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歐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中）

前篇：中東歐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

中、東歐的聯合政府

現在一般認為，1945年5月之後，納粹德國被英法美蘇所瓜分，在雅爾塔體系下，歐洲維持著高壓的穩定。西歐不僅僅是英國與法國等舊歐陸霸權勢力的回歸，由於美國作為新的超級力量的介入西歐的權力結構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同樣的，蘇聯將他們所解放的中歐和東歐地區納入了勢力範圍。

但歷史並不是可以通過這樣簡單的公式就能解釋。英國歷史學家馬克·馬佐爾指出：「蘇聯接管，還是社會革命，今天人們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前者，用來描述共產主義在戰後歐洲的出現。然而，在20世紀40年代，消息靈通的、公正的觀察者們卻以一種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一問題。」英國學者休·塞頓·沃特森強調了之前政權的嚴厲、沙文主義和腐敗，並且談到了「對於暴力改革的渴望」。倫敦大學研究中歐歷史的貝茨教授指出：「很明顯，即使蘇聯不是如此之近，不是如此強大，革命性的變化也會像1945年結束的那場戰爭一樣最終到來。」

中東歐地區的社會主義化運動並不是蘇聯直接軍事干預下的產物，一個主要的證據就是蘇聯在戰後其軍事力量的存在一直在減少，一個基本的事實就是蘇聯戰後迅速而又顯著的複員工作以及持續的撤軍行動：1945年，蘇聯擁有1200萬軍事力量，但是3年之後，這一數字變成300萬。在德國，蘇聯的軍事力量從1945年6月的150萬人減少到1947年7月的35萬人。根據國際協定，1947年蘇聯紅軍全部撤出了捷克斯洛伐克。同年蘇軍也從開始羅馬尼亞撤軍，保加利亞和匈牙利的蘇聯駐軍從1945年的120萬減少到1948年的6萬。斯大林在1946年會見匈牙利領導人民黨主席薩卡希奇·阿爾帕德時提醒到：「蘇聯不能為你做任何事情，你們必須依靠自己戰鬥，依靠自己工作。」

從莫斯科的角度來看，首要目標是維持雅爾塔體系下的和平環境來維持重建國內的計劃。1941年到1944年在本土的漫長殘酷的戰爭對於蘇聯來說，在經濟上造成了重創。蘇聯自己估算戰爭造成的物質損失估計達25000億盧布，其中直接經濟損失達6800億盧布，佔蘇聯國家全部財富的33%。蘇聯在第四個五年計劃中面臨的重建任務相對當時所有歐洲國家來說都是最艱巨和最困難的，蘇聯政府需要巨大的人力、政治動員、經濟投入和政府精力來完成這項工作。

另一方面，蘇聯在致力於本國經濟重建的同時，也試圖緩和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來獲得戰時曾經許諾過的重建援助，為此蘇聯這一段時期內對西方國家提出的在伊朗問題、希臘內戰、奧地利地位、中國內戰和土耳其問題方面的要求和反應都進行了退讓和妥協。而且，由於德國以外的中東歐國家並不具備馬克思斷論中的「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斯大林也很懷疑這些國家立即建設社會主義制度的條件。1945年6月10日，蘇聯佔領當局—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在德國就頒布命令，允許創立其他政黨和商業團體。在當時，這表明蘇聯希望的中東歐不是1917年十月革命式的暴力奪權，而是20世紀30年代允許議會選舉與多黨聯合執政的人民陣線。

蘇聯紅軍的到來，與其說帶來了社會主義政黨對中歐和東歐的政治介入，不如說是激化了當地原本就存在的、深層次的經濟上的貧困與落後、嚴重的階級對立和大量的民族矛盾。社會主義運動從很大程度上通過對社會財富的再分配有效的緩解了這些社會矛盾。美國1946年的一份報告在談到匈牙利共產黨日漸受到農民歡迎時得出的結論是：「（新政府）用社會革命的方式摧毀了土地所有者的權力，解放了被壓抑的生產力。他們隨後使得鄉村充滿了活力。」波蘭學者亞采克·庫爾切夫斯基認為當時的波蘭：「儘管國家並不想接受斯大林強加給我們的奇怪體系，但是大多數居民都渴望能夠重建家園和國家，因此他們非常排斥1945年戰爭結束之後可能引發（試圖迎回戰前政府）的內戰」。因此即便是在有長期反蘇反共歷史且共產黨基礎薄弱的波蘭，對新政府的支持和重建工作高效的讚譽也遠遠超過對蘇聯或共產主義的反感。

在1947年以前，聯合政府大量存在於中東歐地區，蘇聯德佔區的社會民主主黨與德國共產黨的合併建立了統一社會黨，羅馬尼亞在共產黨主導下由農民黨和社會黨聯盟組成的人民議會，保加利亞的聯合議會與捷克斯洛伐克的泛左翼聯合政府以及匈牙利的人民陣線政權的建立。在這些地區唯一出現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政權是獨立於蘇聯影響外的南斯拉夫，鐵托迅速奪權的行為反而引起了斯大林的不滿。

在新政權建立的過程中，共產黨作為決定性的因素參與進國家的管理中無疑得益於去納粹化運動中大部分右翼政黨被摧毀。而在左翼聯盟中，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主要來源於其列寧主義的組織性，共產黨作為政府的一個行政實體扮演了其他黨派無法在重建工作中參與的部分，並事實上共產黨的各級組織都起到了重建工作中最需要的一些行政組織職能。無論是在華沙共青團員們被聚集到集市廣場工地上義務勞動，還是布達佩斯多瑙河上的大橋被迅速重建，這些都在為共產黨贏得聲譽的同時也讓他們真正成為新政府的一部分。

同時，在這些地區聯合政府對民族主義的妥協和蘇聯式民族遷徙的運用進一步改變了當地的社會結構，並且把大量的主要民族人口變成了新政府政策的受益者，經過重新安置結束了被掠奪導致的恐懼、貧困和流離失所狀態的人們不可能不支持新政府。通過沒收財產和驅逐250萬德意志族人，捷克變成了單一民族地區；外喀爾巴阡加入蘇維埃烏克蘭也使得斯洛伐克幾乎變成單一民族地區。波蘭國界的變動使得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為主的地區加入了蘇聯，新獲得的西里西亞居住的德意志人被趕回德國後，波蘭從多民族國家變成了民族國家。羅馬尼亞從匈牙利重新獲得整個特蘭西瓦尼亞後很多當地的匈牙利人（大約20萬）被要求遷移到匈牙利國界後去。

冷戰後的西方歷史學家們傾向於誇大這一遷移政策涉及的規模，英國歷史學家馬克·馬佐爾和美國歷史學家約翰?蘭普認為以下地區也發生了遷移：在巴納特的塞爾維亞人和馬其頓人被遷移到羅馬尼亞的東部；在南斯拉夫，波斯尼亞人被部分遷移到伏伊伏丁那。但是這些是否屬實有待查證。

這些遷移不僅僅滿足了民族主義的呼聲，也弱化了地方和區域的傳統聯繫，在這個過程上新中央政府的權威也進一步得到了加強。

這些都表明，中東歐地區的聯合政府是一種真正意義上廣泛的聯合政府，並且整個政府行動首先考慮的是迎合多數民眾最廣泛的要求，聯合政府通過這些符合民眾呼聲的手段來減少本國重建工作的阻礙。同時在此也產生了涉及整個社會的變革運動，重建工作的完成給這些地區的民眾帶來住房、工作、生活的改善這些他們目前最渴望的東西。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的威信和人民支持力度理所當然的不斷在提高。特別是考慮到這些地區原本的共產黨組織在之前的20世紀30年代先是受到蘇聯大清洗運動波及而被削弱，又在接下來二戰中遭到軸心國和法西斯政府的直接鎮壓，共產黨組織的恢復就更加驚人了。

波蘭工人黨在1944年7月僅僅擁有2萬餘名黨員，而到1945年12月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時黨員數量就增長了21萬。哥穆爾卡在代表大會時講到：「在不到1年的時間裡，黨員人數增加了近10倍，這些黨員包括從蘇聯回國的成千上萬的原波共黨員。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走上了一些省市的領導崗位，一部分人當選為中央委員。波蘭工人黨已經成為勞動人民的群眾性的黨。它有黨員23.5萬名，61%是工人，28%是農民，11%是腦力勞動者」。在匈牙利，共產黨員的數量從1944年年底的不足3萬人，到1947年上升到86.4萬人；而一般認為共產黨在這兩國是相對不受歡迎。在其他地區也發生了類似的增長，南斯拉夫的共產黨員從1945年的14萬增長到1948年超過47萬。加入共產黨人的數量增長在羅馬尼亞（1948年超過60萬）和保加利亞（1947年達到70萬）就更為驚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共產黨員甚至在一年之內增加了110萬。這也說明中東歐地區的共產黨放寬了入黨標準，以擴大自己原本就不穩固而現在必須建立的政治基礎。

到1947年和1948年這些國家最終舉行大選的時候，所有執政的聯合政府都取得了勝利，即使是共產黨本身在選舉遭到失敗的國家裡的執政聯盟也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有些國家是歷史上第一次舉行了選舉（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在這些選舉中，有3個國家的共產黨取得了壓倒性的優勢：波蘭的執政聯盟取得了80.1%的選票，羅馬尼亞的民主政黨集團贏得了79.8%的選票，保加利亞的祖國陣線則獲得了88.2%的選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領導的國民陣線得到了全國68%選票的較大優勢（其中共產黨本身得票38.1%），該結果受到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地區在戰後的民意分裂狀態的影響，在捷克地區共產黨得票達到40%，而斯洛伐克共產黨只得到了30.3%的選票。匈牙利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陣線得票率只有43%（而共產黨本身得票只有17%），但依然是得票最多的參選黨派並且能以多數黨身份組建政府。在蘇聯完全撤軍的地區，如蘇軍已經完全撤走的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聯合政府的選舉成績甚至比依然有紅軍駐紮的地方要好。

這樣的選舉成績，即便考慮到剔除很多參選政府都有干涉選舉的舞弊嫌疑的影響，如波蘭和羅馬尼亞都集中在工人較多的城市設立投票點而削減農民和工商業者居多的小城鎮的投票點，依然能夠說明在國家的主要地區聯合政府確實擁有相比其他分散的小黨派更多的民眾支持。

中東歐聯合政府的勝利和成功幾乎完全無法被解釋為蘇聯的強迫性影響或歸於西方對這些地區右翼資產階級反對黨的出賣；否則我們會看到的情況應該是一種排斥當局的運動，而絕不可能是聯合政府能夠有效的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並在進行深層次的社會變革中如此深入的觸動這麼多的利益而不遭到任何強烈的抵抗。

根源性的問題在於，一方面共產黨主導的聯合政府實行的政策在當時首先是符合國家需求而根據現實情況進行制定的；而另一方面，聯合政府的反對者們處於這樣的無力和陷於分裂的不利地位之中主要來源於他們在戰前和戰時的糟糕表現。在波蘭、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這樣戰前的右翼獨裁國家中，任何反對現政府的努力都會喚起民眾對戰前的混亂、蕭條、腐敗和停滯狀態的記憶。更不要說自由主義者的尷尬主張（如反對戰後重新安置）對於當時的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狀況來說不僅僅是倒退，而且是毫無民意基礎完全的空想。在很大程度上，這些反對派對政策的影響甚至還不如這些共產黨內部派系的爭論。

對於日益緊張的冷戰宣傳辭令的偏信進一步惡化了聯合政府的反對黨們的狀態，德國社會學家伊麗莎白·貝克在研究戰後巴爾幹的反共產主義勢力中發現：「很多反對派對於農民和建設性的計劃興趣寥寥。令他們痴迷的事情和他們經常只對外國人講起的觀點是『你們認為同蘇聯的戰爭將會在什麼時候發生？』……他們對戰爭期望的假設，成為他們希望的基礎。」這使得這些反對共產黨的組織們事實上除了阻礙國家急需的重建和隨後的經濟發展計劃以外毫無主張，對於人民也不可能有什麼吸引力。

聯合政府的狀態事實上只存在了2年，到1947年，冷戰的日益惡化和美蘇矛盾的尖銳與公開化，導致了受美蘇影響的各國政府都開始將自己清洗改造的更加符合「陣營化」要求。諷刺的是，這個步驟最早開始於西歐。隨著1947年1月義大利和希臘的左翼團體被關進監獄，納粹的合伙人被釋放。然後是在法國和英國，共產黨被驅逐出政府與議會，到7月，美國的共產黨被宣布為非法團體。作為反應，蘇聯在1947年9月成立了共產黨情報局，標誌著蘇聯的態度從對中東歐的漸進主義與對西方的緩和讓步，轉變為嚴陣以待的應戰姿態。對於中東歐地區的各國共產黨來說，為了應對日益嚴峻的新形勢，建設的速度成為新的要求，而達成目標的很多激進手段也不再會被限制。

下篇：中東歐邁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下）

參考文獻、推薦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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