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日本有多受歡迎？為什麼？

白居易在日本到底有多受歡迎？

嵯峨天皇恐怕是白居易日本後援團的第一任團長。

許多古籍都有記載嵯峨天皇對白居易的喜愛，比如他將《白氏文集》藏與秘府，視為枕秘，比如他在位期間日本宮廷設置了《白氏文集》的侍讀官，白詩成為了天皇的必學科目.....其中，當屬他與「日本白樂天」小野篁的故事最為有趣：

嵯峨天皇把白詩《春江》中的「閉閣唯聞朝暮鼓,上樓空望往來船」一聯摘出，將「空」字換做「遙」字，再交給小野篁品鑒，小野篁看後表示，宜將「遙」字改為「空」字，嵯峨天皇頓時變為錯愕天皇，言道：「此句樂天句也,試汝也,本`空』字也。」

後任團長諸如醍醐天皇、村上天皇等也是白居易的忠實粉絲，醍醐天皇更是熱情表白：「平生所愛,白氏文集七十卷是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在天皇的倡導下，整個日本上層貴族都為白居易瘋狂打call，學習白詩、理解白詩、熟讀並背誦全文，成為了高雅、有品位的象徵。

其中以兩位女性粉絲的喜愛最為風雅。

《枕草子》的作者、日本中古三十六歌仙之一的清少納言對白居易十分喜愛，她的雅號「草庵」即是出自白居易的「蘭省花時錦帳下，廬山雨夜草庵中」。在《枕草子》中，清少納言直言，《昭明文選》與《白氏文集》乃是博士的必讀書。

清少納言中年時期曾作為女官侍奉中宮定子（實為皇后，當時四後同立，新設中宮職），一次大雪過後，中宮定子問周圍的侍從，「香爐峰雪想如何?」

清納少言聞言，立即掀起簾幕，恭請中宮定子遠眺風景，這出行為藝術即是來自白居易的「遺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峰雪撥簾看」一句，中宮定子有詩情，清少納言敏睿理解，這出行為藝術頗有名士風流氣。

作為與清少納言齊名的「平安時代三大才女」紫式部（真名不可考，一說本姓藤原），雖然與清少納言並不和睦，但並不影響她們品味的一致——紫式部也對白居易極其喜愛，在其傳世名作《源氏物語》中引用白居易詩詞多達百餘首，不只如此，紫式部在上東門所設的白居易新樂府詩講筵更是日本最早的白居易樂府詩講壇。

日本朝廷對白居易的喜愛也讓民間對白居易大感興趣，普通階層的知識分子也加入了白居易後援團，後來甚至出現了專門研究白居易的結社。

平安時代的知名學者者慶滋保胤描述他一天的生活：吃飯、讀書——著重讀白樂天的詩，這種生活狀態也反映出了整個日本民間對白居易的愛重。

白居易在日本這麼受歡迎，他知道嗎？他大概是知道的。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白居易在《白氏文集》中寫道，「《集》有五本,… …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兩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 由此可見，白居易一定是知道他的詩文在海外流傳廣受歡迎的。

白居易的詩為什麼最受歡迎？

古代日本人也喜歡李白，喜歡杜甫，但是最受歡迎、流傳最廣的當屬白居易。為什麼是白居易，因為白居易的詩流傳多，還是因為白居易的明白曉暢？這兩個原因當然是白居易詩受歡迎的要素，但不是主要原因。要理解其中原因，要先明白白居易的詩文特點和日本人的審美情趣。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給他的好朋友元稹寫了一封信，是為《與元九書》，在這封信中，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文分為幾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

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於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動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百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

我們所接受的教育，大多數時候對白居易詩詞的賞析多側重於他的諷喻詩，他的諷喻詩如他所言是為君、為臣、為民、為 物、為事而作。

相比其它三類來說，我們更強調他對國家、對民眾的關心，更為讚揚他的家國情懷，對於他的閑適詩和感傷詩，哪怕佔有他詩作百分之九十的比例，也依舊持貶斥態度，比如劉大傑先生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就批評白居易的閑適詩過於偏重個人主觀感受，缺少前期關注國家百姓的積極意義。

日本人在這一點上與我們截然不同，他們的審美意趣讓他們傾心於白居易的閑適詩，對諷喻詩並無特殊喜好。

日本人的審美意趣，一言蔽之曰「物哀」。

「物哀」這個詞最早由江戶時代的日本國學家本居宣長提出，從詞源學、語義學的角度來看，「物哀」是一個變化發展的過程，從「哀」到「物哀」再到「知物哀」。

「哀」在日語里表一種喟嘆，是絕對主觀的感情，我心光明，夜晚亦是白晝；「物哀」則不一樣，「物哀」需要一個作為客觀實在的「物」作為投射，需要用心去感知體察，用本居宣長的表達就是「物之心」「事之情」，這種物有心、人有情的審美狀態即是「物哀」。當有了客觀的「物哀」之後，人們就可以去體驗「物哀」，即「知物哀。」

王向遠先生對此有過精闢的闡述：

「物哀」與「知物哀」就是既要保持自然的人性，又要有良好的情感教養，要有貴族般的超然於優雅，女性般的柔軟、柔弱、細膩之心，要知人性、重人情、可人心、解人意、富有風流雅趣。用現代術語來說，就是要有很高的「情商」。這既是一種文學審美論，也是一種人生修養論。

所以，充滿「物哀」精神的日本人，他們是不喜歡白居易的諷喻詩的，因為政治是功利的、道德是世俗的，它們不屬於物哀之物，它們不夠美，進而不能對他們進行審美。

白居易的閑適詩對日本人來說則不一樣了。

白居易早年仕途坎坷，鬱郁不得志，這段時期白居易的創作以諷喻詩為主，在左遷到江州之後，白居易的創作風格為之一變，他的詩文收斂了早期的鋒芒，轉向追求自然之美和內心的寧靜，多是知足保和之作，而正是這一部分閑適、感傷之詩，引起了日本人審美上的共鳴。

隨著創作風格一起改變的，還是白居易的處世態度。

此後的白居易少了前期強烈的兼濟之志，轉而注重獨善其身，這樣的處世態度，哪怕在後來身居要職時也未有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獨善其身」並非是隱於山水或是單一強調道德，他既享於榮華之間，又保持著精神上的超脫；既有不得志而修身的淡泊，又真誠的追求世俗歡愉巧適。

平安時代的知識分子對白居易這種既入世又出世的生活態度服膺不已，白居易的生活狀態正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了解這一點後，我們會發現，閑適詩和閑適詩詞時期的白居易簡直不要太符合「自然的人性」「良好的情感教養」「富有風流雅趣」的物哀標準好嗎！這樣一個從詩到人都符合「知物哀」精神的一個才子，怎麼會不讓古代日本人如痴如醉。

除了與日本民族的審美符合這一主要原因外，一些學者還認為白居易在日本廣受歡迎的主要原因應當還有時代的相似性——當時的唐朝和日本都處於有盛而衰的時代，因而白居易的詩詞更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鳴。

參考資料：王向遠《感物而哀——從比較詩學的視角看本居宣長的「物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