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相信不該相信的事情時，我們在相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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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常認為人類是理性動物。但今日的種種大聲宣布：我們並非如自己所想的那樣。事實上，更精確的稱呼是「會為自己辯護的動物」。懷疑論者常常陷入如下迷惑：當一個主流觀點被富有理性的證據證偽時，一些團體會牢牢堅持過往以來的錯誤；另一些接受新觀點的人既不會虛心請教原因，也不會表示知曉真理的謝意，更不會坦言自己的無知。為什麼人們更樂於為錯誤的信念、行為、規範辯解，而不是吐故納新？能明白自家孩子的自閉症不是因為打疫苗引起，對父母來說不是件好事么？

作為懷疑主義者，我們終日面對心理學家所稱的「對科學的動機性排斥」。讓我們從全球變暖的例子中來理解這個術語。我們很容易以為，那些否認氣候變暖的人不論是在教育程度還是見識水平上都遠遜於學富五車的科學家。但這種假設並沒有那麼簡單。史蒂夫·萊萬多夫斯基（Stephan Lewandowsky）和克勞斯·奧博拉爾（Klaus Oberauer）在《心理科學》上發文稱，一個人對全球變暖的態度與其科學知識水平、計算能力和教育程度都無關，卻與政治傾向有關。當一個自由主義者具有較豐富的科學常識和較高的教育水平，他對氣候變暖、接種疫苗的接受度更高，對科學的信賴也更高；但一個保守主義者卻恰恰相反，學識和見識越深，他對上述問題的接受度越低。這就是動機性認知（motivated cognition）：人們會激烈地反對一切威脅到其核心世界觀的發現。研究者目前發現，右派對科學發現的排斥比左派更加普遍；然而由認知機制所驅使的對科學的排斥則與政治傾向無關。換句話說，真正與此有關聯的是某個科學發現的內容。不論你的世界觀是左是右，當謬論在你的陣營中甚囂塵上時，你都會被誘導進而放棄懷疑精神。

高爾頓·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是一位偉大的社會心理學家。幾十年前，他在卓著《偏見的本質》（The Nature of Prejudice）中描述了同一個持有偏見或者說固有觀點的人爭論的場景，來說明其辯論方式的狡猾。

X先生：猶太人的問題在於他們只關心本族群。
Y先生：但是，在為社區福利運動捐款時，他們比非猶太人捐得多太多。你可要知道猶太人口的比重有多小。
X先生：這正說明這幫傢伙總是想著用錢來收買人心，並干涉基督徒的事務。猶太人掉進了錢眼子，所以才會有那麼多銀行家是猶太人。
Y先生：可是，最近的一項研究說，銀行業的猶太從業者人數少到可以忽略不計，比非猶太族的人少得多。

X先生：當然啦，猶太人才沒有體面的事業呢！他們只會拍電影還有開夜總會。

看到了嗎？像X先生那樣的人從不直接爭論或回應辯題，只會迴避你的論據，然後打馬虎眼，把話題引偏，得以保全自己的價值底線。我們都會在某種場合中成為X先生。對X先生來說，一句「我相信」就夠了，從不需要任何證據。

改變思想的不情願、承認錯誤的不樂意以及抗拒刺耳的科學發現有著共同的原因：一種被稱為認知失調的動機機制。當我們處在兩種觀念或行為的衝突中時，就會激發這種機制。六十年前，利昂·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創立了這項理論，並提出，認知失調的核心要素是不舒服和避免不舒服之間的衝突。當飢餓時，你會非常難受，就拚命讓自己免於飢餓。對吸煙者來說，認知失調來自「吸煙有害我健康」和」我是一桿大煙槍」的鬥爭。為了消除認知失調，吸煙者要麼戒除香煙，要麼為吸煙正名。不論是買車、投票還是干其他事情，做決定之前，我們的思想可以很開明；做決定之後，我們必須消除認知失調。為了實現這個目標，我們會對自己強調買車是多麼幸福、投票是多麼明智，觀點是多麼正確，並且對其他選項吹毛求疵。

認知失調理論包含了三個常見的偏見：

偏見一：我覺得自己沒有偏見，所看所想的一切皆是事物本來的模樣。我持有的任何觀點都是理性的。如果它不理性，我就不會認可它。任何膽敢反對我觀點的人，不管他是兒童或是朋友亦或是伴侶，都有偏見。

偏見二：我更好，更善，更強。我的智商水平和道德水平比一般人不知道高到哪裡去了。
這個偏見雖然有助於構建自尊，但讓我們變得固執封閉，拒絕接受所有指責我們不夠和善、不夠聰明、不夠道德以及不夠完美的觀點。
偏見三：證實性偏見，即我們只會注意到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並刻意忽視、遺忘、貶低自認為不成立的事實。為了讓我們的認知保持協調，偏見在我們認識到失調信息之前將它從我們的大腦中排除。

認知失調足夠令人痛苦。想像一下當你發現買的車是個垃圾，還為此花了遠超實際數額的錢，會不會捶足頓胸？不過更痛心疾首的還在後面。當你自認為是汽車老手兼談判大師，卻花了冤枉錢，這才是最痛苦的。因為你的自我認知中最核心的部分轟然崩塌。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兩種方式來消除認知失調。一種是接受證據，調整自我認知。（「是的，我幹了一件蠢事／壞事兒」或「對此，我無能為力」；「我之前的看法是錯的」）另一種則是一口否定確鑿的證據，用欺騙自己來維持自我認知。這種情況就簡單得多，只需要告訴自己（「那項研究錯得離譜」）。猜猜人們更喜歡用哪種方式？

通常我們被證實大錯特錯時，會惱羞成怒地作出辯駁。理解認知失調，有助於對這一現象作出解釋。亞當·蘭扎（Adam Lanza）在沙鉤小學殘殺了二十名兒童和六位教職工。卻有陰謀論者跳出來否定這血淋淋的事實。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控槍團體的陰謀。即便面對著悲痛欲絕的父母，看著定格死亡的遺照，陰謀論者面不改色心不跳。為什麼持有瘋狂觀點的人竟然沒有瘋掉？認知失調理論提出了一種解釋：假設有一個異見者，主張持槍權神聖而不可侵犯，覺得槍支很安全，控槍人士則無時無刻想著奪走他的寶貝。當有人說槍支是沙鉤小學慘案的罪魁禍首時，他自然會產生極大的認知失調。只有通過否認這場悲劇，他的信念和世界才不會轟然崩塌。因為只有這樣，這些人的偏見才得以留存：「我們比控槍的傻X既正確，又聰明」。認知失調理論的確預測到了他們對這一悖論的強烈反應——沙溝小學慘案就是控搶團體導演的一齣戲，他們整天想著奪走我們的槍。

消解認知失調的最大危害不在於影響一個單獨的信念或行為，比如買車之類的事情，而在於，人由此陷入一連串的行動當中。在本書中，我們用金字塔打比方，來說明這個問題。想像一下，兩個學生站立於金字塔上。他們對作弊的看法相當一致：儘管作弊不是個好事情，但世界上還有比這壞得多的罪行。他們正在參加一場至關重要的考試，但在一道難題上動不了筆。不過他們都可以輕而易舉地偷看旁者的答案。經過漫長的猶豫後，抄還是不抄終將決出勝負。不管選擇如何，都有失有得。一個為成績拋棄正直，另一個則犧牲成績，保全品行。

不管選擇作弊還是恪守誠信，為了知行合一，他們都得消除認知失調，這兩個學生都會為自己的行為正名。過去的行為不能重來，但現在的態度可以改變。作弊的學生會告訴自己沒什麼大不了的：「唔，作弊太常見了，別在意，更何況我需要個好成績來追求未來的事業」。儘管以往認為作弊不是什麼大罪，抵製作弊誘惑的學生現在會告訴自己作弊十惡不赦：「作弊是可恥的，作弊者應該被開除」。當二人為自己的行為正名後，他們滑到了金字塔的底層，站在了對立的立場上。沒作弊的學生認為對方是個徹頭徹尾的人渣。作弊的人則認為對方是個死板到無可救藥的清教徒，進而深陷自己的立場，大膽地萌生出其他想法：我為什麼不雇一個專業的槍手來替我上課呢？我真的需要高學分。即便沒有在課堂上學到東西也無所謂，反正參加工作後，我會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哈哈，神經外科手術不會很難搞。

一生中，我們會無數次站在金字塔尖，作出重要抉擇和道德判斷。比如，當自身錯誤的證據越來越多時，我們要不要正視它們？面對媒體鋪天蓋地報道的強姦案或謀殺案，我們如何判別其真實與否；面對公司中的腐敗，我們是毅然揭發還是熟視無睹？作出決定後，對自己的審判就會停止。此時，我們已經開始從金字塔滑落，喪失底線只是時間問題。

通常，人們會在言語上劃清界限，比如「我們這些好人」和「他們這些混球」。在懷疑論者的世界中，會這麼說，「我們聰明而理性」、「他們無知且瘋狂」。但消除認知失調的過程模糊了這一界限。站立於金字塔巔，人要面對的不只有「是或否」的二元命題，還有看不穿的命運難題，其結果，永遠是未知的，也是不可知的。我們作出衝動的選擇，然後為其正名，好減輕心中的些許疑惑。很快，我們陷入了無盡的循環：行動，為行動正名，再行動……循環往複之間，初次決定的成本翻倍。箭已離弦，不得不前。如果不繼續往前走，難道我們要回頭承認第一步是個錯誤嗎？一個清白之人如何腐化墮落？一個公司或國家如何失去法治和道德？他們只不過在金字塔尖往下走了一步而已，剩下的，自有自我正名來完成。

消除認知失調也並非毫無益處。比如它能讓我們安然入睡；又比如，有獨特的想法並能堅持己見是一件很酷的事情，要知道，每時每刻都有新東西冒出來，挑戰你的認知。一旦意識到錯誤確鑿，我們就得趕快放下執念。即便那時我們已走下金字塔甚遠，自我正名的決心也許鑄入我們的靈魂深處，但我們看待罪行和謬論的方式卻沒有。

認知失調會伴隨我們一生。因此，我們必須學會承認錯誤，然後把它們從自我認同中剝離。也許大腦由自我辯護編織而成，但這不是拒絕消除這股衝動的借口。更何況，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畢竟，懷疑主義運動為此指了條明路：人不僅要能保持對國家、政黨、友人、家庭的忠誠，還要明白，對錯誤荒誕的行為、政策、候選人表示異見也是忠誠的一部分。當發現認知錯誤時，我們要學會這樣拷問自己：「我是一個和善聰明的人，雖然犯錯，但這點不會改變；這個錯誤仍然是個錯誤。現在我該怎樣彌補過失，以防再犯呢？」

在披露偽科學、揭穿造假能手和批判陰謀論時，懷疑論者歷來面臨艱巨的挑戰。現在，認知科學家又來給他們增加負擔：直面內心中的失調混亂、錯綜複雜和讓步妥協。對某些左派來說，「妥協」意味著放棄原則；對某些右派來說，妥協又意味著與「敵人」為伍。但我們必須謹記：沒有百分百為人民服務的政治家，也沒有能實現理想大同的女權或民權活動家，更沒有絕對客觀中立的聖人。這也許就是有史以來最讓人認知失調的箴言。

這篇文章基於心理學家Carol Tavris和Elliot Aronson的合著《錯誤既定（但不是我的責任）：我們緣何為謬思、妄論和罪行正名》（Mistakes Were Made (But Not By ME): Why We Justify Foolish Beliefs, Bad Decisions, and Hurtful Acts），該書最近發行了修訂版。

來源：SKEPTICAL INQUIRER 翻譯：武權校對：子銘審校：周一晴編輯：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