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數疾病都是心病——一個久病成醫者的自省

　　某天讀到鄧曉芒講自己寫書過程中的自我懷疑，說自己的胃「嚴重的自我否定（胃潰瘍）」，一下子覺得很絕，覺得曉芒對於身心關係的理解也是非常深刻。

　　我自己在上月的急性腸炎後身體心理發生了許多變化。身體變化是暫時變「虛」了，吃不得複雜的食物，對各類炎症的消解能力也弱起來；心理的變化是發現自己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認真做一個孩子，認真撒嬌，認真享樂，認真地沒心沒肺自我中心，認真回憶、重演當年的一些事情。

　　說到重演，便不得不說感冒了。

　　昨天醒來便覺得頭暈，起床後又覺得似乎身上每一塊肌肉都疼得厲害，甚至消停很久了的牙齦也有要跳出來彰顯存在感的意思。於是便一直向男友叨叨自己身體的不適，以及內心的感受。在這過程中，反覆說了許多遍「我想我要死去了，我好害怕死去」，還有「你不要著急好不好，我只是想讓你理解我，想要看你很冷靜的樣子。如果你不害怕，我自己的恐懼也會小很多。」

　　然後就突然哭了，想到自己小時候是一直被忽視的孩子（談不上故意忽視，只是家裡太窮，大人每天從凌晨忙到深夜，他們沒精力關注任何人），想到生病是唯一能讓父母關心自己的方法，而生病的時候，媽媽很容易著急。

　　媽媽很容易著急，與天下許多母親都很相似。因為「大家都這樣」，這危害很容易被忽視甚至歌頌。「我為你擔心到頭髮都白了」是許多人拿來指責、要挾別人的極好理由。而這種「擔心」除了給雙方帶來傷害外並沒有其他任何好處。就像《小鬼當家I》中的母親，明明是自己不淡定，無法忍受沉默等待的煎熬，所以讓自己兩天多的時間一直在路上奔波，自以為自己做了什麼極其偉大的事情，最後不過是比其他家人早到家幾分鐘而已。如果光是自己受苦也就算了，問題就在，她受苦後，就沒有辦法淡定地面對家人，就會給孩子帶來更大的災難。

　　媽媽很容易著急。當我回憶我的童年，我的24歲、26歲、29的許多印象深刻的與媽媽交流的畫面，腦中都是媽媽憂心忡忡的、急切的、焦慮的臉。媽媽總說「時間寶貴」，可她的時間從來沒有顯示出過任何的價值。我也一直受她的影響，每天都想「給自己一個交代」，活著像是在參加一場沒有盡頭的競賽，在奔忙中，一不小心就會忘記思考。

　　每次我生病時媽媽都會皺起眉頭顯出很著急很驚惶的樣子。這對於年幼的我來說，這混亂的讓人恐懼的場景只能解釋為「我一定是又做了什麼對不起媽媽的事情」，無窮的自責讓我小時候一直是很少惹事的「乖孩子」。乖意味著對人性的壓抑，每一次壓抑都為自己積累了更多的破壞性的力量，當這力量無法拿來破壞外物，無法對任何外人發火，最後就只能拿來攻擊自己，讓我成為了一個每周都必須去看醫生的人（現在想來，每周看醫生對於窮人家也是不小的負擔）。

　　我在家裡一直是被忽視的角色，試過用討好、發火、沉默等許多方法激起父母的關注，對於被關注的執念讓我至少在人生前25年都缺少為他人著想的能力，因此也一直沒理解「他們不關注我不是因為不想，而是因為與我一樣因為缺少安全感而無法擁有理解他人、關注他人的能力」。

　　記得大概3、4歲的某天，爸爸正常上班，媽媽因為不知道什麼事情也需要去城裡，我一人在家很委屈，便想通過破壞「對媽媽最有用的東西」的方法來引發她對我的關注，然後思來想去，似乎日曆對她很重要。每天一頁、標註了陰曆節氣風水等許多內容的老式日曆，媽媽每天都看，每天撕一頁。我覺得如果破壞了它，媽媽或許就可以理解「閨女的苦心」了，所以便隔幾天撕掉一頁，結果我沒有獲得期望的問詢與關注，反而在每一個缺頁的日子來到，都很害怕不知是否會落下來的巴掌與指責。

　　又想起4、5歲某個秋冬的下午，小我2.5歲的弟弟生病，媽媽用自行車載他去小診所，我求媽媽帶上我，她不答應，我就一直跟在後面跑，抓住自行車的后座努力想爬上去，努力了一路，最後終於成功坐到后座上，但已經到目的地了。我不記得我當時流了多少淚，甚至不確定是否流了淚，只是回顧媽媽當時那一路都任我邁著小短腿在後面跑卻不停下來想辦法的情景，覺得媽媽與我都很可憐。貧困遮蔽了母親的眼睛。貧困讓我成為了隱形的孩子。

　　還想起10歲左右某個周一的早晨，爸爸騎車送我上學，將近10里的路程，他很疲憊，我很無聊。中途我想換一下坐車的姿勢（側坐或跨坐在后座），結果倒騰的過程中把自己摔下了自行車。摔到了水泥路上，一下子懵了，甚至可能都想不起疼痛，只想著「我又給爸爸添亂，他肯定要生氣」，結果愣是坐在路上沒叫爸爸，而爸爸竟然沒有聽到孩子重重摔到靜寂無人的路上的聲音，也沒有感覺到自己的車變輕，徑直向前騎。直到難得的一個路人經過，對爸爸大叫「你家孩子掉了！」他才回頭讓我上車。沒有道歉。長輩向晚輩道歉不屬於偉大的儒教傳統。在這偉大的傳統文化下，父母對子女只有權利，子女對父母只有義務。

　　突然又想起另一系列被忽視的事件，是每年過年時，爺爺會給哥哥與弟弟壓歲錢，但我沒有。年初一家族聚會，男性上桌喝酒吃肉，但作為女孩的我只能在廚房幫忙，偶爾去堂屋看大人們心情好時要點兒什麼。有一次在四爺爺家辦聚會，叫了族裡的許多哥哥姐姐，伯伯來我家叫了哥哥兩次，兩次我都在，但他對我視而不見。

　　我是一個毫無存在感的孩子，我是一個女孩。我是一個貧困農村的女孩。在那個小村子，女童的夭折率很高，女性受教育水平很低，未經歷過性侵害的概率很低。在這個小村子裡出生的我，能擁有高學歷是源於「父母的慈悲」。

　　我家住在村頭。從我家廚房可以直接看到亂墳崗，對於成人來說大概只有3、5分鐘的腳程。我不記得亂墳崗殘肢的畫面，但我不確定小時候是否看到過。

　　這是個女童夭折率很高的村子。其中一宗事故離我的生活非常非常近。死者是我親堂姐的親表妹（我伯母的弟弟家的孩子），與我姥姥家是鄰居，是雙胞胎中的一個。發生事故的時候我5歲上下，死者3、4歲上下，是個冬天。當時雙胞胎覺得冷，便躲在我家後面的草垛里燒火取暖。然後整個草垛子都燒了起來，一個女孩就此夭折，另一個健康長大。事故之後的第二天，隔著窗子，我看到幾個大人用一張破席裹著小小的殘骸，在亂墳崗逗留了一陣後離開了。媽媽不讓我近處去看。我不知道大人們給了女孩怎樣的葬禮，連他們是否為女孩挖了二尺墓穴都不能確認。

　　20來歲某次回村時我看到了倖存的女孩。長得很漂亮，也不見有童年陰影的樣子，但她的笑讓我感到害怕。我看過許多故事，失掉同胞的雙胞胎孩子，幾乎很難沒有什麼遺留問題。我不知道她是否會在鏡子中看到另一個影子，也不知道3、4歲的小孩子因為資源有限而謀害同胞的事情是否曾經發生在她身上。不敢多想的人們總以為謀殺離自己很遠，但我總覺得許多黑暗的事情離自己很近、很近。

　　4、5歲時還見證過的重要事故是一位女性親屬的自殺。與我們家的關係算是比較近。死者當時有個1歲多的剛會走路的兒子，丈夫在外地打工，獨守空房，年輕貌美。然後被一個鄰居強姦了，她受不了屈辱自殺，公公拿上傢伙要與施暴者拚命，結果自己被打傷，在縣醫院躺了一年多，而施暴者當時不知何因竟然只被判了兩年就出來。

　　經歷過這些事件的女孩，許多在無能為力之下對一切產生了徹底的斯德哥爾摩式的認同，甚至我自己在24歲與當時喜歡的人談到「鄉土」時，也對農村存在一定程度的認同，也覺得父母很不容易，並盡己所能地在做一個孝順的好閨女。當時我讀了許多儒釋道的書，並真心感受到了極大的認同。（當然最終沒能找到「拯救自我」的答案。）

　　在這樣一個女性普遍不被重視的環境下，我童年時每周必來的疾病（感冒發燒為主）也是門喬森綜合征的一種表現——因為其他所有的做法都無法得到「被關注」的結果，我便自然發展出了以「體弱多病」來束縛家人求關注的心理生理特徵。我當時的疾病表現是真實的，但這些疾病本無必要，也是真實的。「受涼」未必帶來感冒，除非遭遇特定的病毒，多數時候讓人感冒的是自己對感冒的需求。這讓我想起28歲的6月曾經在重慶淋過一場大雨，是為了體驗生活而特意去淋的，淋了大概2、3分鐘接近零度的暴雨，感覺有點兒像曾經網上流行的宣傳漸凍症的「冰桶挑戰」，只是時間更久一些。回到屋子後同住的大姐說「唉呀你這樣鐵定感冒」，結果並沒有。這小事也證明了至少對我來說，受涼不是感冒的原因。

　　這段時間一直在嘗試心理上的「精神考古」，同時從軀體上也把曾經的苦痛重新經歷了一遍。我認真感受身體的所有信號，以及這些信號指向的苦難童年的回憶，用口頭或字面的文字表達出來，再去感受世界全新的反饋，覺得這才是真正的治療。

　　似乎在每一次嘗試與朋友建立親密關係時，我都會生病，表面上是體質差，事實上像是一種源自生命內部的理性卻不自知的有效考察——每一個人都期待在自己被疾病困擾時得到朋友愛人的理解，疾病未必能看出人是否有「情」，但確實可以考驗出能力。幾乎之前的考察對象表現出來的都是焦慮與不耐煩，嘴上不說，但許多言語都透出了「你怎麼這麼多事兒」的味道。但這一次，我的男友說：「除非是真的具體細菌或病毒感染，否則疾病多是心病的軀體化，這兩天我們可以去醫院做個細菌病毒排查，但更重要的，我覺得是你需要打開許多被封存的記憶的盒子，然後為過去每一個無法長眠的小慧敏，認真地辦一場體面的葬禮。」

　　然後我就開始嘗試打開那些小盒子，想到什麼說什麼，肆無忌憚地表達。表達到一半發現，自己很久沒有這麼能說了。我是天生多血質，話多才健康。小時候經常對媽媽叨叨，但許多時候媽媽並不能理解，時不常會「教育」我一下；在有外人時亂叨叨，很容易被別人嘲笑；長大以後慢慢學會了「多聽少說」，做諮詢之後更是如此。然後突然想起高三某天晚上焦慮發作（體現為心率不齊）被送進醫院，爸爸叫上二伯與二媽一起陪我，難得被關注的我開始對三個大人講自己的想法，沒想到二媽說：「這孩子話這麼多，不會是中邪了吧」，讓醫生給我打了鎮靜劑之類的藥物，沒幾分鐘就陷入了沉睡。第二天二媽就帶爸爸與我拜訪了鄰縣的一個「大仙」，是個髒兮兮的老太太。忘了當時的細節，反正自己大概是憑在學校學的那點兒無神論的觀點懟了「大仙」幾句，之後不歡而散。那一周爸爸好像還給我買了一包酸奶，想給我補充營養，覺得營養好了就萬事大吉了。作為「淳樸」的普通農民的一份子，我的父親不能理解心理與生理的差別，不能理解女兒對於傾聽的渴求。他或許隱隱感覺到了「女兒的心理有些問題」，但將這個「問題」解釋成「臟物上身」總比「需要進行精神治療」要能讓自己安心許多——在那個年代那個地區，嘗試過心理諮詢的人回家後幾乎一輩子都無法摘下「神經病」的帽子。

　　講完這事後我為自己大哭了許久。天生喜歡講話的我，因為不被世界接納，做了20多年沉默寡言的「乖小孩」，同時也承受了20年的老胃病，以及阻礙自己講話的慢性咽炎，咽炎嚴重時又會表現出伴隨頭痛的感冒。

　　一次次的用生病來考核親密關係，也是想尋求一個終極確認：

　　「生病不可怕，我的病況不會對愛人帶來煩惱，他不會著急上火，不會因此自我犧牲，更不會因為這種犧牲而在未來甚至現在就攻擊我。

　　「生病可能帶來或不帶來死亡，但這一次即使死了也不會有遺憾，因為我被真正的理解、接納了，我沒有白活。

　　「我是一個可愛的女孩，即使在生病時也是，我不是小時候自以為的『總給爸爸媽媽帶來麻煩的壞女孩』，更不是『連照顧自己都做不好的一無是處的沒用的人』」。

　　今年認識了好幾個與我一樣話多的人，因為出身不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我便一直讓他們盡情發泄，雖然有時會覺得「天吶，這信息好長，要讀好久」，但當有時間慢慢看的時候，會覺得更加認識了曾經的自己，同時也想，如果在我的童年時期，也能遇到像《窗邊的小豆豆》中小林老師那樣的人物，可以一直聽我講話好幾小時，還不停說「你真是個好孩子」，不知道未來我的人生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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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到這兒又想到一個通過網上零散的證據拚命想證明自己「精神分裂」的孩子。他在用好幾天分析了自己的「病情」之後說：「我一定要讓媽媽知曉她對我的傷害有多麼大。如果她聽到『精神分裂』依然沒有道歉的意思，我就想與她斷絕關係了。」其實他知道母親不會願意道歉，即使道歉，後面也還是會加上許多訴苦，最終還是要導向對他的指責。他讓自己深陷西西弗斯式的「拯救媽媽—指責媽媽」的循環中無法自拔，最終想要的不過是小林老師的那一句「你是一個好孩子！」

　　「你是一個好孩子。」想到曾經與男友討論過問」who are you」與」what are you」哪個更能激發對方反思的事情，男友說「什麼」總有一種「物化」的意思，總顯得不夠尊重。但我總覺得，正是拆除掉「人」這個預設前提之後，人們才更可能去思考「人是什麼」這個事情。我曾對好幾個人講過「我覺得對你自己及多數國人來說，你首先是母親的孩子，然後才是其他。但對我來說，我首先是我自己。」

　　我是人。人是思維著的存在，終其一生所做的事情，不管表面看上去宏大或卑微，其實最終都是為了「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沒有「好」或「壞」的差別。非要說好壞的話，我會覺得一個與「我」在一起的、對自己真誠的、能夠感受到自己的歡樂與苦痛的人，會是一個更好的人。

　　但「能感受到苦痛」並不等於「動不動就哭鼻子」。想到某次在朋友圈看到一個母親曬娃兒，說「高燒39度還不哭不鬧，真是一個堅強的孩子！」一下子為這個小孩感到非常難過。對於一個正常的有安全感的人來說，疼痛也只是一種特定的體驗，只要確保自己的生命可以繼續存在，這種感受是可以與身上的衣服、發上的裝飾一樣可以自然接受的存在，但當這母親為這種行為賦予「堅強」的意義，這孩子在未來的成長過程中對於自己疼痛的感受與表達會越來越少，久而久之，他確實會成長為一個表面上「堅強」的人，但他可能會在深夜哭泣，還可能時時感到空虛，覺得自己像行屍走肉，因為自己的靈魂與軀體沒在一起，他強迫自己停止感受，結果只會是精神的荒漠——就像某篇小說結尾所敘述的那樣，「我看著她的眼睛，那裡一無所有。」

　　感受是指「我覺得經歷這件事情之後的我很憤怒、我感到難過、我感到胃疼、我感到噁心……」這種具體的對自己身體及情緒的感知，感受沒有正誤好壞，不需要被分析，最需要被認同、接納。對感受的判斷才有分析的價值。如果所有的爸爸媽媽們都可以多花時間來傾聽孩子，讓孩子自由地表達，努力理解並認同孩子的每一點感受，在孩子情緒穩定下來後才與孩子一起分析（仍然是聽孩子的意見為主），或許節省下來的醫藥費事實上會超過這些時間可能創造的物質財富。

李慧敏，2017.12.05，作於縉雲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