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的極權主義誘惑
這是法意讀書在知乎的第 36篇文章
導言
波蘭哲學家、政治家Ryszard Legutko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生活了多年,也曾積极參与波蘭反共產主義運動。在接觸了自由民主社會後,他發現兩種制度之間有著超乎想像的相似之處。它們均來源自早期現代化,接受著關於歷史、社會、宗教和文化等等的預設。在2016年出版的《民主中的惡魔:自由社會的極權主義誘惑》一書中,作者探索了兩種政治制度的共同目標,解釋了民主為何傾向於選擇和共產主義相同的目標。在作者看來,兩種制度都使得人們相信要將自己從過去的義務中解放出來,並且兩者都拒絕接受任何關於自身意識形態的偏見。
本期,法意將與您分享該書的部分章節,與您一同感受兩種制度的異同。
(本文作者RyszardLegutko)
正文
自由民主的新野蠻人是西方社會的產物,在歷史的某個階段中改變了自身的文化,對於以往成就的敬畏之情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輕視和不屑,是對於禮儀和禮節的嘲笑。簡單地說,若共產主義體系的粗糙是先文化(pre-cultural)的表現,那麼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後文化(post-cultural)的彰顯。
《民主中的惡魔》節選
我們可以從一個寬窄兼備的視角來探尋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的密切聯繫。狹隘的視角下,我們可能會得出一個悲傷的結論,西方世界從未正確理解過共產主義的經驗,即使正確理解了,他們也從未嚴肅認真地去汲取教訓。廣義的視角下,揣摩兩者間的聯繫可能為得出一個更大膽的結論搭建背景。例如,兩種根源相同的政治體制分支,或者更精確地說,兩種相同的體制,現代人傾向持續地在不同的政治環境中暴露自己。這肯定並不是現代人已屈服的唯一的令人不安的傾向,要牢記歐洲和美國在上世紀的血淚史。但是共產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的關係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為它是被視為人類最偉大的希望之一,受到熱烈關注和歡迎。這並不僅僅事關政治,而是間接地關於現代人類的期望和夢想。
這本書闡述到,作為兩種政治體系的推動力的現代人,有意而非天生地成為了平庸之才。從最開始就對於巨大的道德挑戰漠不關心,並且對於道德淪喪的危險毫無警覺。例如,至少早期的現代思想者們創造出來的畫面——大部分都與傳統的基督教的視角下的人類本性相悖——在幾個世紀里一直設法克服幾乎所有的競爭對手。兩種政權將人類設想成一種具有共性的生物,這種共性使得其看待世界的目光狹隘,傾向於減少對藝術、思想和教育的關注,這恰恰與傳統觀念認為這是對於人自身的一種提升相反。
我無法避免做出個人評價。在早期共產主義的發展階段,波蘭人目睹了共產主義者的風采,當蘇聯坦克轟隆隆地抵達後,共產主義者在早已被德國人侵佔的社會中建設新政權。這群沒有受過教育、粗俗無理、原始粗糙、對於傳統、波蘭歷史文化等任何一切高雅優美的事物蔑視的新新人類,正在破壞著社會的等級,鄉紳、中產階級、農民、貴族甚至某些佯扮前面這些身份的勞動階級。他對共產黨全心全意付出,這一政黨反之賦予他強大且可怕的權力,同時也成為他對整個世界的認知。他毫無原則和規則,肆意打破禁忌:波蘭社會經歷了一場在任何意義上均影響深遠、大規模且不可逆的文化浩劫。生活變得粗俗不堪,社會風俗失去了強制力,醜陋覆蓋美好。整個國家似乎落入野蠻人的手掌之中。隨後,共產主義者進行了些許修正——根本沒有觸及本質——但是造成的損害無法彌補。蘇聯令人震驚的野蠻表現——波蘭語言對此有五花八門的表達方式——並不是局部現象,而是發生在所有處於共產主義統治之下的國家。
當共產主義秩序漸漸穩定,蘇聯暴徒們逐漸淡出視野或者被棄之一旁,出現了新一代的共產主義者:與他們的先輩們相比,粗俗不減,但是絕對沒有那麼殘忍,可能因為經歷了一段相當長時間的和平期,他們操著共產主義者的官腔表達著自己的慾望,描繪著他們想像力和精神可能性的邊界。雖然缺乏教育,並沒有阻礙他們在共產主義複雜的一套分配特權的官僚體制中習得靈活的機敏性。
我們與一大波野蠻人的第二次相遇是在共產主義衰落後。天真的人們以為在一個舊的政權消滅之後,被舊政權摧毀的社會結構的極大一部分將會得到恢復,自由選舉的政府和民主社會將做出嘗試,至少,自由空間的開放將迎來繁榮。正如1980-1981第一個團結期,運用力量去讓舊政權貶低的目標重新變得高尚,但是任何懷有此種希望的人均會失望。我們所目睹的不是另一個新的野蠻種族的入侵,而是舊秩序下的自由領域幾乎立刻被不知從何處來的人們所佔領,速度之迅猛,規模之龐大,堪稱典型的閃電戰的勝利。
他們無禮的舉止和粗糙的語言並非來源自共產主義,而是驚訝地在西方自由民主國家中生根發芽。當然新秩序擁有著不同的機制,儘管存在著差異,新秩序和舊秩序一樣反對社會形式、行為類型、規範和實踐。生活進一步粗俗化;在野蠻人前期入侵中依稀殘留下來的實踐和社會風俗常常遭受來自新的野蠻人的攻擊;波蘭共產主義的醜陋沒有消失,美好一如既往的珍貴。新的野蠻人們幾乎不能被稱之為布爾什維克或者蘇聯暴徒,但是他們的血液里有著一種尋求與先輩們共同性的態度。
他們的粗俗與我們在波蘭共產主義中所見的原始性不同,在民主國家中發生並非源於文化的缺失,沒有原生性或自然性,也並不是來自於文明疆域之外。因為,它不同於在波蘭執政前沒有受波蘭文化影響的共產主義者的粗俗。長期處於蘇維埃的熏陶之下,這些共產主義者對於西方有著強烈的直覺性反感和厭惡,並不那麼確切,特別是所有文明行為和禮節,他們均認為意味著墮落和背信棄義。民主制度下的新野蠻人,另一方面,正是西方某個階段背離自身文化的產物;對於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敬畏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對禮儀禮節的輕蔑和不屑。簡單地說,共產主義體系的粗俗具有先文化性,然而自由民主主義則是後文化性的。
可能有人會問為何波蘭(和其他蘇聯盟國)的新野蠻人增長得如此迅猛,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模仿。大部分人們開始極度虔誠地模仿他們在西方民主自由國度里觀察到的行為、語言和思考方式,以及他們篤信的現代社會和自由表達的本質精髓。所謂的現代化的氛圍如此令人著迷以致於整個社會溫順地接受了新的風格。整個社會既沒有意願去反對,也沒有足夠的自信表達不同觀點。新野蠻人隨之很輕易地掌控了公共空間,並建立起獨裁統治規則。在共產主義政權衰落20年後,將它重新推上政壇的可能性十分微弱。
在兩個系統中存在相同的現象,人們用大規模、運作良好的系統彌補了自己的共性。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是兩種系統,在追求集體的目標,比如全體人的平等、和平或者繁榮等等過程之中,讓人們認為追求自身的卓越,追求從政治體制的角度來看是多餘的理想並不重要。在追求偉大的過程中所產生的對於偉大的夢想和對於滅亡的恐懼轉變成不同的政治體系。人的偉大其實是政治體系的偉大,他的衰落可想而知則是由於對抗該體系的力量決定。所以,他感覺不到自己的平庸之處,即使感覺到了,也並覺得絲毫慚愧。他的粗俗正是作為唯一制定規則標準的權威的優越感的一種可見癥狀,這種感覺並非來自其顯然不具備的自身的天賦異稟而是來自於背後支撐的強有力的政治和思想觀念機制。
正如「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者最愛的表達,「民主」對於自由民主人士亦是。這並不令人驚訝。前者喜歡說「但是在共產主義」,「因為在共產主義」類似的說法,「來自共產主義的觀點」往往成為所有的終極論點,而且是定義上無可辯駁的。後者則喜歡說,虔誠中摻雜著魯莽,「但是在民主制度下」,「因為在民主中」,「民主的論點」反駁了所有不同意見。舊的政權中出現「共產主義」(或者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者」(或者社會主義者)的數量和頻率等同於新政權中「民主」和「民主的」。使用這些辭彙的迫切並不被視為是心理和道德上的妥協,而是一種獨立、勇氣、魄力和自治權的表現。對於一個普通人而言,在這一體系下有組織的同化是培養例外的堅定信念的最簡單的方式。
忠誠的共產主義者公民信奉一切從國家獲得的東西,如有保障的僱傭、購車的抵用券和各式各樣的福利是體制所提供的社會正義、和平和人性光輝的一種象徵,雖然相比於民主政治國家處於相對低的水平。公民們始終被灌輸的思想是,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生產生活條件下,共產主義依舊實現了一些偉大的成就。某人在等待了很多年之後終於擁有一棟公寓,被視為對於共產主義媒體稱為「第二個波蘭」宏大計劃做出的貢獻。相似的心理學把戲也用在贊助、別國的軍事干預、文化觀念或者對於異端者的鎮壓方面。它們均視為達成重要計劃和無價成就的副作用——有點不愉快,但很必要。
一個典型的民主社會居民擁有的物資和服務極度匱乏,根據某一等級的衡量標準,更有用的東西總是比不怎麼有用的東西更被看重。這些有用的東西似乎承載著更宏大更好的含義,民主制度的功利主義想通過某些高尚的理由來看起來獲取某種道德上的高貴:民主、選擇的自由和個人自治。衣服視為個人身份的象徵,汽車視為自由的標記,髮型是自我表達的工具,妓院則是釋放的一種方式。雖然說是廣告,其實人們聯想到的都是貨物背後的另一種含義。限制某些貨物和服務的流通會立刻造成道德和政治上的強烈抗議,即使是令人憎惡的像色情文學一般的垃圾:民主受到威脅,自由選擇被侵犯,人權被踐踏。這變成了抵禦粗俗、醜陋和不堪的一場運動,因為正是這些粗俗不堪的東西越來越多地決定了民主人士抱負與期望的高度。這些抱負與民主人士們日益增強的自大傲慢和逐漸減少的羞恥感一脈相承。
對於那些有著更高質量、要求更嚴苛卻往往超出自己敏感範圍外的事情,他更願意施加限制。他會爭辯說這些事務過於精英化且已經落伍過時(粗俗對於他來說從不會過時,而是總被視為一個更新更好世界的引領方向),政治性錯誤,沒有可操作性等等。在今日學校課程之中,介紹網路購物遠比教授拉丁文容易;前者由於其不可抵擋的實用性同時吸引老師和同學們,後者則因為其過時的低實用價值不受青睞。在課堂上介紹如何使用避孕套相比於儲備羅馬語法更容易;前者被認為會解決學生們暫時的心理問題,但是後者正如它自身所證明,將會讓孩子們與真實世界所剝離,將他們帶入無聊之中。
與大多數人想法相反,現代民主社會在許多重要的方面並沒有偏離共產主義者夢想的世界太多,一個在共產主義體制即使通過巨大的努力也無法建立起的理想社會。兩者間確實存在差異,但是並不大。對於某些擁有兩種體系的一手經驗並曾經轉換過體系的人來說,是可以無條件接受的。
也許說現代人夢想的本質已經實現是不準確的,或者更謹慎地說,我們正處於實現夢想的過程之中。他成功地將身上的使人生變得艱難的主要義務卸去,並打算將餘下的牽絆也一併擺脫。這種狀況並沒有使他變得絕望。令他煩惱的既不是讓他思想癱瘓且無效率的憤怒的想法,也不是因為政治化原因、文化的貧瘠和粗俗的泛濫。即使他能注意到所有這些令人遺憾的發展,甚至有時被激怒,即使有那麼一瞬間他的腦海中可能閃過一個想法那就是類似的情景也曾發生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他依舊保持鎮定,很快說服自己替換現有制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一絲可能性,由於他本身並不願去考慮,結局也會是災難性的。
所以自由民主黨人一直宣稱社會將會走向盡頭是正確的,如果它一直以一個令人滿意的方式存在,最終發展的結果也是相同的。當然,很有可能會設立一些新的權利使得事情變得更平等,女權主義思想會被證明更加荒謬,那些一向自我推崇自己獨立性的人將又一次地震驚所有人,因為他們會溫順地接受所有改變。我們可以預想到文學將毫無建設性的發展,後現代主義風格更加濃郁,多樣化的修辭變得更加刺耳,更多掩飾擴張的一致性。但是這將成為近代早期歷史最後一章節中的另一番場景。這一章節之中將會概括共產主義計劃達成但令人惋惜地失敗的目標,例如,人權合一。
關於未來人類歷史是否會增加某些新篇章,基於常識經驗角度,我們無法判定,但現在的狀況看起來有這種可能。但是問題並不是新推動力、時尚、心境不平和、主要事件和其他不可預測的因素會冒出來影響歷史的航向和人類的感觀,只有當人類目前的視野被自身消耗,變得不足和匱乏的時候,真正的改變才會發生。只有那時,其他的故事才可能得以會發展或復興,允許換種新的視角來審視人類命運,思考個人和社區表達自已期望的夢想。發展是新體驗的結果,復興則是重新激活集體記憶中長期休眠的領域。這一事件不能被排除,儘管這煽動起失去了思考有趣旅程習慣的人們的憤怒和嘲弄,感受到一種離開民主自由安全領域的迷信般恐懼。
但是存在另一種可能性。也許這個很長的故事最終的結局告訴我們,現在所了解到的現代性並不一定是連續更迭,而只不過是一個關於現代人最為簡單不過的事實。經歷過盛衰榮辱和大起大落,面臨種種誘惑,最終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究竟是誰。如真這般,更深層更徹底的人類歷史劇變將不會發生,除非是變得更差。所以對於某些人來說,這證實了他們終於學會如何與自己的內心的本性友好相處,對於另一些人來說,也最終確定了他們的平庸將根深蒂固,無可逆轉。
(編譯/張皓茹)
編譯文章:
RyszardLegutko,Conclusion – Excerpt from The Demon inDemocracy,HungarianReview,May 12,2016.
網路鏈接:
http://www.hungarianreview.com/article/20160512_conclusion_excerpt_from_the_demon_in_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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