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墳典說起

今人試圖復原唐代長安東西市的情景,談到其中有果子行、椒筍行、墳典行等。果子行自然易懂,大約是銷售時令水果的店鋪,椒筍行是賣菜的。那墳典行呢?難道是殯葬行業?

當然不是啦,棺材鋪被叫做凶肆,這個墳典行其實是就是書店。說到這裡,一句成語浮上腦海,「三墳五典」,就是指書籍,特別是上古的典籍。

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傳·昭公十二年》

其中就涉及到了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這幾個詞,都是指古時候的書籍。其中,也就典字如今還常作書籍的使用。那墳典索丘又為何會有書籍的意思呢?

所謂三墳,指的就是三皇留下的經典。五典,自然就是五帝留下的書籍了。可是大家都知道,「五帝三皇神聖事,騙了無涯過客」,三皇五帝大約不是完全捏造的人物,可由於年代過於久遠,古人也講不清他們的詳情,所謂墳所謂典究竟埋在哪座墳里也已經無從得知了。而八索九丘,鄭玄和孔安國,解釋類似,都是說意指八卦和九州之志。這樣看來,八索九丘相比於三墳五典,人們知道的還更確切一些,知道其內容。這是因為,八卦相傳創製於伏羲,但後來文王拘而演周易,對其進一步闡釋論述,後人也得以傳承。九丘是在說山川形勢,講的是實實在在的地理,只要人們還生存在九州之內,這一門學問也就不會失傳。

然而,這樣的解釋還是很抽象,對於古人來說墳典索丘都是自然而然的指代書籍,代表學問,而且還不是抽象的書籍統稱,而是有確切的內容和形式,即使不知道具體內容,也知道內容涉及什麼方面。這就要從墳典索丘字的本來意思來看了。

(一)墳

墳的寫法,古今變化都不大,土部始終都在,表明字來自於泥土。右邊雖然從賁變成了文,但其實賁和文在意義上並沒有變化,相反,這個墳字的簡化,無論表音表意都沒有損失。或者說墳本就是墳的異體,墳的另一種寫法。人們可能會想,賁字是勇士的意思,比如虎賁,而文無論怎麼說也沒有勇武的意思吧?其實,賁形容勇士,本就是引申的意思。大家知道,文是文字的意思,在古文中還可以表示紋所能表達的意思,也就是花紋圖案,再引申便是裝飾,修飾的意思。古人說「文過飾非」,這裡的文就是修飾乃至掩飾的意思。也就是說,在事物表面的施加作用的意義,成了文的核心。在具象的物表面的就是紋,在抽象的事的表面就是文。我們所謂的文字,就是在抽象的語言表面施加的符號。花紋之類的就是在木器青銅器陶瓷器表面施加的符號。

那把賁字拆開呢?一個卉,一個貝。也就是說,指的是花和貝殼,無數的考古發現證明,貝殼一直是重要的裝飾品,一度還作為貨幣。而至今人們的審美仍然可以證明,花卉也始終是重要的裝飾品,還在表達情感方面發揮作用。那麼,什麼樣的人可以接受鮮花和貝殼這樣貴重的裝飾品呢?一定是人中的佼佼者,是受人尊敬的傑出代表。而在上古時代,先民戰天鬥地的歷史進程中,那些疏導洪水的勇士,那些制服猛獸的健兒,才配得上鮮花和貝殼。這些人,才成了後來人們口中的虎賁。這使人不得不想起時至今日,新入伍的解放軍戰士,仍然會穿戴整齊的軍裝,扶正形似貝殼的軍徽,帶上大紅花,在父老的惜別中離開家鄉。如此說來,相比「好男不當兵」的所謂傳統,新中國帶著大紅花的軍人才算是繼承了上古的習慣,他們也就是傳說中的「虎賁」。

之所以要詳細把文和賁的意義講清楚,就是因為這是理解墳字意義的關鍵。大家知道,左邊的土字已經無可爭議了,右邊無論是賁還是文都是表示在事物表面施加作用,使之成文或者賁。那墳字的意義就清楚了,就是刻畫在土表面的符號,用具體的名詞來說,就是泥板書。泥板書不僅僅是兩河流域的專利,中華文明也同樣是生長於泥土的文明,最初畫土成文也是自然而然的,只不過限於氣候條件沒有乾燥的中東保存起來方便而已。再引申來看,既然土可以畫符號,那石頭當然也可以,在石頭上畫符號就成了碑刻,就是立在墳頭的那些東西。可《禮記》中對墳的解釋是大防,也就堤壩的意思,是不是我們之前的解釋不對呢?不,恰恰正說明了解釋有其合理性。墳是大防,是堤壩,是先民治水的產物。墳也是泥板書或者碑刻,也是先民治水的產物。先民建立大壩,剪除水患,無論在哪個年代都是豐功偉績,都需要用符號或者文字記錄下來。這些墳所指代的泥板書或者碑刻,就是為了記載墳所指代的大壩的相關事件,甚至還有可能記載了建造大壩的方法,如何取土石,如何驅使人力,如何聯絡各部落。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為甚至這些書的名字也就是《墳》。如此,三墳的意義也就清楚了,墳代表大壩和書籍的意義似乎從開始就是相互依託的。

(二)典

再說典,典至今仍被用作指代書籍的詞。典字的意義簡直就像畫出來一樣清晰,正如圖中所示,下方的兩個斜十字代指人的兩隻手,其實這個符號表示手在古文字中很常見,比如奉和輿。

而人手中所捧之物的不同,賦予了字不同的含義,典中人手所捧之物為冊。冊的古文就是將木條穿起,其實今天的冊依然是象形字,就是竹木條被絲線或者皮繩穿起的樣子。古人所說,兵書戰冊,其實冊本來就是書,或者說是書的一種。而典和冊相比於泥板書和石板書來說,便於攜帶和書寫,能夠更方便的傳遞和記錄信息。

而且,據《尚書》中載,周平定商以後,把商的頑民遷到洛邑,周公代王詔諭商民說「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冊。」也就是說,典冊在商周時代時就是極為重要的,有典有冊是文明的標誌,周公因而選擇跟商民講道理,以商革夏命解釋周代商的必然性。可見商人不僅有廣為人知的甲骨文,更應該有記錄歷代大事的典冊,也就是竹木簡,甲骨只不過是占卜之用。

而我們知道,假如周公真的這麼說,其實周公是在一邊以勝利者姿態平定不服者,也是以親近者的姿態勸誡商民。因為,五典乃五帝之典,所謂殷的先人有典有冊,上溯到五帝中,就是帝嚳,這個典就是帝嚳之典,冊就是帝嚳之冊。而周的先祖上溯到五帝,也是帝嚳,兩族分別以帝嚳的兒子棄和契為先組。這不僅是拿歷史上的事跟商民講合法性,也是暗示商民,大家都是帝嚳後人,用的都是帝嚳傳下來的典冊。現在,不過是棄的後人取代了契的後人。

典與冊的不同,也就體現在一個由雙手捧著,一個沒有雙手捧著。典相對來說更為重要,後來又引申出典禮等含義。當然冊,也有冊封冊書這樣莊重的含義。總之,典和冊是相關聯的,且典和冊的使用時間很久,從上古直到魏晉時期竹簡才推出歷史舞台,而此時華夏歷史上最為輝煌的秦漢帝國已經落幕。可以說,燦爛的秦漢帝國,就是典冊締造的,先代無數典冊塑造我們這個民族,直到今天對於無數紙質書中無法解決的問題,我們依然需要藉助出土的竹簡來辨偽求真。

可以說,今天的我們依然需要向墳中求典,自典中知墳,三墳五典依然要常常靜心品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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