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解放背後的社會主義：左翼思想與石牆運動

美國白宮Facebook專頁的圖標在法案通過後改成彩虹旗模樣

如果你要稱頌同性解放和婚姻平權，那麼你也要同時稱頌社會主義。正是社會主義推動了同性戀者的思想革命，通過革命，他們堅持要定義自己的生活，書寫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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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im Downs

譯者：XD

編輯：Catherine

美編：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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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解放不是以遊行和政治集會開始的，而是由一場思想革命開始的。

去年（指2015年，本文寫於2016年。——譯者注）美國同性婚姻平權的歷史性成就使1969年的石牆起義重新回到了公眾的舞台上。在成百上千個媒體報道中，評論家給世界講述同性戀解放的故事時，多半都以1969年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石牆旅館作為開端。在那時，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者(LGBT)在一間酒吧面對警察的突襲，奮起反抗。這次起義標誌著美國同性戀解放運動的開始。去年最高法院對奧貝格費爾訴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的判決使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這場運動歷史性的里程碑。因此，從石牆到最高法院，這是一個被邊緣化的群體向國家要求權利而獲勝的故事。

但它並不是這樣發生的。

石牆事件很重要，但這並不是因為從它開始要求國家權利。事實上，相反的情況更接近真相：石牆運動的政治熱情使LGBT群體積極地投身到了一個更深入、更艱難的旅程。他們開始重新思考政治權力、意識形態和政府角色的意義。他們不再向國家尋求認同，而常常是對國家感到厭惡。他們開始在思想和政治上改變自己，使得他們對壓迫和政府的、經濟的權力的理解發生了革命性的轉變。上世紀70年代，LGBT群體在不斷增長的報紙和印刷文化中，對書籍和小冊子中的社會主義優越性進行了理論化，並對資本主義進行了批判。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也開始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重新書寫他們的歷史。

上世紀70年代，總部位於多倫多的報紙《The Body Politic》發行，這是同性戀者探索解放意義的主要國際渠道。它的讀者群遍及北美和歐洲，並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和婦女運動的推動。這是一個有影響力、有活力的出版物，也是同性戀解放運動的代表。

《The Body Politic》尤其感興趣於LGBT群體的壓迫是怎樣與社會發生更普遍的聯繫的，以及構成這種壓迫的政治力量。它繼續支持消除歧視的鬥爭，但它也認為，壓迫的原因不僅僅是歧視性的法律，而是在於政府在一開始就具有的來制定這些法律的權力。例如，1972年一篇題為《同性戀解放的策略》(Strategy for Gay Liberation)的文章解釋道：「同性戀解放的目的是根除我們受壓迫的根源」，其關鍵並不在於「將創可貼貼在源源不斷的傷亡人員身上」。

上世紀70年代興起了許多社會主義團體來教育LGBT群體。這些積極分子提供了關於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的課程、研討會和閱讀書單。1917年在舊金山，《Gay Sunshine》雜誌從《Everywomen》期刊上轉載了一篇文章，讓讀者了解同性戀的解放是如何需要工人階級的支持才會得以成功。文章解釋說：「雖然活躍的學生政治活動、反戰團體或同性戀運動是重要的，但是這些團體靠自身無法改變社會的基礎，因為他們脫離了社會的權力基礎，因而對此無能為力。」

這篇文章說，這些團體需要「工人階級的力量」，認為如果LGBT群體不了解權力運作方式的話，反同鬥爭一定會失敗。1975年10月，多倫多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所提供了一門課程，這門課程「從馬克思主義分析原理上發展，通過對可用實證數據的考察，試圖去闡明階級社會中同性戀受壓迫的物質根源」。LGBT積極分子那時在尋找對壓迫的結構性理解，尋找對社會運作的深刻見解，而不再僅僅要求對現行的法律進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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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驕傲》，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講述了在撒切爾夫人時代罷工礦工與LGBT群體相互幫助的故事，圖片來源：電影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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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運動與社會主義理論結合帶來了一場思想革命，而LGBT平權運動只是這個革命蓬勃發展的一部分。1975年在洛杉磯，一個名為「薰衣草和紅色聯盟」(the Lavender and Red Union)的組織以社會主義和同性戀解放的名義成立。他們宣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就沒有同性戀的解放；沒有同性戀的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革命。」他們是激進派，而非改良派。

他們並不是特例。1971年在紐約，「第三世界同性戀革命」(Third World Gay Revolution)組織發表了名為《我們想要的，我們相信的》(What We Want, What We Believe)的宣言，它呼籲「廢除資產階級核心家庭制度」，建立「一個新社會——一個革命者的社會主義社會」。與此同時，一群女同性戀者在倫敦成立了一個名為「女同性戀左派」(The Lesbian Left)的社會主義女權協會，並於1977年出版了她們的論文集。被石牆起義鼓舞的LGBT團體不僅出現在英國，而且遍及整個歐洲，包括法國、德國、義大利和荷蘭。這些團體都強調社會主義是同性戀解放的關鍵。

這些團體都充分體現並促進了LGBT群體不斷增長的決心——了解權力的運作方式，並研究將人們從壓迫中解放出來的方法。同性戀報刊，從《Gay Sunshine》到全國發行的《Gay Clone》（在每一年的五·一出版，以此紀念國際勞動節），在其文章和書評中，都將社會主義作為他們報道的中心議題。十年來，他們將社會主義作為運動中政治利益的主要議題。1975年至1980年，一群男同性戀在英國開辦了《男同性戀左派》(The Gay Left)這一社會主義者雜誌。它報道了在古巴和蘇聯這兩個共產主義體系下生活的同性戀者，並刊登了《為什麼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反對同性戀嗎？》等特色文章。

同性戀運動與社會基本問題的相互接觸滲透，構成了同性戀解放的深層部分。甚至在相對深奧的歷史書籍中也有記載著參加集會或遊行的人們。但在上世紀70年代的北美和歐洲，許多LGBT人士都開始嚴肅正經地致力於研究深奧的、甚至晦澀難懂的關於意識形態的書籍。這種現象潛藏在街頭活動之下，作為一種沉思、哲學的活動。例如，《身體政治》（The Body Politic）中包含了大量關於社會主義政治學和詩學的評論。1977年4月1日那一期專題評論了1970至1973年的選集：《同志解放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工人黨中關於同志解放的討述文件》(Gay Liberation and Socialism: Documents from the Discussions on Gay Liberation Inside the Socialist Workers Party)。這本書並不是有情節、人物和故事的敘事性歷史讀物，甚至也不是一本有明確的論述或事件描述的標準的歷史書。它是一組未經編輯的原始文獻，歷史學家們經常沉浸其中來研究和解釋過去的歷史。

這樣的選集幾乎從來沒有在即使是最專業的學術期刊上被評述過。《The Body Politic》評述了它，作者不是給出了一個基本描述或摘要，而是批判性地評論了它和社會主義運動，指出即使社會主義者接受了同性戀活動者作為步兵參與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也不會承認「同性戀是好的」。這個評論家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該擁護同性戀。這篇評論的出版和內容反映了在同性解放高潮時期，一些經常被城市同性戀團體爭論、遺忘的印刷文化和關於同性戀運動的嚴肅思想。

這種閱讀和討論的文化，不僅體現在報紙、期刊中，也體現在關於階級及政治的社團中，讓許多同性戀者對他們受到的壓迫有了新的深刻的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則作為他們的一個特殊的啟明星。它告訴LGBT群體，家庭的概念並不是一種一直存在於時間和空間中的自然現象，而是在特定的歷史時刻由於特定的原因而發展起來的。恩格斯認為，古代社會是母系社會，兩性基於其家庭中的責任都有平等的權力。隨著時間的推移，男性離開以農業為基礎的經濟系統，去工廠工作。女性被迫承擔起家庭的責任，她們的勞動失去了貨幣價值。

恩格斯認為，壓迫的第一個跡象就是從階級分裂開始的。隨著男性作為所謂的養家糊口者獲得了更多的權力，他們想通過繼承來維持自己的財富，而這導致了社會中更大的階級分化。現代家庭起源的發現也被證明為當代女性運動提供了深刻洞見。它解釋了很多對婦女在資產階級社會中表現為自然的、歷史悠久的、不可改變的壓迫。現代家庭的歷史，系統地幫助了LGBT群體認識到，經濟發展是如何鞏固了他們自身受到的壓迫。這也鼓勵他們去質疑對大多數人來說似乎是自然而然、不可改變的社會組織形式。

20世紀70年代，一群男同性戀者每周六晚在紐約市舉行義大利面晚餐聚會。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作家、學者和活動家。在晚餐時，他們會閱讀恩格斯和卡爾·馬克思的著作，並討論這些對同性戀解放的意義。喬納森·內德·卡茨(Jonathan Ned Katz)是該組織的成員。2012年他在位於格林威治村的家中對我說：「我讀了《資本論》的每一頁，每句話都做了筆記，我提出問題，我通過與馬克思辯論來教育自己」。

卡茨描述了他開完會後回家對自己「巨大驚人的變化」感到的混亂和不安：「在如此短暫的時間裡，我的自我觀念和對同性戀的觀念發生了變化。」在成長過程中，他和其他成員都被灌輸同性戀是一種可以被心理學家治療的疾病。而現在，他們意識到事實並非如此。卡茨記得自己當時在想：「哦，我的天，我是有多傻才能認為自己生病了？」坐在擁擠的公寓的二手傢具上，讀書小組的成員們開始明白，他們並沒有生病，而是在被壓迫。這個觀念是通過閱讀恩格斯和馬克思而被發現的。卡茨回憶說，明白了這個區別讓人「大開眼界」，「我感到暈眩，不得不躺下來。」

這一團體隨後被稱為「同性戀社會主義者行動計劃」(Gay Socialist Action Project, GSAP)。在這裡，成員們學會了去觀察權力生產結構，而不是逐字逐句地去駁斥那些譴責同性戀的牧師和醫生的看法。GSAP發現，恐同行為與牧師在講壇上的演說沒有太大關聯，它更多地與牧師能夠提出主張的權力有關；與醫生在醫學教科書上給同性戀貼上「變態」的標籤沒有太大關聯，更多地與醫生可以將其提出的理論變為可證實真理的權威有關。GSAP成員開始意識到，同性戀所謂的「不正常」並沒有使他們受到壓迫。是他們受到的壓迫使他們顯得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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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y Activists Alliance Firehouse，圖片來源：NYC LGBT Historic Sites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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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其他社會主義思想家迫使卡茨和其他人去探索不同類型的問題。那些看起來似乎與歧視無關的社會習俗和法律都受到了嚴格的探究。正如恩格斯說明了家庭是如何由於一系列的經濟問題而在某一特殊時刻出現的那樣，卡茨和其他人開始發現，恐同來源於不同時期的特定因素。它不是自然的，也不是普遍的。

卡茨意識到不同的「模型」隨著時間發展起來，用以解釋男人和其他男人親密的現象。第一種是宗教模型，掌權者對那些犯有雞姦罪的人處以「嚴厲的懲罰」。他指出，語言的表達方式折射出不同模型的特點：宗教權威使用「雞姦」(sodomy)一詞，而第二種醫學模型則在19世紀晚期發明了一個科學術語「同性戀」(homosexuality)來描述這種同性關係。通過記錄不同時期對同性關係的定義，卡茨開始意識到當權者是如何壓迫同性戀者的。當然，理解壓迫是如何形成的也帶來了一種令人振奮的感覺：他同時也意識到這種壓迫可以被推翻。

卡茨開始意識到，LGBT群體對自身的看法是不符合唯物史觀的。和許多GSAP的成員——主要是約翰·德埃米利奧(John D』Emilio)——一起，卡茲想要糾正同性戀者對自身的誤解。為此，他決定寫下過去的歷史。對於卡茨和德埃米利奧來說，對同性解放的美好展望不僅導致了抵抗反同法律和歧視行為的運動，還引起了一場思維革命，這場革命促使他們書寫了LGBT群體的歷史。這不僅僅只是純記錄或是編年史，而是一個難以置信的雄心勃勃的思維項目，在通過LGBT人群的歷史展示了權力如何在社會中運行。

在紐約公共圖書館進行了多年研究之後，卡茨收集了數百個描繪美國從殖民時期開始對同性戀定義的變化的資料。他說：「我像尋找失蹤人員蹤跡的偵探一樣在圖書館裡穿梭，追蹤線索，從一個腳註到另一個腳註不斷搜尋痕迹，像一個未知土地上的探險者。」他「翻遍了圖書館的卡片目錄，遍歷了圖書館的書架，挑選出可能有用的書和諮詢索引」。基於他詳盡的研究，卡茨最初沒有將這些資料集成一本書，而是製成了一部1972年的戲劇《出櫃！》(Coming Out!)。他認為這將會吸引更多的觀眾，並迫切地希望儘可能多地為LGBT人群提供關於他們的歷史。

格林威治村的另一個協會，「同性戀積極分子聯盟」(Gay Activists Alliance, GAA)，製作了這個節目。1972年的一個夏夜，他們在蘇活區（Soho，美國紐約曼哈頓南部一地區，以先鋒派藝術、電影、音樂與時裝款式等著稱——譯者注）租來的一間消防站里進行了首演。觀眾（大部分是同性戀）坐在一個炎熱的小劇院里，沒有空調，也沒有足夠的座位。有些觀眾坐在過道上，另一些人則擠在後面。這部劇以一系列獨白的形式展現了從殖民時期到現在美國同性戀的生活。一個演員讀著一篇17世紀牧師的摘要，栩栩如生地展現了關於雞姦的庭審案件。一個演員喊道：「五個野獸般的雞姦者，他們承認了自己的邪惡。」然後另一名演員扮成馬賽諸塞州殖民地領導人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出現在舞台上，講出「雞姦」一詞。這齣戲揭示出了屬於同性戀者的每一個病理，並把它們置於歷史背景之下予以展示。

《出櫃！》被證明是一個成功的演出。在首演幾個月後，它在格林威治村的華盛頓廣場衛理公會禮拜堂演出，然後又在位於切爾西北部幾個街區的一間小劇院——夜間劇院(Night House)演出。它對那些觀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個觀眾說道：

「它是一首關於同性戀生活的歌曲，是對過去事情的記憶，對現在事情的看法，對未來事情的承諾。這是一部戲劇，也是一部喜劇，還是一部諷刺作品。它既漂亮，又醜陋；既常見，又稀罕。它讓很多人既因悲傷又因喜悅而潸然淚下。它提醒我們，我們並非孤軍奮戰。我找不到形容詞來形容那天晚上我的感受。」

這齣戲的成功為卡茨贏得了一本書的合同。1978年《美國同性戀歷史》(Gay American History)是第一部反映在美國複雜而不斷發展的同性戀含義的經典紀錄式選集。就像他的戲劇一樣，他的書立刻獲得了成功。同性戀報道都在評論它。卡茨被邀請在遍及北美的同性戀社區中心發表他的研究。他成了這個運動的主要思想家和作家。然而，在目前同性平權勝利之時，至少在美國，卡茨這個人物卻始終被大大低估。他與社會主義理論相互接觸而產生出來的宏大而野心勃勃的歷史項目，比卡茨本人更加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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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組織發行的雜誌，圖片來源：A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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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卡茨一樣，德埃米利奧也是GSAP的一員。當他還是一名研究生時，在他靠近哥倫比亞大學的公寓里，他主持了周六的那些聚會。跟隨卡茨的研究並在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德埃米利奧在1983年出版了《資本主義和同性戀身份》(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這是20世紀有關資本主義歷史最傑出的論文之一。但是它其中深刻的洞見和追求的目標仍然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德埃米利奧巧妙地揭示了城市化和僱傭勞動的崛起，同作為經濟實力主要來源的家庭的地位的下降一起，是怎樣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同性戀的蓬勃發展提供了條件。正如德埃米利奧所說，資本主義使得LGBT群體能夠搬到城市中，並從作為收入來源的家庭中獨立出來。一旦資本主義創造了能讓人們自主生活的機會，它就會不知不覺地要求同性戀者給他們自己的同性慾望以優先權，並將其作為他們生活的驅動力。

德埃米利奧和卡茲的歷史只是社會主義思想鼓舞同性解放的許多方式之一。這些觀點也為LGBT群體如何概念化他們的困境、定義他們的身份提供了支持。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更深層次的理論去理解權力是如何運作的，更重要的是，去理解各種各樣的歷史力量是如何塑造了作為一個身份認同的同性戀。

同性解放的街頭抗議和遊行的前後，潛藏著這場思維革命。正是這場深入而艱苦的思想和意識形態的接觸滲透，使得LGBT群體獲得了解放。在許多情況下，這場革命導致了LGBT群體從與政府當局的政治對抗、對權利的討論中撤退。相反，他們以巨大的精力來發展自己的社區，培養自己的文化。書寫LGBT群體歷史而付出的努力是他們的政治資本、才華、資源和智力的一個效力強大的支出。它的目標不僅僅是改變當權者定義LGBT群體的方式，還是為了給LGBT團體提供屬於他們自己的一筆可觀的文化遺產。

這些都值得被銘記，尤其是在這個婚姻平權勝利的時刻。這一成就，不僅在美國，而且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激勵著人們尋找同性戀政治動員的先驅以便理解過去的歷史。當然，上世紀70年代的同性戀者參與了爭取權利的政治鬥爭。但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LGBT運動中也充斥著社會主義，這種互相滲透導致了權利、戰略和身份等概念的重塑。它改變了同性戀運動、同性戀者以及美國。

因此，如果你要稱頌同性解放和婚姻平權，那麼你也要同時稱頌社會主義。正是社會主義推動了同性戀者的思想革命，通過革命，他們堅持要定義自己的生活，書寫自己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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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eon.co/essays/the-radical-roots-of-gay-liberation-are-being-overloo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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