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卡戰地日記

原編者(Matt Blake)註:去年3月,金伯利·泰勒(Kimberley Taylor)成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赴敘利亞拿起武器打擊伊斯蘭國的英國女性。一到敘利亞,這位來自布萊克本的28歲前數學系學生就加入了婦女保衛軍(YPJ)——隸屬於敘利亞庫區人民保衛軍(YPG)的娘子軍,從那時起一直與她們並肩作戰。過去3個月中,金伯利——朋友們叫她金米(Kimmie),同志們則叫她茲蘭·迪勒馬爾(Zilan Dilmar)——加入了解放伊斯蘭國實際首都拉卡的戰鬥。3月底,我同金伯利進行了一系列的Skype通話,藉以了解戰鬥在打擊伊斯蘭國前線的女性的生活方式。兩天後,她被調往拉卡,投入了可能是粉碎伊斯蘭國最後頑抗的戰鬥。以下都是她的話,為了便於閱讀做了一定的整理。

金伯利(右)和她的指揮官索爾赫文(Sorxw?n,中)以及一名女戰友。照片由金伯利提供。

作為一名打擊伊斯蘭國的女性,我學到了令人震驚的東西

星期四

早上7點我被對講機里瘋狂的聲音吵醒了。戰友們說可能看到了有人活動,但也不是太確定。然後我就聽見了槍聲。

過去一周我們都在解放幼發拉底沿河直到伊斯蘭國首都拉卡的前線村莊。昨晚,我們排(由8名婦女保衛軍女兵和6名人民保衛軍男兵組成,外加1名女指揮官索爾赫文)在距前線幾百米遠的小鎮上駐紮下來。之前猜測今天可能不會有戰鬥,所以我們睡得比平時晚。伊斯蘭國經常襲擾我們,他們覺得可以從防線後方打得我們措手不及。但這只是喪家犬的徒勞掙扎而已:我們更有力,更有組織,還有聯軍空襲協助,並且幾乎完全包圍了拉卡。他們無處可逃。

戰鬥聲越發激烈,門砰得一聲響了。是切克達爾(Chekdar),最近幾個月和我們走得近的24歲男兵。我們開玩笑說他是姑娘們的一員,因為他喜歡跟我們在一起,總是和我們一起聊天、一起活動。他很會照顧人,所有女孩都喜歡他。這會兒他沒在笑。「我們得上房頂,」他喊道,「看看是從哪邊打來的。」

我們跳了起來,穿好靴子,抓起步槍,飛奔上樓。我們向鎮上望去,一片汽車和建築物燃燒的火光蔓延開來——我們看到一隊戰友休息的房屋遭到了襲擊,離這兒大概200米左右。有人在它周圍射擊,但我們不知道那是伊斯蘭國分子還是人民保衛軍,所以我們不能對他們那兒開火,或是呼叫空襲。我們不能離開陣地,以免它另一面也遭襲。真叫無能為力。

切克達爾決定離開我們防衛的據點,去幫助戰友。我們讓他等等,但他不聽。「呆在這兒,保護房子,」他一邊跑一邊喊著,「我去去就來。」幾分鐘後,他就離開了我的視野,消失在戰火中。

平民——兒童、婦女、老人——四散而逃。場面一片混亂。我們大叫著,讓他們停下或者回去,可他們又驚又怕,根本不聽。我們試圖對空鳴槍以引起他們的注意,但這使他們更緊張了。我看見一個老人帶著一群羊逃跑,甚至看到有人從廁所里跑出來,但被庫爾德戰士送了回去。然後他在自己屋後跑來跑去,蹲了下去,拉了泡屎。在戰爭中總能看到種種怪事。

很快,伊斯蘭國分子開始向場院發射火箭彈。爆炸時彈片橫飛。傷員被抬進我們屋裡,面目都模糊了。我們部隊只有一名醫生,所以我留下來幫助傷員,儘可能去救治他們。後來開始有遺體被抬進來了。

這些遺體的狀況實在糟糕。一個傢伙的頭被切成了兩半,我們試著用繃帶重新纏好。看著這些遺體真是件難事。我的意思是,我之前見過屍體,但是,看到自己一起打過趣、抽過煙、同甘共苦過的熟人死去,實在令人心碎。但你必須保持理智,剪掉他們的衣服,換上新的,送去停屍房。看著桌上這些毫無生氣的裸體是很可怕的。你想表示一些尊重,但如何去尊重一具遺體呢?

上午6點左右,切克達爾的遺體給抬了進來。我止住眼淚,剪開他的衣服,記起我們上次要幫助彼此戒煙的談話。他的遺體被帶走後,我從他的衣服里取出了打火機。這是只劣質的白色打火機,但能讓我想起他。我知道他希望有人保管它。

上午10點,戰鬥終於停了下來。沒死的伊斯蘭國分子逃走了,我們有6具遺體和很多傷員(其中一些是平民)。情況最糟的是這個至多11歲的小姑娘。她腹部中彈,子彈從背部穿了出來。我永遠忘不了她內髒的氣味,在醫生用繃帶為她包紮時,我試著不讓內臟流出。但止血是不可能的,創口太大了。她嗚咽著,面龐蒼白冰冷。她媽媽坐在那裡,抱著女兒的頭,用阿拉伯語喃喃自語。她不停地望向我們,滿懷希望地微笑著。我們都知道這是徒勞的。醫院離這4小時車程,我們沒有足夠的設備和幫助。但我們不能讓她死。必須試試,不是嗎?我們儘可能處理傷口,將她送上下趟去醫院的救護車。我不知道這之後她怎麼樣了,某種程度上也不想知道。我覺得這太難了。

姑娘離開後,我吐了。

這次襲擊後,營地的氣氛古怪得令人害怕。大家整天沉默著,沒有了往日的歡聲笑語。有些人跟別人吐不出一個字來,大家都很沮喪。除了失去切克達爾,那個小姑娘也的確刺激到了我。那一刻,你試圖壓抑自己的感情,像對待其他戰士一樣看待這些傷員。但當一切重歸平靜,這些回憶會湧上心頭,縈繞著你。我一整天都忘不掉她,即使現在,閉上眼睛時,我仍然能看到她蒼白的小臉。

我們今天目睹了許多死亡和毀滅。一兩位朋友受傷是正常的,但這麼糟的情況卻實在罕見。我們的6位戰友犧牲了,這或許被伊斯蘭國分子視為一次勝利。但跟我們對他們的打擊相比,這是微不足道的。我們人更多,更有組織,佔有優勢。我們一點點地取得了勝利。伊斯蘭國終將完蛋,除此之外不會有其他結果。

我打算留在這兒,見證這一切。

「我被濺了一身血」:伊斯蘭國分子來我們營地時發生了什麼

星期一

我凌晨3點起來站崗——在駐紮地的屋頂上獨自呆兩小時。眯著眼睛瞄著夜色,除了黑暗啥都看不到。我嗑了一包葵花籽。

我總是害怕站崗。我滿腦子想著:「哦,天啊,如果伊斯蘭國狙擊手冷不丁給我一槍,闖進屋裡炸了戰友們,可咋辦?」我從沒聽過這種事,這只是心理作用而已。在站崗時你沒法防範被伊斯蘭國狙殺,反正燈都滅了,你什麼也不知道。但正如我的指揮官、30歲的索爾赫文經常說的:「恐懼是件好事,它使你保持警覺。」

大約5點天亮了,沒人向我開槍,換完崗後我又回床上躺了會兒。不用行軍的日子裡,我們總是儘可能地躺著,直到索爾赫文發火。6點鐘我們全起床了,洗洗涮涮,準備早餐。每頓飯都是這樣:沙丁魚罐頭或雞肉罐頭就著饢餅和「草原乳酪」牌三角乳酪。我們婦女保衛軍戰士總是試圖將它切成漂亮的小塊放在碗里,就著茶和煙吃掉。

我們仍在拉卡以東十英里左右、幼發拉底河北岸的村莊紮營。我們這周走過的村莊太多,我甚至忘了這座村子叫什麼。老實說,我都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了,一切進展得太快。或者又太慢,這取決於我們行動與否。

他們說戰爭是由99%的乏味和1%的行動組成的。像我們今天的待命,一定屬於這99%。慢下來的日子真的很無聊,簡直無事可做。所以我們一般談論庫爾德革命、彼此的生活、未來,或是戰爭。我還教索爾赫文英語,她真的很熱愛學習,儘管我教了不下40次,她的「hello, how are you」聽起來還是很像「hullabaloo」。

下午,我和幾個女孩開車查看附近一支友軍單位的陣地,順便聊聊天,喝喝茶,嗑嗑葵花籽,抽抽煙。我們抽了挺多的。

自打參加幼發拉底之怒行動後,我和現在這個輕步兵排已經相處兩個月了,姑娘們對我來說如同姐妹一般。她們多半20出頭,難以置信地可愛,還每每顯露出對世界略顯幼稚的認知。她們老是問我西方的生活,認為歐洲是一個大國家。比如她們會問:「啊,那你說外國話嗎?」我就說:「哪種外國話?」她們覺得歐洲就是這樣一片神奇的世外桃源。

我永遠不會忘記去年聖誕她們為我做的事。我在解釋為什麼想在聖誕節前上網和家人通話,她們問我:「什麼是聖誕節?」我解釋說耶穌就是基督教版的穆罕默德,我們這是給他慶生。她們還是大惑不解。「你不信教啊,」她們說,「為啥還要慶祝呢?」聖誕當天,她們讓我出去呆了一上午,在我屋裡進進出出、竊竊私語,似乎在密謀著什麼。最後,午飯時間,她們帶我走進了一場盛宴,薯片、糖果和蛋糕用一張布單整齊地碼放在地上,這些在前線很難找到的。她們用蹩腳的英語對我唱《祝你生日快樂》。我再不能找到比這更好的禮物了。

索爾赫文可能是我最好的朋友了。她是指揮前線戰事的三名指揮官之一,還最喜歡跟我開玩笑了。像在午飯時那樣:「那你什麼時候回歐洲呢?那裡很好,對嗎?」我總是答道:「不,索爾赫文,你知道我不喜歡歐洲。那裡的制度很可怕,所以我留在這兒。」她苦笑著——她覺得我寧願留在這兒也不肯呆在舒適的歐洲,是很可笑的。

晚飯後,我們清理完自己的武器,就上床睡覺。這裡的毛毯從來不夠,我們必須擠在一起,兩個姑娘一張席。很顯然,我們要挨著自己的AK步槍睡。我的這把是波蘭產的,1987年出廠,年紀比我還大。她有點舊了,從前的主人在槍托上刻了些什麼。但她沒有生鏽,非常便於拆解和清潔,並且從不卡殼。倘若我不得不在戰鬥中取人性命,那我已經準備好了。

在前線執行任務時我經常跟著索爾赫文,在戰鬥人員的後面。我們一起確定敵人的位置,用一台iPad指示地面打擊或呼叫空中支援。

事情越發奇怪起來。我們越接近拉卡,村莊就越冷清,除了野狗野貓什麼都沒有。似乎所有重要的傢伙都逃去拉卡了,留下那些不大重要的等死。比如,兩天前我們包圍了敵人的莊園。將要發起進攻時,一群十幾歲的伊斯蘭國士兵揮著白旗,哭著跑了出來。他們留著黑鬍子,身著迷彩服,聞著貌似幾周沒洗澡了(所有我見過的伊斯蘭國士兵都挺髒的)。「我再也不想干這個了,」他們用阿拉伯語哭喊著,一隊人民保衛軍男兵收押了他們。「我想回家。」真搞笑——伊斯蘭國甚至沒能說服自己的士兵為哈里發死戰。

伊斯蘭國指揮官過著國王一樣的生活。他們留下的豪宅有著修葺整齊的花園、豪華的雕花木門和瓷磚地板——甚至還有西式廁所!到昨天為止我都有1年沒用過西式廁所了,在我們解放了幼發拉底河岸的這座小鎮後,我抓住了這個好機會。這裡的房客顯然走得很匆忙,我們發現了金錶、珠寶,以及裝滿衣物的手提箱。昨天,我認識的1個英國小伙居然在床頭櫃里發現了一管潤滑油。他的庫爾德語不足以完美地解釋這是什麼,所以只能用肢體語言向在場的人民保衛軍男兵解釋。男人們都覺得很搞笑。房間里唯一的女孩尷尬地跑了出去。

這並不是說婦女保衛軍女兵在戰鬥中膽子很小。子彈橫飛時,她們身體中某個開關似乎被輕輕打開了,每個人都清楚自己該做些什麼。她們沖入戰場,眼中沒有絲毫畏懼。再沒有比2月自爆者襲擊我們的營地,更讓我感到和婦女保衛軍待在一起很自豪的事了。

我在凌晨4點時被伊斯蘭國闖進院子射擊的聲音給驚醒了。屋頂站崗的姑娘胳膊中彈了,仍然堅持戰鬥,直到頭部中彈才倒了下去。當我們沖入防禦陣地時,只聽一聲「真主至大」,一個留著黑鬍子的男人從拐角跑出來,引爆了自己。內臟和屍塊到處亂飛,我被濺了一身血。那之後我兩天吃不下飯。片刻之後,第二個人徑直朝我們跑了過來。在他跑到15米開外時,我前面一隊女孩在他引爆炸彈背心前開槍打死了他。我很肯定自己欠她們一條命。

離我們拿下拉卡不會有太長時間。我們不抱任何幻想,定將以命相搏。伊斯蘭國分子用了4年時間經營這裡:他們最好的士兵都在這,每扇門、每扇窗都可能是個陷阱,他們儘可能清空了所有的商店。這將會是一場血戰,但我們一定會將他們趕走,無論付出多大代價。

我並不害怕。和這些女孩在一起我感到很安全。她們無所畏懼,有條不紊地戰鬥。她們不僅僅是帶槍的女孩,很顯然,她們是軍人,和我見過的任何一個男人一樣堅韌精強。

與庫爾德婦女並肩打擊伊斯蘭國是怎樣一種感受?

星期五

昨天我部完成了向前線的輪調,所以他們給了我們幾天假。我搭上運補給的便車去卡米什利(敘利亞東北部城市),看望幾個老朋友,順便買些東西。我需要T恤和襪子。敘利亞的襪子怪怪的,不管怎麼洗,總能讓我的雙腳散發一股味道。索爾赫文總是不停地取笑我的臭腳。

買完襪子,我和其他三位婦女保衛軍成員(兩名瑞典人和一名加拿大人)一起去吃午飯。我就著啤酒吃了倆漢堡。我沒法說,在吃了一個月雞肉罐頭和乳酪後,這是怎樣一種享受。這也不過是我今年的第三罐啤酒。由於宗教原因,庫爾德姑娘不允許喝酒,你無法在她們面前喝酒。喝著酒簡直飄飄欲仙。我覺得自己有點兒醉了。

卡米什利是羅賈瓦(敘利亞北部庫爾德自治區)的首府。你會發現幾乎每面牆上都掛著庫爾德工人黨創始人、庫爾德自由運動領袖阿卜杜拉·奧賈蘭的照片。他在這裡被稱作「Apo」(庫語中「阿叔」的意思),他在土耳其海島的獄中被軟禁了18年,在那裡思索出了推動羅賈瓦革命的社會和政治哲學。

這就是我在這兒的原因。我們當然要消滅伊斯蘭國。但這裡除了戰爭之外,還有其他事情:一場將婦女解放置於鬥爭中心的反資本主義的、世俗的、生態主義的政治運動。他們已經推倒重建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國家教育對所有7~15歲的女孩和男孩都是強制性的,不論階級或種族背景。他們甚至建立了一所面向全民的大學。這裡有一套男女平權的政府協作機制。

在人民保衛軍和婦女保衛軍中,軍官由部隊選舉產生,男女並肩作戰。當然,他們不得不保留一些伊斯蘭教的傳統價值觀:人民保衛軍的男人和婦女保衛軍的女人雖然共同戰鬥,但是吃住分開;男人不能在女性面前裸露上臂,女兵不能露出腿和乳溝。

吃過漢堡,我去找幾個老部隊里的庫爾德朋友喝茶。我們談論了各自加入婦女保衛軍的原因。比如來自科巴尼的赫扎勒(Xezal),伊斯蘭國曾在那裡屠殺了幾百平民,直到一年後人民保衛軍將他們趕走。我問她為什麼參軍,她說:「哦,科巴尼之戰。」這意義非凡——許多婦女保衛軍的女孩來自那裡。但後來在我的追問下,她說出了真實原因:她被強迫嫁給自己的一個表親。「我告訴家人我不想這樣,」她說,「可他們不聽,於是當他們打算正式籌辦婚禮時,我跑去參加了婦女保衛軍。」

這是庫爾德志願者中一個司空見慣的話題。多數人會說自己加入部隊是因為這場或那場戰鬥,但事實上,她們中許多人仍然面臨著中東年輕女性共同的生活桎梏與企望。婦女保衛軍提供了一個庇護所。

這並不是說她們都在逃避婚姻。阿米拉(Amira),老部隊里一個我很熟悉的阿拉伯女孩,來自一個去年被伊斯蘭國洗劫的村莊里的親阿薩德家庭。為了抗議他們的新主人,她8歲的妹妹在一面牆上寫下「沒有我們的領袖,便沒有生命」。伊斯蘭國士兵帶她去了一幢高樓,在將她從樓上推下前,反覆用車軋她。

阿米拉逃走了,為了復仇而加入婦女保衛軍。

還有那些被庫爾德女孩救出的雅茲迪少女。2014年伊斯蘭國從伊拉克辛賈爾綁回數千雅茲迪婦女和女孩,其中大部分被帶到拉卡充作性奴。有些故事聽著令人心碎,比如一名7歲的雅茲迪女孩被帶到伊斯蘭國指揮官身邊,最後以一根香煙的價格被賣掉了。在伊斯蘭國分子看來,婦女比塵土還低賤。我們還不如地獄裡的火團。

我非常想念我的家人,尤其是在晚上。我懷念在利物浦的家中和爸爸東拉西扯,關於生活、政治,或者普普通通的廢話。我懷念禮拜天我繼母做的傳奇般的農家派。

我也想念我的奶奶,很擔心她。我上一次在聖誕節跟她通話時,她告訴我,爺爺去世了。我們仨非常親。我很難過,因為我不能回家參加他的葬禮,我奶奶很討厭我留在這兒,她現在很孤單。

根據《恐怖主義法案》,警察已經騷擾我家幾個月了。他們帶走了手機和筆記本電腦,似乎還想每周審問一次。現在我的家人不僅擔心我的安全,還因為英國的建制,擔心他們自己。他們明白我不是恐怖分子,明白我為什麼留在這裡,支持我正做的這些事情。

但我還不能回家。不只是因為我可能會被捕。這是我的工作,我不會在完成前離開的。這是比我和我的家人更重要的事——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這不單單是對伊斯蘭國分子的鬥爭。他們只是絆腳石而已。把他們一腳踢開後,婦女保衛軍仍將繼續戰鬥: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男權社會,為全中東婦女的權益而戰。

我想死嗎?當然不想。不過老實說,我都不想再琢磨這個問題了。我只考慮生活。我堅信這場革命,我希望有一天,它會提供一種推動不僅中東乃至全世界變革的模式。

*文中人名均為化名。插圖由Nayon Cho繪製

原文標題:Kimberley Taylor, as told to Matt Blake

原文地址:Kimberley Taylor, as told to Matt B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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