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口可樂殺人事件

大家好，今天咱們要講的故事很有意思：一個是我最喜歡的飲料：可口可樂，另一個是我最喜歡的話題：殺人事件。

究竟可口可樂和殺人事件是怎麼聯繫在一起的，就讓我來慢慢講給你們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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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之前我在網上查了一下「可口可樂」和「殺人」這兩個關鍵詞，搜索結果顯示有一些人想過「先讓人喝下可樂，然後再給他吃曼妥思薄荷糖，撐爆他的胃」... 不得不說有這種想法的同學對胃液促使碳酸分解的事情一無所知... 另外還有一個新聞說福建沙縣某女子參加一宴席喝了大量可樂，腹痛難忍去醫院就醫後發現胃破裂不治身亡... 然而醫生說在該女子胃裡發現了3000毫升的液體 —— 一口氣喝下兩瓶大可樂，這不是撐死，是作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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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4日凌晨，時鐘剛剛走過0點，6名在新幹線餐車上工作的青年，帶著一身疲倦走出了品川車站。

新幹線在開業之初，為了給長途旅客提供餐飲，設置了餐車。然而，隨著各地車站內餐廳的繁榮發展，以及新幹線的逐步提速使旅途時間縮短，從2000年起新幹線便開始逐步取消餐車的設置，到2016年，所有的新幹線都停止了餐車服務。

這幾名在餐車工作的青年，幾乎都是高中生和大學生，利用寒假的時間來餐車上打工的。他們從品川車站西口出來後，向著日本鐵路員工宿舍，一邊聊天一邊慢慢走著。突然， 一個女孩在品川王子酒店門口的電話亭邊，發現了掉在地上的一枚10元硬幣。

她走過去，撿起了這枚硬幣，正想跟大家說自己幸運地撿到了錢的時候，突然看到在電話亭的地上，躺著一瓶可口可樂。

（那個時代的可樂，絕大部分都是這樣的玻璃瓶裝。）

大家這時也圍了上來，看到了那瓶可樂。「是不是誰喝剩下的啊，去看看吧」，幾個朋友紛紛說。

女孩打開電話亭的門，撿起了那瓶可樂，看了看，瓶蓋還是完好的。於是她放心地對大家說：「蓋子還沒打開呢，估計是誰打完電話忘在這裡的。」

「真幸運啊！那咱們拿走吧！」一個朋友說。

於是女孩拿著可樂走出了電話亭，她對這一群人里最年輕的檜垣明說：「我不愛喝碳酸飲料，這個給你啦！」

檜垣明接過可樂，便裝進了自己的外衣兜里。

檜垣明16歲，就讀於京都的一所高中。他的父親是日本鐵道（JR）的一名員工，於是便趁學校放寒假的時間，把他介紹到了新幹線上打零工，在新幹線餐車上當服務員。他性格活潑，前輩們也都很照顧他。

大概0點10分左右，一行人回到了宿舍。因為第二天輪休，所以大家輪流著去浴室沖了澡之後，就聚在了宿舍二層的員工休息室里，一邊喝著啤酒一邊聊天。時間接近凌晨1點，檜垣明突然想起了撿到的那瓶可樂。

他在回到宿舍後，就直接把那瓶可樂放進了餐廳的冰箱里。於是他站起來，走到休息室隔壁的餐廳，拿著那瓶可樂回到了休息室。用起子打開蓋子，檜垣明舉起瓶子就咕咚咚喝了幾口。突然，他把嘴裡的可樂噴了出來，跑到休息室的水龍頭前，開始漱口。

同事們看到這一幕，趕忙問檜垣明究竟是怎麼了。垣明一邊漱口，一邊說：

「這瓶可樂不對勁，又苦又澀！」

就在他說完這句話後，檜垣明突然兩眼翻白，倒在了地上，失去了意識。同事們趕忙上前，看到他倒在地上，雙拳緊握，身體不停地抽搐著。於是大家趕快撥通了急救電話，10分鐘之後，救護車趕到員工宿舍，用擔架將此時已經完全沒有反應的檜垣明抬上車，送到了就近的品川綜合醫院。

在急救室里，醫生們觀察到檜垣明已經失去了自主呼吸，於是對他進行了氣管切開術，插入呼吸機，並且進行了緊急洗胃。然而，檜垣明始終沒能恢復呼吸，並且生命體征急劇下降。1月4日清晨7點30分，檜垣明被宣布搶救無效死亡。

因為死者的死亡過程太過迅速，負責搶救的醫生懷疑是急性中毒所致，於是也在第一時間通知了港區的高輪警察署。警方趕到現場後，屍檢工作立刻展開。從初步的屍檢情況來看，屍體沒有任何的外傷，但是在皮膚呈現出大面積的粉紅色。根據法醫判斷，這很可能是氰化物中毒所導致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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氰化物中毒，一般由口服氰化物的無機鹽所導致。根據服用量不同，死亡時間從幾秒到5分鐘左右不等，起效非常迅速，因此大部分搶救都無法及時進行。常見的氰化物無機鹽有氰化鉀、氰化鈉等等，因為這些物品在金屬冶金、電鍍工業中屬於常見化工原料，因此在劇毒物品中屬於相對常見的品種。

發生氰化物中毒時，患者會首先出現劇烈的嘔吐和呼吸困難，之後心跳加快，發生全身痙攣，最後進入昏迷，血壓急劇下降，呼吸衰竭直至死亡，並且會很快在皮膚上出現大面積的粉紅色甚至是櫻桃紅的紅斑。

氰化物的致死量非常小，往往只需要 0.1 - 0.2 克便可以置人於死地。從一戰開始，很多負責秘密情報工作的人員便會為自己準備氰化物膠囊，以備在被敵方抓捕後自殺使用。歷史上死於服用氰化物膠囊自殺的人有很多，其中最臭名卓著的就是「歷史上最殘忍的劊子手」，納粹黨黨衛軍頭目海因里希?希姆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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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步判斷可能是氰化物中毒後，高輪警察署的警察於當天上午8點，立刻趕往品川附近的國鐵員工宿舍，在二層的休息室中，他們找到了檜垣明曾經喝過的那瓶可樂的瓶子和瓶蓋，並且對地板上檜垣明的嘔吐物進行了採樣，送回分析實驗室進行毒物檢測。

就在此時，高輪警察署又接到了一起報警電話：幾名行人在上班路上，於品川站西口的路上發現了一名倒卧於便道上的中年男子。巡警趕到現場，發現這名男子已經失去了意識，於是通知了附近的醫院。急救車趕到後，急救人員確認這名男子已經死亡。

警方在現場對這名中年男子的屍體進行了初步的勘察：屍體沒有明顯外傷，俯卧於國道邊的便道上，隨身攜帶的物品只有25日元硬幣，一條毛巾和一瓶尚未開封的力保健。屍體衣著為工作服，穿運動鞋，是典型的體力工人的打扮。然而，在屍體上沒有發現與他個人身份相關的任何證件和資料。按照程序，警察將這具屍體送往了首都監察醫務院，準備按照不明身份的屍體進行司法解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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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9時15分，這名中年男子的屍體被送到了解剖室。法醫在剪開這名死者的衣物後，發現了大面積的粉紅色紅斑出現在屍體的皮膚表面。法醫立刻意識到了這可能是一起氰化物中毒，於是在提取了胃中的殘留物後進行分析，確定了這一判斷。

另一方面，從檜垣明喝過的可樂瓶中，以及他的嘔吐物中，實驗室也給出了「含有致死劑量的氰化物」的結論。從檜垣明撿到那瓶可樂的電話亭，到第二天清晨發現的這具中年男子的屍體的位置，兩者距離不到600米。於是警方立刻做出了判斷：這兩起氰化物中毒案之間肯定存在著聯繫。

高輪警察署的警員們對發現中年男子屍體的地區進行了調查，發現了以下這些重要的線索：

1. 距離發現該男子屍體的地點不到10米的一處電線杆下，警方發現了一瓶只剩一半的可樂；

2. 在這個電線杆下，有一處嘔吐的痕迹；

3. 在距離電線杆100米左右的地方，一間電話亭里地面上有大量灑出的可樂痕迹，一個可樂瓶倒放在地面上；

4. 從這間電話亭到電線杆的路面上，警方發現了兩個可樂瓶蓋。

意識到這可能是一起大規模投毒案，高輪警察署迅速通知了品川區警察局，要求增派警力，對該地區及附近地區進行密集調查。

上午9點50分，品川區警察局在接到這個消息後，立刻命令高輪警察署附近的其他地區也迅速對路面上可能出現的，不明來源的食物和飲料進行收集。同時，警方向學校、工廠等處發布了緊急通知，要求人們不要食用或飲用任何來路不明的物品。

經過細密的排查，警方在附近地區並未發現任何可疑的物品。當搜索進行到當天下午13時左右的時候，警方有了新的收穫：在距離檜垣明他們撿到可樂的電話亭600米處的一家雜貨店門口，一台公用電話的旁邊擺放著一瓶可樂。警方迅速回收了這瓶可樂，並對過路的人們進行了詢問，想要找出與放置這瓶可樂的人相關的線索。

根據雜貨店店主的回憶，當天上午10點，在她開店的時候，這裡還沒有這瓶可樂。警方又調查了這部公用電話的使用情況，在當天上午10:13和12:25的時候，分別有兩個人使用過電話。根據警方向來電號碼詢問後，確定了這兩名先後打過電話的人。根據他們回憶，都沒有發現這瓶可樂的存在。

就在這時，一名路過的中學生提供了重要的情況：當天中午12:40分左右，他騎車去超市買東西，路過這裡時看到了這瓶可樂。當時他原本想拿走這瓶可樂，但因為要去超市，帶著不方便，於是打算回來路過時再拿走它。然而在他回到這裡的時候，警方已經發現了這瓶可樂並開始了調查。

也就是說，在12:25分至12:40分這短短15分鐘時間裡，有人便神不知鬼不覺地將這瓶可樂放在了這部公用電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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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1月4日全天的搜索，警方總共找到了四瓶可樂，其中三瓶已經開封，一瓶尚未打開。在當晚，實驗室對這四瓶可樂的殘留物都進行了詳細的分析，發現作案人投毒所使用的是氰化鈉。然而，在對氰化物含量進行分析的時候，警方有了意外的發現：這幾瓶可樂中所含的氰化物劑量完全不同。

1. 導致檜垣明死亡的可樂中，根據推算，氰化鈉總含量為1.4 - 1.6克。

2. 在導致身份不明的中年男子死亡的可樂中，氰化鈉總含量為 1.9 克。

3. 在電話亭中發現只剩一半的可樂中，氰化鈉總含量為3克。

4. 最後於雜貨店門口發現的可樂中，氰化鈉的含量高達9克。

一瓶可樂的容量為190毫升，而氰化鈉的致死劑量為 0.15 - 0.2 克。也就是說，最後這瓶可樂只需要4毫升左右，就可以置人於死地 —— 作為參考，一般人所謂「喝一口」，大約是20毫升。

同時，警方對瓶子上殘留的指紋，也有了新的發現：在第二個可樂瓶上，發現了與已經死亡的中年男子相同的指紋。為了確認該名男子的身份，警方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將這個指紋與「刑事案件指紋庫」中的指紋進行了比對，結果發現該名男子竟然是一名在逃犯，叫做菅原博。

菅原博，46歲，出生於山口縣的下關市，家中從事林木業。因為與父親不和，他25歲時自己跑到了廣島，在那裡與一名女性結婚。30歲時他與妻子離婚，之後多次因為入室盜竊被警方拘捕，但由於盜竊數額很少，所以只對他進行了罰款和緩刑處理。33歲時，他隻身一人來到了岡山市，在車站前謊稱自己是從東京來出差的公司職員，因為錢包被偷無法回家，向過路的行人們「借錢」。為了騙取信任，他還自己準備了大量的假名片，每次只從行人身上騙取幾千日元。幾天之後，他被岡山站前派出所以「小額高頻詐騙」的罪名逮捕。

小額高頻詐騙，在日語中稱為「寸借詐欺」，是指多次以獲取較少金額而進行的詐騙活動，類似於我們在中國經常看到的「女大學生沒錢上學而在站前乞討，但其錄取通知書系偽造」等等情況，在日本是觸犯刑法的行為。就在派出所對菅原博進行審訊時，他趁機逃跑，從此銷聲匿跡，在之後13年的時間裡下落不明。

未曾想，他在當時留下的案底，卻成為了他死後確認身份的唯一憑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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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個可樂瓶上，警方也發現了一個從未見過的指紋。這個指紋與之前所有涉及本案的人員不符，同時在刑事案件指紋庫中也沒有類似的比對結果。從可樂已經被開封的情況來看，警方懷疑這個指紋的所有者，很可能誤飲可這瓶可樂。然而到當晚為止，警方卻沒有收到更多的中毒報警。

如果這個指紋不是受害者的，那麼難道是作案人的指紋嗎？

就在警方為這第三瓶可樂上的指紋苦苦思索的時候，一名高中生給110打來了電話，說自己在1月4日凌晨，曾經看到過這瓶可樂。

這是從案發以來，警方接到的唯一一名事件目擊者的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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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上午，警方將這名高中生叫來高輪警察署。在這裡，警方向他詳細了解了當晚的情況。

這名高中生在1月2日前往長野滑雪，並於1月3日晚23時乘坐火車回到了品川。從品川車站出來後，他想要給朋友打個電話，於是便來到了警方發現第三瓶可樂的這個電話亭。撥通朋友家電話後，他突然注意到在電話亭的地上，躺倒著一瓶尚未開封的可樂。於是他單手將這瓶可樂撿起來，一邊打電話一邊用手指掰了一下瓶蓋。沒曾想，瓶蓋竟然打開了，而且也不像一般我們打開可樂那樣湧出大量氣泡，而只是冒出了一點氣體。隨著氣體的噴出，幾滴可樂也沾到了他的手上。

他一邊打著電話，一邊習慣性地用嘴舔了舔沾到了可樂的手指，結果他發現可樂的味道又苦又澀。本想喝一口的他，嘗到了這個味道後覺得這瓶可樂不太對勁，於是在掛上電話後，他就將這瓶可樂扔在了電話亭里的地板上，走回了家。到家之後，他出現了頭痛和心慌的感覺，但很快癥狀便消失了。

警方採取了這名高中生的指紋，確實與第三瓶可樂瓶身上的指紋相符。同時，警方通過詢問這名高中生的朋友，也證實了他1月3日當晚打過電話的事實；在這名高中生提供的資料里，警方也找到了他當晚乘坐火車回到品川的車票。他具有作案時間的嫌疑初步排除。

為了獲得更加準確的信息，警方從1月5日起，對發現毒可樂地區周圍的居民進行了大規模的走訪，想要獲得更多的目擊情報。然而，在走訪中警方卻發現了在這起投毒案件背後，更多的謎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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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月3日，也就是投毒可樂出現的當晚，日本還處於新年假期中。因為時值冬季，到了夜晚街上的人流很少。根據警方的調查，有兩名當晚路過石榴坂的行人，曾經目擊到了電話亭中出現的可樂：

第一名行人於1月3日當晚 20:30左右，路過了品川王子酒店門口的電話亭，曾經看到了有一瓶可樂擺放在電話亭中；

第二名行人於1月3日當晚 22:20左右，路過了後來那名高中生髮現了可樂的電話亭。但是據這名行人反映，他看到那瓶可樂已經歪在地上，而且電話亭中有可樂灑出的痕迹。

也就是說，在當晚 22:20 至 23:00 這40分鐘時間裡，作案人發現了那瓶倒放在地上的可樂，並且及時清理了現場，換上了另外一瓶毒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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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根據附近的居民反映，街上可疑的未開封可樂，事實上從2個月前的1976年11月，便已經出現了。

在1976年11月中旬，一些進行早鍛煉的人們發現，在品川站西口的「石榴坂」地區，經常有不明來源的可樂出現：有時是在路邊的草地上，有時是在綠植里，有時放在路旁的台階上，有時出現在電話亭中等等。

12月20日，一名上班族看到幾名小學生從草地中撿到了一瓶可樂，當他們想要打開這瓶可樂的時候，卻掉在地上摔碎了。2天之後，這名上班族在同一地點，發現在草地中又出現了一瓶新可樂。

而根據每天清晨都會沿著這條路進行晨跑的幾名居民回憶，出現過可樂的位置大概有6、7處，但是差不多每隔3天左右，這些可樂便會挪動一下位置，有時會出現在更加顯眼的地方。

儘管如此，但是在從1976年11月中旬直至年底的這段時間裡，卻沒有任何人中毒的報案。從這些情況出發，負責偵查此案的刑警腦中，突然意識到了一個很恐怖的構想：

「作案人究竟為什麼要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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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刑警們的疑慮的，是這三個反常的細節：

A. 作案人曾經多次在品川車站西口附近的街道上，擺放無毒的可樂，歷時達2個月之久；

B. 這些擺放可樂的位置，經常被作案人調換、調整；

C. 在案發當天，所有被投毒的可樂中，氰化物的含量都不相同。

假如說作案人的目的，只是想用投毒的可樂殺人的話，那麼大可不必這樣破費周折。但如果換個思路，他進行了如此之多的「嘗試」，結論很可能是：他在進行一種「試驗」。

從這個思路出發，作案人的目的也就很清楚了：

在第一階段里，他嘗試在街道上擺放可樂，目的在於觀察「究竟放在什麼位置的可樂，可以被行人發現並且拿起來」。

在第二階段里，他嘗試在可樂中加入不同劑量的氰化物，目的在於「究竟混入多少氰化物，可以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嘗試喝下可樂。」

如果這樣的推斷成立的話，那麼很可能，在1月4日的凌晨，這名作案人就躲在街上的某個黑暗的角落裡，緊盯著他布置下的那幾瓶毒可樂，並且暗中觀察著受害人痛苦地倒斃街頭。

這樣一來，刑警們迅速意識到了一個可能發生的情況：既然前面都是「試驗階段」，那麼這名作案人，一定還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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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現場收集到的證據中，共有四個可樂瓶蓋。這四個瓶蓋上都有打有「T」字母的鋼印，並且在邊緣印刷著「702」、「706」和「709」的數字。通過走訪日本可口可樂公司，警方查明鋼印「T」，是可口可樂東京多摩灌裝廠的生產標誌，而702、706、709這三個數字，分別代表了1976年8月下旬、9月下旬和10月中旬的三批生產批號。

從多摩灌裝廠，警方了解到這三批可口可樂的總生產量，為900萬瓶。也就是說，用來投毒的這四瓶毒可樂，是來自於這900萬瓶中的隨機4瓶。考慮到如此之大的生產規模，作案人如果是潛伏在工廠里，在生產環節對這四瓶可樂進行投毒的話，他要追蹤這四瓶可樂是完全無法做到的。因此，警方排除了毒可樂是來自灌裝工廠的這個可能性。

而這900萬瓶可樂的流向，事實上覆蓋了關東地區多達600多個批發商，以及上萬家零售商。顯然，從這個渠道進行調查也是完全不可能的。

另一方面，調查用來投毒的氰化鈉的來源的警察們，也遇到了困難。

氰化物在工業上的用途很廣，除了冶金和電鍍之外，在印刷、噴漆、金屬除銹等等方面也有廣泛的應用。

品川地區位於東京市區南部，南邊與其鄰接的地區包括大田區、川崎和橫濱。然而，在這三個地區里，都分布著大量的從事電鍍、金屬加工相關的工廠，而且還有大量的倉庫和物流公司。單純從使用氰化鈉的工廠數目來看，其總數就達到了1301家，而且除了一些大型工廠之外，很多小工廠對於物料和化工品的管理，其實都是很模糊的。

而如果把氰化鈉的流通環節也考慮在內的話，那麼這個搜查範圍將擴大到幾乎整個京濱工業區，接近3000家企業和工廠。如此龐大規模的搜查，恐怕對警方來說也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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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警方更大懷疑的，是這名作案人選擇的地點：品川站西口，石榴坂。

石榴坂其實只是一條長度不足300米的坡道，從品川車站西口出來後，經過一片被酒店和購物中心包圍的街道，向北一拐就進入了東京市內數一數二的高檔住宅區 —— 白金台。這一地區里，除了附近酒店的旅客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外來流動人口。

而居住在這附近的居民，普遍家境較好，幾乎不太會有人會食用從街上撿來的，來路不明的飲料和食品。如果作案者的目標僅僅是想要用這些毒可樂殺人的話，恐怕在上野、淺草這些流浪漢聚集的地區投放，會出現更高的成功率。

然而，這名作案人偏偏是捨棄了低收入人群聚居的地區，反而選擇了人口素質相對較高的住宅區來放置這些含有氰化物的可樂。讓他這麼做的原因，可能有兩個：一個是他有著報復社會的反社會心理，而且報復的目標是相對有錢的人；另一個原因，就可能是他恰好住在附近，甚至可以從自己的家中觀察到他進行投毒的位置。

無論是哪種可能性，這都說明了進行投毒的人，不是衝動作案，更不是普普通通的暴力型犯罪，而是一名蓄謀了很久的高智商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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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來的幾天里，品川區的警員們都繃緊了神經，在各個社區宣傳不要誤食來路不明的物品，並且有了類似情況迅速通知警察。在這個寒風凜冽的1月，每個晚上都有警員在品川站附近的街道上蹲守，等待著案犯的再次作案。

然而一個月的時間過去了，案犯再也沒出現過。就在警方認為這名罪犯已經放棄了作案時，新的案情卻在幾百公里外的大阪出現了。

1977年2月13日，情人節的前一天。這一天傍晚18點30分左右，一名貨車司將車停在路邊，在一家酒館外的自動售貨機上，買了一包香煙。在他彎腰拿起香煙的時候，突然發現在機器旁擺著一瓶沒開封的可樂。

沒有多想，他就將這瓶可樂裝進了衣兜里，向停放在路邊的貨車走去。在這家酒館旁邊的電話亭里，他看到還有一瓶可樂放在電話旁，但是似乎已經打開了蓋子。沒有多想，他就開著貨車上路了。

這名司機名叫森崎晃之，39歲，大阪人。他就職於大阪的一家麵包工廠，負責每天採購原材料，並在當晚將生產出的麵包送到物流公司。在物流中心裡，他一邊跟大家聊著天，一邊拿出了口袋中的可樂，得意洋洋地跟大家說：

「今天真幸運，買包香煙還撿了瓶可樂！」

看到這瓶可樂，同事們紛紛勸他：「別喝啊，這裡面可能有毒呢。」

森崎卻大大咧咧地說：「沒事兒，我就喝一口。」說完，他就走到了門外，將可樂一飲而盡，把空瓶扔在了垃圾箱里。

然而回到屋裡沒多久，森崎就突然蹲下身子，對大家說：「不好，我肚子好疼啊。」因為先前大家都對東京發生的毒可樂事件有所耳聞，於是連忙湊過來，扶著他在長凳上躺下，並迅速撥打了急救電話。在這段時間裡，森崎不住地說著「我的手麻了，沒有知覺了...」「頭好疼，好像要裂開一樣...」

10分鐘後，急救車趕到了物流中心，用擔架將森崎抬上了車。和森崎一起前往醫院的，還有2名他的同事。急救車上的救護人員向這兩名同事詢問了詳細的情況，判斷森崎是急性中毒。於是到達醫院後，急診室立刻對他進行了輸液。

在醫院裡，森崎對同來的2名同事說：「快，在那個酒館旁的電話亭里，還有一瓶可樂...」

這兩名同事迅速通知了在物流中心的其他同事，並且在醫院裡報了警。因為物流中心離那家酒館很近，於是幾名同事一同前往酒館，想要找到森崎提到的那瓶可樂。果不其然，在電話亭里，他們真的發現了擺放在電話旁的可樂。

然而這瓶可樂，也是沒有開封的。一名同事試著用手掰了一下瓶蓋，卻發現瓶蓋輕鬆地打開了，而且也沒有氣體湧出。這一切都讓在場的人們想起了東京發生的毒可樂事件，於是在警方到達現場後，他們便將這瓶可樂交給了警方，並說明了剛才嘗試打開可樂瓶時的情況。

警察將這瓶可樂送往實驗室化驗，確實發現有氰化物。而森崎喝過的那瓶可樂，因為瓶子被扔在垃圾桶里，已經找不到了。

警方對酒館的老闆進行了問詢，根據他的回憶，當天晚上18點整的時候，他剛剛對自動售貨機進行了貨物清點，當時並未發現可疑的可樂。也就是說，在18點至18點20分之間，這瓶可樂才出現在酒館門外的地上。

警方趕到醫院的時候，森崎的狀況卻出乎意料地好：他沒有陷入昏迷，而且神志清楚。在警方對他進行簡單問詢後，由於森崎剛剛經歷過搶救，於是便約定在他出院之後，警方再詳細詢問事情的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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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1977年2月14日，情人節當天。

在東京車站東口外的八重洲地下商業街中，發生了又一起可疑事件。

在一條通往地面的樓梯上，一名路過的60歲公司社長，撿到了一個紙箱。紙箱用膠帶封著口，外面套著三越百貨的購物袋。這名社長便將這個紙箱連帶購物袋，送到了八重洲派出所。

派出所里的警員當面打開了箱子，發現裡面是40盒格力高生產的杏仁巧克力。因為當天是情人節，所以各處的商場都在進行巧克力的促銷。警察認為這應該是被粗心的過路人忘記在樓梯上了，於是便留下了這個紙箱，放進了派出所的儲藏室。

按照日本警方的遺失物處理原則，在發現了這樣的食品遺失物後，警方會將其保管10天。10天後如果仍然沒有失主來尋找的話，警方會將其返還給其製造商，並且按照零售價格拿回物品的退貨款，等失主出現後將退貨款還給失主。

如果在6個月後，失主仍未出現的話，那麼這筆退款，將作為酬謝，全額送給撿到物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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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16日，大阪的森崎先生出院了。按照當時的約定，警方在2月17日的上午，來到了森崎的家中，準備進一步對他進行詢問。

三名來自羽曳野警察署的警察，來到了森崎家的門外，按響了門鈴。然而等待許久，並沒有人來開門。警察們擰動了門把手，發現門並沒有上鎖，於是便一邊呼喊著森崎的名字，一邊走進了屋子。

森崎家的屋子是一幢二層小樓，一層是客廳、廚房和浴室，二層是三間卧室。在一層的客廳里，警察們沒有找到森崎的身影，然而從門口擺放的皮鞋，以及桌上尚未涼下來的茶來看，森崎並沒有離開家。

警察們走上二樓，這才發現森崎坐在二層的走廊里，身子歪靠在牆上，頭上罩著一個塑料袋。警察們趕緊上前，摘掉了塑料袋，卻發現森崎的脖子上緊緊地系著一條橡膠管，人已經停止了呼吸。儘管警方迅速通知了醫院前來急救，但是依然回天乏術。

經過調查，森崎脖子上的橡膠管，是自己家中用來連接煤氣管道和灶台的管子。在他的屍體上，警方沒有找到搏鬥的痕迹，也沒有任何外傷；在橡膠管和塑料袋上，也只找到了森崎的指紋。種種跡象表明，森崎的死亡，很可能是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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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關於森崎的死，警方還是發現了很多無法解釋的情況：

1. 在東京爆發了毒可樂事件之後，森崎在公司里和同事們曾經關於這件事情聊過很久。對於這件事如此熟悉的人，是不太可能主動喝下來路不明的可樂的；

2. 森崎當天喝下可樂的時候，事實上並沒有人直接目擊；而且在到達醫院後，森崎也沒有陷入昏迷，甚至是自己走進的急診室；這點與檜垣明當時迅速陷入昏迷，在癥狀上有很大的區別；

3. 森崎在來到這家麵包工廠工作之前，曾經在大阪的一家電鍍工廠工作，有機會接觸到氰化物；

4. 據附近的鄰居提供情況，森崎家的氣氛非常和睦；而且在事後，森崎的妻子也反覆強調，自己的丈夫是不可能自殺的。

然而，警方通過繼續深入調查，也沒能獲得更多與森崎的死相關的情報；同時，森崎是否真的喝下了含有氰化物的飲料，這點也依然沒有確切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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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月24日，東京。

轉眼間，保存在東京車站八重洲派出所的那一箱巧克力，就到了10天的保存期限。在這一天，派出所聯繫了格力高工廠，說明了遺失物品的信息。於是當天下午，格力高東京分店的工作人員便來到了這個派出所，取走了這40盒杏仁巧克力。

（這種巧克力恐怕很多人都吃過吧？）

然而，格力高的工作人員將這些巧克力拿回工廠後，卻發現每盒的透明塑料紙包裝上，都有被人打開後重新粘回去的痕迹。而且，每一盒在封口處的生產批號都被人撕掉了。感覺到情況有些奇怪的格力高東京分店，便在第二天的2月25日，將這一批巧克力都送到了大阪格力高總部的分析實驗室里，進行檢驗。

格力高一方最初的懷疑是，有人用格力高的包裝里混入了其他牌子低成本的巧克力，想用退款的方式進行詐騙。然而，在分析了幾粒巧克力後，他們發現成分與自己公司的產品沒有區別。研究員們耐心細緻地將所有40盒巧克力的每一粒都拿來化驗，結果發現了一個驚人的事實：

在這40盒巧克力中，每一盒中都有一顆，混入了0.5克左右的氰化鈉。由於巧克力本身具有一定的苦味，所以即便是混入了氰化鈉，消費者可能也很難從味覺上分辨出來。

在這40盒巧克力中，有一盒的盒蓋內側，印著一行字：

「我要用天誅來消滅卑鄙又自大的日本人。」

字是用橡膠印章，一個字一個字用印泥印上的。

然而，與之前毒可樂事件一樣，關於這批巧克力來源的調查，對警方來說也毫無頭緒。八重洲派出所在東京站前貼出了告示，向過往的行人徵求與這袋巧克力相關的目擊線索。然而之後幾天，根據行人們提供的消息，類似的口袋在2月10日左右便在八重洲的地下街里出現過，而且幾乎每天都會換一個地方。

在這一點上，簡直與毒可樂事件的情況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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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之後，1977年3月15日下午15點左右，橫濱市鶴見區警察局接到了一起報案：一家電鍍工廠的倉庫中，有20克的氰化鈉被盜。

警方趕到這家工廠，據工廠的負責人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當天下午13點30分左右，一名穿著白大褂，戴著白手套的男人來到了這家工廠，並向工廠負責人出示了自己的名片。名片上寫著：「橫濱市公害對策局水質監測員 森一道」。他向負責人說，因為先前在東京各地發生了多起氰化物投毒案件，因此根據上級指示，需要對各家使用氰化物的工廠，進行氰化物保管情況的檢查。

工廠負責人自然也知道東京那邊的毒可樂案，於是對這個男人的說法深信不疑。他將這名男子帶到了自己工廠的化學品保管庫，並且出示了保管在保險箱中的氰化鈉 —— 以片劑形式保管，每片1克。

按照這名男子的要求，工廠負責人便開始介紹自己工廠的危險品保管措施。正在這時，一個電話打到了負責人的辦公室。因為要去接電話，於是負責人便請這名男子先稍坐休息，自己跑回了辦公室。

接過電話後，負責人與對方說了幾句話，發現是一個自己不認識的人。對方聲稱自己打錯了，道歉之後掛上了電話。但是當社長走出辦公室，回到倉庫的時候，卻發現那名男子不見了。同時，擺放在桌上的氰化鈉的盒子也不翼而飛。

感覺到奇怪的工廠負責人，迅速按照男子留下的名片，撥通了橫濱市公害對策局的電話。然而，公害對策局那邊卻反映，根本沒有一名叫做「森一道」的職員。

意識到出了問題的工廠負責人，之後就馬上撥通了報警電話。但是由於該男子始終戴著白手套，在現場並未發現他的任何指紋。在他離去的時候，工廠的工人們也沒有看到他離開的方向和交通手段。

就在2天後的3月17日晚上18點30分，一架從東京起飛，前往仙台的波音727航班遭到劫持。起飛之後僅僅過了幾分鐘，一名年輕男子用手槍頂住了一名空中小姐的腦袋，要求用機內無線電與機長進行通話。

男子向機長說明了自己在進行劫機，要求機長在東京和仙台之間往返飛行，直到燃料耗盡為止。因為該劫機男子並未進到駕駛室，於是機長通過無線電，秘密向地面塔台報告了自己的航班遭到了劫持，並且迅速返航回到了東京的羽田機場。

男子在發現飛機已經降落在羽田機場後，意識到劫機失敗，於是慌忙跑進了頭等艙後部的洗手間中，將自己鎖在裡面。19時15分，在得到「劫機人員已經逃進了洗手間」之後，機場特別行動組突入機艙，迅速疏散了機內180名乘客，並且包圍了那間從裡面上了鎖的洗手間。

19時30分，機內人員用扳手從外面強制打開了洗手間的門，特別行動組組員們發現，這名男子已經癱倒在洗手間內，胸口前有一些嘔吐物的痕迹，當時已經死亡。男子的屍體被帶到羽田機場附近的醫院進行解剖，結果發現他的死因是吞服氰化鈉導致的急性氰化物中毒。通過比對死者指紋，警方發現他是一名來自東京葛飾區的黑社會成員，26歲。

他攜帶的手槍，其實是一支模擬模型槍。所以在劫機失敗後，他沒有劫持人質與警方對峙，而是直接選擇了自殺。然而，沒有人知道他劫機的真正目的。

1977年3月19日夜間，警方對這名男子在橫濱市的租住地進行了搜查，結果發現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個裝有氰化鈉片劑的盒子。警方叫來了之前發生了氰化鈉失竊的工廠的負責人，經過他的證明，死者就是當天在工廠里偷走了氰化鈉的男子。失竊的20粒氰化鈉片劑，目前已經找到了16粒。除去男子死前吞服的一粒之外，仍有3粒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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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後警方的分析里，之後這名劫機犯儘管在竊取氰化鈉的時候，展現了一絲智力型犯罪的端倪，然而這與先前幾起氰化物投毒案的作案人風格完全不同 —— 那幾起投毒案的作案人，從不親自在大庭廣眾之下露面，更不會與任何人進行會招致懷疑的接觸。

而在竊取氰化鈉的這一案子中，罪犯採取的手段，事實上與1948年的「帝國銀行事件」有幾分相似，不排除是一種模仿犯罪。而在帝國銀行事件中，罪犯恰好也是使用了盜竊得來的氰化物，對銀行職員進行了大規模的投毒。

由此，警方判斷這名盜竊了氰化物並嘗試劫機的男子，並不是先前多起投毒案的作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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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時間的流逝，類似的投毒案，卻再也沒有在日本出現過。

1992年1月4日，可口可樂投毒殺人事件到達公訴時效。曾經令日本東京民眾震驚的這起「疑似恐怖襲擊事件」，就這樣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了人們的記憶中。

然而，因為這幾起連續發生的投毒事件，也反映了當時所使用的「金屬瓶蓋飲料瓶」的一些弊端：用一些巧妙的方法，就可以幾乎無損傷地打開瓶蓋，並且原樣蓋回去。

為了防止類似的事件出現，從1978年起，日本可口可樂公司開始大力推廣易拉罐包裝，逐步從零售渠道取代了原有的玻璃瓶包裝。在一些灌裝瓶流水線上，可口可樂開始用塑料螺旋瓶蓋，來取代金屬壓制瓶蓋。所有的這些舉措，都是用一些「一旦打開便不能復原」的方式，來代替以往不安全的金屬瓶蓋。

而這也就是今天，大部分我們喝到的可口可樂，都採用了塑料瓶蓋和易拉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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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變態真多」最近總有一些讀者留下這樣的信息。

然而我一直在說，儘管變態的出現是有概率的，但是哪個國家的人口基數越大，哪個國家的變態就越多，這是個很簡單的數學問題。

毒可樂投毒案，無獨有偶，在我國也發生過幾次。而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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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6月13日，在湖南省衡陽縣的界牌鎮，發生了一起毒可樂殺人案。

作案人小雯（化名），12歲，是一名留守兒童。因為家中貧困，父親外出打工，母親離家出走。家中只有85歲的爺爺，74歲的奶奶，她自己和正在上小學的兩名妹妹。

受害者是一對親姐妹，13歲的小霞和7歲的小林。她們兩個的父親留在村中務農，為了方便姐妹兩人上學，母親帶著兩個孩子在鎮上租住。

小雯和小霞是同班同學，因為同樣家境貧寒，在班裡受到了一定的孤立，而這也讓這兩個女孩成為了好朋友。兩人幾乎形影不離，一同上學下學。

一天，下學路上小雯和小霞看到了一戶院門，裡面擺著一個兒童車。感到好奇的兩個小姑娘便想進去看看，小雯一腳踢在門上，卻將門軸踢壞了。房主出來查看究竟，於是小霞便告訴了屋主，是小雯踢壞了他家的門。

屋主見是兩個小孩，也就沒有追究她們的責任。然而在回家的路上，小雯和小霞就發生了口角，小雯責備她不應該出賣自己。小霞在回家後便向母親傾訴了委屈。小霞的母親當晚便來到了小雯的家中告狀，甚至對小雯說以後不要再跟自己的孩子來往。

小雯之後趁奶奶不備，從家中偷走了5元錢，來到鎮上的農資店，買了一包毒鼠強。

幾周之後，在學校里打鬧的時候，小雯推搡了小林一把，被小霞看到，於是小霞上來為妹妹打抱不平。當天放學後，小霞和小林的媽媽又來到了小雯的家中，還掐了小雯的耳朵。

第二天中午，小雯來到小賣部，買了一瓶可樂，之後來到學校的地下室，將整包毒鼠強倒進了可樂瓶中。在放學路上，小雯把放了毒鼠強的可樂遞給小霞和小林。小霞一口氣喝了半瓶，不到5分鐘後便倒地抽搐，口吐白沫，當場身亡。妹妹喝了小半瓶，在姐姐倒地後沒過幾分鐘，也開始手腳抽搐，陷入昏迷。在場的行人將姐妹兩人送入醫院，然而因為毒鼠強的劑量太大，妹妹也搶救無效身亡。

小雯在現場看到小霞躺倒在地，便趕快跑回了家。警察按照在場群眾提供的線索，來到了小雯的家中，並將她帶回了派出所進行詢問。在詢問中，小雯非常不配合，經常對警察的問話無動於衷。當問及小霞和小林姐妹兩人的死時，她先稱兩人是吃了垃圾箱里的食物才死的，之後又說是一個叔叔給了她們飲料，她自己沒喝，而小霞和小林喝了，之後就死了。但是這些謊言在警察的眼中，顯然是非常可笑的。

事後，出售毒鼠強的農資店店主被警方控制，進行了罰款後吊銷了他的營業執照；小雯因未滿14周歲，依據刑法，不承擔刑事責任。小雯的監護人爺爺奶奶都因年事已高，依據刑法減輕相關處罰，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緩刑5年。而小霞和小林的父母，也對小雯家裡提出了附帶民事賠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撫養金以及直接經濟損失180萬元，但小雯家中顯然沒有支付這筆賠償金的經濟能力。

根據這一事件，由GOLO（微博名： golo_高佬）創作了漫畫《毒可樂殺人事件》，也可以在他的微博上找到。

一言不合就毒死小夥伴，12歲少女，這事兒不知道打的是誰的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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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於1977年的這起日本毒可樂殺人事件，從起因到結束，都籠罩著一層難以捉摸的迷霧。事件先後導致了2名受害人直接死於被投毒的可樂，但在此之後，警方採取的種種預防措施，以及廠家進行的包裝更換，也許在客觀上起到了阻止犯罪進一步擴張的作用。

儘管事件中存在著一些「集體有組織犯罪」的跡象，甚至出現了「反日本帝國主義、反社會」的傾向，但是隨著1973-1974年，包括「日本赤軍」、「聯合赤軍」、「反日武裝戰線」等等在內的極左翼組織，出現了大面積的瓦解、分化、解散、出逃國外之後，在日本進行恐怖活動的組織已經幾乎銷聲匿跡。因此，警方並未將這起事件定性為大規模的反社會犯罪。

唯一一支堅持在日本各地進行恐怖襲擊活動的極左翼組織，「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簡稱「中核派」），在事後也從未對此事件表示過負責。

而之後在日本各地，並未出現類似的投毒事件，也似乎說明了警方的判斷是正確的。

直到18年後，東京地鐵里再次出現了由奧姆真理教策劃並實施的沙林毒氣案，日本人才再一次面臨了恐怖主義襲擊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