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資本爭論是什麼？如何理解論戰雙方的觀點？

01-25

（部分內容引自為什麼現代西方經濟學拋棄了勞動價值論？ - 知乎這個回答）

在標準新古典理論中，一個完全競爭市場下的廠商是所有價格的接受者。生產集是凸的（要素邊際產量遞減），廠商根據要素市場的價格（利率、工資）選擇合適技術，決定要素投入組合。再根據產品市場的價格，決定產品產量。所有廠商的要素需求加總，形成要素總需求，與要素總供給共同決定要素價格。完全競爭市場上，要素報酬是由其相對稀缺程度決定的。要素價格=要素邊際生產力。給定其他要素不變，資本存量越大，資本邊際產出越小；而給定資本報酬，企業生產時會注意要素組合，在低利率下選擇資本密集型技術，高利率下選擇勞動密集型技術。最後要確保利率=資本邊際生產力。

羅賓遜夫人、斯拉法等英國劍橋的經濟學家認為，不同質的資本品加總成資本存量的過程是很可疑的。不同的資本品只能按照價格來加總，而資本品價格本身就受到利潤率的影響（成本加成定價）。因此，

資本存量 ——&> 邊際生產力=利率

這個新古典式子變成了

利率——&> 資本投入組合選擇

另外，從歷時因果的角度看，在經濟實際中，也應該是資本家的儲蓄和經濟增長率決定利率，企業再根據給定利率選擇資本投入組合。箭頭方向的確是應該從利率到資本。

這些經濟學家進一步認為，即使考慮這種箭頭的因果關係，也不一定存在利率與邊際生產力的對應關係。因為有一種叫reswitching的現象。也就是說，一種資本投入組合在高利率和低利率下是成本最低的，而另一種資本投入組合在中等利率下是成本最低的。高資本密度對應低利率的單調技術關係不再成立。由此導致：

a.資本邊際生產力不再是決定利率的因素。資本報酬無法用技術產出關係來解釋。

b,將整個經濟體用總體生產函數描述以研究增長、波動和收入分配的宏觀分析方法是有問題的。

這是英國劍橋派對新古典資本理論的攻擊的要點。光看這個可能看不出有什麼implication. 然而，結合英國劍橋派用來替代新古典理論的斯拉法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產商品》，可以明白為什麼英國劍橋派認為這場爭論是具有很強的意識形態意義的。

斯拉法在1960年出版的《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其簡單生產模型有這麼幾個特性：

1）由於生產的循環性質，所有的中間投入品和資本品同時也是之前生產過程的產出，因此只有勞動是生產過程的基本投入品（即參與所有產品生產過程的投入品）；

2）模型中不存在統一的資本要素，只有不同質的資本品。這些資本品也是一些生產流程的產出品；

3）每一個生產流程的投入品（包括勞動）組成是固定的（里昂惕夫生產函數）。

光從這幾個基本假設就可以看出幾個重要implication

a. 作為一種加總要素的資本沒了，只有單個的資本品，資本加總問題可以迴避了；

b. "資本邊際產出"這種概念，現在也不成立了。里昂惕夫生產函數是沒有良好定義的邊際產出的。按照斯拉法的說法：

因為如果在一個生產部門規模上或在「生產要素比例」上沒有改變，就既不能有邊際產品，也不能有邊際成本。在一個體系中，如果生產在這些方面日復一日地繼續不變，就不但很難找見一個要素的邊際產品（或者換一種說法，一種產品的邊際成本）——乾脆在那裡就找不見。

斯拉法的模型有更重要的含義。Samuelson早先證明一個nonsubstitution theorem(MWG Proposition 5.AA.2)，證明在一個規模報酬不變、無聯合產品、單一基本投入品的里昂惕夫經濟中，最優生產技術是唯一的，獨立於要素（即獨一的基本投入品）價格和產品價格。

回想一下，在新古典模型中，消費者的主觀偏好形成商品需求，影響商品價格；商品價格又影響要素報酬（比如一種商品是資本密集的，那麼對該種商品的需求增加導致此商品漲價，對資本需求增加，資本漲價），然後又導致技術選擇的變更（資本漲價導致廠商選用更勞動密集的技術。）

而在斯拉法模型中，由於基本投入品只有勞動, 投入品組成固定。某種產品需求增加，就增加該種產品（以及該產品生產流程中的投入品）的生產，使用的仍然是原來的生產流程和技術。無需選用別的線性生產技術，更改投入組成。

斯拉法繼續引入了一種標準商品作為「不變的價值尺度」。他成功證明了一個式子：r= R(1-w)

其中R代表（按照標準商品計量的）純產品對生產資料的比例，大致相當於不考慮勞動投入的社會總剩餘率（凈產出/總投入），獨立於商品相對價格。w為純產品中支付工資的份額，r代表利潤率（在斯拉法的平均利潤率假設下，也是產品的成本加成率。）因此，斯拉法體系的implication明確了：要素報酬(r,w)是外生變數，不受商品相對價格影響。反過來，商品相對價格則必須被利潤率r，即成本加成率決定。

斯拉法說了這麼一個故事：資本家與工人的階級鬥爭決定社會總剩餘的分配，而分配結果則決定商品相對價格；這與新古典主張的消費者需求決定要素需求，從而決定要素報酬的模式相反。難怪左派很喜歡這個故事。

新古典是怎麼回應的呢？Samuelson 1966年那篇文章只是承認reswitching現象的正確性，並不是「繳械投降」。比如Stiglitz 1974年在JPE發了一篇書評（The Cambridge-Cambridge Controversy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 A View from New Haven: A Review Article)。他的主要觀點是：

(1)資本密度影響資本報酬的因果箭頭，不受制於歷時關係。因為這是一個一般均衡結果；

(2)reswiching作為特例，不會比吉芬商品對新古典框架的衝擊更大。此類穩態(steady-state)下的對比悖論無太大意義；

(3)任何微觀特性的加總，例如異質性勞動、資本和個人偏好，都需要一定的前提。資本並不特殊。多數情況下加總是一種合適而方便的近似工具。而且新古典要素報酬和收入分配理論並不依賴於加總的生產函數；

(4)英國劍橋經濟學家爭辯利潤率（利息率）的外生性，但脫離龐巴維克以來把利息率作為跨期價格的新古典共識，是無法理解利率本質的。

總之，在防守側，新古典方的論點一般是：對資本邊際生產力-利潤率做一般均衡的解釋；否認reswitching悖論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以微觀生產函數加總解釋要素報酬和收入分配等（注意MWG第5章用的生產集和生產函數概念是非加總的。）

反過來，新古典方對英國劍橋方也有攻擊，包括完全採用里昂惕夫技術過於嚴苛，面對需求和技術變更難以解釋現實等等。包括Piketty在著名的《21世紀資本論》中也認為，資本論爭以來積累的實證數據已可證明新古典方的正確性。

為理解新古典對英國劍橋的反擊，以及理解為何主流經濟學很少關心這個問題，看一下Samulson 2001年的一篇文章（A Ricardo-Sraffa Paradigm Comparing Gains from Trade in Inputs and Finished Goods）是很有意義的。前面有人說「由於新劍橋學派的人死得都比Samuelson早（此公至2009年方離去，而對手們都在上世紀80年代先走一步），這場論戰竟無疾而終」，這個說法是不對的。首先參與論戰的英國劍橋派的不少重要人物今日仍健在，例如Ian Steedman, L. Passinetti, G. C. Harcourt. 其次Samuelson不是那種對手死了就不去打攪的人。2001年的這篇論文其實就是資本論爭的延續。

Samuelson這篇文章很簡單，主要講了這麼一個事實：在當時，全球中間品貿易佔了越來越大的份額。斯拉法的著作名為「以商品生產商品」，自然能夠解釋中間品貿易帶來的gains from trade, 但是這種成功本身就表明了斯拉法模型的局限性。

Samuelson以李嘉圖給的絕對優勢例子作為出發點：葡萄牙生產一單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別需要0.5單位和2單位的勞動力；英國生產一單位的葡萄酒和布匹分別需要2單位和0.5單位的勞動力。兩國貿易之後，顯然英國專註生產布匹，葡萄牙專註生產葡萄酒是最優的。現在，Samuelson假定葡萄酒和布匹都能作為中間投入品。現在，葡萄酒可以以0.125單位的勞動加0.25單位的布匹生產，布匹可以以0.125的勞動加0.25的葡萄酒生產。所有商品既是中間投入品又是最終產出品。通過簡單計算，Samuelson得出：中間品貿易的得益大大超過簡單的絕對優勢分工。

Samuelson（2001）年計算的不同貿易模式下的生產可能性邊界。最遠端是中間品貿易下的貿易得益。

Samuelson指出，無論是按照李嘉圖(1817)的絕對優勢貿易模式，還是斯拉法(1960)的「以商品生產商品」貿易模式，生產可能性集合都是凸的。現在光憑生產技術，不依賴消費者偏好刻畫，根本無從確定均衡點在哪一條折線上，也就無從確定商品相對價格。並且，在中間品貿易模式下，由於產出品同時也是資本投入品，其相對價格的不確定（要需求側同時決定）實際上再次引入了斯拉法試圖去除的要素替代和凸生產集。這個結論並不奇怪，因為Samuelson的non-substitution theorem依賴於單一基本投入品的假設，國際貿易實際上引入了兩種投入品（兩國勞動），加上中間品貿易之後，消費者需求決定商品相對價格、依據要素價格決定要素比例等新古典現象又回來了。考慮到國際貿易中中間品貿易的愈加普遍，斯拉法模型的適用性堪憂。

講到這裡，回顧一下背景可以增強對劍橋資本論爭的認識。最近幾十年經濟學研究的一大趨勢就是實證研究份額的大幅上升（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數據集的可得性增強、實證方法的成熟、對實際問題的關注都導致針對現實中stylized facts改變標準模型的理論研究趨向。國際貿易領域也是劍橋資本論爭的分戰場。Samuelson貢獻甚多的H-O-S理論，是上世紀70年代左右的主導國際貿易理論，這個理論以要素稟賦和要素密度來解釋國際貿易模式和貿易所得分配。Steedman以英國劍橋的立場批判H-O-S理論，說既然資本加總有問題，H-O-S理論依賴要素稟賦也是不能成立的。而當時也的確有越來越多H-O-S理論無從解釋的貿易現象，例如產業內貿易和發達國家間貿易份額的增加。自從70年代劍橋資本論爭逐漸平息之後，馬上是一波國際貿易領域的革命：Dixit and Stiglitz（1977）， Krugman(1980）等，用以解釋H-O-S理論難以解釋的現象。而Samuelson在2001年寫這篇關於斯拉法的文章又是一個關鍵節點。第二年，Eaton and Kortum(2002)發表，再下一年，Melitz(2003)發表。新古典經濟學家不僅識別、建模解釋以及量化計算了全新的貿易收益模式（規模報酬遞增、商品多樣化偏好、行業內廠商異質性等），更首次定量化了古老智慧——李嘉圖相對優勢所帶來的貿易收益。到了今年，更有關於中間品貿易和全球價值鏈的多階段一般均衡模型問世（On the Geography of Global Value Chains）。Samuelson（2001）用以讚揚和揶揄斯拉法(1960)的中間品貿易得益，也要被新古典經濟學家逐漸揭示了。可以說，正是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不斷努力革新，導致今天他們完全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回顧這場「史前」論爭。

由於整個問題過於複雜，因此我只是講一講爭論雙方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攻擊以及新古典做出的回應，說明新古典並沒有得出一個真正令人滿意回應。由於爭論時用了大量數學證明，因此我只能盡量簡單地概括雙方的觀點。真正要了解這個問題還請看雙方爭論文獻，我所列的參考文獻值得一讀。

首先，劍橋資本爭論在爭論什麼？兩個問題：

第一，資本計量問題：資本的價格 $P_k$ 取決於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資本的供給由上一期產量和儲蓄率決定，資本的需求由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供求均衡時的利潤率（即新古典里的利率）——資本的價格——恰好等於資本的邊際產品價值，即商品價格乘產量對資本的導數即資本的邊際生產率，用公式表達即 $r=P·MP_k$ ，這就要求資本的數量獨立於利潤率而預先得到確定；但是資本本身並不能獨立於分配而預先確定，隨著工資率的變化，從而利潤率的變化，商品的相對價格就會出現變化，從而出現對資本價值的重新估值，這樣，資本量就只是利潤率或者工資率的一個函數，因此，利用資本的邊際生產力來求解利潤率就產生了邏輯上的循環論證，即已知利潤率r求資本量K，再通過資本K求利率r。

第二，技術再轉折問題：該問題指的是由於生產要素價格曲線（w-r）不一定為線性的，從而某一「落後的」勞動資本比較高的技術在某一相對價格水平有相對優勢，在另外一個相對價格水平被資本更密集的技術替代，但在更高的相對價格水平下，又出現了相對優勢，這樣就出現了資本倒流或者說技術再轉換問題。這個問題使得新古典的利息率和人均資本量之間的反向單調關係不再成立，這樣就不存在利率與邊際生產力的對應關係。這樣一來，新古典賴以生存的假設——邊際報酬遞減——就面臨著動搖的可能性。

關於資本計量問題：

新古典的辯護：新古典在60年代之前提出了許多模型，這些模型在新古典看來也是不成功的，後來逐漸轉向用一般均衡理論辯護。因此我們不考察之前的歷史，而只考察一般均衡理論：一開始的一般均衡理論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可參見哈恩（1982），這裡有兩個要點：第一，一般均衡假設經濟行為主體存在不同要素稟賦，而不同資本品的利潤率同樣作為初始的稟賦被給定，用處理勞動和土地的方法來處理資本；由於各項資本品的內在稟賦和勞動、土地一樣千差萬別，因而不存在一般利潤率，只存在差別的利潤率，通過避免統一利潤率的計算來避免資本計量問題。

通過一般均衡的解釋，由於各資本品都有自己的內在的稟賦，由於這個稟賦只和技術相關，其最優生產規模也就只和技術相關，其價格也就得到了確定，規避了循環論證問題。並且由於分配只是在微觀層面上進行，就避免了總量對分配的影響。

新劍橋的反駁：資本的套利機制決定了——至少在完全競爭市場——資本必須有一個統一的利潤率；而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即使不存在統一利潤率，那也是因為存在市場勢力阻止了套利而非要素稟賦存在差別。也就是說，統一利潤率的趨勢和單獨處理每一種資本品內在稟賦的做法是不可相容的。阿羅和德布魯也只是從技術角度證明了一般均衡解的存在性，並沒有像瓦爾拉斯一樣引入資本形成方程，瓦爾拉斯在引入資本形成方程後是承認其理論存在不一致（inconsistency）的。附：勞動價格可以存在差別是因為不同質的勞動由於學習門檻和效率工資等現象的存在，收入的差異可以視作理所當然；而不同質的土地不同的收益率也有級差地租來解釋。

新古典對此的回應：改變均衡概念，化暫時均衡為時際均衡，即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各種要素價格不是等於其邊際產品價值，而是等於加入時間價值的邊際產品價值。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說，假定p_c為產出品價格，p_k為資本品函數，C為資本家所擁有的資金總額，加入時間因素後，利潤最大化的問題就可以表述如下：

${^{max}_{K,L}}π=p_c f(K,L)-(1+r)C$

條件約束為 $C=p_kK+wL$

用拉格朗日乘數法求極值可得 $P_k (1+r)=p_c MP_K\ P_k (1+r)=p_c MP_L$

這裡的利息率建立在人們消費的時間偏好和微觀生產函數之上，從而不需要總量資本的測量，從而規避了資本計量問題。從技術角度而言，不同要素的邊際產品與要素價格之比仍相等，因此並不會改變新古典資源配置狀況。

然而新古典最後的堡壘也不能真正解決問題，新劍橋一方對時際均衡的反駁有：一種進路是攻擊其假設，時際均衡要得到一般利潤率必須假定資本品的相對價格在不同的時期均不會發生改變，而假如資本品的相對價格不變，則這個理論就只是一種改頭換面的單一產品模型，實質上並沒有解決資本計量問題。作為更一般的假定，由於偏好和生產技術的變化，商品相對價格在不同時期應當是可變的，而一旦放寬了這個假設，長期的統一利潤率就根本無法保證。第二種進路是從分配角度攻擊該理論，即若只考慮資本的金融價值，則分配就不可能不影響到資本的數量和相對價格的決定，從而資本計量還是逃不開循環論證，而這裡還會引起技術再轉折問題，由於展開來講太過麻煩，在此不做贅述。

結論：一般均衡理論可以在假定存在差別利潤率的情況下確實地解決資本計量問題。但是一旦離開技術領域，進入有著普遍套利行為的社會關係領域，一般均衡理論便無法回答統一利潤率的形成機制；時際均衡所得出的統一利潤率需要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並不滿足，用時際均衡來回答統一利潤率問題也是不能令人滿意的。

關於技術再轉折問題：

提出：羅賓遜1963年提出（和資本計量問題不是一個問題，但由該問題引申）,在當時叫做the Ruth Cohen Curiosum，斯拉法（1960）用數學證明技術再轉折是異質品模型的一般情況其實劍橋資本爭論之所以會鬧得這麼大，應該說是斯拉法的功績，這就使得新古典不得不給予回應，劍橋資本爭論才從50年代的小打小鬧到60年代後才有了如此重大的影響。

新古典的回應：在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新古典承認技術再轉折邏輯上成立，但通過否認其在經驗層面上的普遍性（譬如希克斯提出，技術轉換過程中有著建設期和生產期之分，建設期需要投入更多成本），將技術再轉折問題的重要性貶低，從而迴避了技術再轉折問題。

新劍橋對此的反駁：從經驗層面否定技術再轉折問題並不是一個有效的方式。一個成功的理論必須保持它的一般性。此外，物理學家在面對邁克爾遜莫雷實驗的積極研究的態度（在當時只是特例）和經濟學家面對技術再轉折問題的迴避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在這種情況下，新古典沉默的表現只能用馬克思的話來解釋了：「在政治經濟學領域內，自由的科學研究遇到的敵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領域內遇到的敵人。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質，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總的來說，關於劍橋資本爭論，新古典的回應是1.用一般均衡迴避資本計量問題；2.用時際均衡得出統一的利潤率；3.技術再轉折問題特例化。新劍橋的反駁則是1.一般均衡不能保證一個統一利潤率，而套利機制要求等量資本有獲得等量利潤的趨勢；2.時際均衡得出統一利潤率的過程要求各個資本品的相對價格不能發生變化，這項假設很難成立；3.技術再轉折就算只是特例，也應該被理論解釋而不是迴避問題。誠然，新古典學派通過論證新劍橋的理論比自家理論「更爛」為自己挽回了顏面，但是，對於羅賓遜提出的兩個問題，新古典確實都沒有給出一個令人滿意的回答。

參考文獻（推薦閱讀）

[1]柳欣. 資本理論：價值、分配與增長理論[M]. 陝西人民出版社, 1994.（這本書可以在愛學術網上免費下載，本文結構即來自於此）

[2]柳欣郭金興王彩玲. 資本理論與貨幣理論[M]. 人民出版社, 2006.

[3]斯拉法. 用商品生產商品[M]. 商務印書館, 2011.

[4]Robinson J.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 Theory of Capital[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3, 21(2): 81-106.

[5]羅賓遜. 資本積累論[M]. 商務印書館, 1963.

[6]Garegnani P. Quantity of capital[M]// Capital Theory.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90.

很不專業的非經濟學圈人士的強答，只是簡單介紹非專業部分的情形並發表下感慨。諸位可以儘管理解為我是在幸災樂禍。當然若有高人在，我等自然是要讓路的。

首先，這場論戰（Cambridge capital controversy）得名於英國劍橋大學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由於麻省理工位於美國劍橋市（哈佛也在此地），因而冠名此爭論「劍橋」。

其實，從爭論雙方的人員組成來看，這場爭論似乎和新古典經濟學之類的流派毫無關係。無論是以Paul Samuelson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學派（Neoclassical synthesis），還是以Joan Robinson、Piero Sraffa、Nicholas Kaldor為首的新劍橋學派，其實都是凱恩斯學派的分支。不過前者「希望將凱恩斯主義的思想，導入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分析架構之中」（來自維基百科），說白了就是經凱恩斯主義改良的新古典主義；而後一派試圖將凱恩斯理論同李嘉圖、馬克思的理論融為一體，這一點讓他們與舊的、以 Alfred Marshall 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的劍橋學派劃清了界限。

至於具體過程，一個可以看百度百科，另外我找到了這麼一個提問：現今的新古典經濟學如何解決「劍橋資本爭論」的涉及的對新古典微觀基礎的致命悖論？ - 知乎，看得懂英文的話可以在維基百科上搜。希望對題主有所幫助。總之就是：第一階段，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存在致命的邏輯漏洞，新古典綜合學派被辯得毫無還口之力，於1966年繳筆投降；第二階段，新劍橋學派雖然仍能駁倒新古典經濟學的回應，卻沒能創建自己的理論體系。由於新劍橋學派沒能建立完整體系就全部掛掉，這場論戰竟無疾而終，也是一大憾事。

此後，新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綜合學派共同成為了主流經濟學的基礎，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顯學；而新劍橋學派則是後繼無人，他們及其成果彷彿從未存在，他們融合李嘉圖、馬克思與凱恩斯的理論的努力無人問津、也無人再續。確實有少數經濟學者受此影響轉入激進「異端」經濟學，但終究掀不起波瀾

這一爭論讓所謂的「主流經濟學」事實上成為了笑話。新劍橋學派指出的、新古典經濟學中的邏輯不自洽的理論，如生產函數、邊際生產力理論，如今仍然被視為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基本特徵而被廣泛應用於對實際經濟現象的分析中。

強答一波，希望有助。

「劍橋資本爭論」(針對「資本」含義的爭論）對新古典經濟學根本就是致命的，而整個西方主流的經濟學都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為最基礎的根基，它已成為資本主義的一種形識形態，我們不能因為新劍橋學派重建的經濟學也出錯，就能否定那些對新古典的致命悖論，新古典根本就沒有解決，而某些人（比如 @榮健欣）的回答根本就是避重就輕，迴避悖論，把問題轉移到新劍橋學派重建經濟學的錯誤上，好像新劍橋學派錯了，新古典就正確一樣。同時繼續迴避新古典的悖論，把其爭論的話題轉移到枝葉上的假設條件是否滿足成立上，由此不停的循環論證，而根本不管主幹的邏輯是否正確。

　　首先資本量的測量意味著加總完全不同的實物，比如坦克和蘋果，這兩者加總一起，到底是代表蘋果還是，代表坦克，從新古典內在的邏輯出發，其加總含義上的意義就無法解釋。其次，即便拋開加總含義上的悖論，都還有悖論。正如羅賓遜夫人指出的，依照新古典的資本含義，資本由一組形狀不同、功能各異的實物組成，由於缺乏一個共同單位而使生產函數中的資本無法進行實物衡量，只能通過其價值量（或是表現出的貨幣量）進行加總。另一方面，根據新古典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利息率（或利潤率）由資本的邊際產品決定；為獲得資本的邊際生產率需要預知資本數量，而實物資本的貨幣值在新古典理論中則被認為等同於預期收益現值的總和，即：由此，要想求出資本的貨幣價值須先假定利息率為已知。這就出現了循環推論，即已知r求k、再通過k求r的循環，從而表明單一數量測量的新古典資本概念在邏輯上不成立。實際上，生產函數的目的主要在於表明利息率（或工資率）如何由技術條件和要素比例來決定；如果其中的資本概念難以加總和計量，那麼作為新古典根基的生產函數也就失去了意義。新古典是通過生產函數作為成本函數，構建供求曲線。然而新古典的邏輯出問題，是否完全競爭，這樣的假設條件已經是枝葉上的問題，如果資本的量綱不是生產函數中機器的量綱，無論是否完全技術競爭，都沒有意義。

　　不僅如此，新古典幾乎所有基礎定律在非單一產品模型都不能成立。如新古典其它的一個命題，一種要素價格的改變（比如說降低）會導致生產中使用更多這種要素。因為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變情況下，更多使用這種要素會導致邊際產品降低。然而，斯拉法指出，資本量依賴於利潤率。這僅僅是顛倒了新古典在利潤率和資本量之間的因果關係。在新古典生產函數理論，使用資本量的增加應該導致利潤率的降低（邊際報酬遞減），這表面上好像能解釋現實，但是在非單一產品模型中技術關係的體系並不能推出這樣的結論。如利潤率的一個改變會改變資本量的測量，且以高度非線性方式：利潤率的一個增加或許使上車增加的價值超過激光，從而導致一個更高的利潤率。這種分析進一步意味著一種要素的密集使用（不光資本，還可以是別的要素），或許會導致這種要素的高價格而不是你價格。

（對於現實中的資本家而言，花多少錢用多少錢代表的交換比例才是他們的實際成本，而這種實際成本依據對總量資本來判斷是對對自身交換有利，能否獲取利潤，正如美國資本在國內有先進的機器不用，而跑到越南等國使用廉價值的勞動力成本更低，從技術關係的角度，顯然使用先進機器的消耗的生產要素更低，但那些根本就不是資本的成本標準。）

　新劍橋學派的斯拉法從含義解釋上可以通過另外一種手段來測量和解釋資本資本加總的含義（部分源於馬克思經濟學，但是忽視了馬克思分析商品生產中勞動的二重性），即：把所有機器都還原為以技術關係上時間計算的勞動（根本忽視了馬克思分析商品生產中勞動的二重性）。一台製造於2010年的機器可以被認為是2005年用勞動和商品生產出來的，其價值等於年的投入再乘以利潤率；2005年的商品投入可以被認為是1995年的勞動投入加上商品投入再乘以利潤率；如此而後推，直到非勞動投入被還原為一個可以忽略不計（但非0）的量。

　　但是，從邏輯上根本就不存在斯拉法那種技術關係上的不斷回推，因為當生產什麼都發生變化，從物質生產的角度，就能找到另一種生產還原這種資本品（或者產品）生產的技術方式，而使而使其邏輯不一致。這樣資本還原成這種技術關係上的勞動是非常荒唐的，比如戰爭，戰後用直接搶劫、賠嘗的機器重建，以前的技術關係與現實的成本核算根本就一刀兩斷。並且利潤率改變引起收入分配變化，收入分配變化，又會引起生產什麼物質都會發生變化，因而把資本從時間上還原成實體勞動（具體勞動或者說技術繫上的勞動）根本就是荒唐的，而且實體勞動與新古典定義資本品一樣是存在異質性的。

　　這也是為什麼羅賓遜夫人、薩繆爾森、斯拉法、森島通夫等把馬克思的價值概念說成是多餘的，因為他們都把其價值概念，當成了相應的勞動時間決定商品的均衡價格下的實物向量。事實上實物（使用價值）被馬克思分析商品交換剝離掉，而直接論述人支配人勞動的權力關係，這樣馬克思得到了「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或價值是異化的人類勞動）。」這個價值概念，它代表的含義馬克思用了「權力」來表達，因為支配他人的勞動時間這就代表了權力。從而技術關係與總量價值、總量利潤無關，總量價值也與具體的實物無關。

　　但是經濟學家誤讀了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根本理解不了經濟學研究的是財富增長、資源配置，而馬克思經濟學研究的確是人支配人勞動的權力關係，新劍橋和新古典的經濟學家把通通都把馬克思的價值概念與物質數量聯繫在一起，甚至包括所謂的馬克思經濟學家斯威奇等都是這樣的觀點。因而把馬克思的觀點，看成是部分成正確。（如1973年，森島通夫在《馬克思的經濟學》一書中認為，馬克思的生產價格概念只有在產業是「線性相關」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在實際工資水平和剝削率都存在的條件下，馬克思的價值體系和（生產）價格體系並非互不相容。「如果加以修正和附加某些限制條件的話，馬克思的很多命題是正確的，不過這些條件是相當嚴格的，因而人們會認為馬克思在解決『轉形』問題上是不成功的……但是馬克思的『轉形』問題並不是想要確立價值和價格之間的比例，相反，他是想證明個別的剝削與個別的利潤不成比例。）

　　在這裡我特別提到一下西方的馬克思新正統經濟學派，他們雖然不道知馬克思的價值即某種勞動本身的概念，但是通過跨期分析，得到和馬克思幾乎所有結論一致的邏輯，同樣也分析出商品拜物教的觀點（他們稱之為物質主義）。因為在跨期分析中，由於利潤率引起的收入分配變化，連生產什麼實物都會發生改變，而同期主義者從而「物質主義」的角度得出價值概念是多餘的。在馬克思新正統學派的（Temporal Single System Interpretation，TSSI），認為物質主義者（經濟學家），從物質數量計量價值法的角度，把價值體系和生產價格體系看作是同時決定的，造成了這兩個體系之間的分離，把「轉形」問題轉變為一個「虛假問題」，物質主義者，根本理解不了支配他人勞動時間即代表權力的含義。TSSI認為，「轉形」是在時間順序中發生的。在這一過程中，先要有一個由經濟的技術條件決定的價值體系，以此為源頭推導出價格體系，而後兩個體系之間出現「跨期」聯繫。從總體上看，「跨期一元體系」與傳統的「轉形」問題的區別在於：在傳統的「轉形」問題中，價格與價值是兩個各自獨立的「二元體系」；且當期的價值「轉形」與下期的「轉形」基本上沒有任何聯繫，是一種「單期的體系」。在TSSI中，價值體系與價格體系在時間維度中得到統一，每一期通過「轉形」後得到的價格被看做是其後一期還未「轉形」的價值，因而將原有的獨立的、分裂的單期「二元體系」，綜合為跨期的「一元體系」。之所以稱之為「跨期」，是因為使用了非供求均衡的和統一利潤率均衡趨勢動態的方法，強調建立在歷期成本基礎之上的價值和價格的相繼決定，與建立在當期價值和價格基礎上的同時計算相對應；之所以稱之為「一元體系」，是因為價值和價格被決定時存在著相互依賴的關係。物質主義認為，「物質數量」或者更精確地說技術和工人的實際工資，是價值、剩餘價值、生產價格、平均利潤以及利潤率的唯一的直接決定因素。這裡的技術指的是物質投入和物質產出之間的關係，實際工資指的是用物質度量的工資。當給定數量的投入與以前相比有了更大的產出時，技術進步就發生了。如果一個工人與以前相比能夠消費更多的商品和服務，其實際工資就在上升，無論這種情況是發生在其貨幣工資增加還是商品和服務變得更加便宜條件下，都是如此。在克萊曼看來，所有的同期主義解釋和理論都隸屬於物質主義，揭示物質主義的理論失誤是「非常重要的」。他認為，對「轉形」問題論爭中存在價值和生產價格之間「內部不一致」的觀點幾乎毫無例外都可以歸結到這一點上，「同期主義和價值規律根本無法兼容，當把馬克思的理論構建為一種以物質數量為基礎的同期主義理論時，毫無疑問馬克思的價值理論就變得存在內部的不一致了。如果表明馬克思自己事實上是一個物質主義者（馬克思所稱的商品拜物教）、同期主義者，或者他犯下的錯誤必須通過同期主義的方法來修正，那麼他的價值理論註定會存在內部不一致。TSSI認為，自從博特凱維茲以來，整個「轉形」問題論爭完全被物質主義的錯誤解釋所支配。新正統馬克思主義宣稱，馬克思的表述無論是價值理論還是對資本主義積累和危機的分析，是完全正確的；馬克思並沒有犯什麼錯誤，他留給我們的體系在所有要素上都是完整的，馬克思遠遠超越他的時代，但卻在倒霉的20世紀被完全誤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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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榮健欣以新劍橋學派的錯誤，來迴避開新古典理論錯誤的。在和人的爭論中，他經常攻擊別人實證主義，在這裡他確是引用大來的實證，來迴避新古典這種技術關係體系的邏輯錯誤。而不敢邏輯上把新劍橋學派的錯誤推論出來，因為那樣也同樣會威脅到新古典。

（如榮健欣引前面引用的：「反過來，新古典方對英國劍橋方也有攻擊，包括完全採用里昂惕夫技術過於嚴苛，面對需求和技術變更難以解釋現實等等。包括Piketty在著名的《21世紀資本論》中也認為，資本論爭以來積累的實證數據已可證明新古典方的正確性。」「Samuelson這篇文章很簡單，主要講了這麼一個事實：在當時，全球中間品貿易佔了越來越大的份額。斯拉法的著作名為「以商品生產商品」，自然能夠解釋中間品貿易帶來的gains from trade, 但是這種成功本身就表明了斯拉法模型的局限性。

不能因為別人錯了，就能證明你也對。他經常攻擊別人實證主義，事實上我們來審示新古典，比如邊際報酬遞減定律，按邊際報酬遞減定律含義：在其他要素使用量不變情況下，更多使用這種要素會導致邊際產品降低。這種技術關係的邏輯這看似能解釋現實當中資本投入增加，而導致的利潤率下降，但是在非單一產品模型中，根本就推導不出這個結論。依照新古典生產理論，使用資本量的增加應該導致利潤率的降低（邊際報酬遞減）。利潤率的一個改變會改變資本量，且以高度非線性方式：利潤率的一個增加或許使上車增加的價值超過激光，從而導致一個更高的利潤率。這種分析進一步意味著一種要素的密集使用（不光資本，還可以是別的要素），或許會導致這種要素的高價格而不是你價格。（因而枝葉上爭論假設條件是否滿足有必要麼？邏輯就錯了，爭論假設條件是否滿足有意義么？）

　　另外薩繆爾森雖然通過跨期分析攻擊了斯拉法模型的錯誤，但也不能證明新古典正確，並且薩繆爾森本人就非常隱晦且極不情願的也誠人新古典的理論也是錯的。在這裡我上一段話我已經說明。

　　利潤是資本生產的目的，從這個邏輯上說，利潤是外生變數，不同行業的資本必須保持不低於一般利潤率的利潤，否則資本就要出局破產。斯拉法的錯誤，就在於沒有徹底的放棄新古典的生產函數和技術關係分析的邏輯。

因為一旦把以物質數量測量的資本形成引入一般均衡體系，就會出現了內在的不一致性,從而在異質資本品的假設下,一般均衡體系只存在「差別利潤率」。斯拉法，雖然假設了一個標準商品體系中,以使不同的資本品部門卻擁有「統一利潤率」，但是當利潤率發生變化，生產什麼都會發生改變（根本就不存在斯拉法那種技術關係上的不斷回推，因為當生產什麼都發生變化，從物質生產的角度，就能找到另一種資本品生產的技術關係或者說技術方法）。斯拉法從物質主義、同期主義的分析發生內在的邏輯不一致，因為收入改變生產什麼都會發生改變。除非拋棄物質數量主義的分析，從人支配人勞動時間的權力關係上剝離掉實物，這樣才能得到穩定的總量關係。但斯拉法等理解不了馬克思價值向生產價格轉型的含義，也就不可能理解資本的實質含義是「支配他人勞動的手段」（從馬克思經濟學出發，資本是價值量的概念，而價值是異化的人類勞動本身。支配他人的勞動就代表了權力），從物質數量的角度來測量資本，這就導致他自身的邏輯也出現和新古典一樣的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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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補充說一點，抄書唬人沒有意義，我們需要真正理解其邏輯，雖然本人很多時候因為人懶也抄書或者複製自己以前的原話，但是我引的的資料，我都是把其邏輯弄通了的。

劍橋資本爭論

劍橋資本爭論概述
　　「劍橋資本爭論」來自著名的「兩個劍橋之爭」，即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處麻省的劍橋）教授薩繆爾森、托賓、索洛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派和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瓊·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及義大利學者帕西內蒂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一般認為，前者是將凱恩斯經濟學與1870年「邊際革命」以來的新古典經濟理論相聯繫的新古典綜合派，它秉承的是新古典技術關係上的供求分析傳統，強調「技術關係」在經濟變數決定中的最終作用；後者則是把凱恩斯經濟學與斯密 1776年以來的古典經濟理論相聯繫的新劍橋學派，它秉承的是古典剩餘經濟的社會關係分析傳統，強調「社會經濟關係」（如所有權與經濟制度）在經濟變數決定中的最終作用。因此，「兩個劍橋之爭」實際上也就是兩種經濟傳統爭論的當代表現，而爭論的焦點就是資本理論與收入分配理論。

　　如今新古典理論已經滲透到現實生活的各個角落，似乎所有現實問題都可以用其理論推理得到合理解釋。用現代術語來說，其核心觀點也就是：物品的定價和生產要素的定價系由共同的原則支配，即主要是由最大化目標的經濟行為者的供給和需求力量決定，這其實也正是其分配理論研究的切入點。但對這一理論構成的基礎則一直處於爭論之中，如一些人把邊際生產率視為基本特徵，另一些人認為總量生產函數（或如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函數）為基本特徵，還有一些人則認為新古典分配理論是一般均衡論。但不論形式如何，較為一致的看法是，新古典理論研究的出發點是一套技術關係；通過這套技術關係，加入資源稀缺性、要素和產品的可替代性、廠商和消費者的最大化行為假設，運用邊際原理即可推論出新古典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不過一般來說，這種分配理論都是以微觀企業為基礎來說明收入分配問題，其經典形式也就形如生產函數y=f(l,k)，y、l、k分別代表該企業的單一產出、勞動力和資本。其中資本是一個給定的生產要素，像土地和勞動一樣，其計量單位使用實物數量來表示和不考慮生產成本。

　　這種新古典分配論表明，生產過程中的分配完全取決於所用生產函數的技術，而和特定的社會關係無關；但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則這個新古典的邊際生產力論其實並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分配理論。對此，經濟思想史學家布勞格曾指出，所謂「分配理論」應當是關於個人的收入分配問題或者是總收入在工資、利潤和地租之間的分配比率問題的相關理論，但上述邊際生產力論卻只是一個並不與收入份額的分配相關的要素定價理論，即「在要素供給既定的前提下，一種所謂的要素價格的邊際生產力理論」，所以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個「擬分配理論.

　　用單一數量測量的新古典資本概念在邏輯上根本不成立。僅就只存在單一混合商品而言，採用形如y=f(k,l)的生產函數，給定資本－勞動比(k/l)，則斷言在完全競爭條件下該函數的斜率等於或決定利潤率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如果存在許多各種各樣、但必須加總起來的異質資本品，那麼「該曲線就不能建立，其斜率也無從測度，除非準備確定的價格在事前就已知道」。

　　斯拉伐批判馬歇爾的局部均衡價值論，以其報酬定律與完全競爭前提相矛盾為突破口。首先，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報酬漸增或成本漸減的作用將使一個企業無限制地擴大其產品產量，最後將壟斷整個市場，故此定律和完全競爭的假定是不相容的，除非放棄完全競爭的假定，在壟斷狀態下此定律才有用。其次，在完全競爭條件下，產品可以任意出售多少，故其需求曲線是一條同橫軸平行的直線；而在生產要素市場上也可以一定價格任意購買多少所需要的生產要素，故其長期邊際成本曲線也是一條同橫軸平行的直線。這兩條平行線，由於在完全競爭狀態下產品的出售和要素的購買是一致的，將融合為一條直線，根本不存在兩條曲線相交叉的均衡點，故馬歇爾的局部均衡論勢必全部破產。

　　收入分配是後凱恩斯主義理論的基礎部分，它在新古典派模式中實質上是被忽略的。新古典派經濟學家提出的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已被後凱恩斯主義者抨擊為自相矛盾的「循環推理」。

兩派主要人物
　　這場論戰的挑戰者是英國的新劍橋學派，主要代表是劍橋大學的瓊·羅賓遜、尼古拉斯·卡爾多、皮羅·斯拉法、盧伊季·帕西內蒂，但以捲入這場論戰而站在這一學派立場的經濟學家來看，還有英國的伊特韋爾、克萊格爾、納提、斯蒂德曼，美國的內爾、戴維遜、哈里斯、溫特勞布、明斯基，義大利的蓋萊格南尼、斯巴芬塔，澳大利亞的哈考特、阿西瑪科卜洛斯，印度的巴杜里、巴拉杜阿吉，加拿大的萊姆斯等人。

　　論戰的應戰者一方則是美國的新古典綜合派，同樣，除了其主將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羅、詹姆斯·托賓、弗蘭科·莫迪格里安尼之外，站在該派立場並且捲入論戰的還有美國的勒納、斯旺、里弗哈利、費格森，英國的米德、哈恩、布勞格等人。

爭論的理論內容和範圍
　　「兩個劍橋之爭」所囊括的理論內容和範圍，是從資本理論開始，進而擴展到價值理論、配置理論、分配理論、增長理論、發展理論、積累理論、效用理論、行為理論、均衡理論、數理方法論、國家干預論、制度理論、預期理論、建模理論等等。「兩個劍橋之爭」涉及的經濟思想體系，則是從古典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從新古典主義到凱恩斯主義。「兩個劍橋之爭」的實質是如何進行經濟理論研究或如何發展現代經濟學的問題，但是在形式上卻表現為作為後凱恩斯主義的兩個支派怎樣做才能真正繼承和發展凱恩斯理論的問題。

開源：MBA智庫百科

羅賓遜夫人在她1978年出版的自選論文集里有一章節是回憶部分.裡面較為詳細的寫了她本身的經濟研究歷程.其中很大的篇章提到了在劍橋時她的小圈子以及所研究的話題.樓主若有興趣可以去讀一下. contributions to modern economics - reminiscenes 這一章應該是免費閱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