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單來了 | 為什麼說武俠是絕望的文學？

為什麼說武俠是絕望的文學？

王輝城

前些日子，被於歡案給刷屏了。

各大媒體、名人專家、公眾號從司法、人情、底層社會、金融等方面給出了自己的意見與看法。

這個案件之所以能激起如此洶湧民意，大概是讓我們切身體會到焦慮與不安。社會秩序在失衡，而理應維護秩序的機構，卻已淪陷。

喪失恆定的安全感之後，人們容易走向憤怒與暴力，也從而更迷信「以暴制暴」。這是於歡深受人們同情的心理基礎。

在我看來，於歡案最大的意義，就是讓中國人重新理解了「正當防衛」和「侮辱」這兩個概念。「正當防衛」應當怎麼界定，「侮辱」算不算是攻擊？

於歡案的判決有標杆的意義，因為將會重新去闡釋「正當防衛」和「侮辱」兩個概念。

法律我是不太懂，倒是可以說一說文學中的「侮辱」。中國人向來是不重視「侮辱」的，或者說對精神層面的攻擊，秉持著不以為然的態度。

只有肉體消滅才會讓中國人感到深入骨髓的恐懼，因為無論通過怎樣的手段去折磨、去貶低、去攻擊精神，最後中國人還是會聰明地從中得到歡愉與快樂，進而認可、甚至是享受攻擊與侮辱。我是在閱讀志怪小說之時，發現了這個觀點。

這一點，又與武俠小說密切相關。我在朋友圈裡讀到於歡案文章之時，正在北京出差，當時在腦海里閃現出來的第一個念頭便是：武俠是絕望的文學。

絕望，並不是說武俠小說沒有前途，而是它產生的土壤和基礎是絕望的。為什麼呢？武俠小說核心訴求是暴力與正義。武功是暴力的表現形式，也是通往正義的道路。

什麼情況之下，才會迷信暴力呢？是社會秩序崩潰與權力錯位。換一句話來說，應當主持正義的機構失去了效力，導致灰色的權力，橫行無忌，人們生活不穩，沒有安全感，那麼就會通過想像來滿足自己對正義與穩定的需求。

於歡是受盡屈辱之後，奮起反抗。很多人並沒有這種精神，同時也沒有遇過這麼極端的境況。平日里受到的屈辱吧，心底里雖然不痛快，但也夠不上去殺人泄憤。

於是，就需要想像中的正義來彌補現實里正義的缺失。沒有這麼個渠道，不管是人，還是社會，都會崩潰。

所以，武俠所有的歡愉與刺激，都是建立在絕望之上的。

今晚，跟大家分享一下，關於武俠的文章或書籍。

《石氏女》，洪邁

《石氏女》出自於洪邁的志怪小說集《夷堅志》，算不上一個武俠故事。但卻具有武俠的元素，奇人奇遇奇事。故事很簡單，說的是呂洞賓假扮成乞丐，故意以各種方式去刁難人、視「侮辱」為考驗。通過測驗的石氏女，得到了呂洞賓的垂青，最後長命百歲。

這是典型的在侮辱里得到歡愉。古典志怪小說里有很多這樣的故事，石氏女並非是孤例。這種非常功利性的尊嚴觀，其實並不是中國人身上才有。

在法國、義大利的童話里，仙女仙人們也常常喬裝成乞丐或不堪之人，然後出現「乞丐—神仙」身份上的經典反轉。這是在絕望之中，得到一些微弱的希望。

好的文學，都是有宿命論的。龐貝老師的原話，當然不是這樣的，這是我發散而來的——像《紅樓夢》、《水滸傳》、《金瓶梅》都是具備著濃烈的宿命色彩。

「白茫茫的一片真乾淨」，賈府大廈將傾，人即使再努力，也無法改變這種宿命。孫悟空，大鬧天空、無法無天，也無法改變最終被馴化的結局。「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終其一生都與死亡對抗，但亦無法改變結局。

因為註定，所以絕望；因為絕望，所以美麗。用朋友的話來講，中國人常講「命運」，一方面相信命中注定，另一方面又相信「運」能改變命。故而，石氏女的故事，是中國人對命運最通俗又最深刻的闡釋。

《俠的人格與世界》，汪涌豪、陳廣宏

俠以武犯禁。

武，當然不是武功，而是武力、暴力。禁，是法律所禁，亦可說是社會秩序。一個社會的運轉，需要秩序。法律、風俗、道德、民情等組成了龐大而縝密的機制與秩序。俠這類人，就是用武力和暴力去挑戰、打破機制與秩序。

一個成熟又公平的社會，自然不需要這類人。但如果是亂世呢，如果是正義不彰的社會呢？

俠這類人，就像是一條鯰魚，給渾濁的社會注入了新活力。絕望的世界裡，俠給予了人們希望。所以，劫富濟貧、懲罰貪官、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都是人們賦予俠的權力。同時，俠也被絕望的人賦予了法律豁免權。

《俠的人格與世界》是我在去日本旅途中讀的一本書。它的好處是闡釋了「俠」這個特殊群體的精神世界與人格魅力。早些年，我在范仲淹的名句里「居廟堂之高，處江湖之遠」里察覺到「廟堂—江湖」權力體系。

「廟堂」與「江湖」乃是一對共生關係。廟堂強勢，江湖式微；廟堂頹敗，江湖燦爛。我有這麼一個模糊的想法，但並未深入去探索，這本書對於我而言，實在是非常好的補充。

武俠小說以金庸、古龍為峰。金庸筆下還有「廟堂」之色彩，但在古龍那邊，江湖成為了純粹的江湖，純粹的「成年人的童話」。古龍的迷人之處，就在於純粹。

《俠的人格與世界》應與《中國地下社會》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