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尼采｜消失的永恆與瞬間之力量

01-25

消失的永恆與瞬間之力量

——讀德勒茲的《尼采與哲學》

作者尚傑（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世界哲學》來自2016年第3期32-41｜授權刊登

「價值」這個詞似乎已經被人們說爛了，但是，從哲學史追溯，它包含了尼采哲學的全部秘密，它標誌著尼采從根本上扭轉了哲學思考的方向。當我們面對尼采使用的某個哲學概念時，其最重要的含義，在詞典里是查不到的。

如果我們到《現代漢語詞典》里查詢「價值」的含義，在那裡無論如何看不到尼采所賦予「價值」這個詞的意義，那就是「批判」。新哲學派別的創立，往往是從創造新概念開始的。這種創造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直接創造一個新的詞語，比如德里達的「延異」(différance)，這個具有根本變革哲學意義的新詞語，可以用一本書的篇幅加以展開，它所秘密隱含著的「恐怖思想」爆發力，猶如太陽里的黑洞；哲學家創造新概念的另一種方式，就是為哲學原本就有的「舊概念」賦予一個新的含義，這種新含義往往採取一種普通人意料之外的方式實現，就像超現實主義詩歌里有一句表達式「白髮手槍」。

「白髮」與「手槍」有什麼聯繫？任何聯繫都沒有，這種精神連線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思想領域的所謂意料之外，就是突破普通人思維習慣的束縛，突破詞典的束縛，以違反邏輯同一律的方式，把一個概念與另一個似乎沒有關係的概念聯繫起來，形成一種新的思考方向，由於這種新的精神連線的任意性，新的思考方向可以說是無窮無盡的，這就是哲學的創造性思維之魅力所在。

德勒茲認為，和尼采不同，「康德並沒有導向真正的批判，因為他不知道用價值術語提出問題……價值哲學，就是使批判真正落到實處，作為實現批判的唯一方式，就是以『突然砸一鎚子』的方式做哲學」。(Deleuze，2012：1)在這裡，哲學意味著價值，而價值意味著批判，至於批判，卻不是什麼純粹理論層面的批判，而是改變世界式的批判，這種「武器的批判」的形象說法，就是「突然砸一鎚子」——如此的精神連線，使解釋性的哲學變成了「做哲學」——去改變世界，它的另一個效果，是使哲學家成為一個藝術家，「突然砸一鎚子」這個說法，似乎是以19世紀法國象徵派詩歌領域馬拉美所謂「骰子一擲就永遠擺脫不了偶然」(這是他一首詩歌的題目)的方式實現的。

我這裡所談及的，在康德思想中是無論如何找不到的。「骰子一擲」表面的效果似乎只涉及純粹偶然性、一種隨機，但是站在其背後的，則是瞬間即時的創造性。所謂創造性，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意味著一種純粹意外的想法、做法、效果，等等。這種意外是無根據的，我們不去問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具體動機或原因之類，如果一定要用「根據」、「動機」、「原因」加以表達，那麼這些詞語前面要加上「任意性」或者來自臨時性的自由意志，人的生命中最激動人心之處或者關鍵時刻，在於靈感的突然降臨，但它與根據、動機、原因之間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只是精神的感官受到了強烈刺激，沒有什麼正確的刺激與錯誤的刺激之間的區別，只是刺激而已。刺激什麼時候降臨，如何降臨，是我們無法預知的，它沒有什麼確定的原因，所謂某一原因，不過是任意原因中的一個，是我們後來加上的標籤而已。

「是」或者「存在」的方式，也被尼采稱為「價值」，它是以「骰子一擲」的形式實現的。在這個偶然的瞬間，形成了我們的判斷。由此可知，「價值」又意味著純粹個性，也就是風格，這就是人的本質，誠如18世紀法國人類學家布封所言：人即風格。人的生命不在肉體上，而在精神上，因此「人即風格」表明人的精神風格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差別。風格本身屬於差異的範疇。庸人或精神被奴役的人是根本談不上有精神風格的，他們的風格全都一個樣，那就是甘願受奴役。在被奴役的意義上，他們還不是真正的人，因為只有精神貴族，才配稱為「人」。這裡還應該包括沒有精神能力和行為勇氣去擺脫精神奴役的人，這些人同樣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人，他們只是一些碌碌無為的隨大流的庸人，他們的一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他們不具有精神貴族的品格。人生的目的，決不是單純為了活著而活著、為了長壽而長壽，「活著」本身不是哲學(所謂「活命哲學」是對哲學本身的莫大諷刺)，以創造性的方式賦予「活著」以某種鮮明的精神個性或精神風格，這才是哲學。

價值與差異為伍，沒有差異，價值就成了無源之水。如果人類只有一種價值立場，那麼「價值」這個詞語本身就失去了價值，從而喪失了力量。換句話說，類似「大家一致認為」這樣的價值觀的天然缺憾，在於它形成了一種主宰我們的命運，排斥我們的自由，使我們感到厭倦乏味無趣。

與「價值」一詞具有同樣性質的，是「意義」。價值和意義都不是嚴格的概念，而是某種力量所支配的活動方式。這裡的「方式」具有朝向某種方向的意味，或者說是角度、視域。在這裡，具有可操作性的「意義」或者說事物以何種方式在我們筆下出場取代了解釋。這種出場方式的本質又是藝術的，因此也可以說，藝術取代了解釋，藝術本身已經包含了解釋。解釋是多餘的，所謂「解釋」是在藝術行為過程中實現的。

尼采說，「上帝死了」，很多學者都沒有讀懂這句話。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唯一的真理」死了，而價值哲學活了，新的精神貴族誕生了，這種新人就是尼采筆下的「超人」，如果超人才是真正的人，那麼從前的舊人就像柏拉圖在他著名的「洞穴之喻」中所描述的，他們在黑暗的石窟中凄慘地爬行，他們還沒有被黑洞之外的精神之光喚醒，他們得過且過，混一天算一天，也許他們活的時間很長，但只等於活了一天，因為他們每天的生活，實質是一個樣，那就是凄慘地爬行。在這裡，根本就不要區別什麼正確與錯誤的爬行，只是爬行；不要區別什麼貧窮與富裕的爬行，只是爬行；不要區別什麼勝利和失敗的爬行，只是爬行。

是的，這些蒙昧的野蠻人從來就沒有站立起來，從來就沒有直起腰板做過一天真正的人。但這些蒙昧的人決不是惡人，他們只是蠢人。他們當然也有快活與痛苦，但那只是一些類似動物性質的快活與痛苦，幾乎沒有精神技術含量，更不要提什麼精神貴族了。其實，不必像尼采那樣生硬地把真正的人描寫為「超人」，只要把「人」這個字大寫或加上黑體字就可以了，這隻意味著，人的本質在於自由與獨立，而倘若沒有凸顯自己精神個性風格的能力，人的自由與獨立就只能停留在口頭上。精神風格是一種行為能力，如果是思想家或藝術家，就表現在他的語言風格或藝術行為中的鮮活個性。

「上帝死了」，但上帝是笑死的，上帝笑自己的信徒從一開始就根本沒有理解「上帝」，與其說上帝是萬能的，絕對的善，不如說上帝是任性與悖謬的。尼采所消解的上帝在克爾凱郭爾那裡重新復活，後者對尼採的思想補充是絕對必要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原汁原味地理解尼采。上帝決不意味著康德筆下的絕對道德命令，不意味著「你必須因為你必須」，而意味著「因為荒謬，所以我才相信」，或者意味著「無論你說什麼，無論你的話顯得多麼有道理，我都不相信」——也許很多人認為這句話所體現的是哲學上的懷疑精神。不是的，它彰顯的，是人真正與生俱來的才華，那就是任性的態度，蓄意不贊成。但是，這種「不講理」卻是意志堅強的表現，漢語表達為「意志力」或者「自由意志」。

要把任何一個「東西」，被我們習慣叫做「事物」、「觀念」、「事件」、「人」等等的東西，真正看成活生生的有生命的。這個生命，就是靈魂。「力量」這個詞，在我眼裡只意味著精神力。這種精神力也就是意志，意志並不是看不見摸不到的，意志通過人的行為表現出來。在尼采那裡，意志並不是一種專制或統治的權力，他所謂的「強力意志」，乃是為了意志而意志。就像叔本華說的，意志自身就是精神生活的全部，就是自在之物。與意志連接的不是別的，還是意志，從而形成浩浩蕩蕩的意志之流。意志沒有自己的慾望對象，構成「意志對象」的，還是意志。

意志不是單純的，意志的複雜性在於有不同性質的意志，但不同性質的意志之間的連接是直接的，它們之間流暢地轉換或者變向，構成意志的邏輯。這就像任何一個人在其一生甚至一天中，都在變幻著不同角色或說話的口氣，這與不誠實毫無關係。一個人一會兒這樣說，一會兒那樣說，或者一個人不可能真正遵守自己曾經的許諾——所有這些，都與不誠實無關，恰恰相反，它說明這個人是誠實的、實事求是的。所謂「實事求是」的準確含義，是隨機應變的靈活性(而不是去尋找所謂「客觀規律」)。這種靈活性恰恰是語言所不具備的，因為語言的本性之一，就在於其「死板生硬」。

因此，人在承諾時，是言不及意的。說話人並不是在故意說謊，他只是沒有能力用語言描述或暴露出自己活生生的靈魂。也就是說，意志與語言是衝突的，尼采不是一個「語言哲學家」，我覺得這不會使他感到難堪，反而使他很享受，他親自享受著自己的自由意志，一種任何人也無法從他手中奪走的天生快樂能力。

切斷意志與目的之間的關係，意志不是慾望、意志與滿足沒有關係，因此保持內在的意志過程本身不是痛苦而是快樂，意志自身只是一種精神的姿態。這使尼採的思想與黑格爾的思辨辯證法區別開來，在黑格爾那裡，「高貴的精神」在於精神以「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方式一再複製自身，這種複製，在哲學上通常叫做「表象」，用法文詞，就是représentation，其中的re，即重新、再一次，而在尼采看來，這種精神狀態不但沒有凸顯精神之高貴，反而表現了精神的奴性，精神被自己的原型鎖住了，價值在精神的出發點就已經事先設計好了，絕對精神最終還要返回自己的出發地。

就這樣，精神喪失了自由或任性的可能性。因此，所謂「辯證地思考」，不過奴性地思考而已。這種奴性思考的固定模式，是一種極其偷懶的方法，它總是把事物紛繁複雜的一切因素簡單地劃分為「對立統一」模式，它所暗含的悲劇，就是絕對的否定，這是人類精神悲劇的起源。尼采並沒有簡單地將其歸咎於黑格爾哲學，而是追溯到蘇格拉底追問事物是什麼的「辯證法」。人類的苦難，是從把人區分為好人與壞人開始的，是從建立起「敵人」的概念開始的，是從堅定了報仇之心的那一天開始的，總之一句話，是從否定活生生的生命本身那一天開始的。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把生命本身，理解為沉醉，他反覆提到狄奧尼索斯——這個古希臘神話中的酒神，似乎在用自己沉迷的身體，釋放著與光天化日之下的太陽神阿波羅迥然有別的狂放。這種無理性的精神似乎從哲學誕生之日，就被邊緣化了，酒神精神上演在哲學的邊緣，那裡才有真正的哲學劇場：酒、身體、性，這三個詞都不是「哲學概念」，更與辯證法無緣。這三個詞也不是用嘴說出來的，它們的含義都在「酒」里了。「醉酒」時刻的「語言」完全不是語言，而是身體語言，因此酒神精神就是劇場里的身體哲學。劇場哲學不需要台詞，因為語言是不值得相信的。無語言的精神才稱得起精神貴族，最大的快樂是親自獨享的快樂。

親自性既是精神的也是身體的，精神的身體或身體的精神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就像戀愛必須親自愛，喝酒必須親自喝一樣，戀愛與喝酒都是、也只能是親自獨享的快樂。當然，這個過程有交互性，即感染與互享，但這只是一種順便帶來的效果而已。酒神與太陽神之間、狄奧尼索斯與阿波羅之間，不是敵我之間的矛盾關係，而是輪轉與交替的關係，就像夜與晝一樣，就像我們不能說白天是黑夜的敵人。我們需要白天，也需要黑夜，如同我們既要工作也要休息消遣。狄奧尼索斯精神，是毫無奴性的精神，他自己是自己的主人。

生命是上帝賜予人類的最珍貴禮物，我珍惜自己生命的方式，是絕對不為自己設立假想的敵人，我不存報復之心。我將心比心儘力去理解別人。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神、永遠活著的靈魂、無論是醒著還是睡著，敏銳的直覺永遠目光炯炯。在夢中也能思考，其證據是在夢中有陶醉也有哭泣。我無法想像在沒有熱情的情況下，思考還能進行。要讓文字有生命力，首先要使文字有溫度，溫度就是溫度，沒有什麼高貴低賤之分，它烙刻在火辣辣的目光之中，敲打在變化莫測的肉身之上。文字彷彿不是在說話，而是在舞蹈。要使文字鮮活有生命的力量，就要像有才華的攝影師那樣抓住心靈精彩的瞬間、隨機冒出的念頭，但不要按動快門。我的意思是說，文字的生命力在於要果斷迅速地用一個新詞語代替舊的，詞語之間這種替補性轉換得越快，文字就越發顯得活潑可愛、意蘊就越深遠。這種轉變不是直線型的，沒有什麼中心思想或固定題目，精神生命在自身的發散過程中蜿蜒攀行。我們所享受的，就是這個過程。

人的生命本身就是神，一個人只有在精神中才能超越自己的個體。在這個瞬間，世俗的時間不動聲色地成為神聖的瞬間，精神的時間取代了鐘錶的刻度。在這個意義上，文字是神聖的、普遍的精神體現。一個人的寫作才華與思想才華總是融為一體的，但這個人卻可能是個不善於言辭的人。言說與文字，是兩種性質完全不同的能力。

一個人要使自己永遠「不死」，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最大的熱情在文字中展示自己的思想才華。具體的字句是在某些瞬間或一氣呵成或斷斷續續寫出來的，但只要是寫出了滾燙的人性，那就像深夜裡的電閃雷鳴，短暫而印象永存。語言中的「電閃雷鳴體」，例如尼采式的格言，寓意雋永。深夜裡的電閃雷鳴，還像行進中的軍歌，簡捷有力。歌詞往往是重複的，在這個過程中，與其說重複的是詞語的含義，不如說是詞語的力量！同樣一句話不動聲色地說兩遍，就比只說一遍有了細微的性質上的變化，就像尼采說的，「永遠回來」，但卻是不一樣的回來，因為瞬間與瞬間，永遠是不一樣的。人的生命意義就在於此，我們就是為此而活著。

如何不浪費時間呢？我的回答是，全神貫注地去走神，也就是抓住某些重要的、那些刺激精神的一閃而過的念頭，把這些念頭激進化、徹底化，這就保證了今天的生活與昨天全然不同，因為無論人擁抱的是什麼樣的物質形態，人所獲得的無非是一種感受、心情、心態。

我們回到語言中的「電閃雷鳴體」，尼采式格言。為什麼格言能流傳下來而大多數的日常口語卻成了說完就死的廢話呢？因為格言是瞬間「用鎚子敲打」在靈魂上的語言。有些詞語，主要是動詞或動詞化了的名詞，自身就包含著作為瞬間的時間，當然，它們可以反覆發生，但若使每次都活靈活現地發生，就得使其是「當下」發生。「當下」同時包含了瞬間與場合，是兩者的融合。鮮活的語言往往是隱喻性質的，即詞語含義在暗指時的任意聯想性，這甚至就像索緒爾談及詞語的「能指」與「所指」關係時所提到的，其中有一種絕對而純粹的任意性。任意聯想的語言，就類似「用鎚子敲打著」語言，因為此時此刻，語言出現了非常規用法，詞語之間的聯繫出現了意外。學術術語稱這種意外為「隱喻」。法國哲學家利科所謂「活的隱喻」，即某些詞語之間第一次被連接起來，他列舉的例子是「椅子腿」。在「椅子腿」被第一次如此使用時，其效果是令人震驚的，因為它是詞語之間一種臨時意外的連接、就好像在早已習慣了的精神生活中突然出現了一種意外，就好像「瞬間」從習俗的庸常時間中不甘寂寞地滑落出來，有了時間中的剩餘。

敲打靈魂，也就是動心。在哲學上，不是簡單的動心，而是動人心魄。哲學思考若有動人心魄的效果，哲學的面孔就得一反常態。我的意思是說，與人們通常的印象相悖，越是想使精神永恆化，就越是要凸顯瞬間的精神念頭，就像黑夜裡的閃電。瞬間凸顯，來不及籌劃。來不及籌劃的念頭、不知道從哪裡掉進腦袋裡的念頭，才是真念頭，這叫才華而不叫知識，這叫本能而不叫偽裝。文字極其迅速地給精神的本能鑲上符號，越是不顯人為的痕迹，就越發流暢。本能是生命中最有力量者，熱情、意志、任性、追求快樂、博弈、無聊、沮喪、激情——所有這些，都屬於人的本能。這些本能同時是精神與肉體的，共同奏響生命中的交響樂，時而高亢、時而低沉；時而迅速有力、時而緩慢柔弱，生命的節奏在轉換。本能之路，就是沉醉之路。

自從瞬間成為「時間哲學」的主角，哲學就活靈活現了，哲學家不再是一個「理論人」，而更像是一個閃爍不定的幽靈。生命的每一次瞬間閃爍都是美的，即使是一次無聊的閃爍。「虛無主義」為什麼虛無呢？因為虛無主義否定了瞬間，看不到從習俗時間中滑脫出來的瞬間。沒有意外事件，生命就失去了最根本的內容或最本能的樂趣，那樣，人活著的理由就沒有了。要想使哲學史不成為「虛無主義」的歷史，就得使哲學中真正充滿時間，而這隻意味著使哲學充滿性質不一的瞬間。瞬間的念頭在相互衝突較量，各種本能的力量在美麗中釋放，哲學家的使命，是以自己獨有的精神氣質，將它們連接起來。哲學不應該成為壓抑本能的力量，哲學應該是釋放精神本能的力量，即自由的力量。在我這裡，自由就是精神任性的自由，即本來意義上的自由、「元自由」。

尼采不喜歡基督教，不喜歡原罪的理論，因為原罪是對生命本身的否定。基督教的所謂「原罪」，等於對人類說，永遠不要點燃你的好奇心，更要剋制你本能的慾望。基督教給了人類第二天性，而這第二天性與人的自由本能是相悖的。可是，基督教是為了克服人類對死亡的恐懼、是為了戰勝絕望啊——也許有人會這樣為基督教辯護。在這裡，也許克爾凱郭爾對「上帝」的態度可以彌補尼采思想的某種缺憾。在克爾凱郭爾那裡，上帝有另一副面孔，不是高高在上的「你必須因為你必須」，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超人。人只要在生命的所有瞬間對絕望採取任性的態度，每個人瞬間都可以變成自己的「上帝」，這不是人人都有能力做到的，但也並非任何人都沒有能力做到，這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根本差異，這就是生命的奇蹟與樂趣之所在。

辯證法說，從葉子中長出花朵，於是花「否定了」葉子。尼采喊到，怎麼能這樣說呢？這是在否定生命啊！對於生命中的任何因素，我們要沉於其中，要描述生命而不要否定生命。「理論人」就是無生命之人。旺盛的生命在勃起，它由不是自身的因素而引發，它的真理不在自身而在別處。生命的真諦在於它絕不是一個樣子的，生命時刻都在改變著自己的形態。靈活或善於抓住瞬間，就等於生命沒有虛度了。精神、靈感是刺激起來的，要有誘因，克爾凱郭爾在《恐懼與顫慄》中反覆談到了絕望。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反覆談到了銘心刻骨的精神苦難。我覺得，兩人觸及的，是終極意義上的精神問題，克爾凱郭爾所謂絕望，與尼采所謂悲劇，在價值上是等值的。

這個終極問題是無法在世俗意義上解答的，對之，尼采採取了非俗人的超人態度；在克爾凱郭爾那裡，則叫信仰。但在兩人這裡，都沒有「你必須因為你必須」的地位，兩人都否定必然性或命運。從絕望或者精神的終極悲劇中進發的，不是對生命本身的否定，而是滋生2+2=5的悖謬般的快樂！這很像在精神的針尖上跳舞，是精神的頂峰、頂峰的精神。大悲與大喜在這個瞬間活生生地抱在一起，兩者都是生命本能所固有的，是孿生兄弟。精神越是經歷與生俱來的磨難，生命力就反而越加旺盛，這就是精神的真正強者、是超人天生的精神稟賦。這種情形，才叫神聖。我的意思是說，人不要活得太舒服！物質生活要簡單甚至困難，精神生活要複雜、豐富！在以上的「精神針尖」上我還要繼續說，具有神聖精神的哲學家是最好的「心理醫生」，而研讀哲學經典著作，則是永遠保持樂觀精神之永不枯竭的源泉。

精神是如何變形的？德勒茲這樣說：「悲劇直接就是快樂」。(Deleuze，2012：20)快樂的性質從來就不是一個樣子的，這有助於使我們從絕望的痛苦中解脫出來。尼采和克爾凱郭爾一樣，讓精神的觸角觸及最銳利的哲學問題：生存的意義究竟在哪裡？兩人同樣認為這不是一個用概念推演就能解決得了的理論問題，而是信念與意志的問題，是一個與熱情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是一個有關快樂的問題。以往的哲學只是從生命之外的因素解釋生存，從來沒有肯定生命本身的意義——換句話說，以往的哲學只看重概念或理論。就時間而論，只看重永恆，而嚴重忽視了生命的瞬間。這個瞬間，是廣義上的瞬間，是與沉醉於當下有密切關係的瞬間。沉醉不需要解釋，生命並非先獲得充分理由之後才採取行動的。在這裡，沉醉與直覺是等值的。和沉醉一樣，直覺的時間特徵也非常明顯，沉醉與直覺，很像是俗常的中斷或發生了精神走神現象，精神在別處，這很像瞬間從習俗的時間過程中逃逸出來，是一種偏離或者滑脫，唯其如此才惹人側目。

因此，直覺與沉醉，都是以瞬間為核心的時間「概念」，是「不是概念的概念」，它們在自身當下發生的過程之中獲得理解，而不需要事先的解釋或知道，後者對於我們的快樂本身不但無助，反而有礙。

哲學家首先得是一個特別天真的人，他是「無知」的，因而也是無畏的，他的樂觀來自在他眼裡一切都是美的，事物因為美而具有了活的靈魂。哲學家首先是一個藝術家，而不是道學家。至於宗教，宗教的藝術化是我所嚮往的，但是在傳統上，人們的偏見一向把宗教等同於道德。在現代哲學意義上，克爾凱郭爾是第一個將宗教藝術化的嚴肅思想家，他使思考宗教成為一種藝術。在哲學的藝術化道路上，克爾凱郭爾這個開路先鋒之所以可能，主要在於他把時間(或更準確地說他把瞬間)引入了哲學，尼採的「永遠回來」與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正是沿著克爾凱郭爾的腳印繼續前行的。以往的多數哲學家事實上將時間等同於永恆，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們用「存在」代替了時間，或者說，將瞬間的判斷凝固化從而永恆化了。

如果像巴門尼德那樣從「存在」出發，並且在「思想」與這樣的「存在」之間建立起直接的同一性，那麼實際上就等於說，似乎一切思考，都是我們已經知道了的思考，排除了時間因素或變化因素，排除了「我不知道」，也就徹底堵塞了哲學藝術化的可能性。克爾凱郭爾、尼采、柏格森、海德格爾，這四個具有代表性的現代哲學家承前啟後，他們的哲學具有鮮明的藝術效果，這並非是他們刻意而為，他們哲學思想的藝術化，只是他們真正把時間引入哲學之後的精神效應而已。這四個哲學家都高度讚賞赫拉克利特的思想，因為赫氏是第一個時間哲學家，他把存在理解為生成，而不是像巴門尼德那樣在思維與存在之間建立起同一性。

遺憾的是，後來大多數哲學家是跟隨巴門尼德的思想而不是赫拉克利特，以至於他們武斷地認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不言而喻就是思維與存在的關係問題，將世界或事物「一分為二」的頑固信念就這樣漸漸建立起來，以至於從中劃分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我們甚至可以極端一點兒說，這使哲學遺忘了時間，無時間的哲學史主宰了哲學。當以上四個哲學家復興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時，現代哲學的大幕就正式拉開了。古典哲學是用存在取代時間，將瞬間永恆化；現代哲學是用時間(或者「生成」)取代存在。

現代哲學復興了赫拉克利特的思想，重新使「瞬間」成為「哲學問題中的哲學問題」，成為哲學問題的核心——赫拉克利特曾經用一句特別經典的哲學格言表達這個「瞬間」：「人不能兩次踏入同樣一條河流」。按照我的理解，那就是此瞬間非彼瞬間。瞬間與瞬間之間既是不可分割的關係，又是性質不同的關係。赫拉克利特說「兩次」的「同樣」是不可能的，他用「兩次」消解了「同樣」，等值於用差異消解了同一，等值於用瞬間消解了永恆。一切都處於正在生成之中，不可能有跳出時間之外的存在，「存在」就這樣被抹掉了，只殘留下存在的痕迹。我們用「兩次」之間的比較來區別瞬間，怎麼區別的呢？兩次瞬間分別有自己的「如此這般」。就這樣，巴門尼德關於存在(或關於「什麼」)的問題，被關於「如何」或「怎麼」的問題所替換(順便說一句，這正是胡塞爾現象學所謂「意向性」所要解決的哲學根本問題)。

在尼采看來，關於如何或怎麼的問題，其實是一個與視域或觀察角度有關的問題，而這個視域或者角度，等值於價值或意義，而這樣的價值，又等值於藝術(胡塞爾的意義理論，在此與尼采「不謀而合」，我們是否能將兩者自稱的哲學價值互調，稱胡塞爾的思想同時也是藝術的，尼採的思想同時也是科學的？我認為是可以的)。於是，價值哲學或者藝術哲學，成為第一哲學。需要注意的是，這裡的價值不是道德意義上的，而是藝術意義上的。赫拉克利特正是把上述的生成理解為邏各斯。於是，在哲學史上，就有了兩副不一樣的邏各斯面孔：一副是赫拉克利特意義上的(邏各斯意味著瞬間的綿延)，另一副是巴門尼德意義上的(邏各斯意味著語言與理性，「存在」首先是語言，即being)。我們還可以原汁原味地說，赫拉克利特還是第一位浪漫哲學家，他說邏各斯是一團永遠不會熄滅的活生生的火焰。按照我的理解，這裡的火焰等值於熱情和本能。

由上我們看出，時間哲學問題是在「瞬間哲學」問題中凸顯出來的，而「瞬間」中的哲學問題，其實是關於區分、差異的哲學問題，或者說，是關於多樣性的哲學問題。「一」的實質是「多」，不是一分為二，而是一分為多。但在哲學史尤其是思辨辯證法中，一分為二的「二」又統一於「一」之中，或者說以邏輯同一律為基礎，從而完全排斥了異樣之多的共融瞬間與共融空間，正所謂「消滅異己」。「消滅異己」的正式哲學用語，就是「否定」(它的政治術語，就是必須有敵人；它的認識論術語，就是用真理戰勝謬誤；它的道德術語，就是要消滅邪惡；它的藝術術語，就是用美戰勝丑。但是，究竟誰是敵人，究竟什麼是錯誤、邪惡、醜陋，標準是由政治哲學家和道學家們來制定的)。

可是，在赫拉克利特式的時間之河中，沒有「否定」的地位，因為「否定」意味著逃出時間之河。做出一個由being作為骨架的關於「什麼」的判斷，這是一種獨斷式的純粹虛構或者自我欺騙，或者在此我也可以借用康德的術語，這是一種「先驗的幻象」。也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赫拉克利特關於生成的思想，也是徹底經驗的思想。但與人們習慣的印象不同，經驗一旦徹底，反而變得晦澀不明，而逃出時間之河做否定判斷，卻導致清晰的思想(這個清晰的思想同時也是簡單的思想，例如思維總是習慣地想著誰是我的敵人和誰是我的朋友，並且在行為上永遠從這樣的思維定式出發)。

在哲學史上，赫拉克利特被稱為隱晦哲學家，而笛卡爾被稱為「清楚明白」的哲學家。事情為什麼會變得這樣呢？還是因為語言，徹底的經驗，猶如內心激情澎湃，這是一種天然排斥語言的精神狀態，它回到純粹內在的直覺感受，這種感受天然又是藝術的。赫拉克利特關於生成的思想也是關於悖謬的思想，即他必須把上述那句著名的哲學格言說出來，他離不開語言，事實上，他的這句話說得「清楚明白」，遠比「圓的方」容易理解。當然，這句格言還不如演繹邏輯的「三段論」那樣「清楚明白」。我的意思是說，當哲學呈現出徹底經驗或藝術形態時，雖然更能激動我們，但遠不具有解釋性的清楚明白，所以赫拉克利特被稱為哲學史上第一個「隱晦哲學家」。當哲學成為「語言」中的哲學時，它是清楚明白的或一定要追求清楚明白的，但它同時也喪失了溫度，或者說，它很難激動我們。

尼採的「永遠回來」，是對赫拉克利特「人不能兩次踏入同樣一條河流」的增補性理解。正如德勒茲所說，「因為永遠回來就是向前有差異的回來」。(Deleuze，2012：28)這就是「永遠回來」的過程中實際發生的內容。那麼，事物、事情、事件等等是以怎樣的方式「永遠回來」呢？這裡指的不是形式而是內容。在形式上，夜與晝循環接替，但夜與晝也是由瞬間組成的，即瞬間屬於時間的內容問題。瞬間的凝固就是選擇(這些選擇，或者是以行為方式表現出來，或者是以判斷句的方式表現出來)。但是人們究竟是憑藉什麼做出選擇呢？以往的哲學認為一定要從邏輯方面給出選擇的充足理由，否則就是非理性的選擇，或者叫做一種意外的偏離行為。但是我認為，這種看法僅僅是純理論上的，實際的情形遠不是這樣，在細節上(精神敏感的人就是過於看重精神細節的人，例如哲學家就是將粗線條的觀念複雜化的人，複雜到在一般人看來不可思議的程度)，人的行為和思想具有臨時性與隨機性，或者叫非自主地下意識地發生、自然而然地發生。人的行為與思想從來不是「從外部強制給我們的必然性」的奴隸、不是事先編排的奴隸。這些臨時性與隨機性，具有偶然相遇的特點，甚至是純粹的偶然性。瞬間與純粹偶然性是等值的，這種不知道要發生什麼而同時又懷抱某種期盼的情形，這種悖謬的情形，給人焦灼中的誘惑，我覺得這就是快樂的真諦。

快樂不是簡單而純粹的，其中要有不知道結果的誘惑，動機與結果之間的曖昧不明，焦灼中的誘惑，是引起我們快樂的源泉。也就是說，要親自參與到危險性之中，這樣才能尖銳地刺激精神，快樂來自我們的精神或「自主尋找」或「不期而遇」的刺激。在這裡，快樂與遊戲心態是等值的，隨機性與擲骰子是等值的，這也是構成思想與行為細節的真正因素。至於概率，等值於可能性的幾率，其性質是或然的，即事情的結果原本可以不發生——如果不是由於某個瞬間驟起波瀾的話。這也構成歷史的細節，即歷史事件其實就是如此發生的。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人絕非只是處於聽天由命無所作為的被動地位，這是因為人的性靈或人的各種感官天生稟賦的細微差異，使不同的人在某瞬間做出了決定自己命運的選擇。那麼，這個本來是任意的瞬間就成為他(或她)人生中的關鍵時刻。這種選擇是一把雙刃劍，也就是說，一方面「骰子一擲就永遠避免不了偶然」，但另一方面，骰子一旦落地就化為永恆。骰子一旦落地，就等同於有了選擇，有了既成的不可更改的事實。時間不可能倒流，後悔是沒用的，後悔只具有心理層面的意義而無法改變既成的事實。偶然性就像空氣一樣瀰漫在我們周圍，就像精彩的文章往往就是精彩句子或片段偶然連接而成的。文字太邏輯了，詩意和趣味連同思想的深刻性，就一齊逝去了。藝術性往往等值於混沌性，說得太透了，韻味也就不存在了。在這個意義上，人其實喜歡「不知道」，至少不喜歡「知道得太多」而寧可讓自己在焦灼中期待。換句話說，這樣的精神緊張或精神高度活躍，有益於人的身心健康。

尼采是這樣說的：「來吧，偶然性，我要擁抱你！你彷彿就像天真無邪的幼童！」(cf.Deleuze，2012：30)作為偶然性的同義詞，還有機遇、巧合、危險、盲目或無目的地、根本無法預料、不太可能、連續過程的中斷，如此等等。「偶然」一詞天然就與時間密不可分，我們總說偶然「發生」(就像「意外」一詞天然就與事件相關，我們總說「意外事件」)。毫無疑義，偶然是在瞬間發生的，速度極快。來不及細想，「事實」就已經被意外地創造出來——這個事實，剎那間由於我們不解而顯得神秘(就像出色的詩人無法解釋自己的詩句為什麼寫成那樣)，但它並非神話，因為它是事實。

瞬間的力量，就是偶然性的力量，這力量來自某次深刻的印象，這印象會在我們腦海里反覆回放，它太特殊了，反映了事情的本質，影響或改變了我們的人生觀。這個瞬間，這次偶然，有如赫拉克利特點燃的火焰、盧梭式的熱情、笛卡爾心中邪惡的天才、帕斯卡爾的微妙精神、克爾凱郭爾那樣的任性、福柯式的癲狂，還有，德里達式的焦慮與失眠。所謂綿延，是精神在走神中的綿延；所謂走神，是瞬間的精神在延長、瞬間不由自主地在改變著方向。

尼採的思想，有瞬間的力量，在文體形式上，他使用了格言。就像德勒茲評論的：「只有格言有能力表達意義；格言，就是解釋或解釋的藝術……同樣，詩表達價值」。(同上)格言與詩，那麼詩一樣的格言呢？格言一樣的詩呢？簡短有力的風格，簡短而有力量的句子。這是有生命節奏的句子，每一次呼吸都是熱情的。這已經不是在解釋世界，這種風格自身就是世界。有很多獨特的世界，因為有很多獨特的風格。「哲學與詩和格言有著本質的關係，組成了解釋與價值評估，這就是思想的藝術、精神貴族的能力或『深思的能力』」。(同上)藝術與解釋之間、藝術與思想之間，沒有時間上的差異，不是先有藝術，再有對藝術的解釋或對藝術的思考與評價。藝術自身就是在解釋、在思想、在破壞與重建價值的過程。在這個意義上，哲學家也是語言藝術家，他在創造一件語言藝術品——他在做哲學而不是在解釋哲學。「做」可以代替解釋，解釋不可代替「做」。所謂「做」，就是直接沉浸於事物的內部，而解釋，卻只是藉助於某種工具間接地接近事物。只能做一次，再做的，就不是原來的做。思想也類似這樣的做，思想擁抱偶然的瞬間。所有的思想，都是偶然瞬間想到的思想，都是劃破夜空的閃電，「思想，就是擲一次骰子」。(36)這樣的思想，這就是精神風格。但這個風格並非永遠停滯於「這個」，它永遠是別的——由於偶然性永遠不會中斷。

換句話說，事情不再有「應該是」，事情只能以「可能是」的面貌出現。可以將「可能是」比擬為到達人生終點(死亡)過程中所選擇的路途。人只能永遠在路上，而沒有什麼終點，因為當終點真的到來時，我們已經什麼都不知道了。因此，有兩種性質根本迥異的「另一個世界」，人死後的「另一個世界」與人在生命之路途中的「另一個世界」，前者是一個純粹的烏托邦，這個「純粹」也是個單數；後者是以複數的形式出現的，也就是說，有很多個「另一個世界」，它們都是真實的或潛在可能真實存在的異托邦。並非人人都有能力享有這些異托邦，但只要在精神上有喚醒它們的能力，人人隨時都有能力享有它們。人人對這樣的情景都不陌生，那就是不知道何時從哪裡會有某個一閃而過的念頭，這當然發生在瞬間，我們既可能停滯在這個念頭上走神發獃、流連忘返，也可能使這個念頭於不經意間輕易划過，在我們的人生軌跡上沒留下任何痕迹。這些一閃而過的念頭，彷彿都來自別的世界，那裡隱藏著發揮我們智力的新模式。由於精神軌跡的偶然遭遇是無窮無盡的，因而智力連接的新方式，也是無限的。這種情形，使我異常興奮。

一個瞬間，就是一個視角，就是一種新的價值。也就是說，好奇心可以戰勝絕望。好奇心就是好奇心，沒有什麼形而上與形而下之分。好奇心永遠朝向新鮮事物、新鮮生命，它們在別的世界，不在我的世界，但是，它們也不在柏拉圖那樣的超感官世界，就像陌生的面孔也是面孔，而不是沒有面孔。

當然，不超「感官」，不等於用肉眼可以看見，當我們心潮澎湃、充滿期待、沮喪絕望，這些內在的感受，也是不超「感官」的，內感官也是感官，而且是更根本的感官，就像靈魂或良心也能思想，而且其中迸發出的思想，比「理念的世界」更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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