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XX人口」是如何被驅逐與處死的？

01-25

按：現在的情況是：細節不能多談，出路難以尋覓。這個時代的事令人惱怒，卻並不新鮮。我們看看歷史。

普里莫·萊維在證詞集《這就是奧斯維辛》中談到了真正的大屠殺來臨之前整個義大利的氛圍。彼時，大學的環境雖令人窒息，學生卻過得還不壞，「我本人也受其感染」，表現出裝聾作啞或視而不見。當社會各階層缺乏一種普泛的共識，沒有對正義與人道的一致追求，自然整個國家在急轉直下的墮入深淵過程中剎不住車。萊維與千千萬萬人見證了事件的發展，不幸的是他也親身經歷了集中營的苦難，但他活了下來，不斷告訴我們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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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逐與滅絕猶太人

文/普里莫·萊維

譯/沈萼梅

節選自《這就是奧斯維辛：1945—1986年的證據》

種族主義的法令頒布時，我19歲。當時我在都靈大學讀化學專業一年級。一種神秘的天意賦予了我一時的天資，使我完成了學業。應該承認，在當時大學裡那種令人窒息的環境中，我過得還不壞。大學生中激進的法西斯分子為數甚少，而且一般也不是危險分子。面對那些新的法令，他們也感到相當困惑，那些法令從一開始實行就顯得是愚蠢之舉，無非是效仿德國人的那些更為兇殘的法律；不過，當時抱一種懷疑主義態度的人佔上風，我本人也受其感染：那是一種裝聾作啞和視而不見的氣氛，人人都順應著這種氣氛，無論是大學生還是教授，無論是法西斯分子還是反法西斯分子，抑或是法西斯主義的受害者。人們感到戰爭正要來臨，而戰爭也真的來了；然而，對於我們來說，事情並沒有發生很多變化。我在大大小小法令的欺壓、蹂躪之下，繼續我的學業，不過，找到躲避的途徑並不難。

對猶太人施行迫害和歧視的法令，我在大學同學和教授中沒有遇到表示聲援的人，也沒有人表示出敵視。不過，雅利安人之間的友誼在一個個逐漸瓦解，除了那些極少數不怕被當作「假虔信派」，或者那些就像法西斯官方稱之為「榮譽猶太人」的人以外。但是在私底下，法西斯大學團體（GUF）的法西斯黨魁們自身也帶著某種有罪的神情，尷尬地看著我們。

1941年，我以自己最優異的學科成績獲得了學位。我經常想到，這個成績只是部分地屬於我應得到的，它凝聚著不甘心隨波逐流的導師們的一種苦心，為此他們謹小慎微又膽戰心驚。另外，他們之中，沒有人把我當作內部學生接納過我，在當時那可是一種太過嚴重的輕率之舉。

有一點我得承認，在那些歲月里，無論是我，還是跟我處境相同的年輕人，腦海里都不曾掠過一種積極對抗的思想。在這一點上，法西斯主義是卓有成效的：它未能成功地征服人的良知，但它成功地麻痹了人的良知。法西斯主義曾經炫耀自己深刻地影響了社會風尚和人的品行，而實際上，它促使人們產生一種嚴重的懈怠，一種精神上普遍的、隱秘的空缺。我們當初自稱是反法西斯主義的，但與追求民主精神的前輩之間的關係已經被割斷了。我們得過且過地學習、工作、開展政治討論—經院式學術性的討論，它們是貧乏的、充滿空想的。

我在米蘭相當容易地就找到了一份工作，因為當時很多年輕人都去當了軍人，社會上明顯缺乏技術人員。1943年，事情卻驟然起了變化。先是3月都靈工人舉行大罷工，一個駭人聽聞的消息，那是法西斯全盛時期的一次罷工，戰爭正處於白熱化。政府方面做出了一種出奇膽怯的反應。人們不能再熟視無睹了，終於發出某種不同的聲音，不再隨波逐流，也不再一邊倒地站隊。在義大利，當時除了法西斯之外就是空白，這並不是真的。

開往奧斯維辛的火車

5個月之後，7月25日，政府和法西斯的機制令人難以相信地閃電般地解體，就證實了這一點。接著就是熱火朝天的幾個星期，社會民主黨、共產黨、行動黨、自由黨先後建立，各種政治方針和綱領、新的名字、新的事物層出不窮；人們亟須做出一種選擇，卻又缺乏一種選擇的標準，而德國人在勃雷內羅，還與在我們家裡的德國人一起干，巴多利奧將軍發出的模稜兩可的聲音：「戰爭在繼續。」

9月8日，災難來臨了，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意想不到的。那是最後的大混亂。我們默默地看著德國的戰車突然闖入米蘭的街頭。我失去了一切聯繫。我沒有一個果斷的計劃就回到都靈，並抵達瓦萊·達奧斯塔。當時我毫不懷疑，是該做些什麼了，但是許多關於該做的事情的言論，我雖然聽到過，也談到過，但我的思想極其混亂，不知究竟該做些什麼。別的年輕人都湧向那些山區：有逃避服兵役的，有潰散的軍人，也有工人以及山谷里的居民。我們組織起隊伍。我們與在都靈組織起來的抵抗運動的策源地取得不定期的聯繫，但我們既沒有錢，也沒有武器，更沒有經驗。

不久之後，12月13日，隨著一次告密，法西斯國民衛隊的一次大規模的掃蕩令我們措手不及。許多人成功地逃脫，我卻被逮住了。我持有假證件，本來也許可以掩飾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但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審訊中，我承認了自己是猶太人。事後我冷靜地做了判斷，認為從我這方面來說，這樣做肯定是一個特大的錯誤，不過，當時我覺得那是對自己加入游擊隊的事實最好的解釋。另外，我覺得在那種時刻否認自己的真實身份，從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正如你們所見到的那樣，當時我很年輕，很天真！）

我被送到了佛索利，在義大利北方抓捕到的所有猶太人都陸陸續續地聚集到那裡。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健康的、生病的，還有瀕於死亡的人；有百萬富翁，也有乞丐。所有的人都等待著某些恐怖的事情發生，但當時沒有人能預見到接踵而來的事情。當我們的人數達到650名時，黨衛軍出現在了營地，他們向我們宣布說，兩天之內我們就將出發，全部都得走，無一例外。去往何處？不得而知。旅程持續了三天。我想，沒有必要再描述在一列悶罐車裡的三天旅程：寒冷、饑渴、勞累、無眠，尤其是恐懼。

我們在夜裡抵達一個偏遠的地方。我們之中無人知曉「奧斯維辛」那個名字意味著什麼。他們讓我們從車皮里下來，迅速地盤問了我們：「你身體健康嗎？你能幹活嗎？」按照回答，根據一種極其草率的考查，他們當即就把我們分成三組：有勞動力的男子96人（我屬於其中之一）；有勞動力的女子29人；最後是所有剩下的人。婦女們徒步前往比爾克瑙集中營。29名女子當中，後來只回來4人。我們前往莫諾維茨集中營，後來有10個人回來。其他所有無勞動能力的人中，無一人返回。他們都是老弱病殘者，有孩子，也有不願丟下孩子的母親。我們是在很久之後才得知這些事情的：他們被塞進毒氣室里，隨後在焚屍爐里被燒掉。奧斯維辛為此而存在，奧斯維辛就是為此服務的。就這樣，650個人當中，回來了14個。

……

用言語讓人們明白，生活在一個集中營里究竟意味著什麼，這並不容易；而用簡潔的言語來表達，就更不容易。就說飢餓，那是與大家通常了解的飢餓截然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種長期的慢性飢餓，而且它不在腸胃裡，而在腦子裡，變成了一種難以擺脫的魔咒，在一天的每時每刻都忘不了它；夜間，在睡眠的自始至終，夢見的就只是吃東西，或者說，夢見正要吃東西，而後來，就像坦塔羅斯的神話里描述的那樣，在最後一瞬間，有某種魔力讓食物全都消失了。說到勞累，可在普通人的生活中，沒有人嘗過這種勞累，那是馱畜般的勞累、受人鄙視的勞累、無法逃脫的勞累，得不到強使其勞動之人的同情憐憫，它伴隨著被人視作無用之輩的感受，是野獸般殘忍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沒有目的的勞累。說到寒冷，即便是最卑微的乞丐在冬天裡也能設法穿些破衣爛衫禦寒，找到一席溫暖的鋪位、一杯葡萄酒。可是在集中營里，沒有任何抵禦寒冷的辦法：人們得穿著厚布單衣，在冰天雪地里度過十分漫長的工作日，在異國他鄉一種惡劣的氣候環境中淋著雨，甚至連流淌在血管里的血也是冰冷而又貧乏的，無從予以保護。這樣的饑寒交迫和辛苦勞累，就必然導致疾病。集中營里有醫務室，但用來治療各種輕度疾病的藥物只有兩種：阿司匹林和烏洛托品。治療嚴重的疾病，或者也不算太嚴重卻又難以治癒的疾病，如因飢餓引起的浮腫病，這病在當時很普遍，就只有一種人人都知道的藥物、根本性的藥物，它叫「壁爐」，那是大家對它的簡稱：它就是比爾克瑙的焚屍爐。

但是在極其少的勞動間歇時刻里，比如，在例外的休息日里（我一年之中只有過五天），不必承受任何肢體上的痛苦和勞累，卻充滿了另一種痛苦，不乏憂傷和悲愴；那是人心靈上的痛苦，它來自意識的回歸，再度感受到遠離家鄉之愁、難以獲得自由之苦，它源自對尚活在人世卻無法接近的親人的思念，源自對像被運往屠宰場的牲口那樣已死去的故人的懷念。

不過，莫諾維茨算是一個不錯的集中營，我這麼說，並不帶任何譏諷。在莫諾維茨的囚犯平均能存活三個月，因為它是一座「勞動營」，並不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滅絕營。而在海爾姆諾、索比勃爾、特雷勃令克和邁丹內克的集中營里，囚犯平均只能活一至兩個星期。如果說沒有人談及這些集中營的實況，那是因為沒有一個猶太人從這些地方活著回來，講述他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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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奧斯維辛》

三輝書系·萊維作品集-第一輯

副標題：1945—1986年的證據

[意] 普里莫·萊維著

沈萼梅譯

三輝圖書/中信出版集團

ISBN : 9787508674513

已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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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證詞拼成的奧斯維辛

真實而震撼的納粹集中營見證錄

本書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倖存者的證詞合集，由身為化學家的萊維及其奧斯維辛獄友、外科醫生德·貝內代蒂共同整理撰寫。這些1945—1986年間的證詞來源各異，既有萊維和德·貝內代蒂自己所敘之事實，也有其他被囚禁、迫害者乃至施暴者家屬的現身說法，它們都真實有力地反映了集中營里囚犯們的非人生活。誠如萊維所言，「執著地修正自己可能出的差錯，常常會賦予搜尋真相的人一種身份，而它勝過單純的證人身份。」這些證詞是必不可少的記憶，成為我們反思歷史和人之價值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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