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戰國時期的夏、夷觀

01-25

一、春秋、戰國時期人們關於「夷」、「夏」之別的認識

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夏與夷狄究竟有何區別,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共識。《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了戎子駒支和范宣子的言論,范宣子懷疑他泄露晉國的機密而追問,戎子駒支回答說:「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夷狄的社會生活和諸夏有許多差別,除以上所舉幾項內容外,還有「披髮」、「左衽」等習俗。起初諸夏與夷狄的最主要區別即在於此。然而,由於民族融合以空前的速度進行著,以上所謂夷夏之間的諸多差別往往也是可以改變的。

在春秋、戰國時期前後,華夏與夷狄的觀念往往有很大的區別。據徐中舒先生研究,構成以後華夏民族主幹之一的周族本起源於白狄,[1]在我們今天看來,這是一有諸多可靠論據和較強說服力的論點。但春秋、戰國時期的人們卻從未將周人視為夷狄之族。與此相反,屢屢見於《左傳》、《國語》等戰國時期文獻的鮮虞、鼓、肥等族本與周人同出一祖,白狄中的鮮虞於東周時期曾建立過一度被稱為九分天下有其一的中山國,並創造了極為燦爛的青銅文化。但由於隨著時間的推移,白狄各族卻在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眼光中,是地地道道的夷狄之邦。1978年河北省元氏縣西周墓所出青銅器臣諫簋銘文中提到「井(邢)侯搏戎」之事,由於該銅器為西周時代早期康、昭時期的遺物,據有的學者考證,邢侯所搏之戎最大可能即為姬姓的鮮虞。[2]春秋初期,「邢侯大破北戎」[3],春秋中期,文獻記載,狄人攻破衛國[4],這正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春秋時期華夏族的邢與北方戎狄勢力消長的情況。據有的學者考證,春秋時期狄滅邢、衛實為中山滅邢、衛。[5]以上記載足以說明這一問題。

在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上,一部分夷狄各部逐漸接受華夏文化,他們與華夏族通過戰爭、會盟、通商、婚姻等途徑不斷地滲透混融,夷狄與華夏文化的融合急劇進行。此類例子,枚不勝舉。如春秋初年楚國的風俗、語言與諸夏(中原諸國)差別頗大,在諸夏的眼光中,楚人自然是被視作夷狄的。如《史記·楚世家》就曾記載楚人的話:「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而《左傳》襄公十三年有:「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這是楚國公子子囊對楚共王的評價,楚國在此卻表示自己是屬於「諸夏」的。楚莊王時,國力鼎盛,飲馬黃河,問鼎中原,與此同時,楚國的文化習俗也已逐漸同華夏接近,自然其不再以為自己是「夷狄」之邦。西方大國秦國,曾被認為是夷狄,《史記·秦本紀》記載:「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秦襄公雖然當周平王東遷的時候有功,被封為諸侯,可是在中原諸夏的眼裡,其仍然被認為是夷狄。

可是到了春秋後期,中原的文化逐漸傳播到周圍的各國,同時楚、秦、吳等邊境的國家同中原地區華夏族的交往更為密切,他們自然也逐漸進入了華夏文化圈。各族人民在融合的道路上不斷前進。漢代著作中說:「唐虞國界,吳為荒服;越在九夷,… …今皆夏服」[6],「古之戎狄,今為中國(融合於中原華夏)。古之裸人,今被夏服」[7]。與此相反,姒姓的禹後東樓公所建的杞國,先在雍丘(今河南省杞縣),成公遷於緣陵(約在山東昌樂),文公遷於淳于(今山東安丘),地與東夷臨近,風俗混雜,言語衣服有夷化現象,雖然杞為中原古國,魯庄公之女伯姬為杞桓夫人,但桓公訪魯時,仍用夷禮,不行華夏傳統的禮節。

綜上所述,在先秦時期相當漫長的歷史時期里,所謂「夏」、「夷」間的最主要區別即表現於飲食、衣服、社會生活習俗和物質文化等方面。然而,二者之間在以上諸多方面的差別,一方面可以隨著民族間的文化交流與融合而逐步消失,同時,這些差別的存在,如農耕與游牧等不同的社會生活方式,在我們今天看來,似不能籠統地以先進與落後等詞語去簡單地概括。正由於起初諸夏與夷狄諸人們共同體,居地混雜,經濟往來與文化交流頻繁,他們之間不僅有遙遙無期的戰爭,而且還有更多的和平相處。所以,起初並不存在後世所謂的「華夷之辨」、「夷夏之防」等觀念。

二、春秋戰國時期的夏夷觀

夏夷思想是從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統一中國的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由產生而日漸系統化的。經過數世紀的激烈兼并與民族融合,以夏、商、周為主體的華夏民族逐漸佔據了中原地區,而大量異族被驅趕至遙遠的邊裔地區,在人們的心目中形成了中國之人的「夏」和「西戎」、「南蠻」、「北狄」、「東夷」的約定俗成的四夷概念。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華夏族所佔據的地帶當為天下之中心,故在漢代人們心目中只有華夏才是所謂的「中國之人」。華夏族由於佔據了自然環境優越、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原地帶,自然而然地產生了對周邊四夷的歧視心理和敵對的態度。除了狹隘的民族心理在起作用以外,西周中葉以後,這些少數民族或不服王事,或以武力侵犯,對諸夏構成巨大威脅,從而使這種狹隘的民族意識與敵對心理不斷得到加強。但與此同時,戰國秦漢時期對周邊地區大規模的政治軍事經營,卻又具有一統天下夷狄諸族的意義,容納夷狄和統一夷狄的思想遂構成春秋、戰國和秦漢時期夏夷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夏夷思想大體上可以包含以下三個方面的具體內容。

1.華夏族的夷狄觀

華夏民族一開始是在和異己民族的對立中形成的,因此,在狹隘的民族意識與大民族主義思想的作用下,從華夏本體出發,很自然地產生了對四夷的歧視心理與敵對態度。春秋、戰國時期,貫穿了華夏族與四夷內外有別的原則。史載,魯國成公企圖叛晉附楚,大夫季文子說:「不可」,他引周文王太史佚的《志》書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我族也?」[8]由於諺語、風俗和社會生活的差異,加上交往稀少,一些人思想上產生了隔閡和猜疑,自然對異族不予信任。齊桓公時,管仲說;「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日匿,不可棄也。」[9]晉國人還說:「戎狄無親而貪。」[10]「戎,禽獸也。」[10]許多人更進一步將夷狄各族視作洪水猛獸。

在這樣的認識下,自然地出現了「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11]的區別對待的方針政策。其意思是說,德行用來安撫中國,刑罰用來威懾四夷。陽樊人講這句話,是說晉國應該對屬於華夏的陽樊人給予安撫,不應該用武力來對待,譴責晉國將陽樊人作為四夷而對待。晉、齊鞍之戰時,晉使鞏朔獻捷於周王室,周王不見,由王室單襄公告訴晉國使臣:「夷蠻戎狄,不式王命,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日匿,禁淫慝也。」[12]周厲王時,鄭桓公友看到「王室多故」,想遷徙到平安的地方,向周太史伯請教,史伯對其說:「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鮮虞、潞、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荊蠻戎狄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13]

什麼叫「頑」?按照春秋、戰國時期人們的解釋,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14]。頑是荊蠻所具有的「四奸」之一。西周、春秋時期,一些貴族的確是將戎、狄、蠻、夷視作「異類」來對待的,認為「周禍」就是「蠻夷猾夏」[15]。他們還總結出;「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16]只有厲行德義,「遠至邇安」,諸戎、群濮、百蠻、九夷才會「服事諸夏」。華夏族對夷狄具有歧視感、敵對感,同時又認為夷狄是華夏族的後裔。《左傳》昭公十七年記載孔子的言論:「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叔孫昭子)問焉:`少?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這就是說,華夏族已經失去了的禮樂制度,在四夷卻保留著。這說明,華夏族的文化傳入到夷狄,華夏族認為,「夷狄」文化的起源在華夏。在司馬遷的《史記》中吳、越、秦、楚,匈奴等族的起源都與華夏族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

以後,《魏書》中也將拓拔氏之祖與傳說中的黃帝聯繫起來,以證明其本出自華夏。凡此類記載,文獻中舉不勝舉。以上觀念雖然記載於秦漢以後,但這種夷狄淵源於華夏的思想,應當說在秦漢以前已經產生,否則,司馬遷決然不會憑空虛構出這一套理論來。

2.夷狄的華夏觀

華夏族將夷狄視作洪水猛獸,那麼,夷狄對華夏有何看法呢?《史記·秦本紀》有值得一提的例子。「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民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禮樂詩書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益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天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這一段話說明,在夷狄看來,華夏的禮樂、法度的文化是墮落的表現,夷狄對此提出了批評。

在先秦時期的歷史上,夷狄和華夏族二者之間在政治上的關係頗為複雜。有的夷狄政權和中原華夏政權之間是一種臣屬關係,這些夷狄政權的統治者向中原王朝的最高統治者稱臣、納貢,必要時還要隨從中原王朝的最高統治者出師遠征;有的則基本上是獨立的地方政權,二者之間只有名義上的臣屬關係,有的甚至連名義上的臣屬關係也沒有。他們基本上是據地一方,自王其地,二者之間在政治上是一種平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還有一類少數民族政權與中原華夏族之間長期處於兵戎相見的敵對狀態,二者之間的關係基本上是遙遙無期的戰爭與衝突。正由於先秦時期夷狄與華夏之間經常呈現出頗為複雜的關係,少數民族政權對待華夏的態度自然各不相同。是否與「華夏」文化認同,常常成為少數民族內部革新與守舊兩種勢力鬥爭的焦點。[17]

在先秦時的歷史上,少數民族主動學習華夏文化,積極吸收中原文明的例子,在古代文獻中有頗多記載。據《左傳》襄公十四年記載,戎子駒支對歷史和現實國際政治,了如指掌,並且能賦《詩》言志。與其類似的還有吳公子季札,也是通曉《詩》、《樂》,對於中原華夏文化頗為熟悉和賞識。《史記·吳太伯世家》中有詳細記載。除以上所舉兩例外,見於《左傳》、《史記》等文獻記載的還有晉文公之舅狐偃深明大義,精通歷史,學識過人。這一切,均說明在夷狄的心目中,華夏文化對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這些,正是夷狄能夠逐漸接受華夏文化,並在廣泛的文化交流與經濟往來過程中,文化差異逐漸縮小,而最終得以互相滲透混融的思想基礎。

3.容納夷狄的思想

將夷狄看作禽獸,把夷狄看作處以刑罰、進行征伐的對象,這樣的思想是嚴格區分「華夏」與「夷狄」的思想。但是,《論語·季氏》里有:「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大概「遠人」指的是夷狄之類的少數民族(《正義》說淮夷徐戎,另一種解釋是「遠人」指魯國的附庸國、東夷小國顓臾)。此句的意思是,如果夷狄之族不歸服,那麼就修明禮樂教化,讓他們主動歸服,他們已經歸服了,就以恩惠安撫他們。就是說,對於夷狄之族,不是用刑罰、武力,而是用仁義禮教來使他們臣服。但是,《論語·八佾》說:「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意思是說,夷狄雖然有君主,還不如中國沒有君主,中國雖然沒有君主卻有禮儀。(有的學者解釋為,甚至夷狄也有君主,不像中國沒有君主,就是說孔子嘆息諸夏的混亂狀態。)

進入春秋時期,夷狄和華夏的交流頻繁起來,華夏方面提出以德治夷狄的思想,有容納夷狄的趨向。到了戰國時期,這樣的趨向更為明顯了。《孟子·滕文公下》說:「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 …」這說明四夷敬佩成湯的德性,願意歸附成湯。這段里的「天下」,可以認為是包括夷狄在內的天下。《荀子·儒效》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摩)使然也。」這句話,說明不同的文化環境會使人形成不同的習俗和文化特質,楚、越和夏之間並非天生就有區別,而是受環境的影響而形成區別。換句話說,按荀子的理論,華夏和夷狄的區別在於有沒有,或者是學習不學習禮樂。

怎樣處理夏夷關係,《公羊傳》提出的看法更邁進一步。《公羊傳》成公十五年說:「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也。言自近者始也。」這是說,《春秋》在「其國」、「諸夏」和「夷狄」三者之間加以區分,然後王者從從國內到諸夏,再到夷狄,按此順序擴大統治範圍。《公羊傳》的作者可能想要主張最後一步是「內夷狄」,就是統一夷狄,把他們容納在華夏世界裡。

統一夷狄當然是以「德」或以「禮」來進行的。《公羊傳》認為,華夏如果失去禮樂,「中國亦新夷狄也。」[18]「夷狄也而憂中國。」[19]這表明,中國和夷狄間並不存在有絕對的標準,中國和夷狄之間最主要的區別即在於有或是沒有禮樂,中國如果失去了仁義禮教,就不再是中國,而變成夷狄了。換句話說,夏和夷的區別完全是文化上的問題,而不是種族、民族的問題。

從其發展過程來看,夏和夷的區別,原先主要是民族的區別,當然也存在有文化上的差別。《公羊傳》則超越了這些民族上的區別。《公羊傳》的這一論點直接影響到以後的清代,因為否定民族的區別對於統治者往往是有利的。

於是,我們不難發現,《公羊傳》中的大一統思想和夏夷思想二者之間存在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前面所提及的「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20],從文字上講,「外夷狄」即攘夷為之,但是後面接著說:「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也。言自近者始也。」[20]就是從「內其國而外諸夏」開始,其次是「內諸夏而外夷狄」,最後達到「內夷狄」。這樣才能完成天下大一統,這就是《公羊傳》的政治理想。

三、天下一統觀念和夏夷思想

1.天下觀念的形成

容納夷狄思想的產生在中國有著極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天下」既是地理概念,又是表示思想觀念的抽象概念。在《尚書》、《詩經》等產生年代較早的古代文獻中,「天下」一詞出現得很少。其中,記述西周時代史事的《尚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越王顯。」這裡的「天下」指的是周王統治下的、小民所居住的土地。《尚書·立政》:「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這裡的「天下」的範圍跟《召誥》相比則顯然擴大了。注云:「海表指蠻夷戎狄」,此「海表」也包括在天下之內。《尚書·武成》說:「垂拱而天下治。」《尚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此兩篇的所指的「天下」範圍具有無限性,不過這兩篇都出自偽《古文尚書》,今文《尚書》里沒有,所以其成書時代頗為值得懷疑,至少可以說其成書時代不應早於戰國時期,也許反映後來實際上更為廣義的「天下」。

記載春秋時期史事的文獻《左傳》里,「天下」的出現頻率比以前明顯提高了。其用法大概歸納為兩類:第一,指籠統的(廣義的)的「天下」,如「天下之惡一也」[21],「天下之民」[22],「天下有道」[23],「天下之所惡也」[24]。第二,指周王所統治的具體範圍,如「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25],「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26],「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27],「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28]。其中,最後一條材料將「天下」和「外」區分為二,即不同民族之間存在著區別,「天下」顯然指的是周王所統治的範圍,不包括夷狄在內。

由此看來,「天下」這兩種意義同時存在,在不同的場合有不同的用法。「天下」有時表示具體的周朝所統治的地域,有時不一定是指周朝的直轄領域,而是指更大範圍的「天下」,即夷狄也包括在內的中國,甚至可以說是世界,後者是表示抽象性概念的。對此,我們應根據不同的語言環境,對其不同的內涵進行具體分析。在西周時期,「中國」指周朝的直轄領域,到了春秋時期,隨著諸夏範圍的擴大,諸夏冠以「中國」這個名稱,其具體所指的範圍也有所擴大。還要指出的是「諸夏」(或者「中國」)是跟「夷狄」、「四夷」相對而言的。那麼,回到「天下」的問題,《尚書·召誥》里有「天下」,其指的範圍可以認為是周王統治下的萬民所居住的地方,這個跟初期的「中國」指的範圍幾乎一致。到了春秋時期,《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有「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雖然其天下的範圍不太清楚,但是,既然說「有外侮」,那麼這裡的「天下」是與夷狄相對而言的。

如此看來,「中國」和「天下」這些詞的發展過程有某些共同之處。

在此先舉「天下」指全中國的例子。《史記·秦始皇本紀》里有二世皇帝之言:「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史記·天官書》的太史公之言有同樣的內容,說:「秦並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此句的「海內外」、「四海」和「天下」三者都指中國。還可以引述《史記·天官書》的一段話:「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山以南者中國。中國於四海之內則在東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填星;占於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於街北,昴主之。」胡、貉、月氏就是四夷,在此一段里的四海包括中國和四夷。由此看來,四海也有兩種意義。即一個是指中國,另外一個是指中國以外的四夷也包括在內的更大的世界。

關於「天下」,最典型的莫過於《詩·小雅·北山》中「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這句話反映了當時人們以華夏為中心的天下觀念。這裡所說的「天下」超出了諸夏的範圍,它相當於《尚書·禹貢》所說的「四海會同」的「四海」。華夏族把「夷狄」看成是比自己低一等的異族,但承認他們和自己都生活在同一「天下」和「四海"範圍之內。按照有的學者的說法,這是由於華夏文明認為,「王者無外」,(《公羊傳》隱公元年),以天下為家。[17]

《尚書·禹貢》所說的「五服」、《周禮·夏官·職方氏》所說的「九服之邦國」等,都把王畿之外由近及遠劃分為五個或是九個不同的地域,這種理想化的制度顯然是儒家對未來統一國家政權組織管理形式的一種設計。這種設計反映了儒家把「夷狄」納入周王朝政治版圖的政治理想。儒家的大一統觀念就是在這種政治理想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

2.天下一統觀念和夏夷思想

天下一統的觀念,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發展,到了秦漢時期,建起了完整的思想體系。夏夷思想當中的重要一方面內容即容納夷狄的思想形成之際,《公羊傳》的天下一統觀念起了很大的作用。

何休在他所著的《春秋公羊傳解詁》卷一里說:「於所傳聞之世,見治起於衰亂之中,用心尚粗,故內其國而外諸夏」;「於所聞之世,見治昇平,內諸夏而外夷狄」;「至所見之世,著治太平,夷狄進至於爵,天下遠近大小若一」。這就是他所說的三世說。

按照何休的三世說,天下的統一隨著歷史的進步而達成,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所見之世… …夷狄進至於爵」。在此形成以中國的天子為中心,而且包括夷狄在內的「中華世界」,強調「夏夷之辨」的《公羊傳》的理論在此顯示出統一「夏」和「夷」的另一個層次。

3.華夏一體與天下一統——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擇

從中國古代有關歷史文獻看,中國古代「大一統」政治理論達到成熟和完善應該始於西漢時期。《春秋》公羊學,首倡「大一統」。《春秋》公羊學大家董仲舒根據漢代統治者的政治需要,對這一政治理論進行了為我所用的發揮和演繹。他說:「《春秋》大一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29]在《春秋》公羊學的基礎上,他構擬出「天統——王道——天下」的大一統模式。從此,中國的「大一統」政治理論達到了成熟和完善。漢代「大一統」思想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學術界多數人認為《春秋》公羊學和先秦時期的孔孟之學有一定的聯繫。

從前面對春秋、戰國時期夏夷思想的分析,不難看出,春秋、戰國時期既是夏夷思想的形成時期,同時也是這一思想逐漸得以實踐的階段。春秋時期「尊王攘夷」曾是中原華夏大國號令天下諸侯的一面旗幟。《公羊傳》僖公四年記載,齊桓公最早打出這面大旗,「救中國攘夷狄」。齊桓公曾率軍救邢、存衛,討伐入侵的狄人,並率領齊、宋、鄭、魯、許、曹、陳中原華夏八國的軍隊討伐南方蠻夷大國的楚。此後,晉國也在這面旗幟的號召下,滅赤狄、長狄諸部,白狄中肥、鼓諸部及陸渾戎也亡於晉人之手,白狄中僅剩下鮮虞一部,在列國的夾縫中存活下來,這些戎人最終被華夏社會吸納進去。到戰國時期,現實生活中的夷、夏區別已基本上清楚可見。

大國爭霸促成了華夏一體,天下一統的要求自然強烈起來。諸子百家在精心構築「大一統」政治模式的同時,也對於「大一統」思想充滿了熱情的期待與渴望。戰國時期的兼并戰爭加速了消除分裂割據,實現天下一統的步伐。楚國經過對南方諸國的兼并,開拓出了「地方五千里」[30]的遼闊疆域,已基本上完成了對南中國的統一。趙國努力向北發展,奪取胡戎之地,基本上統一了今河北省太行山東麓及相鄰的廣大平原和晉中、晉北、晉東的廣大地區,最北達到今內蒙古河套及陰山以南的廣大地區。燕國向北入東胡、樓煩之境,東北則達到遼河流域乃至朝鮮半島北部。戰國初年,所剩國家已為數不多。

《荀子·富國篇》說:「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與此同時,各國人民歷經戰亂之苦後,渴望實現天下統一的願望日臻強烈。而社會經濟的發展,水陸交通線的開闢,各地區的經濟貿易往來日趨頻繁,四方物產「皆為中國人民所喜好」[31],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個地區在經濟上相互倚賴的局面。經濟上交往日益密切,又加速了各地區、各民族之間文化上的交流,從政治、軍事、外交體制到一般勞動人民的語言、風俗都在廣泛的交流過程中漸趨劃一。民族融合以空前的速度進行著。到戰國晚期,已形成了「四海之內若一家」[32]的密不可分的局面,秦漢大一統政治局面的歷史基礎和廣泛的社會基礎在戰國時期已經日漸鞏固,在各種合力的作用下,統一逐步成為人心所向,不可逆轉的歷史大趨勢。華夏一體與天下一統最終成為夏夷思想的理想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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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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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左傳.襄公三十一年[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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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史記.貨殖列傳[M].

[32]荀子.王制[M].

作者：郭瑋（中州大學）

來源：《中州大學學報》，2004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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