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反對派的現狀（節選）

左翼反對派的現狀（節選）

（1932年12月16日）

許多國家的左翼反對派分子能齊聚一堂，無疑是哥本哈根之行[1]的最重要的成果。出於必要的安全考慮，這次會面原本只打算邀請丹麥附近的十多位同志。然而，實際前來的有二十四位同志（其中兩人遲到），其中包括幾個支部的主要領導幹部。算上同情者在內，前來會見的共有三十人[2]。

如果斯大林想通過廣播來通知資產階級警察，說「托派」要在哥本哈根開會的話，那他就是在撒謊[3]。由於我這次出訪的意外性，左翼反對派對此缺乏準備。這次會議仍處於早期籌備階段[4]。在哥本哈根根本不可能通過一個政綱或綱領性文件。前來會見的同志們也不能充分代表歐洲各國的支部，而且一些同志還不具備正式代表各自支部的資格。很遺憾，在這種情況下，本來就不應該召開會議，而且也確實沒有召開。

不過，無需多言，前來哥本哈根的同志們充分利用了這個機會，增進相互了解，並私下商討了最緊要、最迫切的問題。在這次出乎預料的、倉促舉行的會面中，有來自七個歐洲國家的二十四位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參加，我們這個國際性的派別組織肯定會把這次會面作為一個重要的成就，記載在自己的史冊上。

左翼反對派已經取得了可觀的發展。它的骨幹力量熟知各國左翼反對派的歷史，自由地確立了自己對於各種理論問題和政治問題上的觀點，它作為一個整體——以及它的每個成員——都吸收了大量的政治經驗。幾天的討論把同志們緊密地聯結在一起，這將對我們未來的全部工作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我們並沒有染上正式黨的那種樂觀主義，但我們可以肯定：參加了討論的全體同志，都把新鮮的力量與信心帶了回去。

西班牙支部

在討論中，西班牙支部的現狀，令大家憂心忡忡。如果說，以前在國際左翼反對派內部，對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缺點與錯誤只是竊竊私語的話，在這次會面中，出於共同的關心，這些「私語」變成了所有人的話題。所有與會者一致同意：我們必須與西班牙同志進行公開的、全面的討論，而且不僅要讓左翼反對派的領袖、更要讓基層成員全都參加進來。只有讓各國支部的全體成員都熟悉存在爭議的各種問題，才能把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帶回正道上來。

如果繼續對實際情況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那就是犯罪。如果我們不能通過公開的討論，及時地、徹底地對一切存在爭議的問題——這些問題已經堆積如山了——作出澄清的話，我們就會在事變的衝擊下，分裂成不同的陣營。

不幸的是，西班牙支部沒有派代表來參加會面。某些意外情況在最後一刻阻礙了他們，但我冒昧說一句：我敢說，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如果不是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如果他們對自己的國際組織能多一些興趣，他們肯定會毫無困難地抵達哥本哈根。

然而，這正是西班牙左翼反對派最大的不幸。它的領袖總是不讓它參加其它支部的內部生活與內部鬥爭，從而使它無法獲得寶貴的國際經驗。當西班牙支部出於自己的正式立場，而不得不涉足國際問題的時候，它的領袖毫不在乎其它支部的經驗，也不在乎自己的組織的輿論，卻以人際關係、個人好惡為準繩。我們必須公開指出：對於具體形勢和意見分歧，他們往往不是對其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分析，而是訴諸小資產階級的心理分析與感情用事。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毛林的加泰羅尼亞聯盟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巴塞羅那的一些同志出於「友好的個人關係」，對它寄予厚望，而沒有對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發起有原則的鬥爭，因而在這個最關鍵的時期妨礙了左翼反對派的發展。他們就是這樣對待蘭道的——在蘭道暴露了他的徹底無能之後，他還是留在少數派里，最後乾脆脫離了左翼反對派，然而《共產主義》卻仍把他列為撰稿人，實在是不可思議。他們就是這樣對待法國支部內部的意見分歧的——西班牙同志在私下承認羅斯默的主張與方法是毫無用處的，但由於羅斯默比他的對手更多地「向他們呼籲」，他們就——間接地，而非直接地——在公開場合支持他。他們就是這樣對待米爾的問題的——在米爾徹底暴露了他的政治無能之後，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同志卻認為米爾能夠擔任他們駐國際書記處的代表。在上述事例中，無論是馬德里還是巴塞羅那，都沒有給我們提供具有原則立場的意見，也沒有做出政治解釋。

西班牙支部的內部生活以同樣尖銳而痛苦的形式，暴露出了同樣的問題。在西班牙支部的領導層內爆發的危機，不僅讓國際左翼反對派大吃一驚，也讓整個西班牙支部震驚不已。中央委員會委員一個接一個辭職。領導權實際上已經全部落入拉克魯瓦一人之手。然後又發生了令人詫異的事：隨著領導層轉移到了巴塞羅那，拉克魯瓦同志又不是中央委員會委員了，事實上他脫離左翼反對派已經有一陣子了。這是怎麼回事？各方有哪些分歧？導致這次危機的原因是什麼？沒有人知道，或者說只有造成危機的那個狹窄的圈子才知道。一個革命組織不應容忍這種制度，它只會導致失敗。西班牙同志迴避了原則性的鬥爭，用個人好惡來分析政治分歧，結果，他們自己就必然會淪為個人衝突與「宮廷政變」的犧牲者。

如果西班牙支部能對自己的中央委員會的工作進行監督，就不可能出現這種個人弄權的現象。然而他們沒能做到這一點。西班牙左翼反對派的某些領袖在為自己辯解時曾多次指出，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分子的理論水平和政治水平都很差。這種辯解顯然是站不住腳的！一個革命組織的水平提升得越快，對一切問題討論得越及時，領袖包辦替代的可能性就會越小。

黨內民主的第一個條件，是全面的信息。首先要把國際文件傳達給西班牙左翼反對派：西班牙左翼反對派中央委員會必須負責把這些文件傳達給左翼反對派全體成員；每一個西班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都要對米爾的問題，以及西班牙左翼反對派中央委員會的危機的本質進行深入的學習、思考，並作出自己的判斷。西班牙左翼反對派分子通過這種方法能學到的東西，要比學習十幾篇討論民主集中制和與「人類」的正確關係的抽象文章多得多。（下略）

本文摘自美國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內部公報》，1933年第9期，署名為「G·古洛夫」（G. Gourov）。全文收錄於《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論西班牙革命》一書僅收錄了頭兩節，沒有收錄與西班牙無關的內容。中譯文主要根據《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收錄的文本翻譯。

[1] 1932年11月14日，托洛茨基同志應丹麥社會民主主義青年團（Danmarks Socialdemokratiske Ungdom，DSU）的邀請，訪問了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在訪問丹麥期間，托洛茨基同志會見了七個國家的左翼反對派分子，與他們就國際左翼反對派的政策、方針、路線等問題進行了討論。這次會面算不上是正式會議。12月11日，托洛茨基同志返回土耳其。——中譯者注

[2] 據羅伯特·J·亞歷山大（Robert J. Alexander）的《國際托洛茨基主義運動1929—1985》（International Trotskyism,1929-1985，杜克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256頁）記載，在托洛茨基同志訪問丹麥期間，前來會見他的左翼反對派分子及同情者共有二十七人：

德國：

O·費舍爾（O. Fischer）

安東·格利列維奇（Anton Grylewicz）

O·希佩（O. Hippe）

H·施內維斯（H. Schneeweiss）

J·肖夫曼（J. Schoffmann）

B·維恩貝格（B. Weinberg）

G·容克拉斯（G. Jungclas）

E·科恩（E. Kohn）

C·亨特（C. Hunter）

K·施托爾滕貝克爾（K. Stortenbecker）；

法國：

皮埃爾·納維爾

德妮絲·納維爾（Denise Naville）

熱拉爾·羅森塔爾

讓娜·馬爾堂（Jeanne Martin）

讓·梅希勒爾（Jean Meichler）

羅貝爾·比郎（Robert Buren）

雷蒙·莫利尼耶

皮埃爾·弗朗克；

義大利：

皮耶特洛·特雷索（Pietro Tresso）

呂茜安娜·特德斯奇（Lucienne Tedeschi）

阿爾方索·雷奧內蒂；

荷蘭：

亨德里克·斯內夫利特（Hendrik Sneevliet）；

捷克斯洛伐克：

揚·弗蘭克爾（Jan Frankel）；

英國：

哈里·維克斯（Harry Wicks）；

比利時：

列昂·勒蘇瓦爾（Leon Lesoil）；

美國：

B·J·菲爾德（B. J. Field）

愛絲特·菲爾德（Esther Field）。

據說菲爾德夫婦是以「私人身份」前來會見的。

另據《托洛茨基文集（1932—1933）》英文版的注釋，前來會面的法國人有：皮埃爾·納維爾、德妮絲·納維爾、熱拉爾·羅森塔爾、雷蒙·莫利尼耶、皮埃爾·弗朗克、讓娜·馬爾堂；比利時人有：列昂·勒蘇瓦爾；義大利人有：A·菲洛奇（A.Feroci）、於連（Julien）、呂茜安娜·特德斯奇；荷蘭人有：亨德里庫斯·斯內夫利特；英國人有：哈里·維克斯；美國人有：B·J·菲爾德與愛絲特·菲爾德（但他們並不代表美國支部）；德國人有：安東·格利列維奇、歐根·鮑爾（Eugen Bauer）、格奧爾格·容克拉斯（Georg Jungclas）、布魯諾（Bruno）、希佩、施內維斯、埃里希·科恩（Erich Kohn）以及三四個漢堡學生；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秘書揚·弗蘭克爾和奧斯卡·費舍爾（Oskar Fischer）。

兩份名單有多處出入，可能是因為有人使用了化名之故。——中譯者注

[3] 托洛茨基同志訪問丹麥期間，塔斯社發表報道，說他在丹麥召開了「國際托派會議」。——中譯者注

[4] 指國際左翼反對派預備會議，這次會議於1933年2月4日—8日在巴黎召開。——中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