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鳴西周（二）——三監之亂：一場豪賭
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跡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柰何無父而生乎！——《史記·三代世表》
這裡面透露了一個信息：《詩經》里，以及讀《詩經》的人，認為商族的祖先卨和周族的祖先后稷，都是沒有「正常的」父親的。
這顯然是瞎扯，人怎麼可能是吃燕子蛋或受「感應」生下來的呢？我在拙著《唐風虞影——比夏朝更早的影子王朝》里給出過一張根據《史記》畫出的世系圖，這個並不稀奇，很多地方都有。這裡面很明確地將卨和后稷劃分為了堯的兄弟，是帝嚳的後代。以司馬遷為首的歷朝歷代史學家都比較喜歡按照這個套路來，也倔強地表明了一個態度：想攀高枝兒就明目張胆地來，別在那裡裝神弄鬼。
昔者堯命契為子氏，為有湯也。命后稷為姬氏，為有文王也。大王命季歷，明天瑞也。太伯之吳，遂生源也。——《史記·三代世表》
《史記》緊接著有這樣的論述：
天命難言，非聖人莫能見。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澤深後世，故其子孫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史記·三代世表》
可見，這不單純是「血統論」。貴族與貴族之間的傳承，在於「理念」而不在於「血緣」。看中的是治國的方法，而不是你是誰的後代。那麼這種理想的「理念」是什麼呢？學究們有他們自己的考慮，歷史也有自己心裡的一桿秤。
但，如果說《史記》中的表格不是在標明某種血緣關係，似乎又過於武斷了。我猜測司馬遷應該是看過某種史料，成書年代約在殷商與周之間。
太史公曰：五帝、三代之記，尚矣。自殷以前諸侯不可得而譜，周以來乃頗可著。——《史記·三代世表》
我的依據並不只是太史公怎麼說，我對周族的「貴族血統」是存疑的。歷史上周族是武丁中興對外擴張時「撿」來的，在戰爭期間首次實現商族與周族的接壤。武王伐紂相當於是一場外來民族征服中原民族的戰爭，我們可以更露骨地說，周族實際上是商王朝中不滿王族統治的某些人用以宣洩的工具。說到這裡，可能歷史中很多瞬間都在我們面前浮現出來，因為歷史總是在不斷重演的。《史記》成書於漢武帝時期，其成書年月距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公元前134年）已過去了數十年。不難看出《史記》對歷史的敘述受儒家思想影響頗深。如果說有一種與宗教所信仰的「天命」能夠相對抗的力量存在，《史記》勢必會將其解釋為「民意」。商朝時自然是沒有孔夫子的那套理論的，將商、周之交的成王敗寇解釋為「民意」又能有多大的準確性呢？
從這一點出發，我們來看看武庚。
武王伐紂建立西周后，對於殷商舊地的管理，他作出了一個比較奇怪的決定——讓祿父來管理殷。
這個祿父，就是我們常說的「武庚」。「武庚」算是他的「廟號」，就像「武乙」、「太甲」等稱謂一樣取自天干。可見至少在那個時代武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張光直有篇論文《商王廟號新考》，提出商王朝可能存在一種「商王乙丁制」，即根據商王的廟號可以將得到王位的人分為兩組，由此推導出商朝王族分兩派輪流執政的假說。如果張光直先生的這一假說成立（反對者其實不少的），我們可以認為在那個宗教被衝擊、變得無比匱乏的時代，依然有百姓認為商朝王室獲得王權是一種「天命」，從本心裏面他們對周族僅僅是形式上的「喜歡」，絕不可能有對商朝王族的那種崇拜。
我一直很推崇張光直先生的理論，但對伊尹的解釋，我是不太認同的。我個人推崇《竹書紀年》中「太甲殺伊尹」的記載，而張光直先生認為伊尹本身即是商王族宗室，他和成湯一脈是有親戚關係。本文重點並不在此，故不多做贅述。大家可以搜索一些論文，對於伊尹身世的討論雖然我們現在基本默認他就是個陪嫁小奴，但還是有很多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在此我僅闡明張光直先生的「二分親族支派並兩派輪流執政」一說與商王族以天干為廟號的傳統關係甚大，並且直接決定了武庚反抗周王朝的合法性。無論史實如何，武王不可能對商朝制度一點都不了解。他做出了一個令後世很是爭議的決定：
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從後期殷人跟著武庚浩浩蕩蕩地跟西周對著干來看，武庚的存在是頗得民心的。武庚作亂的這一場戰爭我們後面會詳細講，我只提一句，當時攝政的是周公旦。且不說周公攝政合法性如何，至少肯定不會是帝辛那樣的暴君，自然也不存在民反一說。那麼這場暴亂顯然是由貴族主導的。之前也提到過帝辛是如何失敗的——牧野之戰軍隊倒戈。說白了，武王滅商是一種宣洩，殷人像放洪水一樣將外敵放了進來，摧毀了當時掌權的政府，從打心底里不認同當朝政權。武庚會是一個被他們所期望的君王，武庚去統治殷商舊地，想必他們也是非常開心的了。
那這樣一來，殷人的吃相似乎有些難看了。不滿帝辛的統治，就把外族放進來侵佔本組。等天下已經落入周人的囊中，又為武庚的歸來而歡呼雀躍（這個甜頭還是武王給的）。武庚有野心謀天下，殷人像是等待已久似的浩浩蕩蕩跟著鬧起來了。這群刁民的嘴臉這可謂不堪入目啊……
但歷史上還缺這種醜態嗎？民粹啊！商王朝的奴隸制雖不比古希臘的民主制度，但不代表民眾不能用自己的方式翻天覆地。商王朝毀於帝辛的戰略失誤，而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便是這群兩面三刀的刁民。
武王的做法有些啰嗦，將武庚封至殷地，在朝歌以東設衛國，封給管叔鮮；在朝歌以西南設鄘，封給蔡叔度；在朝歌以北設邶國，封給霍叔處。這三個國家顯然是用來監視殷人的。有人說這表現出武王的不自信，其實不然。我認為武王不僅僅是要做出一個仁慈的姿態，更多的可能是要拿帝辛的兒子打一個賭：既然他沒有把握能壓住殷商舊民，那就讓你商王族的末裔來玩玩吧。你父王帝辛做不了的事兒、我這個當朝君主沒把握去做的事，我看你這個商族王子能夠做成幾分。
賭注便是周族的天下。
不過，劇情要在此反轉一下。如果你覺得武王的賭局這麼簡單，那你就太天真了。
《史記》中並未出現「武庚」的名號，直接用的名字「祿父」。在《竹書紀年》中二者都出現了，印證了這一記載的準確性。至少說明「武庚」不是亂編出來的。當然這個具體是誰，我們後文會有個論述。
立受子祿父，是為武庚。——《竹書紀年》
司馬遷將武庚叛亂的原因歸結於周族貴族對周公旦的不信任。其實這明顯是直接否定掉商族遺民的正統性。但從以編年體敘史的《竹書紀年》來看，司馬遷簡化的是一場複雜而精彩的大戲。
先說說武庚。古籍中並沒有對武庚在能力、品德方面的直接記載。這是比較奇怪的。史書往往對一個人的存在有某種態度，要麼褒，要麼貶，要麼懶得詳細說或「不方便說」（比如謚號中的「神」），但絕對不會不說。點出一個人物，不下個直觀的定義，真不太像是那些個性而倔強的著史者的作風。
難道歷史上根本沒有武庚這個人，導致史家無從下筆嗎？還是像司馬遷時常感嘆的那樣——資料太少？
我個人認為，武庚很可能不止一人。將「武庚」作為祿父的廟號是後世的猜測，因為這比較符合商朝的傳統，但商朝滅亡後，不存在一個王。祿父又不是項羽，何德何能能夠在史書中享受君王級別的待遇呢？以《竹書紀年》之清高，應當更甚於《史記》才對。
我認為，「武庚」是一個被殷人創造出來的稱號，就像夏後氏的「後」一樣。任何統領這一篇土地的人都將被記錄為「武庚」。只不過其中一人，應該是祿父。或者我們可以這樣問，祿父是受封殷地時的武庚，舉兵造反時的是另一個人嗎？
對於這點的疑問，出自東漢王充的《論衡》：
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充，《論衡》
在《尚書》當中，也沒有指定「武庚」一定是祿父，只是提了一下：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尚書》
既然沒有指定是某個人，那就有可能是任何人。而且若不是王充的筆誤，他的記載就太令人吃驚了。在他的筆下，武庚不僅絕不可能和祿父是同一個人，而且似乎和祿父之間有某種類似於傳承的關係。
在這裡，我僅提出個人觀點：「武庚」，就是祿父。只不過在祿父執政的過程當中，有一段時間，或在某種狀態之下，他與另一個人共享過「武庚」的稱謂！
為什麼我不認為武庚會有多個人，或乾脆說祿父和他的某個子孫並稱為「武庚」呢？據《竹書紀年》的記載，武庚起兵作亂與周成王姬誦元服是在同一年。在此期間並未有殷地王權傳承的記載。你這諸侯是武王封的，武王早已駕崩，由周公旦攝政。如果新王登位，不對周王室有所表示，恐怕這逆反之心太過於明目張胆了。況且，有記載稱祿父在接受殷地不久後即恢復商祀，很難想像一個合法的繼承者會沒有在歷史中留下任何記載。
那只有一種可能，王充在寫《論衡》時參考了一個特殊時期的文獻。這個時期里祿父暫時與另一人共享了武庚的名號，且顯然後者實權大一些。所以嚴謹起見將祿父與武庚分開來寫。但戰爭真正爆發的時候，武庚或許已經以祿父為主了，畢竟他商紂血裔的影響力擺在那裡的。不過，另一個人似乎並未脫離「武庚」的名號。
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祿父。——《竹書紀年》
武庚的下場是兵敗被殺，毫無疑問。但死的究竟是武庚，還是武庚和祿父呢？
在這裡，我們要討論下「三監」的概念。
對於「三監」都是誰的爭議，自古有之。古來一直有「武庚（祿父）到底屬不屬於『三監』」的爭議。從這篇文章一開始給出的管叔姬鮮、蔡叔姬度、霍叔姬處的名號來看，我並沒有推翻這個說法的意思。
我直接在這裡給出我的觀點，這三個人中，有一個人，開始了對殷地的攝政，並且在後期與祿父共享了「武庚」的名號！
這個人是姬處。
大家來看《史記》的記載：
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司馬遷，《史記·周本紀》
這一場戰爭，周公旦奉周成王之名，在平叛三監中殺了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先不管這個武庚是誰，管叔姬鮮是怎麼被殺的，蔡叔姬度是怎麼被流放的，為什麼不說說霍叔姬處的下場。
似乎只有在《尚書》中，簡單提了一下霍叔得到了怎樣的結果：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於庶人，三年不齒。——《尚書》
所謂「降為庶人，三年不齒」，跟沒說一樣。因為霍叔在參與叛亂被制服後，他的兒子直接擔任了霍國國君。直到春秋時期被晉國給滅掉，這個國家才消失在歷史裡。「霍」姓就是這麼來的，用以懷念曾經的霍國。
所以，按照《竹書紀年》一貫簡單粗暴的風格，就算把霍叔描述成被殺也很正常。這類史書不會在乎一個已經脫離權力中心的死活。我在這裡做出一個不太嚴謹的猜測，被殺的「武庚」，指的就是霍叔姬處。
三監之亂在《史記》中被一帶而過了，《竹書紀年》的篇幅則大些。
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人於邶以叛。——《竹書紀年》
可見這場戰爭不僅僅是殷人對周人的暴亂，殷人是有幫手的。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專門提到了「邶」（霍叔的封地），我認為這不是巧合。
我們來看看殷商遺民拉了哪些幫手：
三監之首，管叔姬鮮，對周公流言的始作俑者。史家一般對叛徒持鄙視和醜化的態度，但對管叔，卻是理解：
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厓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司馬遷，《史記》
司馬遷其實說得很實在，不管是管叔姬鮮、蔡叔姬鮮還是霍叔姬度，遇到成王年幼、周公攝政的情況都會產生疑心，或者經不住以此為借口叛亂的誘惑。值得注意的是其他幾家。
奄國，是歷史上居於東方的以曲阜為國度的一個國家。在被滅後該國貴族集體遷到了南方。他們能呼應起兵並不奇怪，因為古籍中就有把奄國稱作「商奄」的，屬於商朝的故都舊地，是頻繁遷都留下來的痕迹。
周初封魯，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左丘明，《左傳》
徐國，這個國家可以好好講一講，因為這是從夏朝便存在的一個諸侯國。其建立者是伯益（與啟爭權的那個）的次子若木。這裡是有一個爭議的，就是伯益到底是誰的後代。我在拙作《燃血狂夏——權斗與戰亂交織的熱血王朝》中提到過伯益的父親是皋陶，這點在史學界其實是有爭議的。歷史上常把皋陶和大業兩個人混為一談，這種混亂漢代即存在。在司馬遷修《史記》的時期時遷，尚無關於皋陶和大業究竟是同一人還是兩個人的討論。因此在這裡我不將其作為論述的重點。無可置疑的是，伯益與顓頊之間是外祖父與外孫的傳承關係。伯益有兩個兒子，一個叫大廉，為廉氏祖先；一個為若木，為徐國先祖。前文提到的淮夷人，是一種總稱，可以理解為東夷部落中最大、最具代表性的徐國領著淮夷人呼應殷商遺民的召喚鬧騰起來了。
殷人作亂，群魔亂舞。此時天象亦有變。《竹書紀年》如下記載：
秋，大雷電以風，王逆周文公於郊。遂伐殷。——《竹書紀年》
這裡「逆」，作「迎接」。可見成王對周公旦的信任。成王仰觀漫天電閃雷鳴，喜形於色：「這是上天動威以表彰周公之德啊！」他絲毫不懷疑這場討伐殷商叛逆的戰爭會大獲全勝。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三監之亂被平定。成王在一一懲處叛賊後重新進行了分封，將統治權給了早已投靠周族的帝辛的兄弟微子，即宋國始祖。他對東夷繼續發動戰爭，力求威震天下。這段歷史，我們後續的文章中會再講。
順便插一句，有人會問，在祿父執政的這段時間裡他就沒生個後代啥的嗎？如果有，難道不會使殷商政權死灰復燃嗎？《周逸書》有記載「武庚北奔」的傳說，我認為是不可信的，不管這個武庚是誰。祿父在三監之亂中被殺基本沒有什麼可爭議的。但根據清華簡《系年》中的記載，祿父之後殷商遺民的叛亂似乎並沒有結束。他留下了一個兒子嗎？
周武王既克殷，乃設三監於殷。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錄子耿。成王踐伐商邑，殺錄子耿……——清華簡《系年》
有些信息值得注意。「殺三監而立錄子耿」，這個錄子耿作為殷地新的代理人，就算不是微子，應該是微子的兄弟。很驚人的結論——這個人不僅不是祿父的兒子，反而很有可能是祿父的叔叔！也換言之，在微子與帝辛之外，有第三個人出現來爭奪商族的控制權了。不過你說微子和錄子耿是同一個人，我也不能說什麼。只能說清華簡和傳統史書的作者有一個搞錯了，或者有人做了偽史。拋開這個不談，成王對殷地發動二次戰爭的可能性不是沒有，有可能是對東面出兵的一部分。不過後面記載，這個錄子耿也被殺了。不管他是祿父的兒子還是叔叔，殷商就此難以再成氣候了。無論中間過程是怎樣的，周族都是最後的贏家。
至此，三監之亂平定。這可以看作是武王姬發以周族天下為賭注的一場豪賭。很多人說他焦慮，其實他看的很清楚，只不過背負起這種壓力有些太累了。商朝頻繁遷都並非只是政治動亂的象徵，這種遷都如同播撒種子一樣在諸多可能興旺的地方都留下了商族的火種。在某一天商族人需要他們的時候，這些火種會燃燒，變成吞噬敵人的燎原大火！武王有時仰望星空，看到的是這些尚未熄滅的火種、殷地野心勃勃的遺民、還有那些心懷異心的兄弟們。他要醞釀一場戰爭，將這一切隱患一網打盡！
這場賭，他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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