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章取義基礎上的強行碰瓷——評宋石男《趙鼎新是一個退步的知識分子的典型》一文

前幾天，小夥伴發給我一篇奇文《趙鼎新是一個退步的知識分子的典型》，系西南民族大學教師宋石男怒斥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鼎新庸俗墮落，令他「失望」。點進去一看，不禁氣笑了，真是堪稱教科書級的碰瓷學——豪邁、沒有靡靡之音、身體棒。就其論證和引據的水平而言，充分反證了本科階段接受嚴格的文本閱讀和論文寫作訓練的必要性。在這裡明確講清楚，我在個別方法論上也不同意趙鼎新教授的看法，但對於這種無理指責還是希望說幾句公道話。

（1）

宋文：此文（指趙鼎新《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什麼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鼓吹中國的」強國家傳統「，聲稱」悠久的國家建構歷程給中國帶來了一個同質性較高的文化，一個自主性較強的講績效的官僚傳統和一個地廣人多的有力量抵禦國際政治壓力的國家。中國在國家能力和文化認同建構方面要大大『領先』於其他後發展國家。因此，在西方帝國主義所帶來的現代化浪潮的壓力下，大多數後發展國家同時需要解決民族國家建構和發展資本主義兩大問題，而中國卻只需解決一個問題，即發展資本主義。因此經濟成功不是奇蹟，而是順理成章。 」

作者可能也擔心會被認為在為中國模式背書，於是旋即強調，「古代中國發達的國家建構歷程並沒有何『現代化』意義上的意義」、「強國家傳統並不是決定一個國家經濟成功發展成功與否的唯一因素」。可是接下來他很快又墜入頌鄧的結尾：「鄧小平的『防左』 思想和『摸石子過河』 思想是中國的財富。只有堅持這兩點，中國才能避免意識形態的陷阱，才能在經濟上取得進一步的發展。」

趙鼎新在多個場合都在強調（也包括《路》文），大意是中國發展本就沒什麼奇蹟，東亞國家發展資本主義都能達到相應的經濟高度，而要問為什麼在這幾個國家裡面中國發展最晚。「經濟成功不是奇蹟」戳破泡泡的話怎麼就變成了宋眼裡所謂「庸俗的頌聖」。在該文中，趙介紹了所謂的「強國家傳統」，之後著力抨擊其沒有現代化意義和強國家的暗面，及相應導致的中國發展的滯後，何談鼓吹「強國家」，客觀事實而已。而且趙的原文就是在批判「頂層設計」的失敗，這與宋的理解完全相反。

趙文：中國是整個東亞文明的核心，有著更為深刻的國家建構歷程，然而中國的經濟飛躍卻發生在鄧小平時代，大大晚於日本， 也晚於韓國、 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要解釋……這一現象，我們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強國家傳統的「暗面」。（2016）

放棄了「頂層設計」 的幻想， 採取「摸著石頭過河」 的態度， 以實用的精神來對待經濟發展。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經濟飛躍發生在鄧小平時代，晚於日本、 韓國、 台灣、 香港和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原因。（2016）

（2）

宋文：可接下來趙就開始胡說八道了：「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靠幹部……廣大幹部缺乏積極性也是當前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制約因素」、「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如此快速崛起難免會打破原有的國際性和區域性平衡，引起大國的不安和周邊國家的恐慌。」

關於中國的改革開放，科思與王寧的《變革中國》要比趙的說法靠譜太多。科思認為改革開放如果取得一定成果，那也是因為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等四個最重要的「邊緣力量」共同促成了中國的「邊緣革命」，而不是靠什麼頂層設計，也不是靠什麼幹部。鄧可以說是改革開放的總許可師（但這種許可只是部分歸還民眾所應有的經濟權利而已，無須感恩），卻不是什麼總設計師。

科思提到的承包制、鄉鎮企業、個體戶和經濟特區都是在特殊的、鬆動的央地關係下，由「廣大幹部」默許或者支持下開展的。在這裡就是「邊緣力量」的權力運作發生了變化，促成（我更願意使用「拼接」一詞）了邊緣革命。如這些人沒有意願和能力，也就是「幹部缺乏積極性」，當然會影響改革的推進。趙鼎新著力強調的就是基層的活力，這在宋的眼裡但凡不符合他抹黑趙需求的論據都是不存在的。

趙文：事實上，中央決策是事後，一開始是農民自發的，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大形勢，農民是不敢自發搞這個的。這個「自發」往往是隊長和書記帶頭的，他們之所以帶頭是因為大環境寬鬆了。中央政策在城市改革造成了一個相對寬鬆的環境，給了好多地方、農村官員膽量。（2017）

（3）

宋文：至於「中國大國崛起會引起其他大國的不安」這種論調，太環球時報了，不值得嚴肅對待。

可參見趙鼎新《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一文：至於中國崛起造成周邊國家和大國的恐慌是不是事實，我想嚴肅的學術研究者都有公論。一個不守規矩的國家進入先有的國際體系很有可能將後者撐破，進而威脅到和平，稍有頭腦的人都能看出趙的論調恰恰與萬國來朝和太平盛世論的環球時報完全相反。在這裡我不禁懷疑，宋可能真的沒有好好了解過環球時報具體在做什麼妖，嘖。

趙文：中國是個巨大的國家。這樣的國家如此快速崛起難免會打破原有的國際性和區域性平衡，引起大國的不安和周邊國家的恐慌。這些都是將心比心就能明白的事，並不需要藉助所謂的「陰謀論」或「新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才能理解。（2017）

（4）

宋文：趙這個講演（指《為什麼中國90年代搞市場經濟能成功？》）的核心是，中國90年代搞市場經濟之所以成功，有四個條件：80年代的改革；西方的壓力；感謝鄧小平；社會抗爭的貢獻。第一和第三個條件其實都可看作是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如果拋開環球時報的調調，是客觀存在的，最後一個條件則是趙作為多年研究社會運動的學者的誠實之言，也是這個演講的唯一亮點。接下來趙讚美了90年代之後人民物質水平的提高、政府工作方法的改進以及更加嚴厲的反腐等「成就」。

趙提到的這五點成就包括：群體性事件造成對社會福利的衝擊、哪兒有問題錢就往哪兒流、工資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政府工作方法的改進、反腐敗走向嚴厲。如果認真讀過文本的話，趙指出的所謂五點政府「成就」，恰恰是他本人看重的社會抗爭所帶來的（「這種壓力導致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在五個方面的重大改變」）。他每論述一點，都會強調鬧事、壓力和群體性事件這幾個關鍵詞。如果說這五點「政績」（其實是事實的陳述）有一點吹捧含義的話，也是在強調趙看重的公民抗爭改變社會的積極意義。

趙文：這種壓力導致了世紀之交的中國在五個方面的重大改變。

第一，群體性事件造成對社會福利的衝擊。90年代改革的最大後果是醫療制度等保障制度在城裡垮台了。2004、2005年以後，中國醫療保障制度不但建起來了，而且比以前覆蓋的面要大多了。

第二，造成對貧困和問題地區的大量資金轉移。中國有句話叫「會鬧的孩子多喝奶」，哪兒有問題錢就往哪兒流。

第三，工資和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特別是2007年勞動法以後兩三年之內，中國工資增了四倍到五倍，以至於現在的公務員覺得很苦。2007年左右，中國的洗腳妹、在東莞打工的工人最低工資是800—1000左右。幾年內漲到三四千，還找不到工人，人家不肯干。也就是說中國最低起薪的藍領工資和目前北京公務員起薪工資一模一樣。

第四，政府工作方法的改進。中國的貧困縣，我走了三十來個，看到不少幹部在各種壓力下乾的正還是蠻辛苦的。雖然好多是形式主義，但的確辦事效率比以前高多了。

第五是反腐敗走向嚴厲。這兩年我們都在討論反腐，實際上胡溫時代的中國反腐就已經很厲害了 。現在反腐和那時候有區別主要是兩點：第一，反腐打到上層，原來上層打掉一個半個，現在一打一大片；第二是現在反腐影響平時官員的行為。以前是一邊反腐，一邊大吃大喝，現在官員行為受到影響。所以反腐不斷走向嚴厲。這些實際上都和群體性事件壓力有很大關係，沒有這個壓力，政府不會做出這些反應。（2017）

（5）

宋文：中國90年代搞市場經濟是成功的嗎？在我看來顯然不是成功的。事實上中國從來沒有搞過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法治與產權不確立，如何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憲政民主不確立，又如何可能確立法治與產權？九十年代無非打開經濟門（主要還是向權貴打開），關上政治門，「悶聲大發財」，也確實獲得了經濟飛速增長的績效，但這背後卻是人權紅利與環境紅利的巨大透支。於是在**時代，因為九十年代的紅利透支，加上網路時代信息快速流動、觀念水位上升以及極權模式本身註定會造成的大規模的權利侵害，而釀成日趨激烈與高發的社會抗爭，進而催生維穩模式。到今天，又演變為「對外鎮反、對內肅反」的再造極權模式，於是冰河時代來臨。

在這種政治經濟現狀下，看趙的文章和講演，能不覺得他是一個退步的知識分子的典型嗎？

如果宋說趙背叛了1990年代學運研究者的身份，認為這是「思辨與人格上的雙重退步」，那隻能說明宋既沒有看懂趙當年的研究，也沒有看懂趙今天的演講，甚至讓人懷疑作者看書只看標題和前言（摘要）。此外，宋所謂的趙鼎新文風車軲轆話、無聊、粗糙、庸俗，當然可以說是個人喜好、見仁見智。不過就宋專欄上的幾篇稍帶有學術意義的文章，我覺得深度和文筆也沒有超過我身邊的大一本科生的平均水準；就上述這段分析而言也差不多算達到了我高中時的眼界——這也算是我的見仁見智吧。

我相信趙鼎新教授是不屑於和這樣的文章一般見識的，寫完這篇噴文回頭看看，我覺得自己也挺low的。

參考文獻：

趙鼎新《路徑不依賴、政策不相干——什麼才是中國經濟成功的關鍵》、《中國經濟面臨的挑戰》、《為什麼中國90年代搞市場經濟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