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左翼反對派的任務與方法

國際左翼反對派的任務與方法[1]

即將召開的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大會的任務，是通過一個明確而精準地制訂的政綱，並通過組織章程，以及選出自己的領導機關。各國左翼反對派以前所做的理論、政治與組織工作——尤其是過去四年里所做的——已經為解決這個任務創造出了足夠的前提條件。

左翼反對派使用不下十五種語言發表了自己的重要的綱領性文件與政治文件，並在十六個國家出版了三十二種期刊。在過去三年里，左翼反對派改組並加強了九個國家的支部，並在七個國家建立了新的支部。但它最重要、最寶貴的成就，是無可辯駁地提高了國際左翼反對派的理論水平、鞏固了它的思想、加強了它的革命積極性。

蘇聯左翼反對派的起源

十年前——即1923年——在十月革命的國度，在第一個工人國家的執政黨內部，產生了左翼反對派。世界革命的遲滯，不可避免地在十月革命的國度引發了政治反動。徹底的反革命，意味著統治階級被另外一個階級所取代；而反動是在革命階級仍然掌權的情況下滋生和蔓延的。反對十月革命的反動旗手是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當中較為富裕的分子。與小資產階級關係密切的官僚階層，成了這種反動的代言人。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壓力幫助了官僚，使它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無產階級的監督。官僚把國際革命的綱領偷換成了一國改良主義的綱領，把「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立為自己的正式教條。蘇聯官僚同小資產階級群眾（主要是農民）與工人階級中的落後階層勾結起來，對無產階級的左翼進行了一系列的攻擊。這就是列寧主義被偷換成斯大林主義的辯證過程。

官僚在組織上擊敗了左翼反對派之後，便把經驗主義的階級騎牆政策立為自己的正式政策。但是，官僚對無產階級的依賴，表現於以下事實：儘管它對無產階級進行了一系列打擊，但它仍然不敢或不能消滅十月革命最重大的成果——土地國有化、工業國有化與壟斷外貿。此外，黨官僚在1928年發現，它的小資產階級盟友——特別是富農——對它自己造成了威脅，它害怕自己會徹底失去無產階級的支持，便向左急轉彎。這一急劇轉變的最終結果，便是冒險主義的工業化速度、土地的全盤集體化，以及利用行政手段擊敗富農。由這種盲目的政策所導致的經濟紊亂，致使官僚在今年[2]初重新向右轉。

蘇聯官僚享有的特權地位，以及它的保守的思維習慣，使它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主義官僚有許多共同點。官僚不信任無產階級的獨立的革命積極性，它更信任「革命的」國民黨[3]、英國工會的「左派」官僚、小資產階級的「蘇聯之友」和自由派的與激進派的和平主義者。但是，為了保住自己在工人國家中的地位，蘇聯官僚又不得不一再同資本的改良主義奴僕發生激烈衝突。因此，在獨特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一個與無產階級布爾什維克主義截然不同的官僚中派主義派系，它對蘇維埃共和國與世界工人階級的整個發展時期造成了重大影響。

官僚中派主義代表著工人國家最糟糕的墮落。但是，儘管蘇聯發生了官僚化的墮落，它依然是工人國家。如果把反對中派官僚的鬥爭變成了反對蘇維埃國家的鬥爭，那就落到了跟揚言「朕即國家[4]」的斯大林團伙沒兩樣的地步了。

無條件保衛蘇聯，使其免受世界帝國主義的進犯——這是每個革命工人的基本任務，在左翼反對派的隊伍內，絕不容許對這個問題存在絲毫猶豫或懷疑。左翼反對派將一如既往地同一切企圖在蘇聯和資本主義世界之間採取「中立」立場的團體或分子（法國的莫納特[5]—盧松[6]團體[7]，德國的烏爾班斯[8]團體）劃清界限。

資本主義國家的左翼反對派

先進工人在帝國主義大戰期間及戰後的激蕩時期的經驗，特別是十月革命的經驗，直接催生了第三國際。這一點，決定了俄國布爾什維克黨在第三國際中居於領導地位，因此，布爾什維克黨的黨內鬥爭，也影響到了其它國家的支部的發展。但是，如果認為共產國際在過去十年里的演變，只不過是俄國共產黨的內部派系鬥爭的反映，那就大錯特錯了。共產國際的各個年輕的支部投靠了斯大林派官僚的原因，在於國際工人運動的演變。

在戰後的頭幾年裡，在世界各地——特別是歐洲——人們對迅速推翻資產階級統治充滿希望。然而，當布爾什維克的黨內危機爆發時，大多數歐洲支部已經遭到了第一波重大打擊與挫折。特別令人灰心喪氣的，是德國無產階級在1923年10月的不戰而退。重新制定政治路線，便成了大多數共產黨的內在需要。歐洲革命遲遲不來，使俄國工人深感失望，蘇聯官僚利用工人的失望情緒，提出了「一國社會主義」的民族—改良主義理論，讓其它國家的支部中的初生的官僚鬆了一口氣；蘇聯官僚提出的新前景，給各國支部的官僚提供了一條不用進行國際革命也能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於是，蘇聯國內的反動，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相互呼應，為中派官僚創造了條件，讓它利用行政手段成功地鎮壓了左翼反對派。

但是，正如斯大林派與真正的富農發生了衝突一樣，正式黨[9]在繼續右轉的過程中，與真正的國民黨、真正的工會與社會民主黨的官僚發生了衝突。於是，共產國際採取了猛然轉向極左的政策，這個政策，導致了共產國際的正式多數派分裂為當權的中派與右翼反對派[10]。

因此，在過去三年里，共產主義陣營基本上可以劃分為三大派別：馬克思主義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中派（斯大林派）；最後是右派，確切地說，應該叫中右派（布蘭德勒[11]派[12]），它直接通往改良主義。幾乎所有國家的政治演變，全都無一例外地證明了、並且每天仍在繼續證明這一分類的正確性。

右派在原則上最接近中派，所以中派總是會與右派並肩合作，卻從不會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結成反對右派的聯盟，這過去是、將來仍是中派的顯著特點。至於國際層面上的右派，它就跟形形色色的機會主義一樣，有一個顯著的特色：儘管它的各國支部全都敵視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但他們之間分歧嚴重、矛盾重重。

由於蘇聯仍處於專政之下，沒有合法的反對黨，所以，右翼反對派在蘇聯必然會成為敵視無產階級的階級力量施加壓力的工具。這就是右翼反對派的主要危險。另一方面，右翼反對派的領袖由於他們的過往經歷，已經使他們與黨牢牢地綁在了一起，在意識到這種危險之後，他們便失去了行動能力。

在資本主義國家，各種比共產黨更右的改良主義尚能發揮作用，所以共產黨的右派便沒有了活動空間。在右翼反對派擁有群眾組織的地方，右翼反對派就會直接或間接地把自己的群眾組織交給社會民主黨（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瑞典），只有其中的革命分子是例外，他們找到了通往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道路（比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蘭）。某些地方（比如德國和美國）的布蘭德勒分子懷著這樣的希望：斯大林派官僚遲早會寬恕他們，邀請他們歸隊；因此，他們完全按照斯大林主義的精神，發動了中傷、誣陷左翼反對派的運動。

左翼反對派的基本原則

國際左翼反對派堅持共產國際的頭四次代表大會的精神。這並不是說國際左翼反對派要逐字逐句地服從頭四次代表大會的各種決議——這些決議有不少是純粹臨時性的，並且與後來的事態發展相抵觸。但是，在這個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期，頭四次代表大會（涉及帝國主義及資產階級國家；民主與改良主義；起義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與農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關係；蘇維埃；工會工作；議會活動；統一戰線政策等問題的）的一切基本原則，依然是無產階級戰略的最高體現。

左翼反對派堅決拒絕第五次和第六次世界代表大會的修正主義決議，並認為：共產國際綱領中的真金白銀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已經被精心炮製的中派主義贗品所全面偷換，所以，必須徹底地重申共產國際的綱領。

左翼反對派根據頭四次世界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的精神與宗旨——並在繼續貫徹這些決議的過程中——確立了下列原則，並在理論上發展了它們，在實踐中貫徹了它們：

1、在任何條件下，始終堅持無產階級政黨的獨立性；譴責1924—1928年的為國民黨充當苦力的政策；譴責英俄委員會[13]的政策；譴責斯大林派的「兩階級政黨（工農黨）」的理論[14]，以及按照這個理論而進行的全部實踐；譴責阿姆斯特丹大會[15]的政策——這個政策使共產黨陷入了和平主義的泥潭。

2、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國際性，並因此承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斷性；拒絕接受「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以及德國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政策（「民族解放」政綱[16]），它是對「一國社會主義」理論的補充。

3、承認蘇聯是工人國家，儘管蘇聯的官僚體制正在不斷墮落；保衛蘇聯工人國家，使之免受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勢力的威脅，是每個工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4、譴責斯大林派的經濟政策：在1923—1928年間，這種政策表現為經濟機會主義（反對「超級工業化」的鬥爭、扶持富農）；在1928—1932年間，表現為經濟冒險主義（超速工業化、全盤集體化、以行政手段消滅富農階級）；譴責官僚炮製的罪惡神話「蘇聯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承認回歸真正的列寧主義的經濟政策的必要性。

5、承認在無產階級群眾組織——特別是改良主義工會——當中開展系統的共產主義工作的必要性；譴責在德國建立「紅色工會」組織（革命工會反對派[17]）的理論與實踐，並譴責在其它國家進行的類似嘗試。

6、拒絕接受這樣的公式：「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是一種與贏得了農民與全體被壓迫群眾的支持的無產階級專政截然分明的、單獨的政權體制；拒絕接受民主專政可以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專政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

7、承認這樣做的必要性：必須根據各國的具體情況，提出各種過渡口號，以此來發動群眾；特別是在反對封建關係、民族壓迫或形形色色的公然的帝國主義獨裁（法西斯主義、波拿巴主義等）的鬥爭中，要以民主口號來發動群眾。

8、承認這樣做的必要性：必須發展統一戰線政策，與工人階級的各種群眾組織——工會組織與政治組織，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建立統一戰線；譴責最後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的口號[18]，這個口號實際上意味著拒絕建立統一戰線，因而也就是拒絕建立蘇維埃；譴責機會主義地運用統一戰線政策，比如英俄委員會（它是領袖們的聯盟，而不是群眾的聯盟，並且是雙方領袖勾結起來反對群眾的聯盟）；加倍地譴責德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現行政策，這個政策把最後通牒式的「只要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的口號，同與社會民主黨的領袖建立議會協定的機會主義實踐結合了起來。

9、拒絕接受「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19]，以及由這個理論而生的全部實踐，它一方面幫助了法西斯主義，另一方面幫助了社會民主黨。

10、區分共產主義陣營內的三大派別：馬克思主義派、中派與右派；絕不與右派結成反對中派的政治聯盟；支持中派反對階級敵人的鬥爭；同中派及其朝三暮四的政策進行不妥協的、系統的鬥爭[20]。

11、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實踐中承認黨內民主；無情地批判斯大林派獨攬大權的制度（篡位者的統治、窒息黨的思想與意志、蓄意壓制黨內的信息，等等）。

上述各項基本原則，對於目前階段的無產階級戰略具有最重大的意義，它們使左翼反對派同蘇聯與共產國際的當權派——斯大林派——勢不兩立。每個想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的組織、團體和個人，都必須承認這些立足於共產國際頭四次代表大會的各項決議的原則。

國際左翼反對派是派別組織[21]而非獨立的政黨

國際左翼反對派認為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派別組織，它的各國支部也是各國共產黨的派別組織。這就是說，左翼反對派並不認為由斯大林派官僚創造的組織制度是不可改變的最終形式。相反，它的目標，是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旗幟從篡權官僚手中奪回來，使共產國際重新回歸馬克思與列寧的原則。在目前形勢下，這是唯一的正確政策，它已經為理論分析和歷史經驗所證明。

俄國的發展的特殊條件，使布爾什維克主義早在1912年就與孟什維克主義最終決裂，儘管如此，布爾什維克黨仍然直到1914年底才與第二國際劃清界限。世界大戰的教訓，迫使人們必須提出建立新國際的問題；而必須要到十月革命之後，新國際才能最終成立。

萬一蘇維埃國家覆滅了，第三國際自然就會在這種歷史性慘劇中淪為蘇維埃國家的殉葬品。同樣地，萬一共產國際的災難性政策導致法西斯主義在德國獲勝並打垮了德國無產階級，共產國際也就幾乎不可能存活下去。但是，在革命陣營中，有誰敢現在就斷言，蘇維埃國家的覆滅與德國法西斯主義的勝利，是無法避免或無法阻止的呢？左翼反對派無論如何都不會下此斷言。正相反，左翼反對派的政策，都是為了從中派主義手中拯救蘇聯，使它不至於陷入熱月反動的危險；都是為了幫助德國無產階級，使它戰勝法西斯主義並奪取政權。左翼反對派立足於十月革命與第三國際之上，它拒絕在現有的共產黨之外另立「第二」黨。

斯大林派官僚應當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承擔全部責任。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隨時準備回到共產國際的隊伍中，並在行動中嚴格服從紀律，同時，它會在黨內民主的基礎上，同官僚中派主義進行不妥協的鬥爭。由於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我們現在要想表達自己對共產國際的忠誠，就不能在組織上自我限制、放棄獨立的政治活動、放棄參加群眾工作，而必須通過自己的政策的實質內容來表達。左翼反對派不會去迎合斯大林派官僚，不會閉口不談它的錯誤與罪行；正相反，它會對其進行無情的批判。但是，批判的目的，不是要另立「第二」黨，同現有的共產黨對抗，而是要爭取正式黨中的無產階級核心，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重建黨。

這個問題在蘇聯顯得特別明顯、特別尖銳。採用「第二黨」政策，就等於採用發動武裝起義和新革命的政策。採用派別組織的政策，就等於採用在黨和工人國家內部進行改良的路線。儘管斯大林派官僚及其幫凶百般造謠污衊，左翼反對派依然完全堅持改良的立場。

我們的派別組織的名字——左翼反對派——表明了我們同共產國際的關係。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這個名稱，十分明確地體現了我們的思想與方法。每個支部都要在自己的名字中加上這些補充性的名稱。

純潔左翼反對派的隊伍與國際大會的人選

左翼反對派必須把一切偶然混入自己隊伍的分子和一切異己分子統統清除出去，才能發展壯大。

戰後的革命漲潮不僅影響了整整一代無產階級青年，也讓大批企圖在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純粹的宣傳活動之中尋找出路的宗派團體死灰復燃。此類團體有不少想把它們對於共產國際的混亂想法付諸實踐。由於大戰和戰後的動蕩而流離失所的小資產階級遊民，也漂到了共產主義的旗幟下。這些人組成了一支成分複雜的游擊大軍，其中一部分混跡於共產主義運動之內，並滲入了它的機關；盜獵者往往能成為最好的憲兵。另一方面，那些心懷不滿的人要麼會立即脫離政治，要麼就會向左翼反對派靠攏。這些分子願意在口頭上接受最好的原則，只要滿足他們的條件：不影響他們繼續當個「好資產者」（帕茲[22]等人）；不用服從思想與行動的紀律（蘇瓦林[23]）；可以保留自己的工團主義偏見或其它偏見（羅斯默[24]）。

在國內與國際層面上建設自己的隊伍，是左翼反對派的任務，在處理這個任務時，它不得不先從現有的各種團體著手。但是，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基礎核心從一開始就非常清楚：在左翼反對派剛剛開始建立的時候，它是由各種聲稱屬於左翼反對派的獨立集團機械堆砌而成的，但這種情況只有在剛剛開始時才能容忍，此後必須以理論工作、政治工作還有內部批評為基礎，進行必要的選拔。事實上，國際左翼反對派在過去四年里，不僅根據各國經驗，澄清與發展了理論，還把各種異己的、宗派主義的、冒險主義的遊民分子清除出了自己的隊伍，這些人沒有原則立場，不願認真獻身事業，脫離群眾，沒有責任感與紀律性，因而往往傾向於投機鑽營（蘭道[25]、米爾[26]、格萊夫[27]、維爾[28]之流）。

黨內民主絕不等於把所有人都放進來。左翼反對派從未要求斯大林派把黨變成各種派別、集團、宗派和個人的機械堆砌。我們批判中派官僚，是因為它執行了徹底錯誤的政策，給無產階級的發展設下了重重阻礙；是為了解決由於黨內民主被窒息而產生的諸多矛盾。官僚中派主義的組織政策與它的「總路線」是密不可分的。而左翼反對派與斯大林主義不同，它以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列寧主義在世界工人運動中的戰略性成就為自己的旗幟。

就原則性方法方法而言，國際左翼反對派在同任何集團、任何個人劃清界限之前，都會用盡一切方法來在思想上說服他們，只有當思想上的說服不能奏效之後，才同他們決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選拔幹部的工作，才會始終具有有機性和連續性。左翼反對派必須不斷地根據每一個人的表現來考查他們，不斷地把異己分子清除出去，因為經驗表明，只有這樣做才能培養和教育出自己的無產階級骨幹。這次國際大會只能以已經完成的工作為基礎，並發展和鞏固這些工作的成果。

有人建議，同所有自稱屬於左翼反對派的團體（蘭道集團、羅斯默集團、「呼聲」集團[29]、「斯巴達克斯」集團[30]、維斯波德[31]集團……等等）一同召開會議，這種建議代表了開倒車的傾向，並且暴露出提議者完全不了解革命組織的發展的條件與規律，完全不了解選拔與教育幹部的方法。本次預備會議不僅要拒絕這種建議，還要批判它，因為它完全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政策。

黨內民主

左翼反對派的各國支部起初都是宣傳性的小團體，它們正在逐步轉變為工人組織。這一轉變，使黨內民主成為了首要的任務。在現行的制度下，為數不多的同志關係密切，熟知彼此，相處起來很隨便，隨意做出一切決定，這種制度必須用正規的組織關係來徹底取代。

讓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能及時而全面地了解有關他們的生活與鬥爭的一切重大問題的信息，是黨內民主的基礎。只有在組織的全體成員自覺地理解組織的各項政策，並且信任自己的領導層之後，紀律才能建立起來。而這樣的信任，只能在共同的鬥爭與相互的影響中逐漸培養起來。鐵的紀律是必要的，但不能光靠發號施令來建立。革命組織必須對違紀分子和搗亂分子進行處分；但是，這種紀律措施只能作為最後手段來動用，而且必須得到組織的大多數成員的輿論的堅定支持。

經常有人從實用角度出發，以遵循民主方法「太浪費時間」為借口反對民主，這完全是短視的機會主義。教育組織、鞏固組織是最重要的任務。必須把每一秒時間、每一分力氣都用來落實這個任務。而且，要想避免無原則的衝突與無理的分裂，黨內民主是唯一的可靠保障，它最終不但不會增加發展的間接成本，反而會減少。只有自始至終地、真心實意地貫徹民主方法的領導層，才能在遇到真正的緊急事態時獨立地做出重大舉措，而不會造成混亂或不滿。

本次預備會議向國際書記處[32]發出以下指示：在各個支部內部，以及在國際書記處同各個支部的相互關係中，不僅要在形式上、更要在實質上貫徹黨內民主的各項原則，在這次國際大會的籌備工作中要特別注意貫徹黨內民主。

義大利左翼反對派（與波爾迪加[33]派的關係）

義大利共產黨的所謂「左派」（普羅米修斯集團[34]或波爾迪加派）有自己的傳統，它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傳統大相徑庭。波爾迪加派起源於反對舊義大利社會黨的機會主義的鬥爭，它一下子跳到了反議會主義和最高綱領主義的立場上，在共產國際的早期（頭四次世界代表大會時期），它始終堅持反對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代表大會之後，波爾迪加派雖然在形式上拋棄了反議會主義，但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政策。它在任何情況下都不願為民主口號而鬥爭，拒絕對社會民主黨實行統一戰線政策——而現在已是1933年，有了世界各國的豐富經驗——這足以表明普羅米修斯集團的宗派主義性質。儘管波爾迪加派強調馬克思主義流派的獨立作用，它卻根本沒能對義大利共產黨的發展產生半點影響。在意共內部，出現了一個新的馬克思主義團體——新義大利反對派[35]，它完全是按照左翼反對派的思想而建立的。儘管普羅米修斯集團已經存在了十多年，它在國外卻毫無影響力，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它的宗派主義性質。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波爾迪加派局限於義大利一國的事實，就是對它最嚴厲、最強烈的批判。

國際左翼反對派在同波爾迪加派打交道時，就像它同其它派別打交道時一樣，盡了一切努力，力圖使波爾迪加派同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融合起來。在過去幾年裡，發生在中國、西班牙和德國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已經對圍繞著民主口號問題與統一戰線政策問題而產生的各種不同意見進行了徹底的檢驗。左翼反對派對斯大林派的每一個重大批判，同樣是對波爾迪加派的沉重打擊。在共同合作的三年里，對思想的批判，還有各種事件的檢驗，並沒有使他們更加靠近我們。事已至此，必須做出必要的結論。

假如我們與波爾迪加派同處於一個群眾性政黨之內，我們是可以容忍波爾迪加派的——前提是他們能在行動中嚴格遵守紀律。但是，既然我們現在是一個派別組織，就完全不能容忍一個異己的、冥頑不化、閉目塞聽的宗派主義集團，在跟它打了這麼多年交道之後，更不能助長可以同它團結的幻想。

波爾迪加派從未忠於我們的國際組織。在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歷次會議上，普羅米修斯集團不顧它的所有成員的個人意見，強迫他們按照該集團多數派的精神發言和投票，將它的本國紀律置於國際之上。因此，它不僅違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則，也違反了國際主義原則。僅此一點，便足以證明波爾迪加派從來不是左翼反對派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即使不管這一點，即使他們依然在形式上屬於國際左翼反對派，這只不過是他們藉以掩飾自己是一個局限於一國之內的小宗派的幌子罷了。然而，掩飾自己的真面目，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儘管許多波爾迪加派分子確實是真誠的，確實是獻身革命的，但左翼反對派認為，現在必須公開宣布：普羅米修斯集團已不屬於國際左翼反對派的行列。

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在義大利的唯一一個支部，是新義大利反對派。

奧地利左翼反對派

奧地利共產黨的反對派分子經過初步重組，建立了「奧地利共產黨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這個團體立足於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原則與方法之上，並正在奠定左翼反對派組織的基礎。

考慮到過去的可悲經歷，國際書記處決定：在正式地、最終地接納它為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支部之前，先對它進行為期六個月的考驗。

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國際書記處的這一舉措，是對正在進行的重組過程的檢驗，並對此加以批准；本次預備會議指示國際書記處密切關注「奧地利共產黨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發展，並在德國支部的協助下，幫助它真正轉變為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支部[36]。

奧地利的弗萊[37]集團先是參加了我們的國際組織，後來又退出，然後又想回來，但又拒絕提供它的內部情況，最後又主動中斷了談判。它的種種作為，已經暴露出它與左翼反對派的任務與目標格格不入，它只想用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國際旗幟來掩蓋自己的無可救藥的停滯不前。本次預備會議公開聲明：國際左翼反對派不對弗萊集團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國際書記處已接到指示，要在德國支部的協助下，採取措施，在奧地利發展並加強左翼反對派的獨立支部。

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

西班牙革命為共產主義運動的迅速發展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客觀條件。然而，無論左翼反對派還是正式黨，都由於缺乏受過一定訓練的幹部，而難以利用這種真正的歷史性形勢。儘管西班牙支部的成員遠遠多於其它支部（這應該歸功於革命形勢的高漲），但它在思想上的統一性，它的領導層的性質，都遠遠不能令人滿意。

為了讓大家了解其中的原因，我們必須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領導幹部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

加泰羅尼亞無產階級為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迅速擴大影響提供了有利的環境，但當地的領導同志卻浪費了大量時間，這是不可饒恕的；他們不但沒有公開打出自己的旗幟——即使只是作為一個小核心——卻在革命最關鍵的時期跟原則玩起了捉迷藏的遊戲，跟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兼目光短淺的吹牛家毛林[38]調情，然後又成了毛林的跟屁蟲。

西班牙其它地方的情況也同樣糟糕，當地的左翼反對派不但忽視了正式黨，沉浸於革命的感傷主義之中，沒有用馬克思主義來教育幹部，而且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沒有果斷地同右翼反對派劃清界限。

同樣有害的是：當地領導同志屈服於西班牙革命傳統最糟糕的一面，背棄了國際經驗，口頭上宣稱自己與左翼反對派團結一致，實際上卻直接或間接地支持形形色色的糊塗蟲與逃兵（蘭道、羅斯默、米爾等人）。

對於「是要派別組織還是要獨立政黨」這個問題，西班牙支部在上次會議時宣布，它贊成獨立參加議會選舉和其它選舉，這個立場最起碼來說也是模稜兩可的。這個決定違背了左翼反對派的政策，它根本毫無可行性，只是一種空想的、然而卻是十足有害的表態。

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領袖與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漸行漸遠，他們甚至認為可以更改組織的名稱。西班牙同志採用了「共產主義左派」這個名字——從理論觀點來看，這個名字顯然是錯誤的[39]——使自己站到了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對立面上，同時卻在向列寧同盟、羅斯默集團等團體的名字靠攏。任何嚴肅的革命者都會認為：如此重大的舉措，一定不是偶然發生的，背後一定有政治原因。同時，馬克思主義者絕不會贊同隱瞞自己的目的、在原則問題上躲躲閃閃、虛與委蛇的政策。

西班牙左翼反對派要求，應當允許所有自稱屬於左翼反對派的團體——包括已經脫離國際左翼反對派或已被國際左翼反對派開除的——參加這次國際大會，這暴露出了它已經遠遠偏離了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實際發展過程，暴露出了它的內在邏輯是何等狹隘。

西班牙同志指責其它支部採取了錯誤的組織政策，卻沒有給出理由，然而他們實際上又證明了自己的方法是完全錯誤的。中央委員會的兩派突然爆發了鬥爭，使西班牙支部瀕臨分裂。這兩個對立的派別至今都沒有對它們的激烈鬥爭做出原則上的解釋，致使整個組織都對此措手不及。

在它現有的思想基礎上，西班牙支部無法繼續前進了。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只有經過長期的、系統的工作，才能糾正已經犯下的各種錯誤，並在西班牙建立一個在原則上和組織上都嚴格符合革命要求的組織；因此，本次預備會議建議立即採取下列措施：

1、一切與爭議問題有關的重要文件，都必須譯為西班牙文，並傳達給西班牙支部的全體成員。必須停止隱瞞事實的做法。這裡指的主要是米爾事件，在這次事件中，西班牙支部的領導人不僅支持了一個顯然毫無原則的人，反對國際左翼反對派，而且到了現在，他們還在為自己的錯誤狡辯，對國際左翼反對派進行著完全錯誤的、含沙射影的攻擊。

2、西班牙支部中央委員會的兩個對立派別必須放棄進行無原則的分裂和動用組織手段的念頭，並作出必要的保證，使對爭議問題的討論能夠通過正常途徑進行，並讓組織的全體成員無一例外地參加討論。

3、必須在公報上進行內部討論，兩個對立派別應當在公報的編輯部內享有完全平等的代表權。

4、一切與國際左翼反對派有關的原則問題都必須提上日程，必須採取明確的政治立場，不允許用個人好惡和含沙射影來代替。

5、為了準備召開新一屆全國大會，必須進行全面的討論。

本次預備會議指示國際書記處密切關注西班牙支部的動態，幫助西班牙支部貫徹執行上述各項措施以及完全符合左翼反對派的任務和方法的其它適當措施。

附註：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寧[40]集團）領導層的代表聲稱，他原則上接受本次預備會議通過的基本總原則——但對於有關貫徹執行這些基本原則的段落持保留意見，對於國際左翼反對派所使用的方法持保留意見，對於對羅斯默、特郎[41]等人的集團所採取的態度持保留意見，對於更改他的組織的名稱持保留意見，對於對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政策與方法的分析持保留意見，對本次預備會議對西班牙問題所採取的組織措施持保留意見。

這個聲明囊括了西班牙左翼反對派領導層與國際左翼反對派之間的根本分歧。這些分歧，是實實在在的政治—原則分歧，並會產生深遠的影響，它們按照邏輯發展下去，就會導致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在實際上同國際左翼反對派分道揚鑣。

本次預備會議指出：抽象地接受原則，卻對落實原則持保留意見，這是在嚴肅的政治問題上玩弄外交手腕的最危險的做法，繼續玩弄這種手法，就只會造成徹底忽視原則的情況。

本次預備會議向西班牙同志發出警告：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目前的領導層的態度體現著真正的危險，並希望能夠按照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精神與實踐進行討論，從而加強和鞏固西班牙左翼反對派與國際左翼反對派在原則上和組織上的聯繫。

西班牙左翼反對派領導層對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態度，直到最近為止，都要由拉克魯瓦[42]集團承擔全部責任。我們已經要求該集團派人參加國際大會，對西班牙支部的內部情況作出澄清；該集團的代表已宣稱，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他所代表的集團毫無保留地接受本次預備會議在各種文件與決議（包括有關西班牙的決議）中提出的一切立場。本次預備會議注意到了這個聲明；但是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只有通過廣泛的討論，通過長期的實際表現，才能看出這個聲明的真正成色。

有兩位西班牙同志出席了本次預備會議，做了初步的澄清，使本次預備會議了解了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內部的真正的政治分歧，然而，目前還不宜對這些意見分歧的內容進行最終表態。這再次證明了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必須立即落實上述的五項實際措施[43]。

德國支部的危機

1、本次預備會議宣布：儘管德國支部擁有非常有利的條件，儘管它擁有正確的初步立場，它卻未能充分利用它獲得的全部機遇。與維爾等人的投降有關的這次危機，暴露出了德國左翼反對派的幹部需要認真的更新。組織的絕大多數基層成員在初步得知有關危機的準確信息之後，立即對維爾一夥採取了正確的態度，這種態度可以概括為「滾出去！」；而領導層和編輯部卻表現出了不可容忍的猶豫不決與拖拖拉拉，未能向本國組織或外國支部提供充足的信息。領導層用這種方法來辦事，就不可能領導革命組織贏得勝利。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正在遭受著舊社會的全部勢力——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以及斯大林派官僚的殘酷迫害。左翼反對派只有最積極、最堅決地獻身於自己的思想、時刻準備徹底捍衛自己的旗幟，才能開闢通往群眾的道路。容忍那些猶豫不決、消極被動、疲憊不堪或可能投降的人留在領導層里，就是公然的犯罪。必須讓那些密切聯繫群眾、完全理解歷史賦予左翼反對派的重大任務的革命工人在領導層中佔據主導地位。即將召開的德國左翼反對派會議必須按照這一精神進行[44]。

2、希特勒正在奪取政權，因此左翼反對派肩負著重任。即使希特勒掌握了各級政治、軍事和警察機關，即使他正在日益鞏固自己的地位，並摧毀無產階級的反抗力量，但如果有人認為，在目前的發展階段，法西斯主義制度已經建立起來，這將是一種政治上的錯誤和罪過。

要想做到這一點，法西斯主義首先需要摧毀無產階級的各種組織。法西斯主義必須打垮無產階級，才能建立自己的統治；要想打垮無產階級，就必須通過內戰來戰勝它，或是讓它不戰而退；而社會民主黨的叛賣，或是共產國際目前的中派主義領導層的日益嚴重的機會主義，使共產國際在鬥爭中對法西斯主義妥協退讓，就會導致它的不戰而退。對無產階級利益的叛賣，是「一國社會主義」政策導致的惡果，這種政策以前就造成了向英國工會總委員會和國民黨妥協退讓的惡果。

法西斯主義確立自己的統治後，一定會發動反蘇戰爭，阻止反蘇戰爭，是左翼反對派在德國國內乃至國際上的全部活動的重中之重。在這個關鍵時期，無產階級卻失去了行動能力，這主要得歸咎於沒有在無產階級內部落實真正的統一戰線政策，革命工會反對派的分裂政策對此難辭其咎。

革命工會反對派的分裂政策，致使工人無法利用罷工——特別是總罷工——這一武器，比起1923年、1919年和1918年這幾個具有歷史意義的年份，工人現在的武裝要差得多，因此，這個政策是罪大惡極的。最近的宣告總罷工的經驗，表明社會民主黨對在業工人擁有壓倒性的影響力，而德國共產黨的影響力主要限於失業群眾當中。支持革命工會反對派的錯誤政策，就等於幫助希特勒掌握群眾，等於執行斯大林派的叛賣政策。

維爾一夥最近的投降，暴露了整個德國左翼反對派及其領導層的弱點，這是由於左翼反對派沒有與斯大林派徹底劃清界限而導致的惡果。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在德國左翼反對派目前的發展階段，必須以久經考驗、精明強幹、與工廠和工會組織聯繫緊密的左翼反對派工人成員為主，組建一個更為廣泛的領導層。

為了避免像維爾的投降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德國左翼反對派必須無條件地停止少數成員獨攬領導重任的做法。在某個領導人的身上，總會暴露出軟弱的跡象，而集體的、頑強的工作，有助於克服每一絲軟弱跡象，不讓個人的猶豫不決或能力不足阻礙活動的開展。

在報紙的出版工作中，也要運用同樣的方法。要讓無產階級成為編輯部和領導層的主要成分。報紙也要進行改變。首先，在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中，必須徹底消除妥協主義的精神。極其嚴峻的形勢，以及斯大林派對此負有的重大責任，要求我們必須做到在政治上毫不妥協。不能把斯大林主義與[共產]黨混為一談。辦報應當遵循這樣的方針：不僅要報道黨及其當權派別的活動，也要報道工人階級的全部生活、工廠里的各種事件、局部鬥爭與街頭武鬥。組織的每個成員都要有規律地、充分地合作，才能做到這一點。各地的地方組織必須對報刊上的內容進行審閱，並成立報刊委員會，負責同報刊的合作事宜，還要負責分發報刊。全體成員都要積极參加這些工作，並積极參加組織的全部活動。絕不允許違反這項規則。

德國左翼反對派必須改變自己的總政策，必須停止執行僅在黨內開展活動的政策。德國左翼反對派不僅要在黨員中間、更要在全體工人群眾中間開展活動。

左翼反對派必須完整地向黨和工人階級闡述無產階級的總體目標，必須力爭成為代表無產階級歷史利益的思想領袖。只要有可能，就要按照這個思路來開展活動，而又不能使我們的活動顯得像是反黨鬥爭。

3、本次預備會議向德國左翼反對派建議：儘快召開全國大會，集中討論下列問題並作出決議：

（1）目前階段的德國局勢、無產階級與德國共產黨的當前情況；

（2）左翼反對派與德國共產黨的關係，以及共同的任務；

（3）統一戰線策略；

（4）工會策略；

（5）德國左翼反對派的組織任務（與地方組織的關係、用與無產階級運動關係密切的工人組建一個領導層）。

必須在十日內將這個決議提交給各個地方組織，各個地方組織在收到決議後的十四日內，要對其進行認真的討論，然後再召開全國大會。

4、德國的局勢，正在成為國際左翼反對派最為關注的國際事件，支持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鬥爭，是國際左翼反對派所有成員的任務。因此，國際左翼反對派決定組織一次募捐：在3月15日之前，國際左翼反對派各國支部的全體成員，都要把自己一天的收入捐給國際書記處，由國際書記處將全部捐款轉交給德國支部。各國支部都必須發動支援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運動。

美國支部的形勢

1、在聽取了美國代表的報告和國際書記處的報告後，本次預備會議宣布：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最近已經取得了堅實的進展（成員人數增加、在匹茲堡等地新建了地方支部、開展了涉及阿姆斯特丹大會、德國問題、失業者運動、伊利諾伊礦工的政治活動）。

2、本次預備會議贊同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領導層為了更好地組織力量、為了建立負責任的和集體的工作、為了更加深入和更加積極地參加工人群眾運動而做出的各項決議。本次預備會議認為，這些措施是選拔和訓練幹部的最佳手段。

3、有鑒於此，本次預備會議認為，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負有不可推卸的義務：它應當儘快提交有關其內部衝突[45]的詳盡資料，讓各國支部對此表態。衝突雙方至今都堅持聲稱，它們對於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在階級鬥爭中的各項政策並無重大分歧，這種內部鬥爭對組織的發展是有害的；因此，本次預備會議決定：

（1）國際書記處應當要求衝突雙方起草文件，闡明雙方的意見分歧，發表在《國際公報》上；

（2）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層應當準備召開下一次大會，在下一次大會上，組織全體成員以及國際左翼反對派各國支部都要參加有關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內部形勢的討論，然後再把關於內部形勢的問題提交給大會。

巴爾幹地區的左翼反對派

巴爾幹地區的資本主義制度正在越來越快地崩壞。巨大的社會震蕩正在醞釀之中。一個革命鬥爭的大時代正在開啟。就在不遠的將來，涉及無產階級革命戰略的各種迫切問題，將以最尖銳、最宏大的形式，在巴爾幹地區浮現出來。

本次預備會議要求各國支部與國際書記處密切關注巴爾幹地區的各種事件以及當地支部的生活，並與尚未成立支部的國家建立並鞏固聯繫。

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在國際左翼反對派內部，以及它的各種刊物上，必須對我們的希臘支部（「馬克思主義文庫派」[46]）予以特別關注；這個組織的實力、思想水平以及革命的統一性，在我們的歐洲支部當中是最先進的。

希臘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文庫派）參加我們的國際組織的生活，已經有一年多了，根據這段經驗，本次預備會議宣布：

1、希臘左翼反對派（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馬克思主義文庫派）是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思想在希臘的唯一代表。

2、國際左翼反對派對於口頭上承認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其它團體（「斯巴達克斯」集團、「分派」、「列寧主義左翼反對派」等）不承擔任何直接或間接的責任。

3、上述團體對我們的希臘支部進行了違背革命精神的、無原則的鬥爭，這種鬥爭有時會有利於斯大林派，有時會有利於階級敵人；本次預備會議號召一切真誠的工人對此予以譴責。

4、本次預備會議號召上述團體的一切真誠的成員與階級敵人一刀兩斷，支持左翼反對派力圖在希臘落實的統一戰線政策，並在希臘左翼反對派的思想鬥爭與日常活動中支持它。

捷克斯洛伐克左翼反對派

在捷克斯洛伐克存在著幾個自稱承認國際左翼反對派的團體，為了把它們吸收進國際左翼反對派的隊伍里，國際左翼反對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試圖把它們持久地整合起來，但這些舉措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在1932年復活節召開的統一大會上由幾個團體合併而成的組織，被證明無法開展任何實際的、系統的活動。不僅組織四分五裂、在思想上與國際左翼反對派不夠統一的情況沒有改變，而且它還當著國際左翼反對派的面發生了新的分裂。僅憑這件事便可以斷定：在捷克斯洛伐克，並不存在國際左翼反對派的真正支部，所謂的「支部」已經化為泡影。繼續容忍這種幻想，就是不可饒恕的罪過。我們必須實話實說：在目前的情況下，國際左翼反對派不可能在現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反對派分子當中做出最終的選拔。因此，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必須宣布：一切自認為屬於左翼反對派隊伍的捷克斯洛伐克團體都只是同情團體。本次預備會議向國際書記處發出指示：為了在合適的時機做出最終的選拔，國際書記處在接下來的六個月里，必須關注各個捷克斯洛伐克團體的活動、它們的演變以及它們可能的重組。

本次預備會議認為，為了避免損害國際左翼反對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群眾中間的聲譽，各個團體必須儘力達成協議，在開展公開活動（出版工作、集會等）的時候，要保證忠實合作，彼此誠摯相待。

左翼反對派國際機關的改組

1、國際左翼反對派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遴選之後，已經進入了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徵是：骨幹隊伍的高度結晶化、有組織力量的發展、國際凝聚力的加強。

國際左翼反對派的領導機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們的各個支部和團體的總體情況——既反映了缺點也反映了進步——並且必將繼續反映下去。國際左翼反對派作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它在誕生之初難免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和錯誤，這在我們的國際領導機關的發展過程中也體現了出來。

2、本次預備會議認為，在國際左翼反對派目前的發展階段，必須加強國際領導機關的體制，使它發展成為一個真正的、能夠領導整個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政治核心。

3、本次預備會議決定採取下列組織措施，它認為這些措施完全符合目前階段的要求，完全符合國際左翼反對派的統一水平：

（1）由俄國支部、希臘支部、德國支部、比利時支部和法國支部各派一名代表組成全體會議，全體會議每三個月至少要召開一次會議，探討和解決國際左翼反對派面臨的最重大的問題。

（2）參加全體會議的代表，由上述支部直接提名。

（3）圍繞重大問題（開除、分裂、是否接納新成員）發生分歧時，少數派有權要求各國支部舉行全體表決，表決結果即為最終決定。

（4）政治路線的貫徹，與國際性的領導工作的具體業務，由國際書記處負責。國際書記處不是由各國支部的代表組成的，而是由有能力履行這一職責的同志組成的；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由全體會議選出，對全體會議負責，也可被全體會議免職。（首屆國際書記處的成員由本次預備會議選出。）國際書記處必須成為真正的交流中心、信息中心、監管中心與政治激勵的中心。隨著國際書記處的逐步發展，各國支部之間的聯繫，應當越來越多地通過國際書記處進行，而不是通過個人之間的通信。

（5）本次預備會議決定將國際書記處設在巴黎。

（6）為了保證充分的國際交流，必須定期出版《國際公報》；《國際公報》應當成為進行國際性討論的機關刊物，而不僅僅是一份刊登消息與交流經驗的公報。

為了保證公報的財政獨立，公報將發給各國支部，各國支部在收到後立即用現金付款。

（7）為了保證國際書記處的財政獨立，各國組織必須上繳國際成員費。

附註：本次預備會議向國際書記處發出指示：國際書記處要按照共產國際頭四次代表大會的各種文件中描繪的組織形式，對各國支部進行改組，使各國支部符合共產主義組織的基本原則的要求（對工作的監督、集體而負責任的工作，等等），並密切關注這一工作。

國際左翼反對派國際大會

為了認真地籌備國際左翼反對派第一次國際大會，本次預備會議決定，就下列政治問題起草提綱：

1、德國形勢（由德國支部負責起草）。

2、西班牙形勢（由西班牙支部的兩個派別各自起草一份）。

3、蘇聯政綱的草案（由俄國支部負責起草）。

4、國際形勢（由法國共產主義者同盟負責起草）。

5、巴爾幹地區（由希臘支部和保加利亞支部共同起草）。

6、無產階級專政、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由新義大利反對派負責起草）。

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可能會起草關於美帝國主義的提綱。

上述所有提綱草案必須在1933年4月15日前完成，並提交發表。

隨後將進行為期三個月的討論，國際大會將於七月召開。

為了使各國支部能派出代表參加國際大會，各國支部必須從今天起開始籌措專項資金。

根據《第四國際文件彙編：草創時期（1933—1940）》（Document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The Formative Years [1933-1940]，探路者出版社，1973年，第19—43頁）收錄的英文版翻譯。

[1] 本文是托洛茨基同志為國際左翼反對派國際預備會議而起草的文件，這次會議於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開，並通過了這個文件。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只寫到《德國支部的危機》一節，後面的內容是經過討論後由其他同志補上的。——中譯者注

[2] 托洛茨基同志是在1932年12月起草本文的，所以這裡的「今年」是指1932年。——中譯者注

[3] 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對當權官僚的中國政策的批判，請參閱《托洛茨基論十月革命》（施用勤譯，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譯者注

[4] 路易十四時期，法國的君主專制達到了鼎盛時期，而「朕即國家」（L"état, c"est moi）據說就是路易十四的名言，但並無確切證據可以證明他確實說過這句話。——中譯者注

[5] 皮埃爾·莫納特（Pierre Monatte，1881年1月15日——1960年6月27日），法國工會活動家，法國總工會創始人之一，革命工團主義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當過印刷工人，1904年與阿爾豐斯·梅雷姆（Alphonse Merrheim）共同創辦《工人生活》（La Vie Ouvrière）雜誌。起初是無政府主義者，後來逐步轉向社會主義。一戰期間反對戰爭。十月革命後接受共產主義，1919年4月在法國總工會內部建立革命工會委員會（Comités syndicalistes révolutionnaires）。1923年參加法國共產黨，與蘇瓦林和羅斯默關係密切。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同志，與蘇瓦林和羅斯默被一起開除出黨。1925年創辦《無產階級革命》（La Révolution prolétarienne）雜誌。——中譯者注

[6] 羅貝爾·盧松（Robert Louzon，1882年6月30日——1976年9月8日），法國工會活動家、革命工團主義者。——中譯者注

[7] 在二十年代末，莫納特與盧松在反對中派官僚的鬥爭中，曾一度接近托洛茨基同志，但不久後又與他發生激烈論戰，從而疏遠了他。——中譯者注

[8] 胡戈·烏爾班斯（Hugo Urbahns，1890年2月18日——1946年11月16日），出身於農民家庭，當過教師。戰前即開始傾向社會主義。1914年參軍。1918年參加斯巴達克同盟，隨後擔任德共瓦塞爾坎特組織領導人，自1921年起屬於黨內左派。1923年任瓦塞爾坎特地委書記。1924年1月被捕，1925年1月被判刑，同年10月獲釋。因支持左派，於1926年11月被開除出黨。創建並領導列寧同盟（Leninbund），贊成反納粹主義的工人聯合陣線。1933年流亡國外，在瑞典逝世。——中譯者注

[9] 「正式黨」（official party）是指被中派官僚把持的共產國際各國支部。——中譯者注

[10] 在反對左翼反對派的鬥爭中，以斯大林為首的中派和以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為首的右派結成了聯盟，擊敗了左翼反對派，把持了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但是，到了1927年，當權派的右傾政策導致的一系列慘痛後果（糧食收購危機、中國革命的慘敗、英俄工會聯合委員會的破產……），使當權派陷入了危機。面對著危機，右派驚慌失措，主張對資產階級做出更大讓步；中派則急忙從左翼反對派的文件中抄來一些政策，以狂熱、粗暴的方式推行。於是，官僚的急劇左轉，使當權的中右聯盟分裂成了當權的官僚中派與右翼反對派。——中譯者注

[11] 海因里希·布蘭德勒（Heinrich Brandler，1881年7月3日——1967年9月26日），建築工人，出生於蘇台德（Sudetenland），原籍奧地利，年輕時因工傷變成了跛子，1897年開始成為工會活動家，1900年被判刑。1901年參加社民黨，1904年以前在漢堡工作，在漢堡他領導了建築工會的工作，1904年至1908年在不萊梅工作，在不萊梅活躍於工會和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之中。1908年至1914年在瑞士，1914年6月來到開姆尼茨，擔任建築工會的書記。1915年與赫克特一起被開除出社民黨，此後活躍於斯巴達克派，1917年懷著保留意見參加了獨立社民黨。1918年10月被驅逐出德國，但後來又通過艾斯納的巴伐利亞政府取得了德國國籍。返回開姆尼茨後創建了《戰士報》（Der K?mpfer），並建立了最強大的德共（斯）地方組織。支持列維反對極左派，在卡普暴動發生後立即在開姆尼茨組織工人蘇維埃的選舉，並擔任開姆尼茨工人蘇維埃主席，並發展出了工人統一戰線的思想雛形。1920年4月入選德共中央局並在統一大會上做了關於組織問題的報告。1921年2年取代列維任德共主席，並在三月行動中擔任黨的領導。1921年6月被判處在要塞內監禁5年。11月獲釋，在莫斯科當了一陣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1922年秋天返回德國，擔任總書記。1923年擔任德共首腦，遭到左派的攻擊，他曾多次要求開除左派，但未獲成功。在莫斯科參與起義的準備工作後，擔任了蔡格納（Zeigner）的薩克森邦政府的部長。在開姆尼茨會議上擔任共產黨的發言人，當左派社民黨人退卻後放棄起義。對1923年德國革命失敗承擔責任，並試圖為自己辯白，說自己沒有支持俄國的左翼反對派，但未成功。此後回到莫斯科，1928年10月違抗德共的決定回到德國，1929年1月被開除出黨。成立了德共（反對派），但未加入社工黨。後流亡法國，1939年至1940年被拘留，1941年至1947年流亡古巴，隨後流亡英國，1949年返回德國，定居漢堡，並領導「工人政治」（Arbeiterpolitik）小組。——中譯者注

[12] 當權的中右聯盟分裂後，受其影響，以海因里希·布蘭德勒為首的德共右派脫離德共，另立德國共產黨（反對派）（Kommunis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Opposition]，KPD-O或KPO）。布蘭德勒是蘇聯之外最重要的右翼反對派領袖。——中譯者注

[13] 1925年5月，英國工會的「左」派官僚同蘇聯工會成立了英俄工會聯合委員會。這一政策，使英國工會官僚得以藉助十月革命的威信，破壞了1926年的大罷工。此後，英國工會官僚不再需要這個工具，便於1927年退出了聯合委員會。——原注

[14] 「兩階級政黨」理論是斯大林派為了支持國民黨而炮製的機會主義理論。關於托洛茨基同志對這種理論的批判，請參閱《列寧以後的第三國際》（三聯書店，1965年12月，第1版，吳繼淦、李潞譯）第178—187頁。可在此閱讀：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8b/01-3.htm#7 ——中譯者注

[15] 1932年8月27—29日，在斯大林派的倡議下，各國和平主義者在阿姆斯特丹召開了世界反戰大會。——中譯者注

[16] 德國斯大林派為了同納粹黨爭奪德國民族主義的青睞，發動了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壓迫、爭取德國的「民族解放」的鼓動。在這場競爭中獲利的只有納粹黨。——原注

[17] 1928年，在共產國際六大和紅色工會國際四大之後，在極左路線指導下，德國共產黨著手在全德工會聯合會（Allgemeiner Deutsche Gewerkschaftsbund，ADGB）內部建立一個反對派組織，1929年12月，德國共產黨把因為在全德工會聯合會內開展反對派活動而被開除的工會活動家組織起來，建立了革命工會反對派（Revolution?re Gewerkschafts Opposition，RGO），將其作為與全德工會聯合會對立的「紅色工會」。此舉不但沒有取得預想中的成果，反而分裂了工會運動，幫助了納粹黨獲勝。——中譯者注

[18] 在1928—1934年間，共產國際拒絕同社會民主黨及其它工人階級派別建立統一戰線，但它又宣稱自己是支持統一戰線的，只是它支持的是「自下而上的統一戰線」，也就是說，它只同非斯大林派組織的基層群眾而非領袖商討建立統一戰線。這種違反列寧主義的限制條件實際上徹底破壞了建立統一戰線的任何可能。托洛茨基同志把這個口號當作是官僚的最後通牒主義的具體例子：不管群眾是否能理解，是否具有足夠的經驗，或不在乎群眾的意願，便徑自下達指示與口號，如果群眾不接受這些指示或口號，便暗示或威脅說要拋棄群眾。——原注

[19] 「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是斯大林的創造，這個理論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並不是敵人，而是雙胞胎。既然社會民主黨只是法西斯分子的一種變種，既然除了斯大林派，任何人都是某種形式的法西斯分子（自由派法西斯分子、工黨法西斯分子、托洛茨基法西斯分子），那麼，任何其它派別組建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斯大林派就都不能參加。希特勒能成功奪權，「社會法西斯主義」理論居功至偉。到了1934年，斯大林派突然在一夜之間拋棄了這個政策，而又沒有對此進行任何解釋，它很快就不只向社會民主黨，而且還向那些在1934年初仍被它扣上「法西斯」帽子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比如羅斯福和達拉迪耶——獻媚了。——原注

[20] 法西斯主義在德國成功奪權後，由於共產國際拒絕吸取教訓，第10條在1933年做了修改。

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決定：共產國際已經無藥可救，它不可能回到革命政策的道路上，因此，第10條更改如下：

力爭把世界工人階級的各種革命力量集結在國際共產主義的旗幟下。承認有必要建立一個真正的、能夠落實上述各項原則的共產主義國際組織。——原注

[21] 派別組織（faction，又譯「派系」）是黨內派別的一種。它與思想流派（tendency）的區別在於：思想流派往往是具有相同思想、主張、觀點、想法的一群人的集合，它一般沒有比較正式的組織形式，對於自己的成員沒有紀律約束；而派別組織則不僅在思想上較為一致，更有比較正式的組織形式，往往還具有獨特的紀律。——中譯者注

[22] 莫里斯·帕茲（Maurice Paz，1896年2月22日——1985年11月24日），法國律師、歷史學家。1919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在圖爾代表大會上支持參加共產國際，並成為法國共產黨創黨成員之一。1924年開始支持左翼反對派，1927年年底被開除出黨。1929年3月前往土耳其，協助托洛茨基出版他的著作。同年6月與托洛茨基決裂。1931年重新回到工人國際法國支部。——中譯者注

[23] 鮑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1895年11月5日——1984年11月1日），原名鮑里斯·康斯坦丁諾維奇·利夫希茨（Борис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Лифшиц），出身於基輔一個猶太家庭，1897年隨全家移民巴黎。少年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916年參加工人國際法國支部，1920年參與成立法國共產黨。後曾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1924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被開除出黨。之後同左翼反對派和右翼反對派均保持合作。——中譯者注

[24] 阿爾弗雷德·羅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爾弗雷德·格里奧（Alfred Griot），法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對斯大林而被開除出黨，後接近托洛茨基，雖未參加第四國際，但為國際托派運動做過不少工作，第四國際成立大會就是在他家裡召開的。——中譯者注

[25] 庫爾特·蘭道（Kurt Landau，1903年1月29日——1937年9月23日？），1921年參加奧地利共產黨，1927年因支持托洛茨基而被開除出黨。1929年在柏林參加了列寧同盟。他曾為托洛茨基工作過，但很快又與托洛茨基疏遠。1936年前往巴塞羅那參加西班牙革命，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工作。1937年9月23日失蹤，據猜測他可能是被格伯烏綁架殺害的。——中譯者注

[26] M·米爾（M.Mill）和J·奧賓（J.Obin）是烏克蘭人帕威爾·奧昆（Pavel Okun，1905—1937？）的化名。他曾移居巴勒斯坦，二十年代中期參加法國共產黨。1929年參與創辦《真理報》（La Verité），1930年參與創建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法國支部——共產主義者同盟。由於他會俄語，而列夫·謝多夫一時又來不了法國，他就在1930年被指派為俄國支部駐國際書記處的代表，並成為國際書記處唯一的全職工作人員。因工作表現很差被撤職後，他於1932年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譯者注

[27] 馬克斯·格萊夫（Max Graef），本名雅可布·弗蘭克（Jacob Frank），原籍立陶宛，是奧地利的一個自稱「黨內集團」的左派團體的領袖，後來重返共產黨。——中譯者注

[28] 魯維利斯·索波列維丘斯（Ruvilis Sobolevicius，1900年11月7日——1962年9月11日），曾用化名魯維姆·索波列維丘斯（Ruvim Sobolevicius）、羅曼·維爾（Roman Well）、羅伯特·索布倫（Robert Soblen）。生於立陶宛。他與弟弟阿布拉姆·索波列維丘斯（Abraham Sobolevicius，1903—1967）曾是德國左翼反對派的領導，在1932年年底同托洛茨基決裂後投靠了斯大林派。——中譯者注

[29] 《新呼聲》（Der Neuer Mahnruf）是奧地利共產黨反對派的刊物，這個派別因此被稱作「呼聲」集團。——原注

[30] 「斯巴達克斯」集團（Spartakos）是希臘共產黨總書記潘特利斯·普利奧普洛斯被開除出黨後，在1928年建立的左翼反對派團體。國際左翼反對派成立後，「斯巴達克斯」集團宣布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中譯者注

[31] 阿爾伯特·維斯波德（Albert Weisbord，1900—1977），美國工會活動家，1924年參加美國共產黨，1929年退黨，1930年參加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1931年3月15日建立共產主義鬥爭同盟（Communist League of Struggle），1937年解散。——中譯者注

[32] 即國際左翼反對派國際書記處。——中譯者注

[33] 阿馬迪奧·波爾迪加（Amadeo Bordiga，1889年6月13日——1970年7月23日），高中時即參加社會主義運動，1910年參加義大利社會黨（Partito Socialista Italiano），十月革命後參加共產主義運動，1920年出席了共產國際二大，1921年與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一起主持成立義大利共產黨（Partito Comunista d』Italia）。1923年2月被墨索里尼政府逮捕；1926年年底再次被捕，被判處三年徒刑；1930年被開除出意共。1944年後將極左派組織為「國際共產黨」（International Communist Party），繼續領導「左」派共產主義運動。——中譯者注

[34] 波爾迪加的支持者曾建立了自己的組織，因其創辦刊物《普羅米修斯》（Prometeo）而被稱為「普羅米修斯」集團。托洛茨基同志流亡國外後，「普羅米修斯」集團曾在1929年一度接近左翼反對派，但因意見分歧，雙方最終在1932年決裂。——中譯者注

[35] 1930年上半年，義大利共產黨內以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阿爾方索·雷奧內蒂（Alfonso Leonetti）、保羅·拉瓦佐利（Paolo Ravazzoli）為首的一批左翼反對派批判了黨的政策，並因此被開除出黨。此後他們成立了新義大利反對派（Nuova Opposizione Italiana，NOI），這個派別的大多數人後來都參加了國際左翼反對派。——中譯者注

[36]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並沒有本節的頭三段，這三段話是後來加上的。——中譯者注

[37] 約瑟夫·弗萊（Josef Frey，1882—1957），奧地利共產黨建黨成員之一，奧地利左翼反對派領袖之一，1927年被開除出黨。——原注

[38] 華金·毛林·胡利亞（Joaquín Maurín Juliá，1896年1月12日——1973年11月5日），生於西班牙阿拉貢地區維斯卡省波南薩鎮（Bonansa），青年時即投身革命，參加了全國勞工聯盟，1921年前往莫斯科參加了紅色工會國際代表大會。回國後當選為全國勞工聯盟總書記，隨後被捕入獄。獲釋後在全勞聯內成立布爾什維克派組織革命工會委員會（Comités Sindicalistas Revolucionarios）。1924年參加西班牙共產黨，負責組建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地區的黨組織——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1925年1月再次被捕，1927年獲釋後流亡巴黎。1930年返回巴塞羅那，後因不贊成斯大林主義，率領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脫離西班牙共產黨，同年與加泰羅尼亞人共產黨（Partit Comunista Català）合併，1933年將加泰羅尼亞—巴利亞里共產主義者聯盟改組為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1935年9月，伊比利亞共產主義者聯盟與安德列烏·寧領導的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合併為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由毛林出任總書記。1936年2月，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党參加了人民陣線，毛林當選為議員。內戰爆發時，毛林身陷國統區，在使用假身份前往共和區途中被叛軍逮捕，1944年獲釋後流亡美國，1973年於紐約逝世。——中譯者注

[39] 國際左翼反對派西班牙支部起初叫「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 （Oposición Comunista Espa?ola，OCE），1932年3月改名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Izquierda Comunista de Espa?a，ICE）。而「共產主義左派」這個名字，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左派——「左派共產主義者」，故有此說。——中譯者注

[40] 安德列烏·寧·佩雷斯（加泰羅尼亞語：Andreu Nin i Perez；西班牙語：Andrés Nin Pérez，1892年2月4日——1937年6月20日），生於加泰羅尼亞地區塔拉戈納省艾爾·文德雷伊鎮（El Vendrell）。1917年參加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後參與成立西班牙共產黨。曾在莫斯科為共產國際與紅色工會國際工作。後參加左翼反對派，回到西班牙後，參加了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由於在許多問題上與托洛茨基產生分歧，脫離國際左翼反對派。1935年與毛林一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1936年初參加人民陣線，並出任加泰羅尼亞政府的司法部長。1936年12月辭去司法部長的職務。1937年6月，在斯大林黨的強烈要求下，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被取締，寧和黨的大部分領導人都被逮捕，並遭到秘密殺害。——中譯者注

[41] 阿爾貝·特郎（Albert Treint，1889年2月13日——1971年10月25日），生於巴黎一個中間階級家庭，當過教師，一戰前參加法國社會黨。一戰期間應徵入伍，兩次負傷，1917年晉陞為上尉。1919年退役後繼續執教。戰後積极參加了法國共產黨的創建工作，1922年擔任法共總書記，1924年以後積極支持季諾維也夫，擁護「布爾什維克化」，清洗了大批左翼反對派的支持者，1927年開始支持左翼反對派，並因此在1928年被開除出黨。1930年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法國支部，1932年4月退出後轉向極左主義，1934年重返法國社會黨。——中譯者注

[42] 昂利·拉克魯瓦（Henri Lacroix，1901—1939），本名弗蘭西斯科·加西亞·拉維德（Francisco García Lavid），當過油漆工人。二十年代參加西共，曾因參加革命活動而被迫流亡蘇聯。1930年在比利時列日發起創立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1931年6月在西班牙共產主義反對派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總書記。返回西班牙後，擔任理論刊物《共產主義》編輯。1933年6月被開除出西班牙共產主義左派。此後參加了社會黨。在內戰期間曾任共和軍政治委員。1939年在撤往法國時，在邊境上被西共殺害。——中譯者注

[43]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中並沒有這個「附註」，這是預備會議召開後補上的。——中譯者注

[44] 托洛茨基同志的原稿就寫到這裡，剩下的內容是由其他同志補上的。——中譯者注

[45] 當時，在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領導層內發生了派別鬥爭，衝突雙方分別是以詹姆斯·P·坎農為首的多數派和以馬克斯·沙赫特曼和馬丁·阿伯恩為首的少數派。雙方並沒有政治分歧。這裡提到的措施，本意是想使鬥爭提升到政治層面上或直接停息鬥爭。1933年春季，國際左翼反對派全體會議要求多數派和少數派承認：雙方並沒有原則分歧，因此，應當減少派別摩擦，在多方面的工作中努力合作。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全體通過了這個建議，最終解停息了派別鬥爭，在此之後的多年之內，雙方都在黨建工作中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原注

[46] 「馬克思主義文庫派」（Αρχειομαρξισμ??）是希臘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個派別，形成於二十年代中期，因出版刊物《馬克思主義文庫》（Αρχε?ο Μαρξισμο?）而得名。該組織曾於1930—1934年參加國際左翼反對派，1934年退出國際左翼反對派，後來參加了倫敦局。——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