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長瘋狂砸錢，孩子仍躲不過紅黃藍？

生活環境、社會事件，正在加重我們對於孩子的思慮。在一個嚴重個體化、資源分配不均的社會中，養育不僅意味著照護，更意味著要以一己之力為孩子在競爭重重的社會中預定優勢位置。競爭的激烈使父母不得不把準備階段一再提前，學前教育正成為新的戰場。然而，現實令人絕望，家長們血汗錢餵飽了格式各樣的私立幼兒園和早教班，卻連一個健康、安全的童年都換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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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山谷

編輯：遲恩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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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接二連三的新聞讓人惴惴不安。窮人的孩子早搬家，中產的孩子被針扎，中國家長真是不容易。不斷提前的起跑線已經讓年輕父母心力交瘁，虐童新聞更是響亮的耳光：家長原本以為，即便沒有社會支持，金錢也可以換來優質的教育，哪能想到連孩子最起碼的安全都保障不了。

更可悲的是，即便危機四伏，這場畸形的軍備競賽不會停下來。除了迎著耳光，拿出更多錢，把孩子送入更好的幼兒園、更貴的早教班，家長似乎別無他法。他們害怕孩子遇到危險，可更擔心孩子輸在起跑向上，從這個搖搖欲墜的階層階梯上滑下去。

無限提前的起跑線：三歲學英語 四歲學奧數

4、5歲的孩子認識幾百字、認識不少英語單詞、會漢語拼音、去學習珠心算……在中產父母望子成龍的心態與肆意斂財的早教市場的相互作用下，「神童」的誕生不再是小概率事件。為了幫孩子走好進入社會的第一步，許多家長的目光變得前所未有的長遠，安全衛生的環境、良好的師資早就不足以滿足家長們的需求，他們更在意現在投資能否給孩子帶來今後更大的收益。

我跟你說啊，公立私立不重要，你從下面幾個條件去選：1、雙語，一定要雙語的，孩童時期打下外語的底子，日後事半功倍，現在省10塊錢，將來請家教1000塊都補不回來。2、蒙氏教育的，給孩子自由發展的天性，沒有蒙氏教育的，日後的發展空間都被限制住了。3、貴的，越貴的越好，這是一般規律，遵守吧。

——天涯論壇網友@六位地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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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銀座國際幼兒園宣傳照 圖片來源：大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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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中產家長的野心和焦慮豈是一個蒙氏雙語幼兒園能裝下的，為了比同齡的孩子學的更多、更早，一系列各式各樣的早教班成了他們的不二選擇。《上海幼兒早期教育(0—6歲)狀況調查》顯示，0至3周歲幼兒有39.9%參加過早教課程，4至6周歲孩子有73.5%參加過幼兒園以外的早教課程。值得注意的是，0至3周歲參加早教的孩子中，41.6%上的是拼音、英語、奧數等學科類課程。

湖南長沙的「85後」媽媽丫丫，從孩子8個月大就開始送她上早教班。丫丫說，她家孩子上兩種課。一是娛樂課，老師用一些小器材、教具，鍛煉孩子的運動協調能力、手眼協調能力；二是音樂課，兩三周一個主題，比如拉丁音樂、非洲音樂等，老師讓孩子探索一些樂器，教孩子一些動作。

——半月談 《早教市場亂象調查：只要不出事，沒有人管》

在宣傳中，早教班往往打著開發思維、培養潛力的旗號拓展生源，儘管多數課程其實並不適合孩子。根據中國新聞網的調查，有些早教機構甚至針對兩三歲的孩子開設唐詩、奧數等超出年齡階段的課程，把培養『小大人』當成是早教的成功。

而在一定程度上，早教也是攀比心理作祟的結果。家長把孩子送往早教班並不只是因為這裡的課程能開發智力、培養「神童」，更因為其他千千萬萬的孩子也在通往早教班的路上。而當每個人都悄悄搶跑的時候，其結果就是起跑線的不斷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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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競爭中，所有的家長都毅然決然地擔負起了孩子學前教育的幾乎全部責任，一邊朝前看向孩子的未來，一邊用餘光掃向身邊的同儕，生怕因為自己的一點閃失，讓孩子日後連中產階層的位置都保不住。這些獨自承受經濟和心理壓力的父母也許忘記了，事情還有另外的可能。至少在他們小時候，學前教育並非全是個體家庭的職責。

學前教育簡史從祖國的花朵到爸媽的「負擔」

建國以來的學前教育史，也是國家將撫育兒童的責任轉移給個人的歷史。社會主義時期女性社會角色的變化推動了家務勞動的社會化，公辦托兒的建立正是這種形式的產物。然而，在近三十年的市場化進程中，隨著國家從一系列社會責任中的抽離，個人再次承擔起了育兒的擔子。

在傳統社會「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格局下，家庭中撫育兒童的義務主要由女性承擔。但建國後，隨著小農經濟的瓦解和工農業的發展，婦女逐漸走出家庭參與社會勞動，大躍進時期，公辦幼兒園的大量興辦便是建立在解放婦女的政治話語和現實考量之上的。

婦女解放伴隨著幼兒園數量的猛增。從全國幼兒園收托的兒童來看，1958年比1957年增加26倍。而作為大躍進的主場，農村幼兒園在普及率上一度反超城市。據全國婦聯1960年的統計，全國農村入托兒童約佔需要入托兒童總數的70%，城市僅佔40%左右。

育兒本是屬於家庭的任務，經過社會化之後，變成了國家和集體的責任。與此同時，撫育兒童也從再生產領域進入生產領域，變成光榮的生產任務。撫幼任務性質的轉變，使幼兒教育得到了空前重視。幼兒園的大量設立不僅改變了母親的角色，也重塑了農村兒童和幼兒園教師群體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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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激流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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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種完全由國家主導的撫幼格局僅出現在大躍進時期。大躍進運動一結束，作為對激進農村政策的反思，全國大部分地區的農村幼兒園隨即陷入停辦狀態。

直到80年代，隨著嬰兒數量的增長，才出現了第二次幼兒園的興建高潮。根據官方的統計數據，到80年代末，僅北京市就有托幼園所4793所，入園率超過40%。值得一提的是，這些幼兒園絕大部分存在於城市，農村成了學前教育的盲點。

然而，此時幼兒園的軟硬體水平都非常低。作為主力的企事業單位自辦園和街道幼兒園，並沒有統一辦學標準，都是在物質極大缺乏的情況下，利用邊角余料資源辦學。龐大但良莠不齊的學前教育資源開始為管理者所注意。1989年，政府開始對各種類型的幼兒園進行分級分類管理。但這種分級機制也開啟了幼兒園淘汰機制。

首先滅亡的就是「五八式」街道幼兒園。作為大躍進時代的產物，這些存在於長街陋巷中的幼兒園，看起來確實不為當時的社會所需要。它們體量狹小，產生的利潤，容納的生源都極有限。景山一個社區的3家街道幼兒園，就關閉了兩家。」鐵艷紅說。

——三聯生活周刊 《幼兒園風潮和民間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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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廣州一家幼兒園 圖片來源：廣州人社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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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辦幼兒園數量的銳減不僅是由於行業正規化過程中的優勝劣汰，更是國家從社會中鬆綁的結果。90年代，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化，國家開始從一系列社會責任中抽離。政府首先卸下的功能就是捆綁在企事業單位身上的社會機構——學校，這給早教系統帶來了一輪更大面積的清洗。在全國範圍看，街道幼兒園由鼎盛時期的近10萬個，變成了2007年的2萬個。

此外，扶幼責任由國家向個人的轉移還體現在託兒所的消失。在計劃經濟時代，托兒服務在中國城市中非常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開辦了託兒所。然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福利性的托兒服務體系被全面廢止，大量單位辦的託兒所在改制中被裁減。目前，中國的0到3歲幼兒託管率只有4%。

育兒責任的個體化正讓年輕的父母們不堪重負。在家庭之外，他們要做職業的勞動者，回到家中，還要學做稱職的父母。而面對大幅縮水、入學困難的公共教育體系，以及愈發激烈的教育軍備競賽，多重壓力下，許多家長不假思索得接住了市場拋來的橄欖枝。

早教市場亂象本想拔苗助長 誰道羊入虎口

國家責任的削弱導致公辦幼兒園的減少，而市場化改革伴隨也催生了一批有購買能力的家庭，他們對學前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供求極度不平衡的狀況下，以私立幼兒園為主體的早教市場的誕生彌合了這一缺口。

很多家長還找到我，讓我在北師大開講座，還要求我也辦幼兒園。」程躍說，家長的「逼迫」是他從學校老師轉變為企業家的緣由。1996年，程躍創辦了提供高價服務的幼兒園「金色搖籃」，成立之初的定價就是3萬多元一年，這是北京最早的民辦幼兒園之一。

——三聯生活周刊 《幼兒園風潮和民間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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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匯佳幼兒園世紀分園小朋友的戶外活動 圖片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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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實際的運作過程中，政府的監管卻沒有及時跟上早教市場蓬勃發展的步伐。據悉，我國0—3歲的嬰幼兒歸計生部門管理，3—6歲的幼兒歸教育部門管理，而早教行業實際上就成了「幾不管」的空白地帶，教學質量堪憂，內部運作無人監管，亂象叢生。

由於缺乏監管，早教市場逐漸被市場的邏輯主導，在滿足需求之外刺激需求，想盡辦法瘋狂斂財，開出天價收費的早教班不在少數。

早教機構一般每節課45分鐘左右，費用卻令人咂舌，以KindyRoo為例，每節課為240元，如果一次性購買24節課則5400元，72節課11200元,136節課16300元。

——論文網 《早教市場亂象》

可即便如此，依然有無數焦慮的家長不惜花費重金把孩子送入這些機構。由於早教市場供不應求的現狀，市場的競爭機制也並不能發揮足夠的作用。既缺少政府監管，也沒有行內的競爭壓力，早教機構愈發為所欲為。在天價收費之外，他們還大肆使用不合格的場地與師資，不少鑽一條空子，也不放過一滴油水。

「一些早教機構根本不去註冊或備案，僅僅租借一套住房，隨便找幾個年輕人，打出某個招牌，就開始辦早教班了。」崔紅英說。

「教師有四五個足夠了，只要有經驗就行，沒有資質也無所謂。我們機構不用在教育部門報備，這個比較麻煩。我們這裡80%的早教機構都沒有報備，一般沒有教育部門來查，只要不出事，沒有人管。」王旭說。

——半月談 《早教市場亂象調查，只要不出事，沒有人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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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培訓機構在對幼兒進行數學測試，要求在規定時間內做完100道試題。圖片來源：中國教育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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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的虛偽在於，它即是滿足需求的服務者，也是心懷鬼胎的投機者。中產階層家長們本想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沒想到亂象叢生的早教市場卻連孩子最基本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於此同時，他們也早已深深陷入了市場更大的圈套無法自拔：關於教育和安全的一切解決方案分明都指向了更高的花費和更貴的機構。

不反思問題出在哪裡，交再多錢也可能紅黃藍

孩子的早教問題集中反映了中產階層的焦慮情緒。在一個分化不斷加重、教育資源不斷集中的社會中，中產階層的父母迫切希望孩子繼續接力，向更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躍遷，為此他們可以竭盡全力對孩子進行投資，儘可能把起跑線提前。而如果做不到這一點，他們則轉而擁抱階層固化，希望孩子至少可以繼承自己的中產身份，為此，他們會堅定地反對異地高考，將招收農民工子女的學校貶稱為「菜場小學」，避之不及。

而面對一個從撫幼責任中抽離、袖手旁觀的國家，為了給孩子營造向上流動的通道和防止跌落的安全網，家長只能轉身尋求市場的幫助。幼兒園大戰、花式早教班就體現了這些獨擔教育重任的中產父母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分化的負隅抵抗。

然而，拔苗助長的課程、虛高的收費、不合格的師資與場地，被寄予厚望的早教市場也危機四伏。早教班不但違背了早教的本意，甚至連起碼的安全健康都保障不了。面對這個亂象叢生的市場，對政治冷感、試圖用錢進行自救的中產，實際處於和農民工同樣的陷阱。

事實上，中產焦慮與底層苦難，從來都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在一個缺乏監管、幾乎完全自由的市場中，只要不是特權者就永遠無法杜絕安全隱患；而在一個資本橫行的社會中，只要不是上層就永遠有被踐踏的危險。對於在早教市場疲於奔命的中產父母來說，改變下一代的命運不能只靠砸錢。不關心政策立法，不反思誰在壓榨自己，交再多錢也可能紅黃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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