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全體成員

01-25

致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全體成員

（1933年4月24日）

親愛的同志們：

前幾天我收到了一份文件的副本，這份文件是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寫給全國反法西斯大會籌委會的書面答覆。每一個致力於共產主義事業的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成員，都應該認真研究這份文件（日期為4月5日）。

召開國際反法西斯大會或全國反法西斯大會，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對於這個問題，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已經在一系列討論阿姆斯特丹反戰大會的文件和文章中，以及後續發表的多篇宣言中，做出了詳盡的解釋。斯大林派官僚的錯誤政策，破壞了建立工人統一戰線——尤其是反法西斯與反戰統一戰線——的可能，導致共產主義無產階級先鋒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共產國際為了掩飾自己的破產，舉辦了一些假面舞會，把它們裝扮成統一戰線。它把一些零散的共產主義工人團體同虛弱無力的各色名流、和平主義者、左翼民主派之流拼湊起來，把這些完全是裝裝樣子的大會、會議和委員會吹捧成「群眾的統一戰線」。我們自己也參加了阿姆斯特丹大會，但只是為了揭穿它，為了讓共產主義工人注意到正確的道路。不消說，我們對於即將召開的反法西斯大會也是這種態度。

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背道而馳的。在4月5日的這封信中，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鄭重地通知籌委會說，左翼反對派已經參加了這個「統一戰線」，就好像它真的是統一戰線，而不是對統一戰線政策的嘲諷似的。

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的這封信重複了一些如何擱置爭議、落實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套話，幫助了斯大林派粉飾現實。這個主意在用於無產階級群眾組織時是正確的，但在用於資產階級名流、和平主義者、民主派作家之流時就是完全錯誤的。而且，這封信中還說：「和平主義者跟革命共產主義者同樣反對戰爭，甚至更為反對戰爭。這些人會參加反對共同敵人的統一戰線，是非常自然的。」

這些話居然出自自稱「馬克思主義者」、對列寧的政策與共產國際頭四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有一定了解的人的筆下！簡直難以置信！更何況他們還熟知國際左翼反對派十年來的工作、特別是關於阿姆斯特丹大會的宣言呢[1]！

和平主義者怎麼可能比革命共產主義者更加反對戰爭？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政治經驗告訴我們：和平主義是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平主義者在和平時期高喊反戰口號，可是等到戰爭爆發後，他們就會陷入孤立與無力的境地，在這種壓力下，他們會悄悄地向軍國主義屈服，往往會變成軍國主義的奴僕。在反法西斯鬥爭中，他們的表現也是一樣的。

統一戰線政策的目的，是通過反對階級敵人的共同鬥爭，加強社會民主黨工人、工團主義工人同共產主義工人（以及共產主義）的聯繫。至於那些遭到資產階級陣營孤立的名流，他們的重要性可以忽略不計。如果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政策得到正確的貫徹執行，把群眾牢牢地團結起來的話，他們當中最優秀的人會更加堅定地支持工人。但是，為了拉攏那些名頭很響的大人物，而拋棄了群眾政治，這就是最糟糕的冒險主義和政治投機。

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不但沒有揭露斯大林派官僚同資產階級名流狼狽為奸的真正用意，反而在信中表示：對於反法西斯大會的任務，它相信籌委會與它自己意見一致，所以它「樂於」提供「精誠合作」。這是什麼話？外交辭令嗎？如果真的是外交辭令，那這種話只會誤導我們的朋友與同志。在這種必須最明確、最清楚地表明立場的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者怎麼能含糊其辭、玩弄外交辭令呢？不，我們只能認為：在這個無產階級政治的重大問題上，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的立場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

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不是從昨天才開始反對國際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基礎思想與基本原則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過去三年里，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在西班牙乃至國際的各種重大問題上，幾乎都沒有採取正確的立場。當然，誰也難免犯錯，一個年幼的組織更是不可能不犯錯。但重要的是，組織及其大多數領導人要從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然後才能前進。不幸的是，西班牙左翼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的同志們不允許討論問題；相反，他們一有機會，就會進行個人攻擊與渺小的、毫無意義的指責，而不是對意見分歧進行原則性的討論。寧同志的派別與拉克魯瓦同志的派別之間的鬥爭當然不無重要性，但是，寧、費爾森[2]等人的派別對整個國際左翼反對派進行的攻擊（它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則）卻要重要一百倍。

在派別鬥爭中，總會發生個人矛盾與相互指責，這是難以避免的。但是，一個以純粹的個人糾紛、指責、好惡來決定自己的政治立場的革命者，絕對算不上一個好革命者。這種做法，是無法把自己提升到與馬克思主義原則相符的水平上的小資產階級激進分子的典型做法。持續到現在的這種小資產階級式的爭吵，毒化了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領導層，使它在極其有利的客觀條件下，仍然無法找到正確的道路，無法正確地進行組織工作。如果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基層成員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如果他們真心想打破這種僵局，他們就必須拋開這些個人爭吵，並根據雙方的是非功過來分析政治分歧。但是，他們首先要把中央委員會在4月5日發出的這個無原則的文件，作為討論的核心問題。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每一個成員都必須明白：西班牙支部不停地同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地利、美國等國的支部發生矛盾，原因在於巴塞羅那中央委員會採取了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而且頑固地拒絕拋棄這一立場。

過去三年里，我曾多次嘗試同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達成相互理解，卻一無所獲，所以，我只能通過這封信，向西班牙支部的全體成員發出呼籲。致以共產主義的敬禮。

原文為俄文，署名「G·古洛夫」，由瑪麗琳·沃格特（Marilyn Vogt）根據皮埃爾·布魯埃（Pierre Broué）提供的俄文原件副本譯為英文，中譯文系根據沃格特的英譯文轉譯。

[1] 即《致阿姆斯特丹國際反戰大會的宣言》（Declaration to the Antiwar Congress at Armsterdam），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也在這個宣言上籤了字。這個宣言收錄於《托洛茨基文集（1932）》，第148—155頁。——中譯者注

[2] 恩里克·費爾南德斯·森頓（Enrique Fernandez Sendón，1909—1954），曾用化名「L·費爾森」（L. Fersen），生於加利西亞里維拉鎮（Ribeira）一個富裕家庭。1928年前往馬德里學習商業，在求學期間逐步接受託洛茨基主義，並參與創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1931年6月當選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並擔任機關報《共產主義》編輯。數年後參加社會黨。共和國覆滅後被俘，1940年獲釋，返回家鄉後脫離政治活動。——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