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劍橋）專題--蘇聯大戰略的形成（1）

蘇聯與世界，1944-1953

截止到1944年中，二戰終於接近尾聲。庫爾斯克大會戰和諾曼底D日登陸後，軸心國在戰場上節節敗退。蘇聯領導人開始放眼未來，提出了自己的戰後時間表和戰後安排。

在國內，蘇聯在戰爭期間所遭受的損失令人不寒而慄：整個國家損失了2700萬人口和四分之一的可再生財富，1700多個城鎮被夷為平地，31000多家工業廠礦被無情摧毀。蘇聯人力資源枯竭，其生產能力遭受嚴重損失，整個國家戰後重建的任務非常嚴峻。但蘇聯擊敗了其它國家為之喪膽的納粹怪獸，因此國民對未來還是抱有樂觀自信的態度。斯大林體系經受了戰爭考驗，證明了自己能夠集中資源，維持內部秩序，並在巨大的壓力下進行堅毅的抵抗。偉大的衛國戰爭極大地提高了蘇共的合法性資源，並將斯大林的威望推至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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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ta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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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蘇聯的地位卻也有著明顯的矛盾性。一方面，蘇聯即將獲得勝利，其戰略和政治影響力也將步入新的高峰。蘇聯的兩大死地（德國和日本）已經俯首就擒；蘇軍在亞歐大陸上具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確保蘇聯在同盟國中的大國、重國地位。蘇聯模式贏得了新的威望，而歐洲共產黨和左派黨團的興起、亞洲國家解放運動則為蘇聯開闢了擴展國家影響力的通途。而在另一方面，二戰進程從地緣政治上暴露了蘇聯重大的戰略劣勢：蘇聯邊境易於滲透，缺乏成熟穩定的出海口，缺少戰略投放能力。德國比蘇聯要小的多，技術上卻要先進的多，差點擊敗蘇聯--這就是蘇聯脆弱和落後的最佳證明。

斯大林在戰爭的頭幾個周對自己的副手們說：「列寧給我們留下了極其優秀的遺產，我們居然就這樣給糟蹋了。」（譯者註：原話是Lenin left us a great estate and we made shit out of it)因此，蘇聯政府對戰後世界的關注焦點仍然是安全問題，也就不足為奇了。

戰後計劃

斯大林的「一國建成社會主義」論塑造了蘇共的戰略方針，即蘇聯是被惡意世界所包圍的國家，其生存發展乃是重中之重，其它利益（如臨時性的盟國、國外的共產黨、乃至於蘇聯人民本身）都必須為這個目標讓路。蘇聯國家利益和世界革命的使命結合起來，使得蘇聯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追逐權力政治，但最終目標卻是其自己認為的高尚烏托邦。斯大林用自己一手締造的斯大林制度證明自己後，他自然會決定「不再糟蹋遺產」了；他的目標則是將蘇聯打造成外敵堅不可摧的堡壘。而現在蘇聯正應恢復俄國在20世紀曆次不幸戰爭中失去的歷史權利，並將巨大的損失和輝煌的勝利轉化為蘇聯及其勢力範圍的長久安全保證。

達到這一目標的前提就是建設國防軍事工業基地，另一個前提則是空間要求。據馬克西姆·李維諾夫觀察，斯大林的地緣政治思想中傳統的一點就是「在領土外面有著外向型的安全觀念--獲得的領土越多，國家就越安全。」實際上這一思想源自沙俄，反過來戰爭又增強了這一思想，也證明了縱深防禦的重要性。布爾什維克的意識形態進一步加強了這種「防禦性擴張」思維。

斯大林和他的小圈子飽受「巴巴羅薩綜合症」之苦，於是決定削弱德國，並將蘇聯邊境擴張到1941年國境線（即控制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白俄羅斯、比薩拉比亞這些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去、又在1939-41年獲得的地區，另外還有北布科維納。）為進一步增強縱深防禦，蘇聯在西部邊界又扶植了一系列的」友好國家「。另外，蘇聯外交人員和海軍領導層制定的戰後計劃中，蘇聯將沿蘇聯西北臨海邊界鋪開一系列戰略要點：博恩霍爾姆和斯匹次卑爾根群島以及熊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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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俄羅斯遠東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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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在遠東也遵循著相同的邏輯。在遠東，日本曾經在20世紀初期分兩次極大地威脅了俄國的安全。因此，蘇聯不僅僅要削弱日本並將其非軍事化，還要重新獲得在1904-05年丟給日本的一系列領土和權利：重獲南庫頁島、控制中國東北的戰略鐵路和大連港，另外還要獲得軍事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千島群島。

在西南方向，蘇聯所草擬的安排包括：在北伊朗建立蘇維埃飛地、獲得土耳其海峽的控制權，並通過託管義大利的前殖民地（羅德島）進而在地中海建立一系列的戰略據點。這是沙皇時期」保護柔軟下腹部」的擴大版，而這一下腹部正具有大量蘇聯的石油儲備。

蘇聯政府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世界革命或全球霸權，而是與沙俄帝國政策一脈相承的。蘇聯政策制定圈中的幾名主要外交官員（李維諾夫、伊凡·麥斯基、安德烈·葛羅米柯）認為，蘇聯至關重要的安全利益與英美安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並存相容的。這一樂觀看法部分來源於，蘇聯認為西方在二戰期間堅決反對德國法西斯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還尊重蘇聯新近獲得的地位、利益和權利。

實際上這種樂觀看法的另一大原因在於，蘇聯依據傳統看法，認為美國乃是遠在天邊的巨人，對蘇聯沒有直接的軍事威脅，戰後很可能撤出歐洲。因此，用麥斯基的話說，戰後歐洲「在陸地上只會有一個強權---蘇聯，在海上也只會有一個強權--英國」，而這將有助於「避免歐洲形成具有強大軍隊的強權或組成具有強大軍隊的強權。」

另外，在蘇共關於帝國主義的理論的指導下，蘇聯政府希望崛起和美國和衰弱的英國之間會出現另一輪「帝國主義矛盾對立」，而這將導致兩大盎格魯-撒克遜大國維持德日的衰弱狀態。如果英美之間這種不和諧的狀態一直存在下去，如果德日繼續被削弱，那麼10月革命以來，一直困擾蘇聯領導人的夢魘--敵對的西方聯盟將不戰自敗。因此，蘇聯戰略制定者希望，根據雙方界定的勢力影響範圍與西方盟國達成某種程度的妥協。美國可以主導西半球和太平洋，而英國和蘇聯（用李維諾夫的話）可基於「地緣接近原則在歐洲友好地劃分安全勢力範圍」，達成「一致」。

與易受西方影響的蘇聯外交人員相比，斯大林和外交部長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對這種「修正主義」可說是無動於衷。戰時雙方的合作並沒有改變斯大林的看法，即西方資產階級盟國自私自利、狡猾虛偽，內心反蘇。英美遲遲不肯開闢第二戰場，私下研製核武器更印證了這一看法。蘇聯政府的綜合意識形態認為，資本主義敵對勢力咄咄逼人，但並不穩定，資本主義世界總是無限循環著蕭條、戰爭、革命；而這一看法在二戰後仍然紋絲不動，同時蘇聯政府認為，蘇聯要積攢足夠的力量，應對與西方不可避免的攤牌結局。然而，在「生存戰略」的影響下，斯大林還是選擇繼續戰後合作。他指示蘇聯外交官在創建布雷頓森林體系和聯合國的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

1942-43年，富蘭克林·D·羅斯福提出了「四大憲兵」的理念，給斯大林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在德黑蘭會議上，他試圖充實這一概念，但仍是徒勞無功。戰時斯大林還克制了對西歐勢力範圍（譯者註：潛在）的直接干涉。1943年，斯大林苦澀地承認英美在義大利佔領問題上佔有優勢地位，而在1944-45年，他勒緊了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頭上的韁繩，限制他們的奪權工作。戰後，斯大林拒絕積極援助希臘積極活動的反政府（英國傀儡政府）共產黨武裝，而面對對美國支持的中國國民黨，斯大林也沒有太積極支持中共的軍事活動。即使是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斯大林也沒有急於推行蘇聯制度。他所制定的人民陣線政策最後歸結於：在多黨議會民主政府和混合經濟的掩蓋下，慢慢提高蘇聯的影響力。目前，歷史學界還在爭論斯大林這種做法是否在暗度陳倉，實行漸進的蘇維埃化還是真的希望這些國家沿著民族道路，和平達成社會主義。但無論如何，這一戰略算是兩手準備，既深入了蘇維埃化（特別是在軍隊和安全機關內的蘇維埃化），又能作為「和平道路」失敗時的萬全準備。相應地，愛德華·馬克認為，斯大林的這一戰略「乃是和諧相處的一個載體」，既維護三大國同盟，同時也鞏固蘇聯影響力，算得上是在這兩大相悖目標中走鋼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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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進入大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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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希望與西方保持穩定關係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抑制德日的復興、蘇聯新邊界的合法化，以及蘇聯在東歐影響範圍的確立。在斯大林看來，對戰後廢墟的友好劃分自然要好過與戰時同盟的刀兵相見。另外，雙方合作也是蘇聯經濟戰後重建所需經濟援助的前提，同時也可爭取足夠時間，讓英美之間的分歧浮出水面。最後，斯大林及其下屬都清楚地認識到，英美世界在軍工業上具有優勢，因此蘇聯要避免在這個時機發生自己不能獲勝的衝突，或者說，要推遲到雙方力量對比發生轉變時再另行決定。簡而言之，蘇聯政府希望將地緣政治安排和西方合作關係結合起來，最差也要在戰後過渡期解決戰後問題時實現這種結合，但在地緣政治安排和西方合作關係二者中，前者當然是重點。

在斯大林看來，這一安排只是適度地反映了蘇聯的安全需求。對蘇聯領導人來說，戰略上的正當需求也是道義上的正義伸張。他們認為，蘇聯人民做出巨大犧牲才贏得這場戰爭，蘇聯的要求只是戰後廢墟的一部分而已。由於蘇聯深深希望自己能夠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合法強權，因此這種「應得的」感情又進一步地加深了。

斯大林知道要想達到自己的目的肯定不會簡單。他熟知俄國歷史，認為陰險的西方帝國主義分子會繼續採用他們的慣用伎倆：把俄國當炮灰，向俄國承諾提供重要的戰略果實，引誘俄國，然後讓俄國最後兩手空空。莫洛托夫在戰爭末期曾經引用過斯大林的話，沙俄總是「贏得戰爭但不能享受勝利果實......俄羅斯人是優秀的戰士，但不知道如何進行和平談判；他們總是被欺騙，最後得不到多少成果。」斯大林知道，他曾經被元首♂欺騙了感情，1939-1940年雙方的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個例子。因此，斯大林這次可不想再被當驢子耍了，於是他和莫洛托夫轉而向西方盟國獅子大開口。他們下定決心，如有可能，就在徵得西方同意的情況下尋求自己的重大戰略安全安排，如果西方不同意，那麼只有有必要，蘇聯也要自己頂著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