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革命熱情化為對財色的貪慾

中國革命起於底層反抗，這反抗包含了兩種傾向。

一種是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以李鐵牛表述的最為經典，「殺進東京，奪了鳥位，在那裡快活，不強似這鳥水泊里？！」從水泊殺進東京，快活完了再被打回水泊，循環往複，人之道歷來如此，其興也合情，其亡也合理。

另一種試圖打破循環，上個台階，有所升華，《共產黨宣言》里說得最極致：「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這件事可是千難萬難。

中國革命被「十月革命」一炮震醒，從黃土裡爬起，生就一身的粗朴雄勁之風。看老照片上的朱總司令真就像個伙夫；鄧子恢三年游擊戰沒脫過鞋，和腳都長一塊了；毛澤東與梁漱溟在延安聊天時鬍子拉碴，一身破棉襖，一條腿搭椅把上，還不如今天工地上的包工頭有樣呢。

就是在這些大禹、愚公似的漢子們手下，新舊軍閥紛紛成了俘虜 ——其中那些腰挎佩劍、足蹬馬靴、口銜英語、身陷花叢的「民國范兒」完全有把握打敗當代的張惠妹、周杰倫、范冰冰，並將他們的粉絲虜為己有。

中國革命攜剛猛的「西北風」掃蕩民國的軟玉溫香、「七滋七味」後，進了北京 ——「刮民黨」則被打回到革命黨，跑到寶島減租減息，開展大生產運動，那場面跟南泥灣沒多大區別（見閻錫山、傅斯年等人親舊的回憶文字）。

我党進了北京的眾將士，據前些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不少人對軟玉溫香、「七滋七味」的競逐，力度也相當驚人（手邊沒書，記得是說他們「貪圖享樂」到了「驚人」的程度）。

為此，老毛他們一會兒「三反」，兩會兒「五反」，為第一種傾向晝夜拉警報；同時大樹特樹焦裕祿王進喜，為第二種傾向不停吹喇叭。李逵阮小二還被定期下放到「鳥水泊」修身養性，意在警策他們不忘出處，別山不轉水轉真地再轉回去。

就這樣，中國革命捆著押著第一種傾向，架著推著第二種傾向，深一腳淺一腳走過了新中國的前30年，功過得失糾纏對沖得亂鬨哄的，不去說它了。但革命的第一代人物，也就是以老紅軍老八路為核心的領導集團，他們那種拚命三郎的勁頭，是分明不誤的。高層的情況總歸隔膜，如朱老總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說彭老總「生活方面注意節約，艱苦卓絕，誰也比不過他」，我就一直在琢磨「誰」是一個什麼範圍 — 一個事業常常是從下往上勝利，從上往下失敗的。

但基層幹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我們有幸親見。記得20世紀70年代在工廠勞動，有一夜我們一群自報奮勇的小青年在工廠老書記率領下，在兩個廠區之間的馬路上突擊一條自來水管溝。這位老八路瘦得跟柴火似的，頭髮花白如亂草，大衣外面勒根草繩，拎著大鐵鎚一馬當先。那夜極寒，星星凍得直哆嗦，鐵鎚砸下去，路面只一個白點，看著相當絕望。可架不住老頭又是領唱紅歌又是講黃段子，大家熱火朝天，不知不覺溝挖成了，東方紅了。聽說老書記幾年後去世，和焦裕祿得的是同一個病 — 肝癌。這些年，我有時會想起他，覺其未享天年固然是遺憾，但走得及時也可謂圓滿。當年為大眾往死里干後來隨時代一轉身又為自己往死里貪的，多如過江之鯽。

接下來的幾十年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基本路線，為中國革命打天下坐天下吃天下的第一種傾向鬆了綁，按說已用不著再打天下的精英們為吃著方便，都忙著把屁股下的公天下打成個人賬戶上的私天下。至於第二種傾向，則做了弼馬溫，一邊悠閑去了。中國革命的剛猛作風倒是一點沒變：權貴豪富們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主義撲向權、錢、色，那種義無反顧的氣勢與當年千里躍進大別山一路上見僧殺僧、見佛殺佛的勇決如出一轍。在打砸搶資本主義的狂風大潮中，中國革命的二代三代血統分化劇烈，其中一部分人，以鎮國公李逵的兒子李剛、孫女李咪為代表，化幻滅為瘋狂，扮演了敢死隊兼模特隊的角色。小李咪一身珠玉就像穿了金縷玉衣，對名媛party上的其他鑽石翡翠說：「養那麼多藏獒黑貝怕丫李逵幹嗎？再說了，英國美國沒水滸吧，實在不行，姐特么fucking撤！」坐獨門獨院小水滸邊觀魚的李剛不會說這話，他年年都要去李逵撒忠骨的真水滸憑弔。他是那種要把中國革命當房產證一天摸好幾遍的人。這種人也是中國革命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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