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版肖申克:14年越獄4次,生死逃亡三萬里
1954年徐洪慈以調干生的身份進入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習,曾是年輕的中共地下黨員、被公認為醫學院的高材生。1957年,他的命運突變,成為右派,被驅出校門,分別在安徽和雲南勞改、入獄。為了洗刷清白,徐洪慈14年中四次越獄,亡命三萬里。
徐洪慈:越獄與越獄之後
作者:陳菱
一、一張大字報收穫「極右」
1958年冬,在安徽白茅嶺農場,一年前還是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經接受了大半年的勞動改造。寒夜中,想起臨行時學校說過的話,他偷偷給在上海的母親寫了一封信。
徐洪慈寫信給母親,要她到學校里找李書記,看是不是可以由學校出面把他要回去。因為當年學校說過,去改造的話,如果表現好,可以把他要回來,這話讓徐洪慈聽起來覺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還能回到校園。然而,學校拒絕了他。
被拒絕以後,徐洪慈的母親質問對方:「我們在國民黨時代,把兒子培養成共產黨員,為什麼在你們手裡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責任還是我們的責任?」
1933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個買辦的家庭,十五歲就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十八歲成為華東局青年幹部,二十歲參加全國「青代會」,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二十一歲,他考入上海醫學院。如果不是1957年的那場變化,他將成為一名醫生,成為新中國急需的專業人才。
▲青年徐洪慈
在同學們眼裡,徐洪慈當年紅得發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輩」。1957年,命運突然一個大轉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樣,徐洪慈也覺得莫名其妙。
1957年4月,《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鼓勵大家「大鳴大放」,向黨交心提意見。但是上海第一醫學院的氣氛並不熱烈,沒有人貼大字報。到了6月,醫學院的副院長主持召開全體黨、團幹部大會,動員大家「大鳴大放」、貼大字報,並說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動員會後,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個同學草擬了一份大字報,一共五十一條意見,第二天就貼出去了。
這五十一條意見,有的是對黨的意見,有的是對學校和專業設置的意見。例如,希望大學多派一些其他國家的專家,不要僅僅派蘇聯專家,因為各國都有自己的學術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學俄語,可不可以選擇學日語、英語、德語;文中也談及,黨內民主不夠,黨代會總是報喜不報憂。
1957年的6月6日,五十一條貼出來後,在學校內形成了一股貼大字報的熱潮。6月6日,對徐洪慈來說是漫長的一天,也永遠記在徐洪慈心裡,五十一條變成了向党進攻、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證據。
苦悶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傾訴。他告訴女友,自己已經被批判了,但是,他多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到底是我正確還是毛澤東正確,三百年以後見分曉。」
他說這句話時,指的是對蘇聯的態度,對蘇聯盲目崇拜。他說的第二句話是:「如果我在這兒待不下去,我就想出國,無產階級革命是不分國界的。」當時的出國就相當於叛國。
給他致命一擊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把這兩句話揭發了出來。當時右派分右傾、右、中右、極右。徐洪慈被定為極右中的極右,被開除黨籍、學籍,也成為少數的被送進監獄的學生右派。
二、三次越獄,獲刑六年
1957年的經歷常常會復現在徐洪慈的頭腦中。一年之後,向學校求助的一線希望破滅了,徐洪慈動起了另外一個念頭。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
1958年12月14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從白茅嶺逃了出來。
逃離監獄以後,他們走了很長一段路,然後坐長途汽車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後,徐洪慈給家裡打電話,結果暴露了自己。在發現他們逃走以後,監獄馬上行動,上海方面立刻對徐洪慈的家實施了監控。抓獲以後,他被送回了白茅嶺。
徐洪慈覺得自己被冤,心中積鬱難平。多年後,他回憶說: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們號召我們寫大字報的,還說不寫是對黨沒感情,我後來才知道,這是「引蛇出洞」。
不甘心的徐洪慈,從白茅嶺第二次出逃。
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從昆明到瀘水,他計劃通過瀘水越境到緬甸。瀘水其實已經到了邊境,但是根據原先老地圖的記載,這裡離邊境還有很長的路。新中國成立以後地圖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樣到食堂去吃鹹肉菜飯,大吃一頓後還大搖大擺到理髮店去理髮。
徐洪慈的頭髮又亂又長,穿的衣服又臟又破,眼神也有點異樣,在這麼一個敏感的地方,這麼一個敏感的時期,帶著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別引人注目。於是,他在瀘水落網,關押在瀘水看守所。
儘管已經有過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經歷,但此時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會在瀘水看守所這個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種急切想證明自己的強烈衝動,強烈的自尊被激發起來:「我一定要用行動證明自己。」他想到國外繼續參加革命,用行動來重新證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開始實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計劃。
瀘水是一個偏僻落後的地方,看守所的牆雖然厚,卻是並不堅固的土牆。徐洪慈決心在上面挖洞。他搞來了一把不鏽鋼勺子,上海人叫調羹,不斷地挖,土挖不動,他就向牆上撒點小便,讓它鬆軟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來一次,挖出來的土就堆到床底下。
多次下來,他慶幸居然沒人發現。粗糙卻並不堅固的土牆,經不起勺子日復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剎那到來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實的,卻極富戲劇性。當徐洪慈挖通了土牆,把手伸出去,正在興奮之時,外面的一把叉子叉住了他的虎口。伸出的手被外面早已潛候多時的人牢牢地抓住。他所做的這一切,已經被發現,人家就等這麼一刻了。
一年之中三次越獄,輾轉七千公里。徐洪慈不但沒有證明自己的清白,反而「一錯再錯」。
1959年,美麗的中緬邊境小城——雲南瀘水,逃跑的大學生右派徐洪慈正在接受著一場審判。
法官宣判說:「你是非法越境。如果沒有這次,第三次逃跑的話,可能會判得輕一點,更可能就是判得很輕。輕到什麼程度呢?我們要用你,因為你是醫生。像我們邊境落後的地方,太缺少你這樣的人才了。你看,你懂多國外語,英語、德語、俄語,是不是?在我們這裡是奇缺人才,你還學的是醫療專業,比我們這裡所有醫生強多了。你看看,你自己毀了自己,你想越獄,罪加一等。」
就這樣,徐洪慈被判六年。
三、「你不就是逃跑嗎?」
雲南,遙望上海三千公里,逃,使徐洪慈離家越來越遠,六年刑期宣判之後,他先後輾轉到幾個關押地,其中有麗江大鹽農場和拉馬古銅礦。
逃,也使他在別人的眼中越來越壞。很多人議論紛紛,「看看,就知識分子才有這種壞心思」「多次逃跑,越獄成性」「不服管教」「對,是逃跑專家」「不服管教,還有自己的思想,還很有個性」。管教對他也沒好話,對他的惡評接踵而來。此時,徐洪慈遇到了王金如,這是在大鹽農場。
徐洪慈沒有想到,自己被「調」到王金如手下,居然是王金如把他「要」過去的。王金如說:「這個大學生腦子活,聰明,很多東西都懂。特別是他有醫學的專長,為什麼不能到我們醫務室來工作呢?」就這樣,暗地把他要了過去。
王金如個子不高,見面第一句話就打著哈哈:「好你個逃跑大學生,人家都說你是逃跑專家,我看你還可以啊,你罪不算大,你不就是逃跑嗎?現在你跑不了了,在這裡好好工作吧。」他直言不諱地告訴他,「是我把你要過來的」,並甩下幾句話,「你到我們這醫務室工作吧,發揮你的長處,我們缺的就是醫生。」
在王金如手裡,徐洪慈的工作環境很不錯,王金如更不歧視他,他們還很談得來。但隨著王金如調走,他身處的環境開始惡化。輾轉了幾個地方後,他被安排到最苦的拉馬古銅礦。在這裡,他遇到了另外一個管教隊長梁滿杞。
▲晚年徐洪慈(右一)和王金如合影。
梁隊長和他進行了一次很懇切的談話。「很多人說你壞話,我看你不是。你只是處處有自己的思想,處處顯得與眾不同而已,就是這樣。但是在別人眼裡,你是一個不服管教的人。其實我不認為你是這樣的人,我希望你在這裡能夠好好工作,讓我證明我的判斷是對的。」這一席話對徐洪慈有非常大的觸動。
在梁滿杞手下,徐洪慈從事的是地質隊的工作,這意味著他能在礦區周圍自由行動,和一般犯人還有區別。徐洪慈覺得這是一種知遇之恩,重新找回了被信任的感覺。他沒有再動一次逃跑的念頭。「我在他手裡,六年就六年。」徐洪慈回憶說。
在王金如和梁滿杞的感召下,徐洪慈安心服刑。六年里,他時常想到父母、同學,還有那個揭發他的女朋友。他們在做什麼?
1965年,徐洪慈刑滿了,他急切地想回家。
四、「就你這惡劣的態度」
刑滿釋放,應該可以回家。但當時的政策卻不讓徐洪慈回家。
監獄領導說:「你不能回家。想回上海?」
徐洪慈說:「我刑滿回家是很正常的要求。」
「不行,就你這惡劣的態度,繼續留場。」
於是,他變成「留場人員」,這是那個時代特有的一種人群,即刑滿釋放後,繼續留在勞改農場從事勞動的人,有一些有限的自由,星期天可以上街去買點東西吃,每個月有為數很少的一點工資。當然,最大的不同,是自己有了一個可以獨立睡覺的地方。
留場以後,徐洪慈的處境並不好,甚至可以說很糟糕。他被分到了管教木世勤的手下。木世勤對他很有偏見。兩人關係惡化。徐洪慈也不服軟。
一天半夜,木世勤還開著喇叭,吵得徐洪慈沒法睡覺。當時,講究喇叭的轟炸,對犯人進行思想改造。徐洪慈被半夜的喇叭聲干擾刺激,忍無可忍,於是衝到木世勤的樓下,說:「請你把喇叭關上好嗎?我們睡不好的話,明天是沒法工作的。」這一下,他激怒了木世勤。木世勤覺得,這個人居然如此大膽,這不是公然向他叫板嗎?所以「文革」一開始,徐洪慈的災難就來臨了。
1966年「文革」爆發後,他被第一批列入運動對象,運動不斷升級,升級,再升級。終於,他被判刑二十年。儘管徐洪慈逃跑已經按照他該受到的懲罰服過刑了,但這些經歷再次被列入罪狀。
這對他是一個無情的打擊。徐洪慈覺得:「我再怎麼好好地改造都是無效的 。」「我再怎麼聽話也是沒用的。」那時候,公判大會的形式時常被採用,以起到「震懾」作用。在麗江民主廣場的萬人公判大會上,他被五花大綁,遊街示眾,甚至被踢、打、槍托砸。徐洪慈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幕幕。
徐洪慈開始絕望了。刑滿釋放三年零七個月後,他接到報信,形勢對他非常不利,並且有生命危險。
五、李光榮早有看法
1969年,徐洪慈被安排在麗江507農機廠。這裡實際上是一個關押重刑犯的監獄。監獄長叫李光榮,他對徐洪慈三次越獄的經歷了如指掌,對這樣的人,他早有看法。
▲雲南麗江重刑犯監獄大門。
在李光榮眼裡,徐洪慈是個足智多謀的人,有自己的主意,動手能力很強,大家都叫他「智多星」,好像什麼事都難不倒他。他視野開闊,知識面廣,在犯人里享有很高的威信。
例如,犯人的鞋都很臭,人人都討厭臭鞋,怎麼辦?徐洪慈說:「很簡單,拿白酒含一口往跑鞋、球鞋裡一噴,臭味就沒了。」大家說:「你真是神,你怎麼什麼都知道?」還有,犯人的毛巾,都硬得像刷子,像皮革一樣,怎麼把它變軟?他也覺得很簡單:「在水裡燒一下,點幾滴醋就好了。」這都是他以前學的生物化學等理科的一些知識,他不但會學,記憶好,還會聯想,並且善於活學活用,有種學以致用的本事。這樣,上面很恨他,很忌諱他在犯人中的威信。但是,也正因為有很高的威信,就有人為他通風報信。
在監獄裡,犯人是無所不在的,有燒飯的,有在醫務室的,還有理髮的。這些人都有機會接近監獄首長,知道很多內幕。於是,一天,有人突然冒著風險告訴他:關於你的報告在起草中,說你在組織大家越獄,組織暴動。這可是李光榮對你下最後的毒手了,暴動的報告如果送上去的話,就是槍斃,看來這次是要置你於死地了。
徐洪慈知道,他和李光榮之間的衝突已經不可調解,他知道,凡是打暴動報告的,沒有活的。在監獄中,暴動是最最犯忌的。要置你於死地很容易,就說你搞暴動。他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當徐洪慈再次動起逃跑念頭的時候,他想到了之前的兩位管教——王金如和梁滿杞,他曾對這兩位管教發誓,要好好改造,再不逃跑。而此時此地,不走就將是等死。為了能活著走出監獄,徐洪慈開始了準備工作。
他對自己說:「我要證件,得保證在路上經得起任何盤查。必須要單位來說到哪裡去,我因為什麼事到什麼地方去,然後蓋個公章。這東西怎麼弄呢?」
學生時代,徐洪慈已練就了一手非常漂亮的仿宋體,這時候派上了用場。他想,活字印刷字是活字,筆畫為什麼不能是活的呢?漢字是由筆畫組成的,如果把這些筆畫刻成一個個小的圖章,要用的時候把它們組合起來不就成字了嗎?漢字無非就是點、橫、撇、捺、豎、彎、鉤,五六天刻個點,五六天刻個橫,就這樣刻,他居然成功了。
用這樣的辦法,他私刻了「雲南省雲縣革命委員會」這幾個最簡單的字。而且他還把「介紹信」三個字都省了,給人感覺這就是雲南省雲縣革命委員會的專用信箋。信箋上面有了抬頭,下面就是要用的時候他寫上:「茲由徐洪慈從某地到某地探親,特此證明。」
抬頭是要紅色的,這樣,他必須要搞到印泥。
一次,他終於找到了機會,趁沒人看見的機會,用他那留得很長的指甲,深深地挑進去滿滿一指甲,然後把挖去的那一塊抹平。這個印泥幫了他大忙。
下一步則是需要公章。他記得很清楚,監獄裡放了幾年的肥皂很乾,不管什麼牌子的肥皂,把頭切平,很快就刻好一個圖章。這個圖章還用「雲南省雲縣革命委員會」的字樣,按好以後,就把肥皂洗掉。三張介紹信成了。
六、撒開腿就往南方跑
徐洪慈不動聲色地準備著。介紹信好了,還要攢糧票、備乾糧、搭梯子。而507農機廠四面高牆,有電網,有機槍,有看守,有警犬。要逃離此處談何容易。徐洪慈觀察到一個契機:停電。他要等待一個停電的夜晚。
停電,看上去是無序的,沒計劃也沒規律。但他發現,其實這也是有規律可循的。停電一般都是夏天用電量激增以後,問題在於,你不知道哪一天會停。於是,一進入7月,他就開始準備。他預感到8月份一定會停電。
8月7日的早上,宣布「斷電」。原因是要把電拉給一個小化肥廠開工。
當一早宣布要拉電時,徐洪慈很亢奮,機會來了。
白天,他把該轉移的東西都轉移到了鉗工間,從鉗工間裡面把可以拆卸的木梯零件,漫不經心地扔到那個早已看好的死角。出逃的時間,只可能選在兩次點名之間,就是晚上9點點名逃出去,早上6點點名被發現。
當晚,他誰也不理,給大家感覺自己很不愉快,不想和任何人說話。這樣,待會兒就沒有犯人來跟他說話了。為了造成這樣的假象,他晚飯不吃,鬧著情緒睡覺去了,大家看他一天都睡在那裡,如果萬一晚上有人跟他搭話,他不理,人家也會以為他在鬧情緒,就沒人會搭理他。他要的就是你不理我的效果。
晚上點名的時候,他和大家一起去點名,點「徐洪慈」的時候,他很響亮地應答:「到!」大家都知道他在。點完名以後,所有人就按原來的秩序,洗臉的洗臉,睡覺的睡覺。他趁亂一下躲進了花壇,悄悄地從監房中轉移了出來。
點名之前,他用衣服和很多雜物捲成一個人形,放在被子裡面。別人一看,以為他還睡在那裡。點名以後,他順利完成了第一步,離開了監房,躲進了花壇。
待到夜深人靜,他利用那個放到死角的、可以拆卸的梯子翻過了牆。過牆的時候發生了一個驚險,他突然發現梯子不夠高,牆高三米五,梯子才兩米,怎麼辦?牆角正好有兩根扁擔。徐洪慈覺得,一定是老天助他。他把兩根扁擔用短繩綁好,成功地翻越過去。
然後,他沿著這條路線,到鉗工間,順利拿到了他白天放在那裡的網線袋,裡面是他要吃的沙糕、要用的小刀、介紹信,還有他準備萬一失敗自殺用的那種用香煙屁股浸泡的藥水等。然後,他從大柳樹旁越過了電網,跳進了蘋果園,撒開腿就往南方跑。
七、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
徐洪慈一夜疾行三十公里。他打算南下東進,取道四川回上海。一場野外生存考驗開始了。金沙江群山中,如果沒有學過定方位,很容易困死山中。
徐洪慈不知道方向,也沒有指南針,怎麼辦?他把手錶取下來,那時候還沒有電子錶,機械錶都有分針、時針、秒針,只要用個小木棍,對著陽光插入土地,就會有陰影。只要把時針對著陰影,跟陰影保持同方向,那麼在時針和12點之間就會有一條中分線,只要是在北半球,這條中分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南邊。
只要當時有太陽,他就不會迷路。
他沿著金沙江走,不會有缺水的問題,但食物吃完怎麼辦?他就動昆蟲的腦子。但凡昆蟲幼蟲,不長毛的,顏色不鮮艷的幼蟲都可以是食物。在這樣的情況下,應該盡量尋找各種昆蟲的幼蟲,野外昆蟲太多了,扒開樹皮下面全是。長毛的、鮮艷的一般都有毒。最好的就是天牛的幼蟲,白白胖胖的,在樹皮下挖出來,蚯蚓也是好東西,帶殼的昆蟲不能吃。
徐洪慈說:「這些昆蟲身上布滿細菌,生吃不行,要解決這問題,只能燒水,生火,但野外生火會有煙,最容易被發現。但有辦法避免生火產生的煙霧。你要先尋找一棵大樹,樹冠很密的那一類,比如香樟樹、青岡樹。在樹底下,沿著樹根,挖一個十字槽。十字槽的好處是會形成穿堂風,不用什麼磚頭壘灶,也不需要用樹枝架篝火,有充分的氧氣可以讓樹枝燃燒,而且操作也簡單。選擇樹冠茂密的樹,是讓煙往上走的時候,碰到茂盛的樹冠被過濾和疏散。這樣在遠處也看不到煙。」
徐洪慈帶著刀,他挖了一個十字槽然後點火,用熱水瓶的鋁蓋子盛點水,放裡面一燒,然後將一整把的昆蟲幼蟲放到裡面煮,燒得它們團團轉,蜷起來,沸騰,再蜷起來,凝固,熟透了。這樣吃起來才不會苦。
正如徐洪慈的事先判斷,監獄在第二天早上點名的時候,發現他不見了。507農機廠從來沒發生過這種事,所有人都一陣唏噓。李光榮更是惱羞成怒,一場地毯式的搜捕從麗江拉開。
徐洪慈沒有想到,這麼偏僻的地方會遇上民兵,這幾個民兵當場就問他:
「哪兒來的?」
「我探親。」
「探親?從哪裡到哪裡?證明有嗎?」
他就把證明拿出來,民兵一看,有點疑團,但是也找不出什麼碴兒,就這樣很僥倖地逃過了。如果沒有那張雲南省雲縣革命委員會的介紹信,他就一定會被送回重刑犯監獄。
在過金沙江支流的時候,正是大雨後,河水暴漲。支流旁邊有兩個農民在種地,都勸他千萬不要過去,水太急。8月份,咆哮的金沙江,誰也不敢過的。他知道這樣很危險,但離開那個地方越快越好,越遠越好,因為,後面隨時可能有警犬追過來。
徐洪慈沒有聽從農民的勸告,結果,一下去,水就到了胸部。在走完三分之二的路時,他發現水更深了,越走阻力越大,馬上就要沒頂。這一剎那,他感覺自己「完了」。
人在最危險的一剎那會想起什麼?這一刻,還會有思維嗎?經歷過生死之間的徐洪慈多年後告訴胡展奮,這一剎那,他想起了他的女朋友,就是那個把他的話向上彙報,出賣了他,以致他被送進監牢的安娜(化名)。一直到最後,他也不明白,為什麼自己臨死都想著她。這個讓他愛恨交集的女孩,在他覺得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候,依然會想起……
很快,腳底觸到了硬地,而且居然漸漸抬高了。他知道,快到河岸了,那個最低點過去了,他渡過了最低點,慢慢地上去了。
八、「你是男人,娘都服帖你了」
金沙江水沒有沖走徐洪慈,李光榮的腳步也沒有追上他,十四天後,徐洪慈徒步走出雲南。到達四川後,他立即買了火車票,又一次回到上海。
到上海後,他見了母親,母親給他一百塊錢,並很自豪地說:「你是我的兒子,有骨氣啊!」用上海話說就是:「模子,你是模子,儂是男人,儂還要逃啊,娘都服帖你了。」可以看出,他母親也是支持他這個行動。他拿了這家裡最後的一百塊錢,走了……
與母親再次見面後,徐洪慈消失在人海中。
十一年後,上海、雲南兩地給予徐洪慈平反通知書,而他們卻找不到徐洪慈這個人。
在蒙古國的後杭蓋省,男孩安吉爾和波揚特兄弟倆,有一位美麗的蒙古媽媽和一位中國爸爸,這位中國爸爸的名字叫徐洪慈。
九、這個地方已經不是中國了
徐洪慈後來到底逃到了哪兒?整個逃亡過程中他又經歷了哪些傳奇故事?
1972年8月7日深夜,徐洪慈抓住千載難逢的停電機會,從麗江的507重刑監獄逃了出來,這是他錯劃右派後的第四次逃跑。此後,他徒步穿越金沙江大峽谷,取道四川回到家鄉上海。與母親匆匆見面後,徐洪慈繼續北上。一個月後,他來到了中蒙邊境的二連浩特。
當徐洪慈向著邊防站的燈光走近的時候,意外發生了。
明明亮著的探照燈,滅了。後來邊防戰士告訴他:「這種現象,那是千分之一的概率啊,三年才可能碰到一次!就是因為突然斷電,否則你過不了。」
「那是非常巧的,那麼強的燈照著你,還有雷達。」
事實上,當時徐洪慈根本沒有考慮到雷達這個因素,他沿著崗樓的底線走過去,貼著崗樓走,那地方正是雷達的一個盲區。
按理說,探照燈沒有以後,雷達還有備用的電源可以繼續工作,但這個盲區恰恰是雷達掃不到的地方。這都是誤打誤撞,他事先沒有想到的。當他沿著盲區出去,過了邊境線到了一個窪地以後,他感覺自己過來了,但是還沒最後認定。但他的方位感告訴他,這個地方已經不是中國了。
▲徐洪慈夫婦,1980年攝於蒙古國後杭蓋省策策爾格勒。
從8月7日深夜到9月10日深夜偷越國境,這三十四晝夜是我一生中永遠不會忘記的一段歷險經歷。每當我想起那些冒死逃亡的情景,始終萬分激動。……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我只有走這條路才能保存自己的生命。我沒有更多的漂亮話,我的行為的動機只是求得生存。我在地上蹲了幾分鐘,面向南方,向多災多難的祖國告別。(《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十、「你如何證明你是沒有使命的?」
生存的道路走得這樣艱難。徐洪慈在心裡告別了祖國,走進了另一個國度。
但這是一個能夠接納徐洪慈的國度嗎?1972年9月10日(農曆八月初三)這個沒有月光的黑夜裡,徐洪慈走進了蒙古邊防站。
他大著膽子推門一看,是蒙古人,這判斷來於那人穿的制服。蒙古人也大吃一驚:半夜怎麼突然來了一個蓬頭垢面的不速之客?看樣子不像蒙古人,跟他說話,語言也不通。
開始,徐洪慈擔心他們會不會把自己送回中國。當時有很多人都被送回去了。
湊巧的是,1972年的9月,蒙古剛剛頒布新的法律,其中內部法律規定:凡是越境的,未經審判,不能馬上送回。他出逃的時機,正好這個法規已經頒布;再就是,一審時,徐洪慈的表達很到位,他越境到蒙古來沒有物質上的訴求。這很重要。這讓對方對他產生了同情。因為很多越境的人是盜竊犯、殺人犯,這些人他們當然是不會同情的,但有思想的知識分子就不一樣了。這是他未被遣送回去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還存在一個間諜問題,要取得對方信任,就得有憑證。對方當時是非常防範間諜這類事情的,所以首要的是排除他是間諜的可能。
「你剛才說的,你過來是沒有使命的,是不是如你所說,請提供證據。」
徐洪慈的記憶力很驚人,他說:「請你翻閱1957年8月2日的《人民日報》,上面有關於我的,對我批判的文章。我可以背一段給你聽。」
▲《人民日報》刊載的關於徐洪慈的文章。
他對批判自己的文章記憶尤其深,因為這是改變他命運的文章。法官當時就說:「如能找到報紙,我們的事情就好談。」毫無疑問,他們找到了。這樣,一種初步的信任找到了基礎。
但是,徐洪慈的經歷那麼傳奇,有些細節甚至是匪夷所思的。
「你說你能刻圖章,你說你能寫介紹信,你的字那麼好?你給我試試看。」於是叫他當場動手刻一個。徐洪慈在新中國成立前是地下黨,由於經常刻傳單,所以仿宋體寫得很好。他當場露一手,法官沒話說了。
十一、必須把我父母的隱私告訴你嗎?
徐洪慈在麗江重刑監獄期間,曾刻制筆畫,組合成字,為自己準備了三張介紹信。正是這三張介紹信幫助他應付了一路的盤查。而他現場的表演更讓蒙古法官大為驚嘆。
獲得信任後的徐洪慈卻提出了令蒙方惱火的要求。
徐洪慈越獄的時候,本來打算去蘇聯,但是發現錢不夠,所以先到了蒙古。但他始終還想去蘇聯。原因很簡單,他覺得在蘇聯機會更多。一、他會俄語;二、他可以找他的老師。當年醫學院那麼多老師,全是俄文老師,至少有五六個老師對他印象特別好。畢竟他當時的成績非常好,所以他要去找老師。而且,蘇聯的經濟情況也比蒙古好。
這樣,他反覆地要求,法官巴依瑪感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終於發了火:「我們是個主權國家,我提醒你注意,我們蒙古不是你到蘇聯的一條路。」
「我們對你是很講道義的,是吧?你怎麼開口閉口還是到蘇聯?」
徐洪慈被他們這麼一說,覺得自己確實有點過頭:「蒙古是我的恩人啊,如果他們簡單粗暴一點的話,立刻把我遣送回去了,畢竟是非法越境啊。」
徐洪慈是個吃軟不吃硬的人,也很重情義。然後就很明白地向巴依瑪法官表示:「我願意留在蒙古。」
同意留在蒙古後,蒙古法院很快對徐洪慈的越境進行了審判。此間,法官巴依瑪與徐洪慈有了進一步的交流,他向徐洪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們救了你,你應該告訴我們一些我們感興趣的事情。比如說,中國現在的經濟情況。你曾經長期在黨內工作,曾經在華東局工作,按你所說,一直和華東局的高層領導有接觸。你應該告訴我們你所知道的一切。還有,聽說監獄裡大量餓死人。你在監獄待了這麼長時間,而且,三年自然災害,你也在監獄裡,你應該告訴我們監獄裡的真實情況。」
他認為徐洪慈掌握很多黨內情況,而徐洪慈確實也了解很多情況。
但徐洪慈聽了以後,很感慨:「儘管自己是個逃犯,儘管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內外是要有別的。」
從當時的立場,他覺得,中國出現了很多負面的甚至黑暗的現象,這是暫時的。如果以此博求自己的待遇,以此博取自己的好處的話,自己就是卑鄙的。所以他對巴依瑪法官說:「好比我們兩家是鄰居,我們家出了事情,我投奔你這家鄰居。你卻說,我是可以幫助你的,不過,必須把你父母的隱私告訴我。你說這樣的鄰居有道義嗎?」
巴依瑪一聽,覺得很難為情。他說:「是的,是的,是的。那就到此為止吧。」
十二、「蒙古的監獄把我野化了」
在蒙蘇邊境的宗哈拉,人人都知道一個漢人的故事——蘇武牧羊。兩千多年前,蘇武就曾在宗哈拉不遠的貝加爾湖放牧。
如今,宗哈拉又來了位中國人——徐洪慈。他要為自己的非法越境,在宗哈拉的大森林裡服刑一年。
蒙古監獄給了徐洪慈另一種體驗。他說:「中國的監獄把我馴化了,蒙古的監獄把我野化了。」
據徐洪慈介紹,蒙古所有被流放的人都集中在宗哈拉。宗哈拉自然條件非常嚴酷,那是個大森林,在冬天,天天是零下四十攝氏度,西伯利亞大寒潮可以直接到達那裡,橫掃天地之間。
夏天則是另一種嚴酷,這裡的三種昆蟲會輪番而上。宗哈拉的蚊子,沒有那種嗡嗡嗡的聲音,天一黑,這種大蚊子一口咬住你,像抽水泵一樣拚命地吸,當地人叫它「血泵」。到了早晨,天一亮,太陽一出來,牛虻就來了,它會把你當牛一樣叮,牛和馬的皮那麼厚,牛虻照樣能叮,所以所有的犯人最怕牛虻,叮下去就是一個大包,很毒的。除此以外,午睡的時候,還有一種小黑蟲會鑽進蚊帳。這樣,在宗哈拉的夏天,一天二十四小時不斷受折磨,這些昆蟲三班倒地折磨著這裡的犯人。
然而,在徐洪慈看來,在宗哈拉的大森林中,繁重的體力勞動、喪失了母語的環境儘管嚴酷,但那是單純的身體的勞作和生活上的艱辛,沒有像李光榮那樣不停地進行精神和肉體折磨的獄警,他甚至感受到了一些快樂。
在宗哈拉,還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很多犯人都是沒腳趾的。後來才知道,原來當地人的腳趾都是喝酒喝掉的,蒙古人特別好酒,喝烈酒,很容易在暴飲以後暴醉。哪怕冬天,很多人就地倒下了,人凍不死,腳趾可付出了代價。
宗哈拉的犯人,從犯罪類別來說偷盜的多,基本沒有政治犯,沒有反革命犯。在這樣一個環境下,徐洪慈沒有學會喝酒,卻學會了打人。在那裡,人和人關係很簡單粗獷。一語不和,打人是常見的。
有兩次打架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第一次是和管教打架,管教叫巧靈。徐洪慈身高一米八,但是在蒙古大漢眼裡,他是小個子。巧靈把他舉起來,扔到地上,一拳就把徐洪慈右邊兩根肋骨打斷了。徐洪慈說蒙古人的拳頭簸斗一樣大,像我們武俠小說里描寫的那樣。
蒙古人很豪爽,朋友們和巧靈說:「你打得太過了,你把他肋骨打斷了,他發高燒了。」一聽這話,巧靈覺得很對不起徐洪慈。他絲毫沒有自以為是一個管教,就端著架子。第二天就向徐洪慈道歉,拿了一袋馬肉去看他,當時那裡盛行吃馬肉。「對不起!不過你是中國人的這個,好漢、硬漢!好,很佩服!」這是第一次打架。
第二次打架,是徐洪慈在監獄廚房裡工作的時候。犯人的頭頭經常到這裡多吃多佔,徐洪慈不允許,就打了起來。徐洪慈拿一個冒著青煙的熨斗就上去了。對方人高馬大,比巧靈還厲害,像個黑猩猩一樣。徐洪慈居然拿著個熨斗燙上去,燙了個烙印。蒙古大漢打不過他就逃走了,也沒有回頭報復他。
徐洪慈覺得這個地方是粗獷的,道理也很簡單,人和人之間有種最單純簡單的東西。和蒙古人相處,他一直有愉快的回憶。
十三、「你跟我去後杭蓋」
一年刑滿後,徐洪慈已經能熟練地使用蒙古語。他不能想像,在異國他鄉,一段愛情正向他走來。1974年,徐洪慈在首都烏蘭巴托的醫院遇見了一位叫奧永的姑娘。
奧永回憶:「我和徐洪慈是在烏蘭巴托的一家醫院認識的。那時候我是一名護士。有一天,徐洪慈來我們醫院看眼睛,我們就這樣認識了。」
當時,徐洪慈四十多歲,奧永二十一歲。年齡幾乎相差了一代人,各方面差距也很大。然而,奧永說:「你知道我為什麼那麼可憐他嗎?他雖從監獄裡出來,但他是有思想有頭腦的人,是個好人。我心裡清楚他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
就這樣簡單,他們從相識,走到結合。
奧永總是記得徐洪慈說的話,他說:「奧永啊,我知道你是個孤兒,你不要怕我。我們可以在一起生活,你跟我去後杭蓋,我們在那裡生活。」
在蒙古腹地的後杭蓋省,徐洪慈終於有了自己的家。徐洪慈給別人做事,干體力活,搬木頭、石頭。當時蒙古還沒有什麼機器,使用的是那種兩個把兒的小推車,就這樣,徐洪慈給人家做了八年的活兒。他一邊幹活,一邊還做飯做家務。「三十多年,都是徐洪慈做飯。我從沒做過飯。……那時候我們蒙古的婦女們說:什麼活都是徐醫生做,你就不能做做飯什麼的嗎?你多有福氣啊!我跟徐洪慈說:要麼我來做飯。他說:不用,不用,你就待在家裡,把兩個孩子看好就行。別的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來做。」
▲後杭蓋省策策爾格勒市東部遠眺,徐洪慈攝於1980年。
徐洪慈在自己的家裡心甘情願地為妻兒們操持著整個家。然而,在他的心底,亡命天涯的悲涼是不是能填平?他真的要在異國他鄉終老此生嗎?
從逃出牢獄後,徐洪慈一直沒有和家裡人聯繫,他覺得自己還在危險中,如果和家裡聯繫的話,自己的情況勢必被政府掌握,這樣他就有可能被引渡。他後來回憶說:這裡與世隔絕,失去祖國,失去母語環境,我還能做什麼?我的一切特長都不被認可,一切研究也就無從談起,……四次越獄後,我已經耗盡了自己的一切力量堅持到底。現在我已四十一歲,人生的一大半已經過去,年輕時的理想和抱負全部破滅了。(《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他仍然非常關心祖國,也很想知道國內的情況。在蒙古出獄以後,第一次拿了工資,他就動腦筋買半導體收音機來收聽廣播。總算買來一個,只要有空,他就不斷地聽國內的情況。國內形勢的變化,他都是由此了解的,比如1972年至1976年的國內社會事件,比如「文革」的結束。
大概在1979年,通過收音機,他揣摩各種社論文章,聞到了一種別樣的氣息: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將發生巨大的變化。但這個變化,卻是他不敢想像的。他認為自己一輩子夠「反動」的了:在反右時他「反動」的言論不說,在「文革」時候的作為不說,就單說越獄,在當時就是個死罪啊。而他不僅越獄,還越境,這是叛國投敵,還有比這更嚴重的嗎?
他想:「我這樣的人簡直十惡不赦,不可能會得到寬恕的。」
就這樣,他覺得自己的回國念頭只能是一個理想。想,又不敢想,就像我們想自由地跑到月球上去一樣,覺得這不太可能。「我這樣的人,不槍斃、不引渡我算好的了。」
但是很快,他意識到發生了重大變化,粉碎「四人幫」不僅是黨內鬥爭的問題,還是整個國家轉軌的開始。他漸漸聞風,右派都可能改正——這讓他覺得有了希望,他覺得,自己所有的前提就是右派問題,這對他很重要。他盼望的,終於在1981年的年終成真。
十四、平反像蹺蹺板一樣翹著
1981年冬天,我收到母親的信,她告訴我上海第一醫學院黨委為我的右派問題平反,並附上了手抄的改正書。
1982年春天,母親又通知我,上海市公安局已對我的勞動教養問題平反。這又進了一步。但是久久期待的雲南省麗江中級法院的平反書卻遲遲不來。我相信這個問題阻力最大,很可能無法解決。(《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雲南那邊,像蹺蹺板一樣翹著。雲南不同意。
這時候,他做了一個決策,決心克服恐懼心,試試給有關中央領導寫信。他在華東局工作過,曾經有兩個老領導,一個叫黃辛白,1981年已經擔任國家教育部的副部長,還有一個就是喬石同志,已是黨和國家領導人了。早在50年代徐洪慈讀大學以後,和這兩位領導聯繫已經很少了,後來自己出了事就更無法聯繫。於是,他大著膽子寫信,把自己的遭遇告訴這兩位老領導。
兩位老領導都得到了他的來信,而且兩位都有反饋。信中說:「這樣的事情是不是屬實,要查。也並不因為你是我的老部下,就偏信你的一面之詞。第二,查出來如實,你就平反,你就是個大學生。」
兩位領導無論口頭還是書面都有過指示:「這事情要辦!」但是,事情依然一波三折。
全國都在為右派平反,憑什麼不給他平反?領導都發了話,但事情沒那麼容易,下面一直反彈,特別是雲南省法院、麗江地區法院,他們說:「他錯劃右派不是我們的事情,是上海方面的事情,在我們這裡,他犯下了不容原諒的錯誤,不能赦免的錯誤,就是越獄。」
對於麗江507重刑監獄監獄長李光榮來說,徐洪慈這個人是他所在監獄唯一越獄成功的人,他居然能從重刑犯監獄逃出去。現在得知他後來逃到蒙古去了,在李光榮看來,情況更加嚴重。叛國投敵、越獄,兩罪並罰,不能平反。
這是罪不可赦的。
李光榮曾經捏造徐洪慈組織犯人集體越獄的材料,企圖置徐洪慈於死地,徐洪慈是在接到別人的報信後才決定逃亡的。因此,1972年的越獄,對徐洪慈來說可謂是一場生死逃亡。
我於是繼續向中央有關部門寫信,要求麗江地委為我徹底平反。冤案在前,死亡逼迫在後。如果我不越獄、不自救,那麼今天的平反書恐怕只能對著徐洪慈的墓碑朗讀!(《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徐洪慈繼續寫信,直到後來,中央領導有了明確的表態:徐洪慈這個事情,首先判斷的就是前提何在。他是越獄的,他是越境的,但是談任何事情要有前提,如果他不被錯劃成右派,他怎麼會發生後面那麼多事情呢?後來怎麼發生的?因果,一切都有因果。所以一切的根源,都是因為這是一個冤枉的事。既然冤獄被平反了,前提被推翻了,那麼後面一切都不能成立。
這最後一句話為他定了性。
此後,為徐洪慈平反的指示,是直接從中央髮指示到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自上而下的。這是來自中央的力量,也是來自道義的力量。
這是一種遲來的公正,雖然遲來,但還是公正的。1982年6月,徐洪慈得到了徹底的平反。
十五、難道是老天給我的徵兆嗎?
1982年6月19日的上午真的下了一場鵝毛大雪,千山萬壑,白雪皚皚,「六月飛雪,天象示冤」,蒙古人奔走相訴,連稱千古奇聞。我踟躕在大街,如痴如呆——難道是老天給我的徵兆嗎?關漢卿的《竇娥冤》是奇冤,我的案情難道不是奇冤?四次越獄,萬里亡命,沉淪異國,娶妻生子,也是聞所未聞啊!(《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對徐洪慈來說,真正的冤獄平反了。六月飛雪,對他個人來說是一個徹底的拐點。這意味著,他可以回中國了。
1982年10月,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致信徐洪慈:按照有關規定,你已獲徹底平反,「我們恢復你的中國國籍,你要到烏蘭巴托中國大使館來領你的護照,領了護照以後,你回國探親也可以,回國定居也可以」。接到信的徐洪慈欣喜若狂。
那是永生難忘的一刻。
然而,蒙古人也找他談話。
這次露面的是蒙古國家安全局,大意是:「徐洪慈,我們對你不錯吧。」
他說:「你們是我的恩人,在我面臨死亡的邊緣,你們救了我。」
「很好,有你這個認可,我們繼續談下去。你在這兒十年了,你對蒙古感覺怎麼樣?」
「很好。」他當然說好,因為蒙古對他很照顧。
「既然這樣,」蒙古安全局的人說,「那麼,現在你的祖國為你平反了,要你回去,你怎麼看?」
「我很矛盾,我在這裡成家,當然我永遠忘不了我的祖國。」
「我建議你要慎重考慮這件事情,我們歡迎你加入蒙古籍。」
到這個時候,徐洪慈覺得非常奇怪:你們一直不讓我加入蒙古籍,現在為何同意了?他曾經提出過這個想法,那是為了安全,假如加入了蒙古籍,他們就不能引渡他了。引渡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怕被抓回去,他怕再見到李光榮。但是,當時蒙古對他的要求不置可否,一直拖著。現在卻說,「歡迎你加入蒙古籍……」
徐洪慈聽對方這麼說,有點不大開心。他說:「我就直說了,我曾經多次流露過這個意思,你們不理我。現在我的祖國要我回去了,你又要我加入蒙古籍了,就是不想讓我回去嘛。」
那個蒙古人說了一句很妙的話:「這是常理嘛,女人的魅力就在於她沒有離婚。」
這句話說得很奧妙,簡直不像蒙古人說的。他接著說:「這很常見啊,你吃香了,我們就看中你了。」
徐洪慈對他的回答就是:「祖國的魅力就在於永遠令人難忘。」
話說到這個份兒上,安全局的人就不和他多說了,他說:「那你就是鐵了心,去意已決。你鐵了心,不過你沒有那麼容易能拿到。」
這很有意思。他哪怕刁難你,居然會事先告訴你:我是不會讓你那麼容易拿到的。
二十五年,沉冤終於洗清。有多少次夢裡,被李光榮追趕、折磨,又有多少次在夢裡,母親遠遠地招手。徐洪慈想家,什麼力量都阻止不了他回家的腳步。
關鍵時候,奧永站出來了。她胸脯一拍,很有魄力地對徐洪慈說:「我去。你們大使館門口都是我們蒙古衛兵,我是蒙古人,我看他們敢對我怎麼樣?」
結果,她上演了一場硬闖大使館的戲。奧永的性格也是豪放的,她直衝大使館,順利地拿到了他的護照。
但是,要離開蒙古,還有更難解決的問題。
蒙古有一條基本國策,即重視人口,蒙古人少。徐洪慈若要回去,要帶走老婆和三個孩子,蒙古人覺得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更何況我們在你最困難的時候幫助過你,你怎麼說走就走呢?」所以,在他辦理回國材料的時候碰到很多困難。
蒙古的高層官員設有專門接待日,為了獲得回國所需的材料,徐洪慈甚至見到了蒙古的最高層——元首澤登巴爾。
▲1984年3月烏蘭巴託大飯店,徐洪慈回國前夕全家福。
1983年,蒙古方面終於同意了他:「你先試著回去一趟,我們讓你回去。試著回去一趟,就是老婆、孩子都不帶,一個人。」
看到自己的丈夫就這樣回國了,奧永擔心他一去不回,卻又相信他還會回來。臨別之時,她告訴好多年沒見過母親的徐洪慈:
「你去吧,去看看你母親。這輩子也就這麼一個母親,我在家看著我們的孩子,等你回來。」
十六、「可是我還有青春嗎?」
流亡十一年,徐洪慈終於踏上了回家的路。
昨晚我還是「逃犯」,今天已是「華僑」,翻來覆去怎麼也睡不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做)伴好還鄉。……」可是我還有青春嗎?我的心一陣陣絞痛著。(《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上海石庫門的房子,鄰里之間,雞犬相聞。聽說徐洪慈要回來,全弄堂都出來迎接他。
徐洪慈終於見到了他的母親:「上次逃回來的時候是1972年,再次回來是1983年,整整十一年了。」母子相擁痛哭。
母親抱著他說:「你真是我的兒子。」就像當年他逃的時候說的:「你真真是我的兒子。」
這是1983年,徐洪慈從蒙古第一次回到上海。弄堂里所有的老人都流下眼淚,這是發生在他們身邊真實的故事。常言道,父母在,不遠遊,而今遊子不復青春,卻終於回到娘身邊。
從1958年至今二十五年,我第一次在家和母親共進晚餐,真有說不完的話。我也拿出奧永和孩子們的照片。母親一直和我談到深夜。(《徐洪慈回憶錄》未刊稿)
如果說,在徐洪慈亡命天涯的十一年中,母親是他始終的牽掛,那曾經留下愛恨的醫學院、那夢中揮之不去的雲南重刑監獄,他該如何了卻這些心事?
學校位置沒變,現在還在醫學院路,楓林路中山醫院旁邊。
徐洪慈回到學校,第一感覺就是,學校建築比以前多了,路比以前窄了;第二感覺就是傷感。很多同學都留校了,而同學們看到他,居然一眼就認出了他。他很有特徵:第一,個子高,一米八;第二,兩道濃眉;第三,太多的人大吃一驚:「你還活著?!」
傳說有很多版本,有的說他早就死在困難時期的白茅嶺監獄,還有說他死在雲南,死在雲南的深山野林中。但沒有關於他一個人逃到蒙古的傳說,因為這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像。醫學院轟動了。
大家馬上決定要開一個歡迎會。在歡迎會上,他泣不成聲。當年的同學朱世能,後來成為我國醫學界的著名專家,他說:「當時你的成績比我都好,沒想到你吃了那麼多苦,相比之下,我們都還算是順利的。我們經常埋怨命運對我們不公,但命運對你是最不公的。」
當年有過那麼多美好回憶的同學又坐在了一起。說到徐洪慈,大家都繞不開一個人,那就是安娜。
那個曾經和徐洪慈愛得轟轟烈烈,又揭批他最徹底的安娜在哪裡?熱心的同學要立即安排他們見面。這樣一個愛恨交織的人,徐洪慈見還是不見?
事實上,徐洪慈無論是在白茅嶺的監獄,還是在雲南的監獄;無論是越獄的時候,還是渡過金沙江的時候;無論是差點被急流吞沒,還是到蒙古的宗哈拉大森林,他永遠忘不了的就是安娜。
曾經有記者問:「你有沒有仇恨?」
「沒有。」他說,「我也覺得奇怪,我吃了那麼多的苦頭,卻沒有仇恨的情緒。」
此時,他想,最好不見她,不見最好。
但他抵擋不了一種力量,人心的力量,人性的力量。最終,他就跟著姓沈的同學去了。
姓沈的同學把他安排在一個房間,讓他等著。這一刻,他心潮洶湧,所有的往事湧上心頭。門一開,安娜進來了。在場的一個是姓沈的同學,還有一個叫小熊的年輕醫生。
事後他們回憶說,這個場合他們永遠忘不了。那種面部表情,那種尷尬,那種肌肉的抽搐,那種眉眼,無法表述。兩個人都非常尷尬,可見雙方在對方情感世界所佔的地位,這是無法隱藏的,這一切都會自動出來說話,人的情感自動打開。
小熊和沈醫生借口走了。他們說:「這個場合我們也看不下去,我們也不合適看下去。」
徐洪慈後來回憶說,兩人坐下,長久無語。然後還是他先開口說話,卻是他事後回憶起來,都覺得自己很愚蠢的問話,就是:「你還好嗎?」
安娜也問他:「你還好嗎?你父母還好嗎?」
這種時候,兩個人的大腦都已經停頓。
兩人相見之後,安娜留下了三句話。
她對沈醫生說:「沒想到他的妻子比他小二十多歲,做他女兒還嫌小。」這是第一句話。這是女人的本性,聽上去有點酸溜溜的。
第二句話:「他當時那個處境不能怪我,我也是走投無路。」
第三句話:「我們現在都要感謝鄧小平,不管是他還是我,我們永遠不要忘記鄧小平的恩德。」
這三句話給徐洪慈印象很深,記者曾經問他:「你認可不認可?」
他說:「嚴格地說,前面兩句話總要打點折扣。」
「我現在看來,不是安娜害人,是政治環境害人,所以這場糾結就這麼結束了。」徐洪慈放下所有關於他和安娜的記憶之後,這樣總結陳詞。
十七、噩夢和未解之謎一同消散
悲喜交集、恩怨了結之後,徐洪慈立即回到蒙古。這時,他的小女兒葉塞尼亞剛剛出生。
1984年,徐洪慈帶著妻子奧永,兒子安吉爾、波揚特和剛滿月的女兒葉塞尼亞一起回到了上海。此後,徐洪慈成了上海石化總廠教育中心的高級講師,奧永還做了老本行——護士。他們的生活終於恢復了正常。
▲1984年3月奧永的親戚在烏蘭巴托火車站為徐洪慈一家送行。
奧永說:「徐洪慈曾經跟我說過,他要回去。他說:『我不想住在這裡,這不是我的家鄉。』我說:『你要去哪裡?你的家鄉就在這裡。』他說:『我要走。』來上海三十幾年他經常這麼說。」
生活重歸平靜,而徐洪慈內心的不平靜卻始終沒有停止過。記憶的陰影揮之不去,他經常半夜驚醒,突然坐起來,然後就不睡覺了,起來寫東西。他彷彿在重走服刑之路,朋友在,仇人現。
雲南麗江,這個美麗的地方,在徐洪慈的生命里留下了多少屈辱與夢魘。那些曾經給予他關照的管教如今在哪裡?獄友們都好嗎?還有那個要置自己於死地的監獄長李光榮呢?
1991年,徐洪慈再次踏上了雲南這片土地。他忘不了雲南,他回到雲南,回到麗江。
他見到很多獄友。在獄友鄧巨卿的安排下,李光榮和徐洪慈同時出現了。
從當年徐洪慈越獄,到他們重見,將近二十年過去了,李光榮究竟怎麼樣了呢?
李光榮陷進了一個謎,他無論如何要猜透的一個謎,徐洪慈是如何越獄的?「如果是挖牆,我可以說服自己,他畢竟挖牆了嘛,他挖牆我沒辦法。如果是直升飛機把他帶走的,我沒辦法,是直升飛機把他帶走的。我現在一個理由都找不到,一個人就這麼蒸發了。」他甚至沒法向上級交代。
李光榮打那以後,在漫長歲月中的業餘愛好,就是研究徐洪慈是怎麼逃走的。他研究了很多案例,徐洪慈變成了一個他終身的對手。第一,那天停電,但是停電以前,他所有準備都做好了嗎?應該全部準備好了。但感覺沒有任何徵兆,沒破綻啊,偏偏那麼一段停電的時間,就能越獄?第二,準備工作要做多少?第三,怎麼上牆的?沒有梯子,他不可能有梯子,有輕功嗎?有輕功他早就沒了,早就逃了,他沒輕功他怎麼走的呢?……這些問題一直在李光榮腦子裡盤旋。按照常理,這都是沒法想像、無法解釋的。他帶著這個未解之謎出現在徐洪慈面前。
徐洪慈又怎樣呢?多年過去了,徐洪慈說:「一聽到李光榮進來的聲音,我渾身血液凝固。」這種感覺很少有人能體會。
像演戲一樣,徐洪慈走出來,李光榮愣了一下,立刻把手伸出來,徐洪慈看了一眼,覺得他老了很多。
徐洪慈做了一個符合他脾氣的動作:手不伸,不握手,不原諒。在一般社交場合,這樣的場面是很少的。因為,這是一種很失禮的舉動。中國人的習慣是給面子,再討厭你,握握手,表面文章要做做的。
徐洪慈說:「我對他連這招也不用。我心裡直接告訴我,我這一生的成就就是戰勝你。就是這樣,我不說話。」
鄧巨卿不能讓這個場面再尷尬下去,就打圓場:「老李,關於徐洪慈逃走的細節,你不一直打聽嗎?你不是老是問我嗎?我怎麼知道,我知道我變共謀犯了。現在當事人在,你不問啊?」
到這個時候,李光榮眼睛立刻發亮。一個久已萎靡的人,眼睛裡立刻精光四射。他到底還是個警察,還是個監獄長,是很精幹的一個人。他的力量立刻迸發,兩眼炯炯有神,盯著徐洪慈的眼睛。
這眼神,徐洪慈非常熟悉,當年他注視任何犯人的眼睛都是這樣的,職業化的眼神。徐洪慈的記憶一下都翻滾起來了,他不由自主打了個寒戰。
看著徐洪慈,李光榮開口了:「我最想不通的就是,你沒有梯子,怎麼上牆的?」
徐洪慈說:「這是你判斷的致命處,致命點。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梯子?任何事情都可以分解的,梯子是可以分解的。」
李光榮很聰明,一聽,失聲大叫:「噢,原來你做了一架可以拆卸的梯子?!」
徐洪慈笑笑:「不錯,梯子原本是可以拆卸的,可以用繩索和木頭組合,越過高牆以後,再把梯子拆了。讓你們永遠不知道梯子是用什麼做的。」
李光榮瞪大了眼睛,做了個難以描繪的表情。
▲1992年徐洪慈(中間)與故人重逢(右二為李光榮)。
十八、「我這一生,只有這一點」
對於徐洪慈來說,似乎所有的恩怨都了結了,組織上也恢復了他的黨籍。2008年4月14日,徐洪慈所在的單位給他頒發了老幹部離休證書,從頒發日這一天起,徐洪慈由退休改為離休。
然而,拿到這張離休證書後的第三天,徐洪慈因癌症引發的呼吸衰竭去世。三個月後,組織上下發了《關於徐洪慈同志享受局級待遇的批複》。悲痛,留給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跟徐洪慈在一起三十多年,他從沒辜負過我,我們從沒說過什麼過激的話。徐洪慈為什麼就這麼丟下我和孩子們走了?三個孩子都大了,他怎麼就這樣走了呢?」
徐洪慈離開了,但孩子們已經長大,奧永的痛,能隨時間淡忘嗎?
徐洪慈去世以後,記者胡展奮向我們轉述了徐洪慈傳奇的一生。從1999年開始接觸他的胡展奮,回顧他們這些年的交往時說:「我當時沒準備寫他,當時聽人家談這個故事,覺得他的遭遇很離奇。而第一次和他接觸之後,卻印象深刻,那就是:「這個人不輕易相信人,有戒備心,為人有點冷淡,但內心很深,見多識廣,閱歷非常豐富。」
記者這樣描述他們交往以後逐漸積澱的印象:這種冷淡就是,不驚訝。你和他談話,你說了可笑的話,他這樣;你說了很離奇的事情,他也這樣。他表情不輕露,波瀾不驚的那種。這波瀾不驚的表情,不是人為的、刻意的、剋制的。有的人我們看得出他是修養所致,有的人修養好,能控制自己的表情。他不是,他是看淡一切的這種表情。你能打動他的事情很少,他自身經歷過那麼多,驚濤駭浪在他面前是沒有傳奇的。他就是這麼個人。
有一次,胡展奮問徐洪慈:「當時那麼多同學不如你,現在還都是有所作為的。但是你的大半生都是在苦難當中掙扎的,你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呢?」
徐洪慈是這麼總結自己的:我在自己的專業上,在自己原先的人生抱負上,我一無所成。像我這樣的人,應該怎麼說呢?對那種殘酷環境、惡劣環境的反抗,這種個人的成功,人格上的成功,我這一生,只有這一點。我心足了。這一點,我對得起自己。
按世俗的標準,徐洪慈沒有貢獻出什麼發明創造,沒有貢獻多少物質財富,他不是一個成功人士。但對他自己而言,保持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昭示了精神不屈不撓的倔強,維護了一個平凡生命的尊嚴,他的生命,在另外一個維度上企及了一種神聖莊嚴的意義。
本文轉載於《31人說:我們的中國式人生》,原標題為《1983 徐洪慈:越獄與越獄之後——越獄之後的徐洪慈》,作者:陳菱,講述人:奧永、胡展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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