍進兵河南的消息後，為粉碎宋軍的進攻，預先採取了下列措施：

（1）決開黃河南舊有寸金堤，使河水淫溢。結果把汴京到壽春的大片豫東地區變為澤國。「道路水深至腰及頸處。」這對宋軍的西進起到了遲滯的作用。對宋軍的糧餉運輸也增大了困難。

（2）在三京及其附近地區遍布「哨馬」和「增屯設伏」。正如當時京湖制司得到的情報說：「擄中傳南朝來爭河南，哨馬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設伏」[8]

（3）實行「空城」誘敵之策。[9]前已敘述，在滅金大戰結束後，蒙古主力已經撤離河南，使之變為一座空城，給宋軍造成一個「示弱」的印象，使其驕縱，為爾後反擊創造有利條件。

（4）命部將劉亨安率部，在洛陽城東宋軍進兵的必經之路，配置伏兵，待機給宋軍以重創。

洛陽之役

求功心切的宋軍主將趙葵，進入汴京之後，不問宋軍糧餉匱乏之狀，也不察蒙古軍情，以為督促部隊繼續西進。他還指責先入汴京暫住待糧的全子才說：「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卞半月，不急趣洛陽、潼關何待耶？」[10]全子才以實情相告：糧餉未集，難以進兵。趙葵聽不進去，益加起勁地督促全子才快快西進。當時實際情況是：蒙古軍已經做好了反擊宋軍的準備。宋軍糧餉已經十分艱難，6萬部隊進入饑饉的河南大地，所需糧餉，全靠兩淮供應。而淮西方面，「自合肥部舟至京口支裝，涉湖而江，又涉湖而淮，北過徐泗，南過盱眙，歷濠梁，抵壽春」，轉了一個圈子仍然沒有出淮西境。[11]然後，在徵用大批民夫轉運河南。其用民夫之眾，僅桐城縣出夫即達1.5萬人,[12]

在淮東方面因「因河失故道」，舟運不及，也得徵用民夫。加上沿途「所過丘墟，寂無煙火，骨殖橫道，蓬蒿蔽空，」[13]又因為正值雨季，沿途的物力和人的體力精力消耗甚大，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真正運到目的地的糧餉位數就不多了。

在上述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趙葵硬是把運來自遠方的數支隊伍，臨時拼湊成兩個梯隊繼續西進。第1梯隊由范用吉所部3000人，樊辛所部4000人，李先所部2000人，胡顯所部4000，共計1.3萬人組成，命淮西師機徐敏子為監軍，率之先行西上。第二梯隊，由楊義率瀘州強勇等軍1.5萬人組成，隨第1梯隊之後跟進。各部只給5日糧食。諸部受命後，紛紛叫喊糧少、難行，趙葵不得不命令各部「陸續起發」。[14]七月二十一日，徐敏子率領第1梯隊啟行。為解決部隊攜糧不足，徐子敏下令官兵，5日糧留作7日食。當行至中牟縣時，徐子敏一面遣人回汴京籌糧，一面遣勇士先去洛陽宣諭宋軍消息。七月二十六日，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奉徐子敏之命，率200人潛赴洛陽。入夜後，張迪等人逾城大躁而入，然城中卻寂然無應者。二十八日，徐敏子率領第1梯隊整兵入洛陽城。二十九日，宋軍所帶5日糧食在過去的8日內已經食盡，只好「采蒿和面做餅而食之。」[15]可見想見，如此飢疲之師，可以不攻自破。從作戰指揮上看，宋軍進入洛陽，只不過是自投陷阱罷了。

龍門之役

富有用兵韜略的蒙古軍將領，成竹在胸歐。預先配置在洛陽城東南之龍門地區的蒙古軍驍將劉亨安所部，先是以空城之策把宋軍第1梯隊誘入洛陽城中，使之師老糧饋兵疲，不攻自破，繼而集中兵力專門打宋軍第2梯隊。

七月二十九日，宋軍楊義率領的第2梯隊1.5萬熱播，經過五六天的長途跋涉，到達蒙古軍設伏的龍門地區。楊義不明本軍已陷入蒙古軍的伏擊圈之內，命令部隊就地休整。宋軍官兵剛剛散地坐蓐食，劉亨安便指揮蒙古伏兵，從山巔樹立起黃、紅大傘，發出攻擊的信號。宋軍官兵為蒙古軍的突如其來知舉動所驚懼，立即軍亂。蒙古伏兵紛紛從深蒿中躍起，劉亨安「橫槊馳突而前，眾皆從之」，[16]直撲宋軍，宋將楊義猝不及防，全軍大潰，四散落逃，紛紛擁入洛水之中，大多溺死，部分逃出伏擊圈後，又遭到蒙古軍追兵殺傷大半。蒙古軍大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凱旋時，主帥塔察兒撫摩著劉亨安的脊背，讚歎道：「真驍將也！」[17]還當場給予厚賞。龍門一戰，宋軍第2梯隊遭到蒙古軍的殲滅性打擊。個別逃生者。連夜逃奔至洛陽城中，向徐子敏報告楊義喪師消息，「於是，在洛之師，聞而奪氣。」[18]

洛東之戰

八月一日蒙古軍在取得龍門之戰的勝利後，即派前鋒進至洛陽城下紮寨。宋軍在洛之師，一無糧草，二無外援，正處於危難之際。徐子敏召集諸將商討進止之策，議來議去，只有「回師」一途[19]

宋軍鑒於蒙古軍主力已經逼近洛陽城東南洛水沿岸的形勢，徐子敏一面下令遣兵襲擊蒙古軍前鋒營寨，一面自率主力東渡洛水，背水而陣。蒙古軍多次發動小規模進攻，南宋官兵十分頑強，堅守不動。八月初二黎明，蒙古軍以團牌為掩護擁進接戰，把徐子敏所部分割為三。戰至中午。宋軍殺傷蒙古軍400餘人，奪得團牌300餘只，雙方打得難解難分。這時宋官兵已經4日沒有進食了。徐子敏見形勢不妙，召集諸將再議突圍事宜。有的部將主張突圍而東，然范用吉所部歸順人楚（左王右並）卻獻策說：「若投東面，則正值北軍（蒙古軍）大隊，無噍類矣。若轉南登封山，由均、許走蔡、息，則或可脫虎口耳。」[20]徐子敏無奈，只好採納此策，指揮宋軍向南方突圍。蒙古軍覺察宋軍突圍行動後，立即縱兵尾擊，「追奔百餘里」，殺傷宋軍十之八九，[21]宋將樊顯、張迪等死亡，徐子敏中流失幾乎死亡，所乘戰馬死之，改為徒步從小路突出險地。沿途收集潰散兵眾300餘人，邊逃邊戰。徐子敏等300餘官兵，吃了2日桑葉、7日梨蕨。方得生還。

先前，宋軍進兵洛陽時，徐子敏遣去汴京督糧的官兵，自汴京督糧赴洛陽途中，適遇楊義軍潰卒，方知龍門之戰和洛東之戰宋軍大潰的噩耗，遂馳返汴京，報告趙葵。全子才。趙、全二人見大勢已去，便於第2天開汴京東門，「班師而還」。[22]至此，宋廷「收復三京」之舉，遂以喪師近3萬之眾的代價而告終。

[1]《蒙元兒史記》卷54《劉亨安傳》

[2~7]《齊東野語》卷5《端平入洛》

[8]劉克莊《後村先生大全集》卷143《孟少保神道碑》

[9~10] 《齊東野語》卷5《端平入洛》

[11]陳棟《陳定宇先生集》卷9《通守陳公傳》

[12]吳泳《鶴林集》卷17《論保淮事宜書》

[13]《歷代名臣奏議》卷99李鳴復奏疏

[14~15]《齊東野語》卷5《端平入洛》

[16~17]
《蒙元兒史記》卷54《劉亨安傳》

[18~22]
《齊東野語》卷5《端平入洛》

把人口問題看懂，這個問題就看懂了。

南宋當時要麼據關守河，擴大戰略縱深，要麼收縮防線，依託川蜀、荊湖、江淮構建防禦體系，結果南宋君臣兩種選擇都試了，卻不肯全力以赴，等到宋蒙全面開戰，荊襄和四川幾乎一開始就崩潰了，沒有孟珙余玠等人力挽狂瀾，南宋能不能撐過去還是個問題。

那啥，歷史上除了明朝and北伐，沒有任何勢力能從南方把中國統一

後來人們分析，史可法揚州之敗，一大原因是沒有趁韃子入關與闖寇對峙時，在華北政權真空期恢復明朝統治。

歷史的大勢是很難改變的。所以精算一兩次戰役的勝負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情。

兩宋從雍熙北伐開始到端平入洛，對面戰爭用四個字概括就是莫名其妙，作為戰爭的主動發起方，大概除了基於北伐的政治正確以外，從戰略到戰術再到實際執行都是東一榔頭西一棒槌，感覺就是一群決策者閑的沒事來撩你一下，等你火了又跪地求饒。。。

實際上，收復三京，太過舉動荒唐，操之過急了，不度德量力，收復北屬多年的中原地區，沒有群眾基礎，沒有作戰實力，糧草不濟，屬於作死

先寫個答案，端平入洛是必然的，滅金氣勢正盛洗清靖康之恥。不似當年收燕雲。收復故土是必然的即便在當時是愚蠢的做法。但是站在情理站在政治站在正統上有這極高的益處。這將喚醒民眾多年被壓迫的自信。倘若後勤軍隊守黃河潼關元軍哪能如此輕易入四川。

蒙古和南宋必然一戰。就像當年日本要滅亡中國一樣，就算你不尋找借口，對方也會尋釁挑起戰端的。端平入洛的失敗是不奇怪的，千里戰線，數萬宋軍精銳面對的是狼子野心的蒙軍。談近一點，想想28年前的開禧北伐，宋軍面對的是承平日久，武備鬆弛的金軍，尚且以簽訂和議作罷(宋寧宗嘉定年間宋金再戰，千里戰線，互有勝負)。此外蒙古軍有著很強的戰略機動性，戰術較為靈活，而宋軍不僅缺馬，還要考慮到後勤等等因素。所以個人認為端平入洛的失敗在情理之中，可以說是必然的。

感覺已經是南宋滅亡前的最後掙扎了，而且就算收復三京，真的就可以把防線向北移嗎？中原已經被禍害成一片廢墟，就算收復了也是要啥沒啥，這怎麼守啊。

當時如果有遠程通訊的話，南宋君臣應該不會選擇入洛。

因為當時中原已經被蒙古人毀壞殆盡，幾無人煙。就是京湖戰區鼎力配合估計也沒有辦法長期守住。

但是，南宋君臣，尤其是高層，知道這一點的很少甚至是沒有。所以端平入洛成為了看似正確的錯誤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