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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危機背後的環境因素

2017年4月15日,敘利亞阿勒頗(Aleppo)發生自殺式襲擊,造成126人死亡,上百人受傷。4月13日,美國空襲敘利亞一處由ISIS控制的化學武器庫導致上百人死亡。4月9日,敘利亞重鎮伊德利卜(Idlib)與拉卡(Raqqa)分別遭到空襲,至少33人死亡。

2017年4月7日,美軍向敘利亞一軍用機場發射59枚戰斧導彈導致至少造成6名敘利亞士兵死亡,多人受傷。4月4日,敘利亞毒氣襲擊導致至少100人死亡,許多兒童、婦女和老人暴屍街頭,聯合國強烈譴責敘利亞化學武器襲擊事件。

2017年4月15日阿勒頗公共汽車自殺式爆炸襲擊

來源:AP

2011年開始爆發的敘利亞危機是目前國際社會關心的焦點問題之一,在這一連串令人揪心的新聞背後,人們不禁思考,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敘利亞由原本一個美麗的中東文明古國變成了人間地獄?

衝突發生的原因極少由單一因素組成,敘利亞國家內部錯綜複雜的政治矛盾、宗教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經濟衰退是導致敘利亞危機的重要因素。而在這些因素背後,環境因素也不容忽視,其對敘利亞危機的爆發甚至起到了催化劑和導火索的作用。

新月沃土與環境危機

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指橫跨中東地區兩河流域、北非尼羅河流域地區的新月形肥沃土地,歷史上在此曾出現過輝煌一時的古埃及文明和美索不達米亞文明(Mesopotamia Civilization),堪稱人類文明的搖籃。

今天的敘利亞大部分也位於新月沃土的範圍之內,肥沃的土地為當地生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豐富多樣的棲息地,早在12000年前就出現了農業與畜牧業的雛形。

敘利亞沿海地區以及北部地區的氣候屬於地中海氣候,具有夏季炎熱乾燥,冬季溫和多雨,雨熱不同期的氣候特徵。而敘利亞南部地區則深受熱帶沙漠氣候的影響,全年高溫乾旱,降水量稀少,地貌以草原和荒漠為主。

新月沃土地帶 (Fertile Crescent)

來源:kids.britannica.com

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地球大氣中通過人為途徑排放的二氧化碳(Anthropogenic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總量急劇上升。在19世紀中期第二次工業革命剛開始時,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約為280 ppm。而據最新的氣象觀測數據顯示,2017年3月份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經達到了407.50 ppm。

二氧化碳作為一種重要的溫室氣體,其在地球大氣中含量的持續攀升已經導致了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根據歷史氣象觀測記錄,全球平均氣溫因為大量的碳排放已經從1850年的13.6℃左右上升至了現在的14.6℃。

大氣中二氧化碳總含量與人為排放二氧化碳總量圖(1740-2000)

(圖片來源: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隨著全球氣溫的升高,世界範圍內的極端天氣事件開始趨多趨強,氣象災害發生的頻次、造成的傷亡人口以及經濟損失正在逐年增加,嚴重影響到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敘利亞作為一個以傳統農業為主的中東國家,將首當其衝的受到由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各種不利影響。

嚴重的乾旱與粗放的農業政策

在敘利亞危機全面爆發的前三年,敘利亞境內遭受了有氣象觀測以來最嚴重的乾旱天氣,連續三年的旱災使得敘利亞境內的水資源持續惡化並導致大量農作物和牲畜死亡。

與此同時,敘利亞的沿海地區還要承受著來自東地中海海平面持續攀升的壓力。這場長達三年的旱災導致上百萬的敘利亞農民破產並淪為生態難民,從敘利亞廣大的農村地區遷徙到城市地區以躲避災荒,為之後的危機爆發埋下了伏筆。

從戈蘭高地遠眺敘利亞

筆者 攝

一場旱災之所以會造成敘利亞發生如此之大的社會動蕩,與敘利亞政府的農業政策息息相關。

儘管敘利亞在上世紀就已經出現人均可用水資源持續性減少的現象,並不時伴隨著旱災的發生,然而敘利亞前總統,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父親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在就任敘利亞總統三十多年的時間內還是制訂了一系列粗放型的不可持續的農業發展政策。

哈菲茲·阿薩德的政策包括:為了提升農業產量而對森林亂砍濫伐以增加耕地面積、大力興修農田灌溉系統與引水系統、對農村居民給予農業生產燃油補助等,這使得敘利亞境內幾乎95%的水資源均用於農業生產,遠超65%的世界平均水平。

這些農業政策雖然在短期內使敘利亞的農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卻嚴重製約了敘利亞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導致有限的水資源與土地資源被過度使用,給敘利亞人民今後的用水安全以及糧食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脅。

哈菲茲·阿薩德

來源:Wiki-UPI.com

受地中海氣候的影響,敘利亞境內的雨季基本集中在十一月份至來年的四月份之間,然而由於近來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氣候異常,敘利亞境內雨季的時間正在不斷地縮短且降水強度也出現了明顯的減弱,導致年降水量波動較大。在敘利亞的鄰國以色列,有時雨季第一次較大規模的降水日期甚至推遲到了來年的二月份。

氣候變化導致敘利亞雨季降水減少的同時還使其旱季的溫度不斷升高,造成敘利亞境內全年的降水量與水分蒸發量失調,致使土壤濕度持續性降低且不再能夠維持農作物的生長,導致糧食減產,並伴隨著地下水水位下降以及地表徑流減小等水資源減少的現象。

而敘利亞政府制訂的粗放型的農業政策所帶來的最直接最嚴重後果便是加劇了這種地下水水位發生持續性下降的趨勢。

地中海地區的降水量變化[1971-2010與1902-2010期間相比]

來源:Hoerling et al. 2012

敘利亞的農墾區主要分布於敘利亞的沿海地區以及北部地區,當地農民對降水的依賴程度非常大,敘利亞境內接近三分之二的農田需要靠雨水滋養,而剩下的三分之一部分則主要依賴農田灌溉系統與地下水資源。在那些沒有覆蓋灌溉系統的農村地區,超過一半的農業生產用水需要靠開採地下水來滿足,導致地下水水位下降,地下水水質惡化的現象十分嚴重。

為了防止地下水資源出現枯竭的狀況,敘利亞政府曾於2005年出台過相關法律以規範地下水的使用,然而這項法律卻從未被真正的實施過,成為了一紙空文。敘利亞境內對地下水的過度開採還導致了東北部哈布爾河(Khabur River)的乾涸,給當地人的用水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乾涸的哈布爾河

來源:LookLex

有研究表明,敘利亞對可再生水資源的利用率達到了160%,已經屬於嚴重的超支使用。而鄰國土耳其對可再生水資源的利用率僅為20%,能夠對可再生水資源進行可持續的利用。因此土耳其儘管也遭受了這場旱災,卻並未發生像敘利亞那樣如此嚴重的旱情,對水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利用對旱災起到了有效的緩衝效果。

地下水資源的急劇減少使得敘利亞更容易受到乾旱天氣帶來的衝擊。有著敘利亞國家糧倉之稱的敘東北部地區在旱災之前能夠為敘利亞提供三分之二的糧食產量,如今卻因旱災而面臨崩潰。

在旱災發生前的2003年,農業產值占敘利亞GDP的25%,而在旱災發生的第一年2008年,農業產值僅占敘利亞GDP的17%,跌落了8個百分點。旱災發生後,敘利亞的中小型農場與畜牧場幾乎全部破產,而牧場中的牲畜幾乎無一倖免。

此外,由於發生旱災,2007年至2008年間敘利亞的食品價格出現了史無前例的上漲,小麥、大米的價格翻了一番。2010年2月,家畜飼料的價格上漲了75%,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此時敘利亞境內的家畜數量已經因為連續三年的旱災死亡殆盡。

隨著旱災而來的還有疾病的肆虐,由於旱災導致食品短缺,敘利亞境內許多兒童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狀況而紛紛患病。在敘東北部省份,由於大量的農村家庭逃離災荒,當地學校的學生入學率甚至下降了80%,又引發了青少年群體的教育問題。

敘利亞乾涸的土地

來源:Lifegate

巴沙爾·阿薩德在擔任敘利亞總統期間為了盤活國家經濟,決定削減政府對農民的燃油以及食品補助。這一經濟改革舉措更加增添了敘利亞民眾中的不滿情緒,居住在敘利亞農村地區的人們再也經受不起連年乾旱天氣所帶來的影響,紛紛舉家出走,進入敘利亞的城市以求生路。

2015年曾有記者採訪過一位逃離農村的敘利亞農民並問到目前的敘利亞內戰是否與旱災有關,這位農民回答道:「當然,旱災和國內的高失業率確實把人們推向了革命的邊緣。旱災發生的頭兩年我們姑且還能夠忍受,到了第三年我們不得不說『夠了夠了』。」

敘利亞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

來源:ABC news

人口的爆炸式增長

此外,人口的爆炸式增長也為敘利亞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效果。自20世紀以來,敘利亞境內的人口增長率一直處於高位運行,敘利亞人口從1950年的300萬人增長到了如今的2300萬人。

僅在2002年至2010年的短短8年時間內,敘利亞的城市人口就從原先的890萬人增長到了1380萬人,城市人口增長率高達50%。在敘利亞的人口構成中,又有大約120-150萬人為2003年至2007年間為了躲避伊拉克戰亂的伊拉克難民。

2008年,來自伊拉克的難民潮剛一結束,敘利亞又遭受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旱災。據統計,在三年旱災時期,敘利亞境內至少有150萬農村居民遷移至敘利亞的各大城市邊緣地帶居住,導致敘利亞境內的城鄉人口出現嚴重的失調,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出現明顯短缺。據2010年的統計數據,敘利亞大約20%的城市人口由伊拉克難民和敘利亞農村生態難民組成。

敘利亞城市人口的爆炸式增長進一步加速了敘利亞境內資源耗竭的進程,並導致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如棚戶區大規模興建、居住環境過度擁擠、城市基礎設施損耗嚴重、失業率與犯罪率居高不下等問題。這些社會問題的不斷出現已經危害到了敘利亞社會的穩定,然而阿薩德政府卻對這些爆發內亂的導火索視而不見。

敘利亞境內的人口增長[1950-2013]

來源: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結語

綜上所述,可以說不作為的敘利亞政府、敘利亞境內粗放型的農業發展模式、幾乎形同虛設的敘利亞環境保護政策再加上因氣候變化導致的連年旱災所起到的催化作用,最終導致了2011年敘利亞危機的爆發。

全球氣候變化導致敘利亞境內降水減少並引發糧食減產,糧食減產導致難民危機,難民危機造成人口爆炸,人口爆炸又加劇資源短缺並引起各種社會問題,社會矛盾激化可能又會導致新一輪的武裝衝突並再次引發難民危機,因氣候變化帶來的不良影響已經在敘利亞形成了一個個的惡性循環。

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社會所排放的大量溫室氣體已經導致全球氣候發生變化,可以肯定的是,像敘利亞旱災這樣具有嚴重後果的災害在今後還會時有發生。而要在全球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在環境領域解決敘利亞危機,制訂資源節約型的可持續農業發展政策將成為敘利亞戰後進行重建的關鍵一步。

參考文獻

【1】Kelley, Colin P., et al. "Climate change in the Fertile Crescent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Syrian drough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2.11 (2015): 3241-3246.

【2】Gleick, Peter H.. "Water, Drought, Climate Change, and Conflict in Syria."Weather, Climate, and Society 6.3 (2014): 331-340.

今日主筆 羅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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