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服是你面對這世界的第一件武器

1918 年夏天，英國人亨利來到上海。這個年青人剛滿十八歲，把他帶到這片遠東熱土的，是他的「冒險家夢想」。彼時英國市場不景氣，聽說「中國有著發不完的橫財」之後，亨利毫不猶豫地用全部家當換取了去往上海的船票。

六個禮拜的航行後，輪船靠岸，亨利來不及休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北四川路訂做一套體面的西服。這是為了兩周以後的求職面試。

如果你以為他應聘的是高級餐廳服務生或洋行櫃員一類對著裝有嚴格要求的工種，那你一定會感到吃驚——他的工作，是在黃浦江灣口打撈屍體。

不可思議，對嗎？一個做著最底層的、絲毫不需要講究著裝的工作的年青人，為什麼需要一套似乎有些奢侈的西服？

事實上，這個年青人清楚地懂得，著裝之於人，不只是蔽體遮羞的工具，不僅是風月場上討人歡心的皮囊。它是成年人社會生活的一個部分，是禮儀和規則，是人生的一課。但凡有教養的家庭，一定會給孩子們上這麼一課。

青年時期的泰德·肯尼迪

美國歷史學家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在《光榮與夢想》中寫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美國）孩子學到的第一課是個人形象的重要性，這是他未來找工作時的一筆財富。儘管孩子可能更喜歡 Flexible Flyer 牌雪橇或一個 Simplex 牌打字機。他第一次得到的禮物卻是一套價值 8.95 美元的藍色毛嗶嘰套裝，包括大衣、背心、燈籠褲和一雙黑色的黃金債券牌皮鞋。每一個母親都像軍士長檢閱他的士兵一樣打量他的兒子。」

「這是他未來找工作時的一筆財富。」這話一點沒錯，不僅是因為第一印象非常重要，更是因為那是一種象徵，當一個男孩第一次穿上屬於自己的西服，面對他第一份工作的老闆時，那意味著，他準備好了。

十五年前，Dave"s Custom Tailoring 打出一句廣告語——「 做兩套西服，再去闖江湖 」。客人蜂擁而至，幾乎都是亨利這樣的冒險青年們，他們至少要有兩套得體的西服，才能走出邁入社會的第一步：得到一份工作。

當時，Dave"s 的西服定價是「兩塊錢」。「兩塊錢」不是 2 dollars ，也不是 2 元人民幣，是兩塊銀圓。這是個規矩：民國時，在上海兩塊「袁大頭」可以做一套西服，然後去洋行上班。在十五年前的上海，雖然已經不用「袁大頭」了，但這個廣告語延續的就是這麼個歷史，這「兩個袁大頭」呢，是個說法，大概是人民幣兩千塊錢，一個闖蕩上海灘的青年一個月的工資。

1949年5月的南京路上，西裝革履的小夥子要去應聘工作

直到今天，為年青人訂製的西服，合理價格仍然在「他的一個月工資」的水平上，除了西服本身的價值外，還有這麼一層意義：我準備好了。

不只為了找工作，男人們在生活中也是如此——1934 年美國領事館的一份上海生活指南里主張，居民們去跑馬場、舞廳、聚樂部、大飯店、餐館，甚至公園，都必須穿著得體，甚至在悶熱的 7 月中旬。

曾經中國出版的最有影響力的英文報紙《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發表文章提倡「穿著整齊，男士才顯得精神」。

聽起來有些「迂腐」？實際上呢，不管歷史如何發展，社會如何進步，設計師和時尚雜誌如何鼓吹「你應該隨心所欲地選擇讓你高興的著裝」。

但回到現實，回到這個由無數規則和機制組成的商業社會吧——近乎嚴苛的著裝規則滲透進了男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不只是「闖江湖」的年青人需要用它表示對面試官和企業的尊敬，商界、政界和法庭的精英們更是將西服當作身份地位的體現，人們毫無疑問會通過你的穿著品頭論足，甚至以此判斷你是否是一個有力的領導者。

美國第 35 任總統約翰·肯尼迪

在商務談判中，一身筆挺的西服甚至能震懾住對手，它讓你擁有強有力的氣場和威嚴，就像冷兵器時代的戰爭中，敵人會為你那身無堅不摧的鎧甲感到畏懼一樣。

除此之外，西服更是男人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夥伴，談判桌上、酒會上、鏡頭前、婚禮上……任何場合它都能發揮價值：體現自己的尊嚴，表達對別人的尊重。

無論境遇好壞，這是基本的禮儀規則，富貴或者潦倒，一身利落的西服都是尊嚴和教養的體現，它不是某個場合的標配，而更像是一件無時無刻不在陪伴著你的「日用品」。

「大蕭條」時期穿著西服領取救濟糧的男人們

不限於某個階段，「穿著體面」作為一種規則將貫穿男人的一生，這是一個永遠成立的事實。哪怕是在「個性」被推上神龕的當下，一個穿著格紋呢子西服、熨燙平整的西褲、頭髮被梳理得一絲不苟的老紳士，仍然讓人肅然起敬，不僅是讚歎他的品位，更是敬佩他的自律和堅持，這種美德，你可以從他的著裝判斷出來。

一生都對著裝相當嚴苛的溫莎公爵

查爾斯王子也同樣

一套體面的西服理應如此，

不是扮靚的工具，

它是一件日用品，

陪伴你在各種場合遊刃有餘，

更是一副甲胄，

是你面對這個世界的第一件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