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力量將莫迪拱上印度的神壇？

今天的莫迪，在印度幾乎是半個神明一般的存在。他在群眾中的威望無以倫比，完全碾壓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歷代政治領袖，直逼鼎盛時期的聖雄甘地。

在一眾政治追隨者心中，莫迪幾乎成為一種信仰。在他的民族主義和改革大旗感召下，這些擁躉可以不計報酬的為莫迪的政治崛起做貢獻——在選戰期間，他們挨家挨戶地探訪民眾，為莫迪爭取選票；當莫迪頒布改革措施時，他的追隨者們則隨時召集民眾，任勞任怨、不厭其煩地為老百姓解讀政府的良苦用心。

而在民間，也廣泛流行著對莫迪的迷信般的個人崇拜。如果關注印度輿情，我們經常會看到，印度人對莫迪有著超出理性的信任：面對印度國家內部錯綜複雜的結構性困難，許多印度人在承認客觀困難的同時，卻也有也都會不約而同的堅信——因為有莫迪的存在，所以這些困難最後都會克服！

因為莫迪，一切麻煩都會迎刃而解，這種基於對領袖的盲目崇拜而形成的信心，在外人看來無疑是十分可笑的。不過，就印度的現實而言，考慮到印度一直以來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就支離破碎，國家意識天然淡漠。這種情況下，政治領袖作為國家的代表和象徵，對他的個人崇拜和高度認同，也的確有利於國家凝聚力、向心力提升，以及中央強權的形成，進而為國家內部整合和改革發展提供良好的政治基礎——正是因為具備了這種強大的政治能量，莫迪才敢於挑戰那些最棘手的改革難題，且無需顧忌後果；正是因為具備了無以倫比的政治號召力，莫迪才能夠通過利用群眾的盲目支持，吞噬一切試圖阻攔他改革的舊勢力——換句話說，印度現階段的國情和國家發展需要決定了，對莫迪的個人崇拜，對印度而言是利大於弊的。

不過，這裡有一個問題：畢竟自打建國起，內部地緣、人文結構的高度撕裂，就一直深深困擾著印度，並成為阻礙其發展壯大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既然領袖個人崇拜對印度有這麼大的好處，為什麼一直沒有人能成功扮演這個角色，而是直到印度建國後70年的今天，才讓莫迪冒出頭來呢？

當然，莫迪現象之所以能形成，首先在於莫迪自身的「卓越素質」：此人擁有超強的政治駕馭能力，能夠藉助狂熱的意識形態煽動和非凡卓越的管理能力，將印度人民黨打造成了超級強有力的政治組織，並將自己的意志紮根於印度大眾的心中。

同時，莫迪還有強到近乎可怕的自制能力——此人極端清廉，終身禁慾，且毫無人倫之情——連其母親和親弟弟，都很難見他一面，更沒有享受到他的任何照顧——哪怕這種照顧並不是以權謀私，而僅僅是作為兒子和兄長的基本義務。這種比海瑞還絕，比希特勒還狠的極端清教徒做法（海瑞起碼還孝順母親，希特勒還有個真愛的女人愛娃伯勞恩——這些都是基本人類情感的表現），從壞處說，是慘無人性；而好處說，也意味著他不會接受任何世俗誘惑；而以踐行政治理想為自己人生的唯一追求。

但這就是莫迪能夠成功的全部原因嗎？

當然不是。中國人都明白一個道理：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時勢。莫迪或許的確出色卓越，完全具備走上神壇的資格；但從個人素質角度來說，他絕不可能是唯一。印度內部高度撕裂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在過去七十年中，它一直迫切需要莫迪這種領袖；而作為全球第二人口大國，印度龐大的人口基數決定了——這個國家絕對不缺乏具備莫迪同類型素質，甚至比他更加出色的人。

既然如此，為什麼在莫迪之前，那麼多印度領導人，包括尼赫魯在內，都沒有能夠走上神壇；建國七十年後的今天，莫迪卻能夠輕而易舉的攬獲萬民之心，一舉登頂呢？

這和印度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

首先是國家意識的形成。

眾所周知，自古以來，印度就是一個四分五裂的存在：政治上、印度邦國林立，即便偶有大一統政權將南亞次大陸強勢整合，但也不過就曇花一現；人文結構上，印度國內民族構成也比較複雜，作為主體民族的印度斯坦族，只佔全國人口的不到五成，甚至作為主體土著語言的印地語，也只有不到半數印度人可以使用，在全國範圍內通行程度反倒不如作為外來語種的英語。

歷史原因造成的政治和人文隔閡，嚴重阻礙了印度國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形成，民眾國家認同感嚴重不足。

這對印度的國家長遠發展無疑是十分不利的。所以建國以來，印度政府一直想方設法的改變。首先，他們通過教育、輿論宣傳等手段，正向引導民眾接受國家概念；其次，他們也通過大國地位的塑造——充當不結盟運動領袖，樹立特立獨行的大國形象，甚至於自吹自擂等等，在民眾面前塑造出一個強勢國家形象，以爭取他們對國家的熱愛；最後，他們還通過塑造外部敵人——巴基斯坦、中國等等，進行反向刺激，增強國家民族意識的形成（印度之所以把一場己方慘敗的中印邊境戰爭翻來覆去熱炒幾十年，就是因為這種強勢外敵的塑造，有利於反向激發國民對於國家的整體認同）。

當然，受限於印度的千年積弊，印度政府的這些做法，成效依然有限。但幾十年下來，依然有了相當的突破，印度國家認同，已經或多或少的，在大多數印度人心目紮下了根。

這就為莫迪走上神壇提供了基礎。當印度人的國家認同淡漠時，新德里的政治領袖，其影響力很難直接觸及百姓，所以只能更多的通過權力體系內的合縱連橫，來鞏固自身的權勢。而印度的政治分裂傳統，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現代西式民主制度；使得印度的權力架構相對零散，所以領袖的權力根基天然不穩固，受到多方面的制衡。只有當民眾的國家認同感達到一定程度，國家政治領袖的直接影響力才得以彰顯。這種情況下，如果政治領袖能夠通過超強的駕馭能力，獲得民眾的高度一致認同，那就可以挾民意鉗制政敵，收穫強勢政治權力，進而在絕對權力的加持下，反向鞏固民意，進而形成個人崇拜。

而時代的發展和精英階層國際視野的開闊也為莫迪這種政治改革家的封神提供了幫助。

說白了，普通民眾或許可以盲目崇拜政治領袖，將其視若神明，甚至無條件信任；但有著豐富見識的精英階層是絕對不會這麼二的。

何況，鑒於精英階層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源，為避免強權政治領袖崛起，使自己的身家財產受制於人，他們作為一個群體，天然傾向於權力制衡，通過這種方法，限制政治領袖的權威。

由於精英階層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源，沒有他們的配合，單一政治領袖縱有天大本事，也折騰不起什麼風浪——這跟中國宋明時代士大夫集團崛起後，反向制衡皇帝是一個道理。

只不過，精英階層固然有防備體制內強權領袖的訴求，但也有拓展資源和財富的需要；甚至還有防備資源財富、或者市場份額被體制外、甚至國外其他勢力侵奪。

而這一點，正是印度精英階層的痛點。由於政治體制的桎梏，印度經濟發展緩慢——這意味著印度精英階層不僅不能趁著全球化的東風，在國際舞台拓展政治經濟影響力；相反，連國內市場也被外來經濟體佔據，國家安全的長期潛在風險也原來越大（中國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軍事影響力的擴張，使得印度地緣安全方面承受的戰略壓力越來越大）。

精英階層是靠著印度這個國家吃飯的。國家越強，他們越混的開；國家要是不行，他們同樣要深受其害——甚至以絕對值來說，他們受的損失，要比普通民眾更多。

所以精英階層對經濟改革也有強烈訴求。而前文中說了，印度的國情決定了，要想改革成功，一個強權政治領袖必不可少。

這就形成了矛盾。強權政治領袖，肯定會壓制精英階層在體制內的能量；但沒有強權領袖，精英階層的生存發展空間，又會受到外部的強烈制約甚至威脅——僵局就此形成。

一開始，精英階層無疑是傾向於防範強權領袖的——印度的西式民主制度設計，也天然為分權制衡提供了空間。

但隨著歲月的流逝，印度落後於時代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中國的改革成功，就會帶給印度精英階層以極大刺激）。這種情況下，精英階層的態度自然也會出現搖擺，越來越多的精英階層，願意放鬆對政治領袖的高度鉗制，以換取印度改革的啟動與國家的發展。當精英階層的立場偏移到一定程度，莫迪這種強權領袖就有了爭取精英階層支持，進而上位封神的空間。

而工商資本的崛起，也讓莫迪上位得到了強勢助力。

印度由於歷史原因，各邦政府享有極大的自主權，中央政府對此不得干涉。這種格局下，各土邦以鄰為壑，大搞地方保護主義，以至於印度始終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國內市場——這也成為印度經濟發展的一大頑疾。

只不過，各邦之所以樂意以鄰為壑，除了歷史原因外，也與印度的經濟結構大有關係。

印度一直沒有實現現代化，所以保留了大量的農業和手工業殘餘。農業和手工業（包括小型工業）通常都有明顯的地域性，依託他們而形成的利益階層，自然而然的傾向於地方保護，而商業和機器化大工業，出於對市場的渴求，當然對畫地為牢深惡痛絕。

這又形成了矛盾。一開始時，由於國家發展落後，農業和手工業等傳統經濟依然佔據印度經濟的主要部分，依託他們而成的各邦利益集團，自然也就擁有足夠話語權，所以地方保護主義大行其道；可幾十年下來，印度雖然沒有在整體上實現現代化，但現代工商業依然已經有了不小進步；代表現代工商業的利益集團實力逐漸增強，話語權逐漸增大。而傳統經濟的話語權自然就相對降低。這種此消彼長到一定程度，深受工商業認可的政治改革派，其氣勢自然與日俱增。具體來說，莫迪能夠動用更多的資源，來壓制政敵、爭取民心。

最後，伊斯蘭教的極端化，也對莫迪的封神上位形成反向助推。眾所周知，除了改革，莫迪的另一面大旗就是民族主義。

印度的民族主義，主要是針對對外兩方面。對內：是境內的穆斯林、廓爾喀以及東北部阿薩姆等少數族群；對外，則是指向巴基斯坦、中國等周邊鄰國。

按照正常情況，民族主義拿來對外是最合適的。印度通過大力渲染中國威脅論，尤其是對1962戰敗的極端炒作，也確實起到了激發國民國家民族認同的效果。

不過，對政客來說，煽動對外矛盾還是有風險的。畢竟這種矛盾一旦激化，那就意味著戰爭。這戰爭要打勝了還好（比如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戰爭中肢解了東巴基斯坦），可要是打敗了（比如1962敗於中國），這對政客來說就意味著政治生命的結束（尼赫魯在1962中印戰爭後淪為國內外笑柄，雖然憑著「國父」的老本，勉強保住了總理位置，但威望大損，不到兩年就鬱鬱而終）。

但對內就好說了，只要打著民族主義旗號，不管是對穆斯林，對廓爾喀、對東北部黃種人，都佔據絕對優勢，也能爭取到大多數國民的認同。

不過也只是有可能罷了。實際操作中，想以印度教為紐帶，煽動（宗教）民族主義並不容易。畢竟印度教一直總體溫和，包容性的特徵相對明顯；多元化的宗教內涵（印度教是典型的多神教，號稱有3300萬神靈），決定了想將其高度捏合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之相對溫和的屬性，決定了想煽動聖戰情結也比較困難。

而且此舉在政治上風險也很大。由於印度境內還有比例並不小的錫克教、伊斯蘭教、甚至佛教教徒，一旦用印度教煽動民族主義情結，很有可能就會引發族群衝突，進而導致印度陷入內亂。所以一直以來，印度政客大多以綏靖態度，來對待境內以穆斯林為首的異教徒。

只不過，隨著近幾十年伊斯蘭教的極端化趨勢加劇，印度境內的穆斯林也受其影響。再加上他們在印度境內本就處於邊緣狀態，生存環境相對不佳，所以印穆的反抗傾向越來越明顯，手法也日趨極端，導致社會越來越動蕩，穆斯林與印度教徒之間的矛盾也越來越大。

這種格局下，傳統的綏靖，已經不足以再維持社會穩定。而且由於印穆龐大的人口規模（佔印度人口超過10%），以及印度的孱弱財力，也決定了新德里無法拿出足夠的物質資源加以羈縻，所以只能用極端嚴厲的手段加以彈壓——雖然這種單純的彈壓，會加劇印度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為將來留下更大隱患，但就現實來說，卻是印度政府維穩的唯一選擇。

莫迪最先捕捉到這一變化，遂於2002年強勢出手，縱容古吉拉特邦印度教徒對穆斯林展開大規模報復，進而形成了著名的大屠殺。

莫迪此舉，遭到了國內秉持傳統綏靖做法的政客們的一致反對，在國際上也臭了名聲。但由於此舉大大迎合了廣大印度教徒的情緒，所以一下子攬活了大票民意。莫迪也由此成為印度教徒心中的英雄。

而莫迪的心狠手辣，也的確取得了效果。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全球伊斯蘭教極端化傾向越來越嚴重，但在莫迪治下的古吉拉特邦，穆斯林卻懾於其威，活的戰戰兢兢，老實本分。這在印度教徒看來，無疑莫迪的民族主義取得了成效，其之個人威望毫無疑問又上到了一個頂點。

綜上所述，國家意識的培育、精英階層思想認識的轉變、工商業利益集團的崛起，以及穆斯林的反向刺激，這四點外部因素，與莫迪的卓越個人素質一起，共同推動了這位打著改革派、民族主義者標籤的總理，成為印度人民心中的救世主。

只不過，高處不勝寒，莫迪雖然現在威風八面，萬眾擁戴，但它的權力，在相當程度上源自於民眾對他的極高期待。他們認為在莫迪的帶領下，印度能夠改革成功實現大國崛起，能夠力御列強傲立世界，所以才會對他死心塌地。

可如果莫迪沒有做到這一點——比如洞朗之爭引發中國報復，印度輸掉了戰爭，那麼莫迪的民族英雄形象就會大打折扣；而戰敗以及軍事對峙帶來的資源消耗和投資環境惡化，也將使印度改革灰飛煙滅（和平穩定環境對改革的重要性，從中國三十多年的忍辱負重中就可以看出）；而一旦國內動蕩加劇，莫迪威望大損，在莫迪強力威懾下早已怨恨滿腹的穆斯林，也必然會掀起更強烈的怒火——這又將進一步惡化印度的國內形勢，使其陷入進一步的惡性循環。

如果真的發生這一點，莫迪還能夠振臂一呼，應者雲集嗎？恐怕到時候，他的下場將比尼赫魯還有所不如了。

民心似水、民動如煙。僅靠一張畫餅忽悠，缺乏物質好處支撐的民意，從來就是靠不住的。在改革成效大顯，民眾普遍受益之前，莫迪的所謂神壇，不過是一個空中樓閣而已，根本經不起風雨的摧殘。所以當莫迪的戰略誤判和政治投機，卻撞上中方強硬態度（詳見：海外風云：洞朗糾紛——中國給莫迪設下兩難死局？），這位總理進退兩難，就不難讓人理解了。

那麼，接下來的莫迪，會如何在洞朗問題上脫身呢？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會根據形勢發展，持續追蹤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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