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從心理機制上看，人為什麼會逃避自由

作者杜麗燕&尚新建｜來自《求是學刊》2012第39卷第1期

一、弗洛姆心目中的自由

關於自由問題的經典名句，實在是太多了。信手拈來，我們看到，斯賓諾莎宣稱：「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珍貴。」盧梭說：「以任何代價都不能拋棄自由。」歌德說：「為生活和自由而奮鬥的人，才享有生活和自由。」席勒說：「只有自由才能造成巨人和英雄。」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這些名言一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

自由問題是西方哲學最關注的問題之一。自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哲學命題，都離不開對自由的界定和探討。任何與人相關的問題，都不可避免地涉及自由問題。在西方哲學的經典文獻中，自由之論幾乎是俯首即拾。縱觀歐美歷史進程，始終圍繞一個中心發展：「這就是儘力從束縛人們的政治、經濟和精神枷鎖中獲得自由。希望得到新自由權的被壓迫者，向那些既有特權的維護者們，發動自由之戰。當一個階級正在為自己從統治者手中贏得解放而戰鬥時，他相信自己是在為所謂人類自由而戰；因而他訴諸一種理想，渴望自由在所有被壓迫者那裡紮下根來。」［1］（P1）自由似乎是歐美文明深入骨髓的氣質，可以說西方歷史是一部爭取自由的歷史，對此無論怎樣評價都不為過。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西方哲學史也是一部探討人類最高自由的思想史。

在人類持久的自由之戰中，弗洛姆看到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現象：在整個人類發展史上，我們看到，自由一次次地歷經挫折獲得最後的勝利，但是隨後就會出現「逃避自由」的現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人們認為，這次世界大戰是自由之戰。一戰後民主政權比以往顯得強大些。一時間德國人認為，舊的君主制被民主制所取代。但是，沒有多久，獨裁者又重新登上政治舞台。不少人認為，獨裁者的勝利是少數人的狂熱造成的。但是，當我們看到對希特勒，德國人舉起的手臂如森林般的密集，我們還能認為這是少數人的狂熱嗎？弗洛姆終於「無可奈何地認識到，幾百萬德國人渴望放棄自由，就如同他們的父輩曾為之而奮戰一樣，他們在尋找著逃避自由的方式，而不是想要獲得自由」［1］（P2）。我們不否認，專制體制是對自由最大的損害。納粹統治時期的德國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不過，納粹統治時期德國人的狂熱，不能完全歸咎為納粹的獨裁專制，這是一個「集體罪惡」。它與人的性格結構中的動力因素相關。

也是從這一角度出發，弗洛姆提出，他在兩種不同的意義上使用「自由」這一概念。「一種意義上講，自由是一種態度，一種傾向，是成熟的、全面發展的、有創造性的人的性格中的一部分；我可以在這個意義上說一個『自由』人，猶如我可以說一個有愛情的、創造性的、獨立的人。事實上，這種意義上的自由人就是一個有愛情、有創造、獨立的人。」［2］（P122）這個意義上的自由，不涉及在兩種可能的行為之間作出選擇，只涉及人的性格結構。第二種意義是在對立的兩種可能性中選擇其中之一的能力。這種選擇指理性與非理性的、善與惡的選擇。弗洛姆通常從第二種意義上探討自由問題。即人在善惡、理性與非理性之間作出選擇的能力。在二者之間，人可以有自由的選擇。但是，事實一次次地證明，人往往是屈從和懦弱的。特別是當理性地選擇善需要付出代價時，人通常會作出相反的選擇。「每一次屈服和懦弱的行動，都使我變得更軟弱，它給更多的屈服行為打開通道，而且最終喪失自由。」［2］（P126）

作為心理學家和精神分析學家，弗洛姆選擇了自己熟悉的視角探討自由問題。即從「分析現代人性格結構中的動力因素」入手，探討「自由問題的人的方面，也就是放在人對權力的追逐和對屈從的渴求」上。他的基本估計是，正是現代人性格結構中的動力因素，「使得法西斯主義國家中的人民想要放棄自由」［1］（P3）。由於人性格的結構所致，人在自由問題上有一種非常矛盾的心態，既追求自由，也逃避自由。

二、人渴望自由的心理機制

需要說明的是，儘管弗洛姆與弗洛伊德都是精神分析學家，但是二人是非常不同的。弗洛伊德相信天性邪惡的傳統教義。「對他來說，個人從根本上說是反社會的，社會必須馴化他；也必須准許他的一些直接生理性的，因而是根深蒂固的內驅力得到滿足。但對其大部分內容必須加以改良，要巧妙地壓抑人的本能衝動。由於社會對這種本能衝動的壓抑，某些東西不可思議地發生了：對本能衝動的壓抑導致反抗，這反抗具有文化價值，因而成為人類文明的基礎。」［1］（P6）所謂天生邪惡，不是無惡不作，而是指個體受激情和焦慮驅動，須尋求滿足方得解脫。在弗洛姆看來，弗洛伊德認定人與社會的關係是一種靜態的關係。人的狀況要想有所改變，必須用社會的力量壓抑人的本能。所謂「文明就是壓抑人的本能」。

弗洛姆認為，自己與弗洛伊德的立場恰好相反。他堅持認為：「心理學的關鍵問題是個體與世界的特定類型的關係問題，而不是這種或那種本能的需要本身的滿足或受挫。」［1］（P7）他不認為世界是這樣的：即有一個受本能驅動的個體，在他之外還存在著一個強大的社會。社會要麼滿足個體的本能，要麼挫敗個體的本能。在他看來，「人最美好的嚮往與最醜陋的癖好，都不是固定的生理本能的組成部分，而是創造人的社會進程的結果」［1］（P7-8）。社會對個體有壓抑的一面，也有創造的一面。人的本性、激情、焦慮都是文化的產物。這一視角也導致弗洛姆與弗洛伊德的另一個差別，即弗洛姆更注重與個體性格特徵相關的社會性格。所謂社會性格是指「在某一文化中，大多數人所共同擁有性格結構的核心，這與同一文化中不相同的個人的個性特徵截然不同」［3］（P62）。探討渴望自由和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主要是就社會性格而言。

人對自由的渴望源於一個基本的事實，即人生來是不自由的。就生理學而言，人作為生物，具有生物的一般需求，如進食、飲水、睡眠，等等。這些需求都有限度，不是可以無限滿足的。這首先導致人的不自由。即便是滿足慾望，也不可能為所欲為。進入社會，為了解決基本的生存問題，人必須去工作。他必須用自己賴以生存的那個社會的方式去工作。人作為個體，基本上無法改變自己生存的需要和社會制度。人是無奈的、無助的，也是不自由的。

人是社會動物，因而需要歸屬感。這便造成人與周圍世界的密切聯繫。歸屬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人的孤獨感。一個人可以選擇獨身，可以在生理上與他人沒有什麼接觸。但是，再孤僻的人也與整個社會的觀念、價值、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這些聯繫會給予他歸屬感。一個人或許覺得自己身在人群中，卻與環境格格不入，這是一種心理上、文化上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的產生本身也是無歸屬所致。修道院的修士，身在密室中卻可以和上帝溝通。被囚禁的政治犯和獄友關在一起，在軀體上和精神上都是不孤單的。不過，如果他堅持自己的信仰，即便當他被單獨囚禁時，他同樣不孤單，因為信仰給了他歸屬感。歸屬感給人以生活支柱，但它同時證明，人是不自由的。人必須屬於某個群體，無論這個群體是什麼。

從個體發生學的角度看，嬰兒在出生時是不自由的。作為生物體，他脫離了母體，成為獨立的生物實體。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他在生理機能上，仍然與母親相關。精神的斷乳期是很漫長的。「只要個體尚未徹底切斷他與外界的聯繫的『臍帶』，他便沒有自由。可也正是這些聯繫給他以安全，並使他獲得一種歸屬感和附著感。我想把這些聯繫稱為『原始紐帶』。」［1］（P16-17）依賴原始紐帶意味著缺乏個性，也意味著不自由。兒童的成長過程，也可以說是逐漸擺脫原始紐帶的過程，同時也是走向個體化的過程。而且「擺脫『原始紐帶』的程度越高，他就越發渴望得到自由和獨立」［1］（P19）。就此而言，也可以說，擺脫原始紐帶的過程，也是個體走向自由的過程。

個體化進程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兒童軀體、情緒、精神的成長，逐步形成一個由理性和個人意志引導的組織和結構。如果把這一組織結構稱做自我，在這一點上可以說，個體化的過程是自我力量成長的過程。他能夠區別你和我。教育過程雖然不完全是，但是至少包含著對抗。教育意味著我和你。教育教會了孩子區分我和你，孩子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且極力想表現這種個性，以表明自己什麼都明白。然而，此時的孩子還沒有權利義務觀念，不知道一個個體不僅僅意味著獨立，同時還意味著承擔一個獨立個體必須承擔的責任。而教育恰恰是讓孩子在意識到自己是獨立個體的同時，承擔起應該承擔的責任。於是原有的面對面的關係，有可能演變為對抗關係。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現象，青少年自我力量的成長，常常表現為強烈的逆反行為。有時我們覺得在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不好溝通，不好教育，概源於此。

另一方面，個體化進程也使孤獨感增加。原始紐帶給孩子帶來安全感，當他與原始紐帶分離時，在叛逆的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是孤獨的、與他人相分離的個體。周圍的世界像特定鏡頭一樣，兀立在面前。「這個世界與某個個體存在相比，顯得絕對強大有力，導致個體的軟弱感和焦慮感。」［1］（P20）在世界面前，他孑然一身，周圍的一切似乎都是無法抗拒的。對自己命運的焦慮、對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導致的軟弱感、事事無助的孤獨感油然而生。這是自由的代價。自由在某種意義上意味著自己為自己的一切行為負責。而這恰恰是人不願意、有時也無法承擔的責任。以一己之力與整個世界對抗，獲勝的可能性很小。在這種情況下，人有兩條路可走。第一條路是，放棄自我，服從外部某種力量。這意味著放棄自由，回到讓他有安全感的境遇中。第二條路是，在不否定個性的前提下，重新建立個人與世界的聯繫。「這種聯繫的最高表現是愛和生產性工作。」［1］（P21）有時你覺得孩子懂事了，或者可以溝通了，可以說這種新的聯繫就建立起來了。

從種系發生的角度來看，同樣存在個體發生的過程。弗洛姆之所以強調亞當夏娃不服從上帝不是原罪，不應該殃及後代，是基於一個基本的理念：他認為，正是從他們背叛上帝那一刻起，人類的歷史開始了。背離上帝是人類擺脫束縛的行為，因此，人類的歷史與自由同時發端。這裡所說的自由，不是指「自由地做什麼」，而是指「解脫了什麼」。人從自然中顯露出來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曾經是自然的一部分，像其他動物一樣，人受到自然力的約束。他是安全的，但是，他是不自由的。安全感同樣來自自然的原始紐帶。當人類逐步脫離自然的原始紐帶，成為理性動物，人類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孤獨感，也感受到在自然面前的渺小、無助、孤獨、軟弱。與個體發生一樣，人類渴望掙脫原始紐帶，但是，一旦掙脫，人類的孤獨感會增加。自由成為人類不能承受的重負。於是新的服從便開始了。

從亞當夏娃，到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改革乃至近代資產階級革命和20世紀的歷史進程，人類歷史沿著一條曲線行進：掙脫束縛獲得自由—服從外力失去自由—再掙脫束縛。想獲得自由的內在動力是：人渴望成為獨立的個體，渴望擺脫自己所依附的力量。而逃避自由恰恰是因為獲得自由的人，感受到自由帶來的孤獨和焦慮，於是，為了解除這種孤獨和焦慮，人重新回到服從的老路。自由在弗洛姆這裡具有雙重意義：擺脫傳統束縛「雖然給予個人新的獨立感，但同時又使他感到孤獨彷徨，滿腹懷疑和焦慮，並且驅策他產生新的屈從，以至作出被迫的、不明智的行動」［1］（P73）。從人類社會產生直至當代，自由進程始終是這樣走過來的。到了今天，現代人性格中便沉積了與自由進程相關的兩種特質：「一方面，人變得更加獨立，更具批評精神；另一方面，他又變得更加與世隔絕，更孤獨、更加恐懼。」［1］（P73）人們在思考自由時往往只注重一個方面，忽略另一方面。即注重擺脫外在的束縛，卻忽略自身內在的束縛。也就是說，忽略伴隨自由而來的焦慮和孤獨感。正是這種內在的束縛，促使人不斷進入這種循環：爭取自由，擺脫束縛—陷入孤獨、焦慮—走向服從，重新處於不自由境地。

我們在前面簡單地陳述了弗洛姆的一個理念，也就是人在獲得自由之後，面前有兩條道路可走，一條是前進到積極的自由之中，即通過愛和工作建立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聯，前者是基督教的信念，後者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念。這樣做，既能保持他的自身獨立性，也不損害自身的完整性。一條路是當受到孤獨、焦慮重壓時，放棄自由，退回到依附狀態，以此克服孤獨感。後一條道路是一種逃避，對自由的逃避。弗洛姆對自由的探討，基本理念是黑格爾-馬克思主義的。他運用否定之否定說明人追求自由的心理機制。就方法論而言，這是馬克思主義與弗洛伊德主義的完美結合。

三、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

與對自由的探討相應，弗洛姆對於逃避自由的探討，依然遵循心理分析的思路，也就是說，他關注的是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

分析逃避自由的機制，是要解決個體在壓力、孤獨和焦慮中放棄自身獨立性，把自己與新的外物相結合，以獲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即尋求建立新的「第二性紐帶」，以代替已經失去的「原始紐帶」。直白地說就是，自己切斷了與生俱來的靠山，出於孤獨、焦慮和外界的壓力，個體重新為自己找個靠山，以便讓靠山替自己承擔某種責任。

在弗洛姆看來，「逃避機制的最明顯形式，可以在屈從或控制他人的欲求中發現；或者如果我們願意的話，也可以從受虐狂和施虐狂中發現它」［1］（P99）。從表現形式來看，受虐和施虐是兩種相反的行為，然而就心理而言，「二者都是想要逃避不堪忍受的孤獨」［1］（P99）。受虐最常見的形式是顯示他們的卑微、無能為力、無足輕重。儘管他們在意識中想擺脫這些感受，然而內心深處的某種無意識的力量，卻讓他們的行為表現出他們想擺脫的東西。就本質而言，自我貶低是一種依賴。他們不想承擔責任，不想堅持自己的見解，不願意做他們想做的事情。他們情願服從外在的力量。生活世界在他們眼中是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個人無法支配和控制。他們的生活字典中，沒有「我是……」，「我想……」。

從外部表現來看，施虐狂與受虐狂不同。弗洛姆概括出施虐狂的三個特徵。第一，想使別人依賴自己，想擁有絕對的無限權力去控制別人，玩弄他人於股掌之中，如同捏泥人一般。第二，從情感、智力、精神、物質諸多方面絕對控制、壓榨他人。第三，以折磨他人為樂，或者希望看到他人痛苦。這種痛苦既指肉體上的，更指精神上的，其目的是主動傷害他人。施虐狂有依附性嗎？施虐的一切表現似乎都告訴人們，他企圖通過施虐讓他人服從自己，人們從中看不到施虐者自身的依賴性。其實不然。施虐者生活的全部價值，都依賴自己施虐的對象。他的生活方式就是虐待他人。如果沒有對他人的虐待，他的生活就失去了價值。因此，從受虐者身上證明自己的生活方式，形成了施虐者最大的依賴性。施虐者與受虐者一樣，同樣是為了躲避孤獨。他們都是弱者。在很多情況下，施虐和受虐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最典型的代表是希特勒。

弗洛姆宣稱，他不願意從弗洛伊德的角度探討逃避自由的心理機制。因為弗洛伊德理論中的受虐與施虐，通常指性行為和性心理。而這個角度與弗洛姆要解決的問題沒有太大的關係。為了集中解決自由的心理機制，弗洛姆將施虐受虐限制在一個特定的範圍——權力欲。「虐待狂不同於權力欲；前者以傷害和折磨他人為目的，可是權力欲卻是它最主要的表現形式。」［1］（P112）「Power」這個詞本身有力量的含義。如果把虐待狂的範圍限制在權力欲上，很容易使人產生一個誤解，即權力意味著有力量。在人們心目中，有權力意味著「強者」。「但是，從心理意義上看，對權力的貪婪不是起源於力量，而是植根於虛弱。它是個體自身不能獨立生存的表現，它拚命試圖獲取第二種力量，而真正的力量正在喪失。」［1］（P112）

如果說被支配或者說依附，是人感受到自己的軟弱孤獨，自己為自己建立的第二性紐帶，那麼執掌權力者同樣是心理虛弱的表現。如果沒有權力作為支撐，施虐者可能根本就沒有生存的力量。施虐者的生存能力來自他為自己建立的第二性紐帶——權力。弗洛姆更願意把依賴權力而生存的人稱做「權威主義性格」，以有別於弗洛伊德「受虐-施虐」特定的含義。

弗洛姆明確表示，他所說的權威主義性格有幾個理由。首先，施虐受虐的特徵通常與他對權威的態度有關。這種人推崇權威，對權威有屈從傾向。由於這種傾向所致，他有極強烈的成為權威的渴望。因而在受虐的性格中，也潛藏著施虐的稟性。其次，「法西斯制度自稱為權威主義，因為權威主義在它的社會和政治結構中起支配作用。我們使用『權威主義性格』一詞，還隱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它所代表的個性結構，構成了法西斯主義的人性基礎」［1］（P114）。權威主義之「權威」，不是某人所具有的性質，不像他有財產、有家庭等。權威指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關係，當一個人認為另一個人高於自己時，這種權威關係就形成了。

弗洛姆並不認為，所有的權威都是病態的。世界上有權威存在，這是事實。然而，權威分為合理的權威與壓抑性權威。合理的權威並不是指對他人的壓抑，例如，正常的師生關係。在這種權威關係中，心理動力是愛、仰慕、感謝。在這種狀況下形成的權威，人們對之心悅誠服，權威不是生殺予奪的象徵，而是人們學習的榜樣。它不屬於施-受範圍。還有一種權威主義是弗洛姆所說的施-受權威，即壓抑性權威，如主奴關係。這種關係是敵對關係，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敵對首先指事實上的敵對，即便奴隸沒有意識到自己與主人是敵對的，而且他也不認為自己敢於敵視主人，這種敵對關係也存在。確切地說，這種關係是一種異化關係，因為奴隸出於自身生存考慮服從主人。長期的壓抑感，形成了潛意識中的怨恨。怨恨有可能暴發，使雙方處於敵對狀態。但是，由於沒有獲勝的可能性，因而也有可能在壓抑下，怨恨成為對異已力量的一種盲目崇拜。這種盲目的崇拜，使奴隸把主人神化。主人那原本壓抑的形象，成為強大、聰明、優越的形象。美化主人的傾向是一種受虐，它產生了兩種作用：「一是消除痛苦和危險的仇恨感；二是淡化屈辱感。」［1］（P115）恥辱變成了榮耀，壓抑變成了崇拜。主奴關係的心理機制大抵如此。對主人的神話是奴隸受虐心態所致。

維繫權威主義狀態中的主奴關係的力量是權力。就人生的態度而言，權威主義最擅長做的事情是，「喜歡那些限制人們自由的環境，喜歡把別人的命運交由他們來安排」［1］（P118）。弄權決定別人的命運是施，服從上峰意志，服從他們為自己作出的安排是受。造成這種施-受關係的，不是別的，正是權力。權威主義運作的支柱是權力。如果從這個角度看，權力與權威者的關係是狐假虎威。施-受關係不是一種長期穩定的關係，它潛在的危險是衝突和破壞性。主奴關係靠權力的高壓運作，與此同時，在高壓下，潛在的心理衝突和破壞性力量也在增長。「破壞行為的特點在於，它的目標不是積極的或消極的共生，而是消滅它的對象。」［1］（P124）破壞性的心理動因，同樣是無助感和孤獨感。主奴關係使受者的無助感與日俱增，為擺脫自己的無助感，受者會奮起摧毀使自己產生無助感的力量。破壞這個世界，使自己從受蹂躪狀態中解放出來，是受者最後的迫不得已的舉措。施虐者是通過統治別人來獲得自己的權威感，而受虐者則是通過破壞行為消滅施虐者，以增強自己的權威感。受者如同活火山，當壓抑達到一定程度時，它會噴發，其結果對雙方都是毀滅性的。結果是束縛雙方的次生性紐帶再度斷裂，人自由了。然而，獲得自由的人由於感受到孤獨和無助，會再次對環境產生適應，於是新的聯繫紐帶會建立起來，人又成功地逃避了自由。

參考文獻

［1］弗洛姆.對自由的恐懼，許合平，朱士群譯，范進校［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8.

［2］弗洛姆.惡的本性，薛冬譯，陳恢欽校［M］.北京：中國婦女出版社，1989.

［3］弗洛姆.健全的社會，孫愷祥譯，王馨缽校［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